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昆仑创作新诗，远非始于大跃进年代。早在他就读北京大学的时候，他亲身经历了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等人提倡新文化运动，也读到了这些文化先驱者创作的新诗。不久，郭沫若以《女神》轰动诗坛，开一代诗歌创作之先河。王昆仑不仅被诗人那澎湃如海的情潮所震慑，而且也使他看到了新诗的生命力，并促使他挥笔学写新诗。他自认为成功的新诗之作写于1944年，是一首《祝酒词贺茂荪、枫妹结婚十周年》。这首新诗从风格到分节，使人容易想起他的恩师李大钊写的那首《欢迎陈独秀出狱》。请看这首诗的第一节：
当你们同居开始，
我曾这样地向你们致词：
“这是一种美丽的企图，
一条走老了的历史的路。
几人从这梦境中沉寂，
几人从它的鼓舞中崛起。
可惊的十年岁巧从身边飞逝，
你们还保留着那一张唤起万千回忆水溃了的旧纸。
昆仑受着富国之梦的鼓舞，在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的时代氛围中，王昆仑这位诗人必然会唤发出新诗创作的**。他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难忘的岁月》之后，禁不住地写下了一首题为《难忘的岁月》的自由诗。在诗的结尾处以真诚的信仰为基调高声唱道：
党，生死难忘！
没有你，谁给人力量？
离开你，谁能战胜那黑夜迷茫？
“有了党的信任，还需要什么？”
在死的面！，
无户阶级的战士是这么慷慨、坚强！
今天，
沐浴着毛泽东时代幸福的阳光……
觉的优秀儿女们啊，
你们不是要人对邻过去的岁月难忘，
你们是要我们永远记住那光辉的傍样，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王昆仑在这期间创作的新诗代表作当属《歌唱东西长安街》。说到这首新诗的成因及其影响，朱学范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1959年9月28|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同志致词。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代表务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商联，向毛主席致词。我与王昆仑座位相近，他对此会深有感触，连夜写了《歌唱东西长安街》的长诗一首，共五段（二百余行）歌颂“十年伟绩成飞跃人民干劲飞冲霄，来宏规谁能料？”……“长安街，街长安，人民大道光辉灿烂，幸福绵延万万年！”……
王昆仑对于诗作追求的成畋得失笔者不论，但从社会效果而言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加之他的地位非同一般的诗人，在诗歌界尤其是中层的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总理日理厅机，真可谓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他依然右注着王昆仑的诗歌创作，并亲向王索取诗作，谦称学习。王昆仑听后虽无诚惶诚恐之感，怛他的确为周总理这种友谊式的关怀而不安。他整理好自认为尚可的诗草之后，又觉得很有必要向周总理说说自己写诗一一以及对诗歌创怍的意见，几经斟酌，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这封信：
总理：
承您关心我的诗作，现在遵嘱送上。我的诗词质量不高，特别是对于旧体诗词的局限性常感到矛盾，对它的前途认识不清，信心不足。渴盼您能给以指示与批评，使我能知道今后的方向。此致敬礼！
王昆仑七月十二日
王昆仑给周总理这封信虽然写得不长，但笔者认为他真诚地道出了自己进行诗歌创作中的甘苦并对自己的诗词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出他和周总理情笃手足的友谊。
王昆仑在进行诗歌追求的同时，还关注着文史哲经教诸方面的争鸣，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给予科学的评价，写下了一篇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举例说：以翦伯赞先生为首的史学家，倡议给曹操恢复名誉；郭老有感而发，写了话剧《蔡文姬》。这样一来，随着史学界的争鸣，在社会上形成了股为曹操翻案风。王昆仑认为“讨论是要展开来的。过去长期以来对曹操基本一致的认识开始分歧了。分歧正是高一级的新统一的过程。这种讨论无疑地对重新认识历史真实和研究戏剧处理也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他历经深思熟虑，写了长篇论文《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鲜明地指出：“人们对曹操的认识在过去各历史阶段中也是经过变化的。”由于受着阶级的局限，“不容易更全面理解历史真实和公平地分析历史人物”。而今天“我们有可能站在我们新时代的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根据历史的真实重新给曹操以正确的评价。同时，也必须客观分析多少年来人民爱憎的情感，对舞台上的曹操就要承认他是一个多年来人民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典型。理解到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可以一致，也可以不完全一致”。他的结论是：“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他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是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等人所能比拟的。”进而指出舞台上的大白脸曹操应“提出能不能斟酌！别对待的问题。客观趋势是要求艺术处理逐渐改变的。可是，如果目前曹操自己走来看京戏，那就还是会不愉怏地看见张大白脸”。这样，就对当时这场争鸣廓清了历史和艺术两种不真实的界限，不仅为这场争论划了一个句号，而且对历史剧的创作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当王昆仑努力参预文学艺术的争鸣之际，他突然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要他率中国潮剧团赴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欣然从命，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出国访问的作上来了！
潮油地区是我国有名的侨乡。据说全世界的华侨有近三分之一的是来自潮汕，而东南亚地区一尤其是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的华侨所占比例就更高。因此，潮州同乡会在各国重要城市比比皆是。而唐城或唐人街的建筑以及饮食、文化等也完整地保存着故乡的风貌。逢年过节一乃至于公司开业，都要舞龙耍狮，大唱潮州戏。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周总理决定派潮剧团赴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
就其常理而言，潮剧作为文化使者出国访问自应由文化部或广东省派出团长率团出国，周总理为什么要指定王昆仑率闭赴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呢？我以为一，王昆仑虽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曾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在中外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由他率团出访，不仅能提高代表团的规格，而且也利于对华侨做工作；另外，细心的周总理依然记得王昆仑远在三十四年前曾在潮州分校任过政治教官，二人在私下谈话中都不止一次地说过喜爱潮剧。而今，由王昆仑率潮剧团出访柬埔寨，也可了却积心有年的潮剧情结王昆仑率潮剧出访柬埔寨五国，不仅完成了周总理付托的外交使命，而且和潮剧团全体演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多年之后，他们还著文怀念王昆仑这次柬埔寨之行。另外，王昆仑在出访柬埔寨的过程中，受到了王国人民以及华侨的热烈欢迎，同时异国它乡的佛教文化也令他赞叹不巳！他作为诗人不可无诗，遂写下了长诗《三娘怨》以及《别磅针调寄满江红》、《观吴哥石窟调寄沁园春》等。这些诗词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而且也看出了他深厚的诗词功底。请看《别磅针调寄满江红》：
告别湄江，尚澎湃，萦心波浪。
应恰似主客交亲，热情奔放。
远客初陪“难忘舞”。
潮歌喜为邻邦唱。
感名城，六次款亲人，真难忘！
五娘怨，同向往；渔女忿，增激壮；
保山河，更爱杨门双将。
挥汗岂辞工力重？
凝神不觉心花放。
祝千秋艺花共繁昌，相依仗！
乇昆仑在完成出访柬埔寨王国的任务冋到北京之后，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召开三千人大会，并提出了“白天开会，晚上出气”，群策群力克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困难。因此，虽说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人民承受着饿肚子的严酷考验，但政治空气却相对地宽松了许多。另外，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提出学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海瑞精神”，学术气氛也相对地活跃了许多。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吴晗同志的京剧《海瑞罢官》、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以及因讨论鬼戏《李慧娘》提出的“有鬼无害论”等都在京城的舞台和文坛上出现。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是什么态度呢？由于这些编剧和作者多为同级的北京市的负责人，他既没有写文章推波助澜，也没有明确表态反对。其原因是简单的，他很快受命组织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的活动了！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上海越剧团赴朝访问载誉归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上海越剧团的王文娟、徐玉兰等同志，王昆仑应邀坐陪。期间，周总理对上海越剧团的演员们说：
“我从各种消息获悉，你们在朝鲜演出《红楼梦》获得很大的成功，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知名的红学专家王昆仑同志。”
接着，周总理告诉王昆仑：上海越剧团新编的这出《红楼梦》准备拍成电影。为了加深演员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希望王昆仑给演员们讲一讲《红楼梦》。王昆仑听后，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感到很惶恐，因为我虽然比演员同志们早读几年《红楼梦》，然而我的观点未必全然正确，有一些肯定是错误的。”因此，他当时谦辞不讲。诚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但总理再三坚持，我只得尽力而为—。”王昆仑讲罢对《红楼梦》的一家之言后，又告诉演员：
据传说北京的恭王府就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遗址。为了拍好新编越剧电影《红楼梦》，不妨可以去参观一下。对此，周总理也很有兴趣，当场说道：
“昆仑同志的意见很好，安排一下我好陪着你们一起去参观大观园的遗址恭王府。”
过了几天，王昆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要他立即赶到恭王府旧址去。王昆仑放下电话，驱车赶到恭王府，“总理已经到了，陪同总理去的还有上海越剧团的王文娟、徐玉兰等同志”。关于这次参观大观园，王昆仑作了详细的记录，为保存史料，现原文录下以代替拙笔：
此时的恭互府自然已经不是满族王公的府邸了。早在解放前巳成为辅仁大学女校，六一年时中国音乐学院（王记忆错了，一九六三年总理批准成立中国音乐学院，这时为北京艺术学院校址）开设在恭王府第。虽然经过多次翻修与增建，但基本上还保持了清朝王府的典型规模。曹雪芹既然把他的主要人物写成是王公贵族，而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在府邸里，那么他当然是集中描绘了所有王府的典型特点，因此人们自然会觉得当你走进恭王府旧址的兽头大门时，仿佛在跟着林黛玉那乘小轿进了荣国府的正门，自然会觉得正厅旁的一座富丽堂皇的院落，也许就是当年贾母的住所，更何况府旁有一座小小的庵堂，五进院落的后面有着一排高楼，仿佛真是王凤姐扶梯取物的库房呢，而府内的花园有假山有池塘，宛如当年的大观园一样。
总理自然不会认为这是真正的荣国府，也决不会认定这花园里当年真有黛玉、探春的足迹。总理邀请演员们来，只不过是为了使她们取得一些间接的感性认识，只不过是加深演员们对典型环境的真实感而已。所以当总理问我：你看，这是大观园的原型吗？当我回答：自然不会是真的，然而，曹雪芹肯定是集中了许多三府的特点而写出的大观园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总理笑着说：对呀，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可能认定一个地方来描写的。不过，我们不妨借此来加深一下对《红楼梦》的理解。当总理走进一所拥有几丛翠竹的小院里，他对扮演林黛玉的演员王文娟说：“我们不妨就把它当作是林黛玉当年居住的潇湘馆吧！”绕过小院，发现一塘池水，总理又笑着说“瞧，这也许是当年林黛玉和史湘云月变联诗：横塘渡鸫影冷弓葬诗魂的小塘吧！”
这时，某机关宿舍的许多孩子，知道总理来了，部一拥而上，跟着总理，围着总理。总理笑吟吟地看看他们，掉过脸来对我说：“曹雪芹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作家，就把这个地方改成曹雪芹纪念馆吧，由你们北京节来筹建，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很好，但这里住着三个部门，有中国音乐学院（实为北京艺术学院），有某机关宿舍，还有一个教会的机构，要让他们统统迁出，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向总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理说：可以协商一下嘛，随即向陪同总理参观的某机关办公厅的负责人说：你看呢？那位同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总理高兴地笑了。
也就是在这次参观恭王府旧址的过程中，周总理严肃地对王昆仑说：“某国为了抢旗帜，扩大他们的影响，要把曹雪芹定为世界名人来大肆纪念。”接着，总理又指示，“曹雪芹是我国的伟大作家，《红楼梦》是不朽的作品，我们应当好好地纪念他。应当搞一个展览，应当弄淸他的生卒年代，应当举行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最后，周总理又说道：
“这些工作由你们北京市负责筹办，因为曹雪芹是你们北京的作家嘛！另外，我还点将，由你来做纪念曹雪芹的报告。”
周总理为什么要把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交给王昆仑同志负责呢？除去周总理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还以为有以下的原因：
王昆仑是我国比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评论《红楼梦》的红学专家。诚如前面所述：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给红学界带来新的空气，而且也得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论战，毛泽东同志为此作了长篇指示，第一次公然支持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也借题批评了制小人物、盲目推崇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作风。在这次一边倒的大论战中，王昆仑并未就事论事地指责一方或赞成一方，而是从学术的视角有理、有据地写了一篇颇有分量的红学论文《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再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剖析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里，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于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同时，他还认为“曹雪芹所创作的人物是有着各种类型的。他基本上划分了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界限，表现出那些人物所从属的阶级性格。……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于过去红学中的索隐派等的批评，也不是采用学阀式的老爷态度，而是以商讨的气指出：“作品当然和作者的生活、思想是不可分的。为了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作品，以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方法研究作者的生活历史、时代背景，以及考订版本、搜集整理一切有关材料等等工作，都是必要的……如果刻意追求作者生活中的某些琐事，或者就书中宝玉和秦可卿暧昧关系之类的问题进行烦琐无益的考证，那也只能引导读者钻牛角尖。”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的这篇红学论文所起的社会效果是好的。
另外，周总理是比较喜欢王昆仑的文风的。同时，他也知道王昆仑的红学观点虽不为俞平伯等红学专家完全认同，但王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却为他们所欢迎。再者，周总理也清醒地知道：王昆仑的红学观点是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的，就说是毛主席所支持的小人物李希凡也受了王的红学影响。对此，李希凡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我在解放前就读了王昆仑同志的《红楼梦人物论》……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读懂王昆老的这部著作，因为第一，我当时只读过一遍《红楼梦》，按毛主席的要求，不读三遍是读不懂的。其次，我是在沦陷区长大的，对王昆老借古喻今，批判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腐败，一无所知。但是，《红楼梦人物论》，却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本分析评价《红楼梦》的书，那时还并不知胡适和俞平伯先生也研究《红楼梦》，也不晓得历来研究《红楼梦》的都是考证多于对小说的分析。而我当时读书虽然朦朦胧胧，却很喜欢王昆老的流畅的文笔，文章都不长，却给人很丰富的哲理启示，特别是他对《红楼梦》人物性格形象的解剖和分析，可以说那是我以后再读《红楼梦》的启蒙。
李希凡同志一举成名之后，还说过这样的话：“真正启示我认识《红楼梦》文学价值的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不是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而是《红楼梦人物论》……五昆老的《红楼梦人物论》，给了我思想启蒙，却是事实……就是在前几年，我写《红楼艺境探微》时还是参考了《红楼梦人物论》的很多见解。”“《红楼梦人物论》确实富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但那声情激越的文字，却又是出自具有深刻观察分析的大手笔，至今仍被红学界奉为泰斗文章。”
也就是在王昆仑写了《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不久，毛主席再次讲到了关于《红楼梦》学术研究的问题。毛在讲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后，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如今又有新“红学”家，像王昆仑、何其芳、周汝昌等人（大意）。对此，周总理也是知道的。
综上述，王昆仑以其政治身份、学术地位领衔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是孚红学诸派的众望的。因此，周总理点王昆仑的将也是知人善任的。
对此，王昆仑是心领神会的。用他后来的话说：“我认为这是总理对我最大的鞭策。”因此，他欣然承诺由北京市牵头，隆重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但是，对于周总理点将要他做纪念曹雪芹的主报告一事，他“确实感到自己水平太低，力不从心，因此推荐了何其芳同志并诚恳地说道：
“其芳同志比我合适，我可以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工作。”何其芳是四川万县人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恰奸比王昆仑晚了十年。他们二人虽然都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怛他们的兴趣却是文学，而步入文坛的作品乂都是诗歌。后来，何其芳到了延安，出任文学系主任，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文学创作中的现象和规律，并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认同。后来，何其芳受命到了山城重庆，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这时，王昆仑恰在动笔写《红褛梦人物论》，他们这对同属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才得以相识。建国之后，何其芳想当专业作家，曾谢绝了周总理要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好意——何为此引为终身憾事。后来，周总理要他出任文学所长，他欣然从命，并在文学战线上…尤其是在文学评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王昆仑荐何代己作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的报告后，周总理当即批准了。
不久，“北京市和全国文联、文化部、学部的中国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担负了曹雪芹纪念会及展览的筹办工作，并组织专家们研究、讨论曹雪芹的生平事迹。经过一年左右的紧张工作，终于举办了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曹雪芹纪念会，举办了一个丰富全面的曹雪芹展览，这个展览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在日本博得了好评。”在这期间，王昆仑虽然会同市文化局文物处的负责同志多次去恭王府旧址——有一次还拉上好友王炳南夫妇一壮声威，并详细提出了修繕、保护的措施，但由于占据恭王府旧址的单位扯皮，终未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把恭王府变成曹雪芹的纪念馆。对此，王昆仑在晚年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每逢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以没有完成总理的嘱托而抱恨。”
王昆仑在此繁忙的筹备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的活动中，他还坚持修改《红楼梦人物论》。前后历经年余，“除了对宝玉、黛玉、宝钗二位主要人物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修订之外，其它十四篇统统改好，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仔细算来，有十余万多字，这对一位年至花甲的业余学者——职业官员而言，是何等的不易啊！这也反映了王昆仑在红学研究方面是何等的严谨。
与此同时，吴晗同志的京剧《海瑞罢官》搬上了舞台，不仅在戏剧界引起轰动，而且在史学界也引起了争鸣，一时间，不少历史剧搬上舞台。一天，时任北方昆剧院院长的金紫光同志叩开了王昆仑同志的家门，直言希望王昆仑“撷取《红楼梦》中某些片段或某个人物，改编成昆剧”，交由北方昆剧院排练、演出。这实在有点出卫昆仑所料，诚如他后来所说：“我们虽然一向喜爱《红楼梦》，也喜爱昆曲，但是从未想过用昆曲的形式来表现《红楼梦》的内容，故而颇费鋳躇。”怛是，在金紫光同志的坚持下，“在不少同志的鼓舞下，”王昆仑偕爱女王金陵“决心贸然一试从此，王昆仑乂进入了昆剧《晴雯》的创作。出他所料的是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和指导，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也成了他**中的一大罪状！
这时的王金陵已步入中年。由于自幼受着父亲的影响，卜分喜爱文学；自美国回到北京之后，遂决心想当作家3由于诸多因素，所写剧本一包括受命而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均未获得成功。但在这期间，王昆仑发现自己的女儿有着一支相当纤细的笔其中诗词写作尤见功力。为此他决定和女儿一道完成“撷取《红楼梦》某些片段或某个人物，改变成昆剧”的任务。
減如王昆仑所说：“《红楼梦》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思想极其深刻的辉煌巨著。它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概括了清王朝康、雍、乾三朝社会的主要特点，要想在两个多小时内，在方圆百十平方米的舞台空间上，通过几个人物形象，把它的思想内容，哪怕是部分地再现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和女儿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又征得红学同行、戏剧界的新朋旧友一尤其是北方昆曲剧院导演和演员的意见，决定选择晴雯作为主要人物，写部昆曲剧本。王昆仑父女为什么不选取红楼梦》全书的主要人物宝玉、黛玉或宝钗而选择一个宝玉身旁的侍女晴雯作为主人公写戏呢？对此，他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一，晴雯这个“风流茇巧”、性格坚强的女奴的身世，不仅在大观园的众丫环中，即便在整个奴隶层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自幼沦落为奴，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先为贾府奴才赖大总管之奴，继而又被当作贡献礼品，送进贾府，其身世之飘零过于鸳鸯、司棋、金钏、袭人，此即作者之所谓“身为下贱”；其次，晴雯与袭人等虽同处奴隶地位，然而她的“心比夭高”，不仅表现在她对一心往“高枝儿”上爬的小红表示鄙视，对不择手段攫取姨娘身份的袭人投以无情的儿刺，甚至对公子宝玉也常常正面顶撞。至于对王夫人等奴隶主们，晴雯不仅平不怕“得罪”他们，而且在抄检搜查、扫**镇压大观园的时候，也敢于抗争，以致遭受残酷适害，含冤夭折。她以自己极其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反奴役、反压迫的哀歌。在贾府这样黑暗的封建王国里，她像是一颗突然闻来的耀眼的彗星，划过黑沉沉的夜空，放射出惊世骇俗的光芒。所以，我们期望通过晴雯，在一定限度内，能表现出在以贾府为特定环境的封建社会里，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的一个侧影，并借以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以贯之的反奴性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句。
但是笔者认为：王昆仑和爱女王金陵选择晴雯写昆曲剧本的原因，除去上面所述理由之外，那就是王昆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晴雯”这个人物，他认为从晴雯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他的爱和恨。否则，他会移情它往——事实上以任何一个红楼人物为主线，也能结构出一部戏来！
戏剧是一门专业化很强的综合艺术，它有着自己独有的形式，绝非是一般的文学家所能挥毫而就的；戏曲——尤其是昆曲，有着别于西方话剧、歌剧的形式，加之它那严格的程式，绝非是一般的剧作家所能信笔写就的；改编《红楼梦》为昆曲舞台剧本尤其需要既忠实于原作又要有作者独具慧眼的艺术视角，这就绝非是一般的剧作家或戏曲家所能完成的。笔者以为金紫光同志要王昆仑“撷取《红楼梦》中某些片段或某个人物，改编成昆剧”，他看中了王是著名的红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听着昆曲和京剧长大的学者——而今又是负责文化一一并且对戏曲推陈出新做出成绩的领导等因素。王昆仑选取自己的爱女王金陵为自己的合作者，笔者以为也是实事求是的，他不仅看到了自己会制词度曲、深谙昆曲程式等方面的长处，而且他也看到了女儿王金陵因写过电影剧本比较熟悉戏剧规律一一自然他更清楚女儿那支纤细的笔会写出诗化的昆曲词令。接着，他们父女进入了创作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详情，王昆仑作了如下的记述：
选定了晴雯之后，我们在构思中，安排了两组对立的人物。一组是以晴雯为代表的芳宫、四儿、玉钏等反抗的奴隶；一组是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凶残的奴隶主。为了突出晴雯等“为奴不服奴卑贱”的气节与抗争，我们特地将身居奴隶地位，却甘心为奴才，对屈辱的生活津津乐道的袭人作为对照，并且渲染了她的浑身“媚骨”。而宝玉这个人物，则希望能通过他表现曹雪芹的一些思想。昆曲《晴雯》一共七场：《护花》、《夜读》、《撕扇》、《密谋》、《抄检》、《思雯》和《死刑》。
昆剧是一种词曲结合十分密切的剧种。按照传统，有了剧本之后，昆曲演员根据曲牌稍作唱腔处理，即可进入排练。更有甚者，只要背过文学性极强的词牌，就可以根据唱得烂熟的曲牌登台演出，任其自由发挥。新编昆曲《晴雯》对旧有的昆曲剧种而言，是有着很大的突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和王金陵二位作者是根据党的双百方针，是对昆曲这神古老的且又宫廷化的剧种的一种革新。因此，他要求根据剧情的发展，由陆放、傅雪漪二位同志重新作曲并由大导演阿甲和白云生、马祥麟三位同志联袂执导。1963年5月底进入排练场，历经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8月8日进行彩排，内部演出三场，招待北京的文艺界一一尤其是戏曲界。在彩排之前，北方昆曲剧院的领导和演员们都知王昆仑和周总理、邓大姐有着多年的友谊，很是希望能请周总理和邓大姐前来看戏一用文艺界的行话说叫审查。结果，周总理因工作忙未来，邓大姐“亲临剧场，观看了演出”。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这对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家而言，能够得到邓大姐的表扬就很满足了！
翌！3—一8月12日午，北方昆曲剧院接到总理办公室通知：周总理于今晚观费《晴雯这对参与演出的全体成员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讯，大家奔走相告，并决心以最佳的精神状态、以最成功的演出间报周总理干百忙之中前来审查。怛是，笔者事后推想，王昆仑于兴奋之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号：总理为什么在彩排演出中不来看戏？为什么在邓大姐看完《晴雯》之后又突然通知前来看戏？……笔者的这种推想是有根据的，请看如下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民以极大的代价战胜三年困难，并于1962年始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就是在这神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上层建筑一允其是意识形态的弦开始绷紧；加之中苏分裂公开化，以“九评”为代表的文章相继推出，在我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修、防修的潮流！在此前后，毛泽东同志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舞台提出了批评。对此，般的文艺工作者尚不知其详，但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是知道的。虽说他并未魅、到毛泽东已经开始撞击文化革命的钟声，怛他作为政治家又和毛泽东同志共事有年的主要战友，应会预感到未来中国政坛会刮起一场意想不到的风云。在此情况下，他委派邓大姐先来审看《晴雯》是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仑作为久经风雨的政治家，虽然不能像总理那样敏感，但仅就在北京永乐店等地开始试点“四清”这一件事，他也会闻到了点什么。因此，当他获知总理前来观看《晴雯》一剧时的心情，是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惊喜！因此，他对总理这次审看《晴雯》记忆最深，对总理的讲话也记得最清楚。自然，对江青在**中追查他写《晴雯》一剧的背景，他也一眼看出其恶毒的用心！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8月12晚，周总理来到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在王昆仑父女的陪同观看《晴雯》的演出。有关总理看演出的情景，王昆仑做了如下追记：
当大幕徐徐升起，芳官等四个小丫环手执鲜花载歌载舞，总理满面笑容，时而巧问演员的名字及年龄，时而轻击扶手打着节拍，低声随着乐曲吟哦。看到这番情景，我们感到能用这出戏使日夜为国缲劳的总理得到片刻的休息，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演出结束后，总理到后台看望演员，表扬了他们演出认真，鼓励他们创作更妤的昆曲剧目为人民服务。然后回到前厅，召集导演阿甲同志、金紫光院长和我们父女一起，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理肯定了剧本的长处，也指出它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乂是一位十分喜爱文艺的领导人。由于他是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他对文艺作品的要求第一标准是政治。加之国际和国内强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他对《晴雯》一剧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强调政治效果。换言之，尽管王昆仑这位被毛泽东同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家，并在创作《晴雯》一剧的主题思想是“表现奴隶反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并得到周总理肯定的前提下，周还是着重谈了这方面的意见。对此，王昆仑做如下的记述：
在肯定这个戏写了阶级斗争之后，总理又指出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晴雯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贾宝玉的正确评价问题。他说：《晴雯》这个戏不容易写。如果枸泥于原书的话就会发生一个矛盾阶级斗争与爱情关系的矛盾。因为在曹雪芹的笔下，宝玉对晴雯确有爱情，但这种爱情是带有封建性的，而且他是用晴雙来影射黛玉的。如果把宝玉对晴雯的情感照搬出来，就会成了三角恋爱的关系。所以总理说，越剧《褛梦》的好处是集中得好，但是缺乏阶级斗争。你们这个戏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又多了爱情。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总理指出，这是由于我们对曹雪芹缺乏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与分析的缘故，特别是不应该对宝玉这个人物过于偏爱。……
总理为了使我们逬一步理解他的意思，详细地讲述了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与他的思想本质。总理说，曹雪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无新兴的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康熙时，封建制度虽然巳经衰落，处在崩溃前夕，但海禁未开，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从传播，社会思想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因此曹雪芹虽然有进步思想，但最后仍是没有出路，只好让宝玉出家当了和尚……所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他反对科叁，反对压迫妇女，但他无能为力，不能改变现状，他只能是个“半革命派”。
周总理不仅对《晴雯》一剧提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而且还对如何进一步加工、修改《晴雯》一剧做了许多设想。用王昆仑的话说：“这些方案是那么具体而又细致。”接着，王昆仑父女和“导演、演员、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剧本的修改工作。正式公演时，总理还委派在他身边工作的许明同志来看过戏。”对此，王昆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敬爱的周总理啊，您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热情爱护，我们铭记心头，终生难忘！”
《晴雯》在戏剧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内蒙古等地演出，嬴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为北昆剧种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江青抓的现代戏汇演已在京城上演，加之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做了两次重要指示，严厉批评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昆曲《晴雯》予1964年辍演。
随着学习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从而在文化部等系统展开了整风运动。为此，王昆仑在统战部被迫检查关于《红楼梦人物论》、昆曲《晴雯》等。这时，周总理正在筹拍《东方红》大歌舞，抽时间给王昆仑打了一个电话：
“昆仑，我要去北京饭店理发，你能来一趟吗？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谈谈。”
十多年来，周总理利用理发的时间，不止一次地约王昆仑到北京饭店，有时是谈工作，有时是见个面，随意交谈。今天，王昆仑感到周总理约见他是有着很强的目的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非常想见见周总理，哪怕是在总理身边静静地坐几分钟也好！他如约来到北京饭店，总理对他说：
“听彭真同志说，他要在通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农村四清）大会战，你的身体不好，又上了年纪，但我的意见还是要参加次，哪怕是下马观花也好。”
王昆仑是政治家，对周总理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能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十分高兴地说：
“我是需要到基层去生活，真正地体会一下贫下中农的情感。请总理放心，我一定要参加一个四淸的全过程！”
就这样，王昆仑于1964年9月随北京市办公厅工作队来到通县张家湾公社张家湾大队蹲点四清。对于他初到张家湾的情况，他的秘书作了如下记述：
工作组一进村，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队员（29清工作队队员）放下行李立即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帮着刨白薯。农民一看王老年纪大，是个长者，也来劳动，都抢着照顾王老干点轻活。可是，王老不顾年老体弱，还是和大家一样枪收白薯。此后，工作队为了使队员们密切联系群；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要求队员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王老和同志们一样，经常到田间和社员一起参加掰玉米、收豆子、整地、种麦……他样样都干。第一次下地摘棉花，王老用自己的蓝粗布包皮作了一个口袋，围在腰间装棉花，满以为摘棉花活轻好干，摘得挺快……不多时，才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摘棉花不能带有一点干枝叶和杂物，否则好棉花就要降为次花了。社员们热情地手把手地教王老，学在手上，暖在心里，摘出的棉花白花花。
王昆仑第一次和社员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他由积习有年的官场突然来到农村一一尽管也是来搞阶级斗争的，他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朴实的人民，肥沃的大地，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简而言之一句话：他真正地爱上了这里的人民，把张家湾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当他从四人帮的迫害解放出来以后，他越发觉得这里的人民是自己的亲人，带病也要回到第二故乡一张家湾来看看亲人！他在这里为老訏姓做了许多好事，至今这里的人民还记得他这位又高又瘦的老头，但对他而言，收获最大的就是找到了真正的家，认识了真正的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儿十年官场一虽然前后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了更为深刻的人生感悟！
王昆仑在张家湾参加四清的过程中，主要是做调査研究，帮着这里的农民改善卫生条件，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这里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中央的斗争日趋激烈一种不祥的征兆时时都在向他袭来。也可能是彭真同志从现代戏会演中感到了什么，在人代会召开期间，他把王昆仑召间北京，帮着赵燕侠整理发言稿一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体会，这乂不能不使他想起自己写的《晴雯》……
王昆仑在参加通县张家湾的四清之中，中央围绕着两个文件（指导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的斗争表面化了，毛泽东批评广由刘少奇等制订的后十条，同时又不点名地批评了王光美同志在桃园四清的经验，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制订了一个新的四清文件简称二十三条，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的震动是很大的！自然，王昆仑也不例外。通县四清结束之后王昆仑突然又获悉罗瑞卿大将以反对所谓林副主席为由被撤职审查。与此同时，王昆仑过去在南京、重庆等地老友翦伯赞等学者被公开点名批判。他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自问：
“运动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是谁呢？……”
就在这惶恐不安——似在等待什么的时候，北京市委决定由他率一个代表团，去慰问自五十年代就到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北京人。王昆仑欣然从命，毅然走出被政治空气就要窒息的北京，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迎着袭人肌肤的“白毛风”，到塞北雪原去探望扎根边疆的北京人！
这里的北京人，已经没有京城老家那种对政治的痴迷，余下的只有像雪一样圣洁的心，这对王昆仑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他可以对着茫茫的雪原极目远眺，或深深地吸上几口清新的空气；他可以来到任何一位北京人的家里，就像是一位受尊敬的老家长那样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无忧无虑地谈天说地……但是，当他见到久违的女作家——而今的大右派丁玲的时候，他的心立即又回到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北京！也就是在这前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三家村》，他一听播音员的气，再一看文章的内容，很自然地黯然自问：“这文章的矛头不是明白无误地对着北京市委吗？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下一步……”王昆仑已经没有勇气——或者说受着党性的制约，他不敢再问下去了。但是，他作为北京的副市长，清清楚楚地知道三家村是文教书记邓拓、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的化名，凭着他的经验可知：他们三人被点名批判一定有着更大的政治背景。换言之，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决非就是三家村。为此，王昆仑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告别了北大荒，又惶惶不安地回到了北京王昆仑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转发了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为此广大的读者和文化、学术界的权威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相继发表反驳姚文元陷害吴晗同志的文章。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吴晗同志，会同北京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商定，请吴晗同志到京郊昌平参加四淸。对此，王昆仑那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得以平静，似乎觉得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恢复了！
怛是，未过几天，中央于4月2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评彭真，并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此，王昆仑是有所耳闻的，但他仍然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总希望是马路新闻。5月1日到了，他认为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一定可以见到彭真同志，但他失望了，在主席台就座的位置上再也没看到彭真同志！
王昆仑怀着极度低沉的心情送走了国际劳动节，天天听着调门越来越高的新闻联播，看着无限上纲上线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文章。5月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第书记，调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仟第二书记，正式宣布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解体。接着，中央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有名的《五一六通知》。在此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葺接、具体领导“**6月2，《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文化革命的黑风席卷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对此，王昆仑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这迅猛发展的政治形势了！
也就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台的前后邓拓同志以死向党表明自己的赤心，和他稔熟的老舍先生也因不堪其辱而自沉太平湖，至于他听说翦伯赞等知名学者相继自杀的消息之后，他欲哭无泪，唯有怅然面壁自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就在王昆仑无时无刻不在忍受文化革命之火的炼狱之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于8月8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的决定》，即《十六条》。从此，以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群众斗群众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正当王昆仑时时都在等着什么的时候，他接到通知：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要他准时登上天安门陪同接见。虽说建国年以来，王昆仑几乎年年的“五和“十一”都登上天安门，但从未像这次收到请柬后是这样的激动，因为这标志着他尚在革命之列！同时，他还可以见到久违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负责人一并从这次接见红卫兵中也可看出中国政局未来发展的新的动向。
8月18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加之古老的北京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越发显得红火和炎热。王昆仑吃过早饭以后，怀着异样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家门，驱车到达指定的地点，又在保安人员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往昔，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他总是借机和相交有年的老友——或建国后才认识的同志打招呼，进行随意地交谈。今天，他驻步天安城楼，放眼望去昔日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就是十分稔熟的同志也一个个表情严肃，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趣，连相见时的客套话也被沉重的点头所取代了！为此，王昆仑也十分识趣地站在自已应站的位置上不时地和老朋友点点头或很不自然地笑一笑，等待着军乐奏起《东方红》的乐曲声。
王昆仑不止一次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倾听《东方红》了！怛是，唯有这一次他的心律突然加快了跳动的速度，他的目光情不由己地随着大家一起转向登上天安门的地方，令他震愕的是，周总理身着军装，就像是一位大会的总管为身着军装的毛泽东主席幵道，而紧跟其后的则是手持《毛主席语录》一一即红宝书的林彪副主席，再往后则是陈伯达、陶铸、康生……由此，王昆仑完全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真的被林彪取代了！换言之，所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完全是指彭真同志，而是刘少奇等同志。他下意识地倒吸了几凉气！随着周总理向后倒退式的开道，王昆仑也自觉地闪到一边，原想和往年那样和主席、和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问好的念头也无影无踪了！令他惊愕的是，当毛泽东主席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十分风趣地说道：
“这不是王昆仑同志嘛……”
王昆仑自打重庆和毛泽东同志相识以来，不知见过多少次面了也十分熟悉那湘音很浓的讲话声，但唯有这次他的感觉非同一般——是诚惶诚恐还是受宠若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有点不自然地答说：
“主席，我是王昆仑。”
在王昆仑的心目中，毛泽东主席问候他一声就是最高的礼遇了！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是有意保王昆仑过关。但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主席又走到王昆仑的面前，主动地握住王昆仑的手，说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你的《红楼梦人物论》写得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有人要批评你……
这时康生走过来，近似强行把毛泽东主席从王昆仑面前拉走。毛泽东主席边走边对王昆仑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我看嘛，你还可以接着写嘛！”
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主席能主动地和芏昆仑握手，并有意地和他谈《红楼梦》，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王昆仑所获得的殊荣。在场的人——尤其是王昆仑事后回想毛泽东主席这次非同寻常的谈《红楼梦》，主要是从政治上保王昆仑过关。与此同时，在场的人——包括王昆仑认为康生有意拉走毛泽东主席也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有朝一日还是要找王昆仑算账的！但是，正因为毛泽东主席这几句讲话，使得王昆仑被所谓揪出来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了。此乃后话，略。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台了，但北京市政府还要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可是，老北京市政府尚未打倒的副市长也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他唯有按照林彪说的那样：“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王昆仑业已六十四岁了！他除去当年在徐州战场看到过那样多的难民而外，再也没见到过像今天这样多的红卫兵涌入北京。时至盛夏，恰是流行病盛行的季节，一旦发生瘟疫怎么办？为此，王昆仑天天为这件事忧心忡忡，难安寝食。再者，他又接到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接待好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此，他不顾自己身处逆境，除积极安排好每天涌入北京的几十万红卫兵的食、住、行而夕卜，还从医院中抽掉大批的医务人员投入接待工作，坚决杜绝流行病的发生。但是，随着毛主席每隔半个月接见一次红卫兵，浦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了，远远超过了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所承受的能力。恰在这时，又接到了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把首都卫生工作搞好，做好接待工作。怎么办？他找到尚未打倒的万里同志，二人为了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一起带领秘书来到天坛公园了解大棚搭建的情况，查看接待工作。并于现场决定在天坛、陶然亭、先农坛一些公共场地上继续多搭建一些大席棚，当做接待、安排红卫兵的住所，还决定由服务饮食行业和机关、街道等单位挖潜力，抽掉职工和居民群众加工主食，保证供应，吃饱吃好。同时，由市卫生局抽调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成立急救站，担负医疗和抢救工作；由市环境卫生部门负责组织人力搭建临时厕所，及时处理好粪便……”简之，时人与后人谁也不曾想过：在亘古未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北京这个串联的中心为什么没有发生丐染病，也不曾死过一个红卫兵？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王昆仑同志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王昆仑或许是出于党性强的原因，抑或是出于对周总理尤其是毛主席关怀自己的一种报答，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和家庭的困难，继续做好本职一一卫生和文化工作。时人和后人有谁会想到：王昆仑在红卫兵大串联的年代还抓计划生育工作呢？至大破“四旧”的年代，王昆仑为尽力抢救和保护北京市的文物迹和国家的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心血，就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事了！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也保存着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物古迹。但是，自1966年8月起，颐和园、碧云寺、八大处、北海、故宫、芦沟桥开始告急，团城、景山、卧佛寺等也相继告急，甚至天安门也时时报急……而这时，北京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文化部也早已变成了全国文艺界造反派的所在地，再也找不到一个没被打倒的负责人，怎么办？他向有关部门请示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城内城外的许多文物古迹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防止被人破坏，先行保护性地封存起来，请示中央之后再行处理。王昆仑说干就干，亲自带着秘书四处奔波，为保护这样众多的文物古迹而操心、劳神！可以想见，在那疯狂破除“四旧”的年代里，他这位尚未揪出来的当权派做这样一种工作，是何等之难啊！对此，他的秘书写下了如下这样一段文字：
三老紧紧依靠党依靠市里一些领导同志，和大家一样，只要自己还没有被揪出来，没有被专政批斗，没有被打倒罢官，就坚持……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了维护国家文物和名胜古迹，他每到一处，每得到一个紧急情况，都尽力向有关同志作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尽自己的职责和力量去维护它，使当时几乎处于将要被遭毁的许多国家文物古迹，如天安门前的大石狮、碧云寺、颐和园、卧佛寺、八大处、北海团城、景山、故宫等等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洗劫。他和干部们一起努力，才使许多祖国文化遗产至今能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继续供广大人民游览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