事有凑巧，今年11月恰好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事先，党中央就作出决定：届时将?山碧云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邀请全国有关方面和各民主党派、爱国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孙中山先生的亲属等聚首北京参加盛大的纪念大会。时，王昆仑作为民革的代表与北京市的负责人参加了领导工作。在此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昆仑唯有开好这次纪念大会，方可对得起远在四十五年前主动商请他加入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为此，王昆仑前后三次来到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堂，向有关人士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市里的意见，并讲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和要求。经过王昆仑和有关同志的努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如期于11月12日在碧云寺召幵，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王昆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1961年3月12日他亲赴碧云寺谒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后，朱蕴山老奋步先登塔顶，他望之思绪万千，后得词一首；
碧云寺松
调寄临江仙
送殡当时松下路，
风吹松韵凄然。
三十六载胜艰难，长松增翠色，
含笑看人间。
同谒衣冠今又到，松阴健步争先。
“迎头赶上”再挥鞭。告松：人未老。
还共战霜寒！
但是，今年是一百周年大祭，王昆仑站在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前，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诗倩，他有的倒是如何向逝去的先生讲述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情！
笔者扼要地记述了王昆仑在**初期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一或许是更重要的一面还未向读者讲述，那就是他分居有年的爱人曹孟君同志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很快就要在文革的风暴之中向他道声：“再见！”
曹孟君自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是忘我地工作着。建国之后，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事业中去，终因工作过量，积劳成疾，于文化革命的前夕得了癌症。王昆仑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之后，猝然又想起了他们共同生活在国民党心脏中那些不平常的子，遂亲自赶到曹孟君的下榻处，诚请妻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共同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就在曹孟君动手术的那天，李宗仁自海外归来，曹孟君轻声地说：
“德邻是你的老朋友，你应当去欢迎他。”
王昆仑放下手中的请柬，微微地摇摇头：
“不，我要陪着你。”
就这样，王昆仑和曹孟君又恢复了谁也说不出——但都能品得出来的感情。不久，**爆发了，王昆仑与其是担心自己被揪出来，还不如说是害怕惊吓了日渐病危的曹孟君。9月9日的清晨，曹孟君被病魔折磨得很早就醒了，她望着日衰一日的王昆仑，有些怆然地说道：
“我们的党籍何时才能公开呢？”
王昆仑自然清楚曹孟君问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我死了之后能公布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吗？”王昆仑想了片刻，遂轻轻地叹了气，说道：
“不去想这些了，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党龄是从1933年算起的。”
王昆仑的话又引起了曹孟君的伤情之处，因为她的党海问题也没有如愿得以解决啊！
“孟君，不要想这些事了，今天我去民族宫礼堂出席朝鲜国庆招待会，可能回来晚一些，你要安心休养。”
是日上午，一辆大卡车飞速驶来，停在王昆仑的门前，纵身跳下十几名臂戴红袖章的青年，用力砸开王昆仑的大门，不容分说，横冲直撞地闯进院里，冲进了王昆仑的住室，强行把病危中的曹孟君等家人赶到一间屋里，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接着，“这些人就翻箱倒柜，把王老房里几个大书柜内的大批收藏的珍贵书籍，还有衣物翻扬得满屋满地，把所有房间和院落的东西翻了又翻。当时有一个文件拒锁得牢牢的，有几个青年人叫来曹孟君，强令她交出文件柜的钥匙”。曹孟君是党的高级干部，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要求。
是日下午，王昆仑驱车赶回自己的家里，“只见院内屋内拥挤着很多人，出出进进，书籍和衣物乱七八糟地弄了一地”。这时，迎面走来一个造反派头头，愣头愣脑地问道：
“你是王昆仑吗？赶快交出文件柜的钥匙！”
“这里边装的是中央发的机要文件，我没有权力把钥匙给你们！”王昆仑说罢遭到了围攻，最后，他沉毅地说，“这是中央文件，不是四旧，要交也只能交给中央统战部。”
就这样，王昆仑收好文件，双手抱着坐到车里，由几个红卫兵押送着，亲手交给了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的手里。王昆仑驱车回到家里，几个造反派七嘴八舌地问道：
“快交出你们家里的金银细软，还有存折！”
“金银细软没有，”转身取来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就这一个。”造反派一看存折上只有几百元存款，遂又气得围攻、批斗王昆仑，骂他不老实等等。对此，王昆仑沉吟不语，昂首天外，似乎在想着什么。如果他在此时此刻想起了当年火烧赵家楼，或围攻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情景真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王昆仑的家就这样被造反派抄个底朝天，但他依然故我地做着总理交给的接待好红卫兵的工作。
手术后的曹孟君同志经此惊吓，病情日渐加重，为了不影响王昆仑力所不及的工作负荷，再次住进了改名为反帝医院的原首都医院。这样一来，王昆仑白天接待似潮水般的红卫兵，晚上赶到医院陪伴来时不多的战友和妻子。面对这天下大乱的政局，二人相视无言，一任时光悄然地流逝。每每谈起他们的党龄从何年算起，他们就又喟然长叹……
越年一月，王昆仑正在市里坚持工作，突然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曹孟君同志报危！”王昆仑慌忙放下工作，驱车赶到医院，他望着弥留之中的曹孟君含泪叫着：
“孟君，我是昆仑，我来看你了……”
曹孟君终于又苏醒过来，无力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昆仑，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不要做革命的绊脚石……情况再艰难险恶，立场也不能动摇啊……”
就这样，曹孟君缓缓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告别了自己走过的六十四个风风雨雨的春秋，也结束了他和王昆仑志同道合却说不上终生相爱的夫妻生活。
1967年3月17日，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谢富治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了市直机关批斗大会，宣布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并把原市委和市人委的全体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闹革命”。从此，王昆仑被正式罢官，剥夺了工作的权力。是年秋天，王昆仑突然被扣上了“大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不时被挂上黑牌子游斗和批判。不知是谁听到王昆仑是共产党员的风声，天天追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这样一来，又可以给他戴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说句心里话，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他不能，因为他的党籍是保密的，因而他只好违愿地不说话，或摇摇头。
1968年初春的一天深夜，王昆仑被群众专政的房间的门被汀开了，走进四个公安人员，不容分说，就给他戴上了手铐，连推带搡地拖出屋门押上一辆吉普车，向着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驶去……
秦城监狱位于京郊，是专门关押、宙讯中高级政治犯人的。**中，这里变成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真正的共产党人及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仁人的地方。
王昆仑住在秦城一个单人牢房里。他一进牢门，如同其他的所谓犯人样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也由狱中编织的号码所取代：842号囚徒。多年之后，经狱中管理人员告知，外人方破译这囚徒代号的本意：68这两个数字，是在1968年逮捕的；4这个数字是案情的类别；2这个数字则是所谓罪犯的编号。不懂历史…更不懂所谓案情的管理人员一看王昆仑的囚徒编号即知：王昆仑是1968年关进秦城的第四类第二号政治罪犯。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是要强迫来人换衣服的：一是医院的住院处，再就是监狱。至于王昆仑初进秦城监狱穿得是什么样式的囚服，连王昆仑自己也记不清了。五年之后，他的爱女王金陵教授（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第一次探监后写下了这段文字：
他头戴黑色无檐帽，身穿黑色囚服，脚上却还是一双家人手做的“两块瓦”军棉鞋（要知探监的时间是9月啊！），脚底已穿，他用手纸垫着……这一切不是语言所能表现的。
随着所谓**向着纵深发展，王昆仑作为彭真时代的主管文化、卫生的副市长被罢官——乃至于被群众专政，住在市委党校的“牛棚”里，这是在所料中事。但是，文化革命已经到了〗968年，王昆仑乂突然被逮捕，并且送往秦城监狱审查，这其中一定有文章。可是，这文章是怎样被作成的呢？当时的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这也是王昆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后获悉事情乂是这样的简单：1968年春节过后，中央文革的所谓领导听取造反派汇报王昆仑专案进展的情况，中国当代女皇江青说了这句有史可查的话：“王昆仑，这我知道，他是隐藏很深的特务，很厉害的特务。”就这样，我们的专政机关既没有任何材料，也没有一个更不用说两个以上的旁证方可生效的证人，就不容分说，受着所谓忠于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红心的驱使就把一位国家四级干部逮捕法办，真是何等的荒唐啊！然而像王昆仑这样的荒唐事不仅是何其多，而且在我党的历史一乃至于国际共运中又屡屡发生这就不能不使时人和后人问个“为什么”了？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热烈而又虔诚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的原因了！
我们从江青诬陷王昆仑的语气中可知：江青真的是带着所谓阶级仇恨讲这句话的。用句俗人的话说：王昆仑在历史上和江青有什么过结吗？据笔者所知：抗战前夕，江青混迹上海演艺圈中，为了向上爬，早一天成为红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剧照亲笔签名，送给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供职的达官要人。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是有名的江南才子，不仅是立法院委员，而还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理所当然地成了江青攀附的重点要人。就在个公共社交场合，吋叫蓝苹的江青选张最为得意的剧照，亲笔签上：黄毛丫头蓝苹，双手恭敬地呈到厂王昆仑的手中。说句老实话，当年像这种事王昆仑见多了，因此见多不怪，很快就从记忆中淡忘了！只是到了山城重庆，偶然听说蓝苹到了延安，并嫁给了毛泽东主席。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一同时也是出于对他所敬重的毛泽东主席的尊重，从此再也不提这段往事。就说当年蓝苹送给他的那张亲笔签名的电影剧照吧，他也不再保存了！全国解放之后，尤其是在现代戏汇演的前后王昆仑曾和江青数度相见，他依然是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重，以主席夫人相待，可谓是执礼甚恭。再用句俗人的话说：王昆仑终认为没有什么对不住江青的地方，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会因此小事竟要置他于死地！
江青——乃至于中外的所有女皇式的人物，她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愿让了解她们底细的人与她们同处一个世界上！要么成为她手中的玩偶或成为她们向上爬假造历史的吹鼓手，要么就把这些老相识从同一个世界上消灭掉。而江青则是一位集大成者，使得一代艺术家惨遭迫害，不少和她有瓜葛的电影艺术家为此献出了生命。而王昆仑这样一个和她本无艺缘、更无政缘的政治家，也因此被投进了秦城监狱，真可谓是新艺林外史了！
王昆仑是一位严于律己的共产党人，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政治家。他对自己突然被捕想不通，但是当他想到相继被打倒的领导人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下场，似乎又觉得自己进秦城监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为此，他在坐共产党人的监狱的初期，十分严肃地审视了自己曲折的一生，对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并把这些0我解剖的文字整理成文章，上交给监狱的管理人员，算做一名共产党人对组织献出的一份忠诚。但是，出他所料的是，审查他的人完全把他当成了阶级敌人，甚至超越了对待敌人的办法，竟然使用起文明监狱所不准使用的手段，迫使他交待所谓的“袴务”问题，以及检举其他人的间题。对戴各此，王奇同志著文写道：
负责审理的是中央专案一组，市人委的“革命造反队”是配合专案组的外围群众组织。每次审讯，昆老坚不承认是听谓“特务”、“反革命”，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后来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脚不能行走，还要给他戴上背铐（俗称“苏秦背剑”，即一臂在上，一臂在下，从身后铐住，这是一种很难受的刑罚但昆老在“四人帮”的**威面前，不为所屈，心坚似铁，他曾对家人说：“我苦苦坚持三条：第一，决不自杀；第二，决不胡编瞎说；第三，打不倒的革命乐观主义。”
王昆仑面对铁窗，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他的被捕一定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背景——尽管他还不淸楚江青讲了他的坏话，一般的淸理自己的思想是从秦城监狱中走不出去的。当专案人员追查他“大特务”问题的时候，他凜然答说：
“我不是特务，我更不是麻藏很深的大特务。至于你们说的我堂妹王里的问题，远在三十年前董老和周总理就向党中央做了说明。说到和苏联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是知情的。”
结果，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又挨了一顿拳脚相加的奉打。但是，王昆仑强忍着皮肉之苦，为了铭志一一同时也为了向审查他的人示威他竟然对着铁窗口吟一诗：
心上人间
心上人间烂漫红，
小窗昂首望长空。
有夭明尜芗境，
怕经风雨不英雄。
敌我定须定界限，
忠诚常怕负工农。
革命许身终不二，
何须杂念置心中！
诚如前文所述，在王昆仑一生中最想不通的事情是党龄从何算起；一生最大的忠诚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因此，每当那些只会动辄打骂的审查员大声要他交待所谓“特务”问题的时候，他的心就像是被刀子扎了一样疼。一天，审查他的人终于亮出了手中的底牌：
“你想抵赖自己是特务这一历史事实吗？告诉你，我们敬爱的江靑同志对你早就下了结论：王昆仑，这我知道他，他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务，很厉害的特务广
王昆仑终于明白了：是当年那位主动向自己献媚的黄毛丫头欲置自己于死地。为此，他的心显得是那样的沉重——而这沉重倒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相反，他第一次为他献身的中国共产党而担心！因为像江青这样的人篡夺了党的最高权力，那可真的是要有千千万万的人要人头落地啊！这天，他没有说些什么，夜里又久久难以入睡，唯有心声——诗可以记述他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情。为此，他又驻步铁窗前边，望着满天的星斗低声吟着：
纵思为党
纵思为党竭忠诚，考验还须更远程。革命乐观坚不改，
是非教我永分明。
幽居不忘工农象，
梦里犹闻领导声。
为建中华存骨血，
要看石破与天惊。
时间是检验革命者意志的试金石。王昆仑自打关进秦城监狱之日始，他就坚信“要看石破与天惊”。但是，冬去春来，夏过秋至，季节轮回了一遍又一遍，“石”依然未破，“天”也没惊，有的只是审查人员更加严酷的体罚与逼供信。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和他一样失去名字的“黑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罚，有的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气得真想和这些暴徒大声理论！可是当他一想到年近七十的高龄，再一看那些被江青之流赞誉为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审查者的表情，只有把这满腹的愤怒化做诗——并借诗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了！
书愤轰雷烈火斗激昂，写到英雄字也香。
大学抗争齐奋臂，“黑人”流血痛肝肠。难寻画笔描形象，恨不拔枪护重伤。尚有余情爱红叶，秋深明艳向朝阳。
这时的王昆仑虽然满腹悲怆，真想觅得一支画笔，如实地描绘下狱中的一切形象；真想借得一支手枪，保护重伤累累的祖国、民族以及同狱的战友，但他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对未来祖国前程的向往，仍然是“尚有余情爱红叶，秋深明艳向朝阳”。但是，时光转瞬到了1972年的秋天——王昆仑已经年满七十高龄且又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四载了，在他看来，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都没有改观的迹象，因此，他唯有面对铁窗，微合怒眼，暗问着：“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突然，狱门打开了，一缕金秋艳阳光束射进阴森森的牢房中来。在他的意识中，准又是提审或写什么旁证材料，因而他依然故我地坐着一动不动，就说那微合的怒眼也没有睁一下。
“6842号，你的女儿来看你了王昆仑听后一怔，他转瞬一想，也可能是自己在白天陷入冥想之中所出现的幻觉，因而他又很快恢复了平静，继续面壁苦思。
“爸，我是金陵，来看你了！”
王昆仑一听那熟悉的——且又带着几分凄然的话音，暗自想：就是真的在梦中和相依为命几十秋的爱女团聚一次也好啊！他强迫自己睁开了双眼：啊！面前站着的果真是金陵……他颤抖着站起身来，十分生疏一却是万分激动地叫了一声“女儿……”遂和王金陵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这间牢房第一次出现了悲然相见的哭声……
王金陵是如何获准来秦城监狱探望久违的父亲呢？容笔者扼要地介绍一下：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获得解放。接着，不少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的亲属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有的解放了，有的保外就医，有的获准探望亲人的机会。这时，王金陵随中国人民大学去干校劳动改造，请假回到北京，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去秦城监狱探望父亲。很快，总理做了批复，准王金陵的请求。一周后，王金陵去秦城监狱看望父亲。
王昆仑自打和第一任夫人范映霞离异之后，一直和王金陵相依为命，演出新时代的打渔杀家。因此，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因父女相见而动情：或许是铁窗之火炼得这位七十老人谙于事故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并有意地劝说女儿不要伤情、落泪，要和父亲多说会儿话。这时的王金陵也多次经风雨、见世面，很快也恢复了理智。她真想获知父亲这四年来是怎样过来的一切佾况，但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又不敢问一个字。
“女儿，爸爸在这里写了不少诗，我念你记，回去帮爸爸抄写清楚。”
王金陵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然懂得“诗言志”这句名言。因此，她非常高兴地说：
“好，好！我从小就爱听爸爸念诗，你一句一句地念，我一定能记下来。”
就这样，王金陵用心记下了上述三首《七律》。
这次父女相见或许是来得太突然了，也或许是太出王昆仑的意料了，他这位坐铁牢四年的囚徒竟然彻夜失眠。他作为政治家，虽然并不淸楚女儿探监是周总理亲批的内幕，但他会很自然地想到：他出狱的时间指日可待了！因此，他又把这激动的心情化做了一首词：
咏孤单
——调寄采喿子
昔人常说孤单苦，
我似孤单，并不孤单。踊跃人群海样宽。
兴邦灭敌终须共，
多少艰难，不怕艰难！
风卷红旗过大关。
不久，我国政治形势又发生了逆转，“四人帮”为篡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假借批林、批孔，外加反走后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所谓的当代“周公”、“大懦”周总理。监外有风，狱中就有动静，提审王昆仑的人员也与“四人帮”相配合，妄图从王昆仑的口中得到攻击周总理的子弹：
“6842号，我们不能不向你传达，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最近指示：那时（指1963年）在北京刮起一股黑风，什么找大观园啦，什么查生卒年代啦……这分明是蓄意破坏京剧革命！我们想你听后总该明白了吧？快揭发这股黑风的风口吧”
王昆仑听后惊呆了！因为他淸淸楚楚地知道：江青是在要他揭发周总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愤怒地说罢“我不知道”之后，任其审查者拳打脚踢，他再也不说句话。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独自回忆他和周总理、邓大姐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之后，他又禁不住地暗自祝福：
“总理，你知道吗？昆仑在狱中遥祝你健康、平安啊！……”周总理虽然也身处逆境，白天躲明枪，夜时防暗箭，但他依然设法保护像王昆仑这样的老干部，希望他们尽快地获得解放，把所剩不多的聪明和才智贡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再尽最后的一份力量！周总理是很懂得斗争策略的，他为了保王昆仑，在王昆仑的表弟顾毓泉及其夫人自美国回国访问的时候，周总理特请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陪同接见，深情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可考的话：
“昆仑在受审查，我弟弟也在受审查。昆仑和我们共事四十年，我要亲自为他写个材料。我实在是太忙。”
周总理的这次接见登在了报上。与此同时，王金陵通过来自美国的表叔和经普椿同志两个渠道，分别获悉了上述周总理的讲话内容。在她探望父亲的时候，用那张报纸包了食物交给了王昆仑。分手前，王金陵特意指了指报纸，用寓意双关的话说：
“保重，我会来看你的，时间也会过得很快的。”
这句话给王昆仑的印象是：快了，他的问题离解决快了。尤其当他看了周总理接见在美国的表弟的消息之后，他更坚信一切都快了。为此，他又吟了一肖词《天明》：
天明人醒，一夜风急浪涌。
刹时间风消云散，景象依然。
我依幽居病榻，
独自熬煎。
古人说：“望乌头马角终相救！”
待何年？
不然！
我们有英雄战友激昂慷慨。
军民万千，恐后争先。
还有那，
巴黎公社革命粉墙，
红斑斑，
追想几遍。
工人诗人鲍狄埃，
雄壮诗歌，
口念几篇。
都叫人心雄骨硬，气壮如山。
看眼前狼嚎狗叫，
终有个，
地覆天翻！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幻，王昆仑在狱中过着忽而高兴、忽而忧伤的生活。自然偶有所悟，也免不了再吟诗抒怀。这些极有纪念意义的诗草，全部收在他的文集中。关于他出狱前的情况，王金陵同志作了如下的记述：
1973年在热望中过去了，1974年又在企盼中过去了。虽然我父亲因总理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得以转到秘密医院，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但他门外依然有看守不时地从小孔里窥视的眼睛。虽然我们得到总理的同意可以每周去探望他，但看守可以借口安排不开而改动，而且探视时我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这里毕竟是治疗囚犯的监狱，我父亲依旧不是王昆仑，那个在白色恐怖下，在国民党党部里加入共产党的王昆仑，依旧不是那个被总理称赞曾为党立了大功劳的王昆仑，而依旧是6842号囚犯！
但我父亲巳面临身心崩溃的危险，他的血压已陴到70、50，是看守推着轮椅来的，他已拒绝治疗，并且把给他的药偷偷吐出来：一颗要我当面吞下看有何反映，一颗要我带回去找人化验。他认为北地的人是特务，否则怎么能把他关起来呢。
我们很着急，只好连连上书毛主席、周总理要求批准我父亲保外就医。1975年3月，我得到邓妈妈（即邓颖超同志）处的消息：巳批交华国锋、纪登奎处。3月24日晚，“中央专案组”来人通知我去接他。我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不同意当晚去，因为他没有家，而且今天太晚，他不会同意出来的。那些人说对中央的命令要雷厉风行，传达执行不过夜。”我和女儿和平就跟他们去走一趟吧。
到了医院，他们去了，不一会就下楼来了，对我说：“他果然不肯出来，还是你们去劝一劝。”我说：“可是可以，不过他肯定还是不会下来。”我上楼去了，看见父亲干脆躺在**。看守在劝他：“这是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你都不信？”我父亲说：“你们把指示给我看，否则谁说都不行！”
我父亲是第二天才出来的，在三姑父家打电话给邓妈妈。
但是，当王昆仑在电话中听到邓大姐的话声以后，“不禁涕泪满衣裳”。他无法表达此时此景的心情，当即挥毫写下了这首《接邓颖超同志电话有感》的诗：
飞电传佳讯，初闻涕满巾。
七年常离索，此日得相亲。
保重加餐饭，含饴且弄孙。
休惊流光逝，窖看晚晴新！
王昆仑完全沉浸在天伦之乐中！但是，当他获知这七年以来的政情和国情变化之后，内心又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烦恼……
王昆仑在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的关怀下从狱中走出，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治疗，一住就是一年。在住院期间，他逐渐地知道了狱中七年所不知道的国情和政坛的变化，他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喟叹晞嘘！
1975年，全国又突然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王昆仑已经淸醒地知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是对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的。建国前，王昆仑和邓小平同志只是神交，从未谋面；建国后，他曾数度聆听过邓总书记的报告，对邓的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是很佩服的。当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之后，他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他作为政治家，环视当今中国政坛唯邓马首是睹。换言之，扭转乾坤者非邓莫属。时下，江青之流又想把邓再次打倒，他内心的隐痛是可想而知的！
王昆仑对中国的命运——乃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充满着希望，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周总理。但是，不久，他又获悉他的老领导，一并把他从狱中送到医院的周总理得了重病，那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他真的不敢相信中国一旦没有周总理，神州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就是在他优心度日的时候，突然由广播中听到董必武同志仙逝的消息，他惊得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接着，他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放声地哭了！他在哭声中不仅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董老对他的信任和爱护，更想起了在三年困难的时候，董老亲笔惠赠书法单条：“民主革命分新旧，实境吾人亲历之，阶级立场如站稳，纷纭现象莫能欺。”他边哭边低吟着董老的诗句，猛然之间，这无限的悲哀化做了一首诗，他当即挥泪写下：
哭董必武老
一九七五年四月
殷勤领导忆当年，
忽此惊闻泪不干。
革命未忘策东北，
兴邦今喜贺西南。
安危常念阶级教，
奸丑难逃覆灭关。
盛德高龄襄大业，
长留哀思在人间。
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75年9月5日下午，病重的周总理看了“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他看后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因为他曾和蒋介石共事有年，相互打交道则更是数不胜数；他和蒋经国相识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就说蒋经国能从苏联回国，也是他代表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打交道的结果……时下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可以顺利继承大统，由谁来做蒋经国和其他在台湾的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呢？他思去想来，大陆活着的——且在台湾又有影响的政治家，就剩下王昆仑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同志了！周总理那只发抖的手吃力地拿起似千斤重的铅笔，笔画弯曲地写下了生平最后一次批示：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托、托、托！
罗青长同志看后哭了；
熊向晖同志看后哭了；
其他看过这个批示的所有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哭了。
9月8口，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王昆仑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往政协礼堂。他换好衣服，怀着异样的心情驱车来到政协礼堂，在人的搀扶下走进第一会议室，早已等候在此的罗青长同志迎上来，把他扶坐在沙发中。不时，屈武同志也到了，王昆仑和屈武这两位共同战斗在国民党心脏中的战友——而今乂经历了林彪和“四人帮”长时期的监禁——且都又过了七十的老人突然相见，一时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们唯有无声地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首先，罗青长同志向王昆仑和屈武同志出示了周总理的枇示原件。二位老人看着这简短的批示真是无限感慨在心头啊！但是当二位老人由总理批示的笔迹想到他们共同的老上级周总理的病情——又由总理的病情想到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们的心颤抖了，他们的全身也颤抖了……最后，王昆仑在蒋介石的**威下不为所动，在“四人帮”的监狱中也不曾伤心的双眼，终于禁不住地淌下了纵横的老泪……
王昆仑和屈武同志深知这三个“托”字的分量，当即和罗青长、熊向晖、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等同志座谈，落实总理这最后一个批示。对于这三个“托”字的意义，熊向晖同志曾撰文写道：
祖国统一是海峽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不仅是总理“托”给罗青长同苏的，也不仅仅“托”给大陆有关部门和大陆同胞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对此，王昆仑则更是身体力行，为完成总理的这三个“托”字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乃后话，略。
越年——1976年1月8日，寒风瑟瑟，浸透人的肌骨，全国人民最不希望出现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敬爱的周总理艰难地走完了七十八个春秋，带着无限的眷念和无限个“托”，和他热爱的人民——也是最热爱他的人民告辞了！神州大地在哭泣，10亿人民在哭泣……而住在医院中的王昆仑的悲痛岂止是用哭泣二字所能取代的啊！他忽而脑中出现了真空，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忽而乂回到了逝去的年代，想起了和周总理、邓大姐交往的情况……当他想到自己在秦城监狱的往事以及周总理、邓大姐的关怀，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了，老泪冲开了闸门……但是，当他再想起总理对他和屈武同志作的三个“托”字的批示，又人为地关上了这情感的闸门，想以带病之身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当他再一听叫得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广播，再一想自己仍无政治结论的身份，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同时也为了寄托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无比担心，遂情不由己地低声吟颂了一首诗：
悼念周恩来总理
骤闻总理逝世，哀痛之深，言难尽意，成诗一首，永志悼念之微忱。
心上音容永不磨，
沉哀难忍泪滂沱。
长期领导恩情重，
半世遵循战斗多。
盖世勋名光马列，
临终遗爱洒江河。
八方悲痛空前古，
力量无穷化凯歌。
一年一度的淸明节就要到了，王昆仑听家人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借悼念总理反抗“四人帮”的战场：雪白雪白的纸花，一个比一个精美的花圈，一首比一首更为悲壮的诗篇……再加上成千上万怒发冲冠的各界人民，真可谓是亘古未有的感人的场面！王昆仑不知为什么，他猝然之间想起了当年“五四运动”的悲壮场面，也或许是想起了这悲壮的一幕，他默默地站起身来，对女儿王金陵说道：
“带我去天安门广场！”
王昆仑的要求给家人出了一道难题不让去吧，不行；让去吧，他仍未正式宣布解放——更何况当时有明确指示：革命干部不准到天安门广场，否则以党籍论处！经协商：王昆仑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体验一下气筑就回家。王昆仑虽然没有投身到人群中去，但他的确被这浩大的场面感动了！当他和当年“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相比较的时候，他得出了结论：
“民心不可辱！“四人帮”的日子长不了啦。”
可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有时还要走一段回头路。史称“四五事件”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的活动的结果却是：愤怒的人群被驱散了，成千上万的花圈被抬走了，人民的广场变成了武装人员执勤的地方……而邓小平同志终于被“四人帮”拉下了马，全国几乎陷入了“四人帮”的白色恐怖之中！对此，王昆仑唯有质问苍天：“这是为什么啊！……”
接着，朱德委员长仙逝了，又引起了王昆仑悲恸；不久，唐山发生了死伤数十万人的大地震，当他以年迈之躯出入防震棚的时候，竟然也得不黯然自问：“这难道是天意？今年还会有什么大的劫难发生吗？……”遂作《悼念朱德总司令》七言律诗一首，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9月9日，我国政坛也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地震毛泽东主席驾鹤而去了！在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哀并担心未来国家命运的时候，王昆仑也想起了当年在山城重庆与毛泽东主席彻夜借谈《红楼梦》纵论国家大事的情景，自然也会想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借说《红楼梦人物论》保他过关的事情……他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伤痛，更为谁来承继他留下的这份遗产而担心！
否极泰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北京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身受“四人帮”之害的王昆仑则更是沉浸在欢乐之中！
然而灾难深重的人民是不能长久地沉浸在这种欢庆之中的，因为谁都知道重建一个原本好端端的祖国是何等的艰难！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很快平静下来，除思索积重难返的国事之夕卜，他很自然地又想起了周总理临终前的三个“托”字。但是，当他一想到如何以年迈之躯去践行这三个“托”的时候，他就又想到自的政治身份还未定性。因此，他决定上诉，要求复查自己的政治结论。
王昆仑为什么要提出复查自己的政治结论呢？这是因为在总理的关照下他由监狱移到医院不久，“四人帮”时代的党组织曾给他做过一次政治结论，原件已经不知存在何处，但从王昆仑自己写的《我对审查结论的几点说明》中尚可看出：
我感谢党中央的教育、爱护，给我做出审查结论，并允许我有所说明。现在谨提出下列各点：
1我个人成份不是政客。我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浙江第一中学、北京河学校等处的教员，以后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群众运动。自1933年后，我实际上从事抗日救亡，争取民主逬步的工作。因此我本人成份仍应是自由职巫的教员。
2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发动等罪行。当时，我由福建去苏北，途经上海探亲，陈群拉我和别人一道去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市党部，为时不到一天。以后，我离开上海，对于他们给我的那些空头名义，如“指导员”、“清党委员”等，因当时就未在意，久已忘去，并非故意隐瞒。
3我参加国民党的时间是1922年。当时我是在孙中山先生当面劝导下参加的。“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于是我找到党的领导，于1933年经王世英、卢涛同志吸收我入党。以后，党的组织关系虽曾中断，我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反蒋、民主、逬步的工作，直到解放。这一点希望在结论中有适当的反映。
我们从王昆仑对审查结论的几点说明中，不仅可以看出那时的组织所做结论是何等的错误而且也可以看出王昆仑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但是，由于他重新入党是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未敢提出党龄应从1933年算起的要求。而今“四人帮”垮台了，他认为应该向党组织提出这一正当要求。遂在请求复查的报告中重笔写了这一点
但是，那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极力倡导两个“凡是”，自然王昆仑的这一请求不可能得到解决。另外，当时一般主管组织的同志对历史并不了解，加之他解放前从事的是搜集情报和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般同志是接触不到这种机密性很高的档案，故他的复查结论迟迟批复不下来。
王昆仑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政治结论的时候，他特别思念通县张家湾的人民，为此，他不顾身体有病，坚持去看望久违的第二故乡以及那些纯朴的社员。对此，他的秘书作了如下记述：
他的车刚刚逬村，顿时村头村里和这重镇热闹的大銜上，到处洋溢着社员们亲切地呼唤声“王大爷！王大爷！您好……”王老不顾自己行走艰难，兴奋地在社员群众前呼后拥地扶持下，看了村边地头庄稼的生长，关心地询问了生产情况，还问大家眼下正在忙什么……当他获悉农村形势非常好，发展了多种经济……粮食丰产有了余粮，一些社员也盖上了新房，大家生活都有了提高……王老听后真是高兴。他更兴奋地是要求去看看过去曾住过的老房东……到了过午，王老就要回城了，社员们依依不舍，大家要送一些家乡的特产请王老带上尝尝。王老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想尝尝家乡的贴饼子，巳经好久没有吃过了。”他从王二嬡家要了一个香甜的玉米贴饼子。走时，有的社员还枪耆把自己生产的一些红薯放进车里，让互老带回去尝尝。
王昆仑感到第二故乡的春夫是那样的美好，和他所熟悉的官场生活相较，似乎真的懂得了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自得其乐的真谛一他看到了永远不会遗弃自己的是大地和人民！但是，王昆仑毕竟是职业政治家，他所想的和要做的早已远离陶渊明的时代和境界，很快又在问自己的复查结论为什么还不下来？
不久，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被推倒了，北京市委终于对王昆仑做出了如下复查结论：
关于王昆仑同志的复査结论
王昆仑，男，1902年生，江苏省无锡人。原任北京市副长、民革中央常委。现任届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爵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中，王昆仑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人的诬陷和迫害，子1968玍2月被拘捕审查，1975年3月27日释放。
经复查，王昆仑同志于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随军北浅，任东路军政治部秘书。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担任过“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王昆仑同志于]932年同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后，在党的直接及间接领导下，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是有贡献的。王昆仑同志于1949年初逬入解放区，1950年被枇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挠破坏下，对王昆仑同志进行了极不正常的审查，并在监狱关押七年之久，纯属政治迫害。对此，市委决定：擻销1975年5月23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玉昆仑同志所作的结论，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王昆仑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中共北京市委
1979年12月10日
这时的王昆仑早已走上了：作岗位，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当他看完这份复查结论之后认为回到了建国初期的政治结论，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入党时间——虽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1950年，也并非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他又向党组织写下了如下这份报告；
市委组织部：
关于我的复查结论，我基本上同意。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推倒了一切强加于我的诬蔑不实之词
我要声明的是：我曾在1933年，在王世英司志领导下，经卢涛同志介绍，在南京参加了中共产党，为地下党党员。关于这段历史，我将于最近写出正式材料，请转中央组织部审批。
此外，在复查结论中，没有提到有关材料的处理问题，也请干便中告知本人为感。此致敬礼！
王昆仑在为自己政治生命奔波的同时乂不顾年迈多病，全身心地投入到拨乱反正的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