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怀着激越的心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或者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幵国元勋所关心的是封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自己打下的天下，多数同志在开国前培是很少想到梁山好汉排座次这类俗事的。当然，他们绝大多数同志一一尤其是高级党政军干部，都相信组织会实事求是安排自己的工作的而王昆仑作为一名特殊的革命家，他乂是怎样考虑这些事情的呢？
王昆仑不同干一般的共产党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不是带着入股分利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投茧命之机捞取什么名誉和地位他是为了政治信仰，或日是为寻求一种救国之路而由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封官晋爵之类的事他已经体验过了，带给他的不是精神的满足，相反是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又导致了他对自己已经得到的封禄的背叛。因此，他面对新中国的诞生多的是信仰和追求的喜悦，少的是面对祖国的新生自己应该获取什么。另外，他在国民党官场中混迹二十余年，对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有着一系列的看法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能力和长处——或臼哪些工作自己能够胜任与否，也有着比较切合实际的估量。再者，他是我党打入国民党上层的地下工作者，严格的组织纪律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自己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绝对不允许向组织提出些什么。所以，他对自己未来做些什么是很少考虑的。
然而，党组织一尤其是周恩来同志是一定要依据每个同志的长处，并考虑到其它因素平衡安排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是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政务院所属各部委的主管首长有很多是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起义的将领。如水利部长是傅作义将军，司法部长是史良女士，邮电部长是朱学范同志等；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被选为国家副主席；沈钧儒被委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炎培、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等。像王昆仑这样一位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官居要职的同志做何安排呢？周恩来总理几经斟酌遂和王商谈：
“昆仑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请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我这个兼职的部长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这对王昆仑而言的确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于诚惶诚恐之中除感谢党组织的信任而外，他又认为自己是绝不适合给周恩来总理当外交部长的助手的。另外，他深知外交部责任重大，自己也无力承受这一大任，故忙答说：
“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还是委任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你的外交助手吧广
“昆仑同志，没有经验可以从工作实践中学习嘛！再者，外交部办公厅的主任准备任命王炳南同志，副主任准备任命阎宝航同志，都是和你很熟的战友嘛！”
王昆仑讲自己的实际情况，再次恳请周总理另选比自己合
适的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认为王昆仑辞情有据，辞意乂甚坚，故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
“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
我国是不设不管部的，因此周总理的这句话只是对王昆仑让贤的一句赞誉。从此，王昆仑以四级干部的职位在为党工作着。后经中央研究，他的工作重点放在统战方面，而出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预民革组织的整顿及重新登记其成员。
王昆仑虽然是“民联”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并且协助冯玉祥将军筹备“民革旅美总分会筹备会”，但他毕竟未履行加入“民革”的手续。加之，“民革”创建初期，“民革”、“民联”、“民促”三大组织依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王昆仑是作为“民联”的代表参加政协的。不久，“小民革”自动宣布解散，根据当时的规定，王昆仑自“小民革”解散之日起即加入“民革”。这样，王昆仑即是原“民联”的负责人，同时又是“民革”的新成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标志着“民革”完成了推翻蒋家王朝的使命，又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形势的发展要求“民革”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贡献力量。为此，“民革”中央做出了整顿组织的决定。
诚如前文所述，“民革”是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民革”、“民联”、“民促”三大左派组织组成的。但是，这三大国民党左派组织乂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松散的结合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亟待整顿。与此同时，随着蒋家王朝的垮台，又有许多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站到人民一边来，也有必要把这些人员吸收到“民革”中来。为此，由“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组成的统一协商会议亍1949年10月6召开，讨论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统一问题制定了统一工作方案，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邀集各方代表包括程潜、张治中、那力子等参加经过多次协商，各方意见基本是取得了一致。同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方面的代表，即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五十八人。第四方面即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解放后停止活动的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部分领导人也作为第四方面代表参加。”
而这次重要的会议，史家称为“四方会议”。
虽说参加四方会议的代表均是来自国民党，但他们对重新组建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以及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分配上都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对此，朱学范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在协商名单时，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神认为，在一届“民革”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的基础上逬行调整；第二种认为，由四个方面提出新单，重新协商。当时，会议是由四个方面的同志组成的，大家的意见自然而然集中在重新协商新名单方面。经过提名、协商，拿出的名单与“民革”成立时选出的名单比较，变动很大。但是，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必须平衡四个方面的关系。于是大家决定，变动大一些只好多做解释工作，还是以新名单重新进行选举。……有些同志认为会议文件上有“新民主主义”之词句，不如改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民革”本色和特点；特别是在“民革”成立时，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的那些同志一时思想转不过来。为此，李济深亲自召集我们参加起草的《组织总纲的同志共同磋商，在该《组织总纲》上写明本党党员要“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本次“四方会议”有不少争议，仅朱学范同志所记就有9条之多。但是，在李济深、何香凝——还有我们的传主王昆仑同志，“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王昆仑十分赞成李济深的这句话：“不能只顾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顾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王昆仑不仅是理论上的赞成，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通过“四方会议”的实践，把四面八方高层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团结起来，适应潮流，一道前进！
但是，在民革二次会议期间，对民革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曾有过不同的争论。对此，李济深主席认为：“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都应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任务。在民革成立前后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分化作用，在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上的号召和军事上的策反，以加速瓦解国民党反动派。”他还着重指出：“今后仍旧不能放松政治策动工作，像傅作义这样较大规模的和平起义仍有可能。最近，黄绍竑来电，龙云来信，程潜、刘文辉也倾向和平起义。”谭平山认为：“我们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不是与反动集团的联合。如果这样，对革命不利。”还有的同志指出：周恩来很早就建议民主党派整理、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三层两类”，以中层为主。并进而指出：这样做是否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陈其瑷认为：“起义将领虽是上层，民革号召在前，没有理由拒绝在后。”张文认为：“中层为主，并非不能上层，但是以好的为主是不能通融的……”在这场争论中，王昆仑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不要机械决定谁好，谁坏，要看到人是会变的，正如任公（李济深）所说《，组织路线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任务，我看当前策反上作还是重要的。”
在王昆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李济深主席的意见得以顺利地通过，并付之实施。在和平解放云南、四川等省的过程中，尤其是西北新疆等省的解放，民革的同志——其中张治中、屈武等同志是立下了特殊的功勋的。自然，王昆仑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关系，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王昆仑于“民革”二届全会上当选为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会后，他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协助民革主席李济深等组织各级成员“认真学习共同纲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团结，同时，推动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明确方向，为安定社会秩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接着，民革动员成员先后投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接受锻炼和教育。”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在这历史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王昆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时，出他所料的是，他的党籍问题又成了他后半生的一大心病。
诚如前文所述卢涛同志介绍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奉命调离南京，由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接手和王联系，并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工作不久，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王世英、曹亮等同志相继撤离，从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长征中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6年4月底，冯雪峰奉命潜回南京和上海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由于王昆仑在国民党中官居要职，他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属于高度机密，就是李竹声这样地位的人也不掌握他的确切情况。因此，上海地下党数度遭敌破坏，都不曾危及到他的安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王世英、曹亮等同志撤离之后，像冯雪峰等人和他只有工作关系，并无组织关系。换句话说，抗战前夕恢复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没有和他重新建立组织联系，从组织关系上说，王昆仑在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继续为党工作，但实质上脱离了党的组织。可悲的是，王昆仑却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就等于续上了组织关系。
抗战爆发前后，王昆仑知道了上述内情之后，遂通过有关人士向党组织提出：重新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但是这时他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未和党发生组织关系了，像他这样身份的秘密党员，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并报请相当一级的领导批准才可生效。因此，在那种动乱的历史时期就拖了下来，但并未影响他继续为党工作。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时王昆仑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
1938年，王昆仑自徐州前线返回武汉以后，他见到了钱俊瑞同志，再次谈起了他的党籍问题，并请钱向周恩来同志反映，希望尽快解决。钱俊瑞同志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王昆仑的请求，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以及王昆仑的特殊地位，做了如下答复：请转告昆仑，他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为了便于工作，同时也为了他自身的安全，暂不恢复为好。这个问题，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大意）
王昆仑虽然心里不通，但又认为周恩来想得周全——况且周恩来有言在先；将来是一定要解决的，故未再申诉。事后，无论是长江局还是南方局，都未把王昆仑当作一般的爱国人士对待，而且和他保持直接关系的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以及分管这方面工作的王炳南等同志，因此他认为自己恢复组织仅仅是个时间和环境的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王昆仑和蒋介石的矛盾表面化，其处境越来越艰险，就更没有可能向党提出恢复组织问题。但是，在这期间，不仅是王昆仑认为自己仅仅是尚未恢复的共产党人，而且周恩来和董必武也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志使用和爱护。就说他的女儿陪他去美国的经费，也是地下党组织提供的。
王昆仑偕女儿安抵美国之后，负责和他联系的是地下党员唐明照。就说王昆仑回国吧，也是由唐明照同志转达的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会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昆仑认为是到了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的时候了，遂向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做了汇报。安虽然是组织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但因此事关系重大，加之同时提出的还有左恭、曹孟君、胡济邦等人，故答说等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来之后再做答复。
不久，周总理陪同毛主席访苏回到了北京，安子文如实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说道：
“请王昆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写份证明材料，然后再请各个历史时期与昆仑共过事的同志写出证明，再由组织部向中央写个报告，由中央批复、转发。”
但是，出王昆仑所料的同时也令王昆仑十分悲痛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卢涛同志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壮烈地牺牲了！这样一来，王昆仑这位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就失去了介绍人的证明材料；而王世英同志仅能证明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在他离去之后，也不能为他写出证明未曾脱党的材料；更为难办的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和王昆仑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组织联系，谁也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为王昆仑做证。简之，事情复杂化了！周恩来同志对王昆仑的政治生命是相当重视的，他听了安沪文的汇报之后，认为自己无权为王昆仑恢复党籍，遂向毛主席当面做了报告。毛主席听后说道：
“五昆仑早就是我们的人，这点你我都清楚。恩来，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办事是慎重的他曾为王昆仑的党籍问题想过解决办法，遂答说：
“我看只有两种办法了，是恢复他自1933年的党籍，冉是从今天起重新入党。”
毛泽东主席是大而化之的领袖，在他的心中，王昆仑是共产党，至于从哪一天迄始计算党龄？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他想了想，十分干脆地下了结论：
“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党龄从现在算起。”
对此，周恩来总理没有提出异义，遂向安子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自然，作为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安子文同志也就只有落实主席和理指示的份了！
就这样，王昆仑的党籍由1933年变成了1950年。
但是，王昆仑对此是不通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一生的信仰和荣辱。因此，他不可能有毛泽东主席大而化之的解决之方，也没有周恩来总理那种无条件的服从，是在情理中事。实际上，王昆仑到死都在为自己的党籍问题向党中央申诉，直到他告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也许是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了，随着肃反运动的展开，王昆仑的一个叫王汝琪的堂妹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涉及到了他。由于这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久悬未结，一直到**中还作为整王昆仑的借口，故有必要作一介绍：
王汝琪在王昆仑的影响下，自读书迄始就向往革命。后与复旦大学毕业生陈传纲结为伉俪。据王昆仑回忆：“1936年我因工作路过济南（即护送丁玲去北平），和她相遇，知道她在政治上有进步要求。抗战爆发前她在上海从事青年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春，国民党一方面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方面想拉一些人加入国民党，就决定了一种特殊入党的办法。这时地下党的对策是根据发展白区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为了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便于掩护，某些人可以加入国民党。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国民党某一中委……用填写好他自己的名字的表格，要我联名找人介绍入党。我考虑这对她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向她说明，让她填了表，由我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至于以后，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因此这不能说明她巳加入了国民党。时间不久，抗战起来了，我先到武汉，汝琪夫妇后到，找我陈述他们的志愿是想加入共产党，并要求我介绍他们到延安去。我平时了解他们的政治方向和参加革命的正当要求，就给他们介绍去找当时在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以后他们就到延安去了。”没有想到，他们夫妇在延安又成了王实味“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汝琪于1938年入党，改名王里；丈夫陈传纲也于1938年入党，改名成全。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成全在行政学院任教务主任，后调马列学院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王里在中央妇委做研究工作，住在丈夫成全的工作机关。就在这期间，他们认识了王实味，多有交往。在反王实味的运动中，他们夫妇和其他三位同志被打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关于王里的罪名，当事人一一又是平反王实味冤案的主要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康生把他说成国民党特务，就硬把王里说成是由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民觉蓝衣社特务。直到后来审干运动中，周恩来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他们证明王昆仑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但思想进步，帮助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这才消除了这个怀疑。
但是，王里和其丈夫成全一直背着这个政治罪名，每搞运动就会旧话重谈，直到**就再次变成了特务。自然，王昆仑也因此——还有和苏联的问题被打成了特务，在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幵，王昆仑当选为人大常委。正当他欲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时候，潘汉年同志被公开逮捕法办。作为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为党工作过的王昆仑而言，其震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早年曾是以郭沫若为盟主的创造社的小兄弟，自称十字街头文人。后投身革命，为职业革命家。他以弱冠之年，参加和鲁迅先生的论战，定要争个孰是孰非。不久，受到党的批评，遂又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筹备“左联”等社团的工作。正当他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之时，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他受命接任陈赓同志在特科的工作。从此，他把毕生的年华都献给了党的情报事业。
王昆仑和潘汉年是同乡，又都同属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加之潘的弟弟和王枫是同学——且王昆仑又曾保释过潘汉年被捕的弟弟，二人神交已久。也就在潘汉年负责特科工作期间，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潘的领导下为特科提供国民党上层的情报。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潘汉年相识。对于潘在情报战线的功绩，王昆仑无论是从我方还是敌方获知的消息是很多的。因而，他对潘是十分敬重的。然而一夜之间功臣变成了罪人，王昆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呢！
王昆仑虽然崇信马克思主义，但东方文化中的修身之学对他还是有着无形的影响的。因此，他不仅真诚地称道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荞》一书，而且还践行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教导。时下，党——包括和潘汉年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口诛笔伐“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王昆仑又陷入了党的决定和个人认识的矛盾中。他一方面不能接受潘汉年反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不能怀疑党的决定，怎么办？他唯有保持沉默！笔者在写《功臣与罪人一一潘汉年的悲剧》一书的时候，发现昔和潘汉年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战友，像王昆仑这样没有揭发潘汉年所谓罪行的为数极少，这不仅说明了王昆仑的政治品质，同时也可看出王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随着揭发、批判“潘杨反党集团”的深入发展，许多和潘汉年有关系的中高级干部都受到了牵连，并相继被捕入狱。待到和王昆仑有情报关系的曹亮等同志被捕之后，王昆仑那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乂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会是真的吗？照这样发展去，我会怎么样呢？……”
是因为王昆仑和党曾失去一段组织关系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地位不同一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总理和董老的领导下工作？总之，他没有被牵涉进所谓的潘汉年反党集团中去。
方此同时一或许和潘案有关的原因一也或许是和苏联关系恶化在起作用，王昆仑和钱俊瑞、胡济邦等同志当年受命以搞剪报的方式和苏联交换情报的事提到了程上，出王昆仑所料的是，统战部的徐冰同志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立即停止这项工作，今后再和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就以特务论处。”
虽说这件事是奉党之命而办的，而今又是根据党的决定停止这项工作，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反、五反、外加揭发潘汉年的所谓反党罪行的氛围中，王昆仑内心的政治压力还足很大的。为此，王昆仑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调动自己的工作。
周总理抑或是理解王昆仑要求调动工作的心情，也或许是真的工作需要总之很奭怏地答应了：调北京市任副市长，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文化卫生工作。最后，周总理还特别叮嘱：
“民革的工作要继续做，并且要做得更好。”
王昆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根据党的决定，他的党籍不公开，这样，他以“民革”负责人的身份参政，当北京市副市长；同时乂以秘密党员的面貌参加“民革”的领导工作。他当时的心情楚愉快的，他感谢党对他的信任，更感谢周总理对他的付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带着这种心情走马上任的。实事求是地说，工昆仑任北京市副市长十年，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工作，而且取得厂有目共睹的成绩，对此，沈予同志说道：
“他十年如一日，时刻关切群众的疾苦，孜孜以求地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风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他不顾长期身体欠佳，力疾从公，在北京市的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给人以最深刻的启示是：坚持不懈、一心意为人民造福的精神和任事亲自动手，深入调查研究有一种过细、一丝不苟的谨严、求实的作作风。”
王昆仑分管卫生工作。他生长在北京，深知老百姓的疾苫，要知道广大市民有病没钱治——或借到了钱也找不到好的医院和大夫看的困难。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放六年了，看病难的问题是这样的棘手，解决起来又是那样的不容易。请看沈予同志的回忆：
解放后，北京市的医疗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群众玍活的改善以及实行公费医疗、劳保制度，就医人数激增。市民有病挂不上号，危重病人送不进医院。他按照市人大的决议，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把全市的医疗机构分为市中心、区和基层三级，实行分工负责，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到大医院。这既方便了病人，又合理地使用了现有设备和医务人员。经过在一个区试点，总结经验后在全市推广，显著地缓解了“三长一短”（即挂号、候诊、取药的时间长，诊治时间短）的状况。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他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病家随叫随出车，送病人进医院。他亲自选定市中心区南池子大街为急救站站址，确定了一个容易使人记住的电话号码（555678），公诸于众。急救站建成后，他还特意来到那里视察如何运行服务，并躺在急救车亲自试一试行车时的颠簸程度。就这样，急群众之所急，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他特别关切生产第一线劳动群众的健康，前往京西城子煤矿下矿井步行到巷道深处采煤的“掌子面”上，察看粉尘的状况，了解矿工饮水是否清洁，饮食热尤热。并且谆谆叮嘱矿上对矿工的职业病矽肺要加强预防措施。
由此开始，王昆仑在北京展开了爱国卫丰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结制定了一套户户有人负责，条条块块相结合，突击扫除与经常保洁相结合的推进群众卫生工作的有效办法，在全市推广，取得显著的效果。五十年代下半叶，北京市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绳极少，卫生面貌一新，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为了治本，他又“倡议以民办公助的方式把近郊大中型臭水坑分期疏浚，改造成人工湖。经过三年群众的义务劳动和政府大力资助，一批恶臭难闻的脏水坑消失了。一个个新的湖泊，困结湖、八一湖、青年湖……相继出现。”待到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危害人民健康很大的传染病痢疾、肝炎……等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这实实在在造福于人民，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
诚如邓大姐所评述的那样：“王昆仑同志是个斗士，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就王昆仑一生的个人兴趣爱好而，他非常喜爱文学艺术，也愿意和文学家、艺术家交朋友。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北京长大的缘故，尤其喜欢北京土生土长的艺术，如京剧、昆曲、大鼓、相声等。就在他自美国回到久别的北京不久，遂和京味的大艺术家老舍、曹禺等时相过从，并和京剧大师梅兰芳、袁世海等，曲艺名家侯宝林、魏喜奎等有着很深的私交。对此，周总理也是知情的。当他听到魏喜奎同志演唱的奉调大鼓《宝玉娶亲》后，认为这段子有缺点，就主动地说：“请昆仑同志帮你修改一下。”是年中秋节，周总理邀请文艺界人士圆月的时候，又亲自点了这个节目，并说了如下这段话：
“前些时候，说请王昆仑同志帮你改的那段《宝玉娶亲听说改好了，唱唱请大家听听多好。”
由上面说的情况可知：周总理点王昆仑出任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的将是正确的。就王昆仑个人而言，也是愿意把北京的文化事业搞好的。对于他在任职十年期间的成绩也是有皆碑的。请看沈予同志的评价：
王昆仑同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鼓励和支持话剧艺术的发展。
著名剧作家曹禺（王昆仑执教南开中学的学生）主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全国话剧界独具一格，而它的演出场地却十分狭窄简陋。王昆仑同志亲自到后台去考察。经过他的努力，把北京新建设备最好的首都居场拨给人艺使用，于是《茶馆》、《日出》一出出精彩剧目在这个有旋转舞台的现代化剧场上演，艺术上增色不少。
王昆仑对传统的艺术瑰宝京剧，备加关注。除积极鼓励创作剧目外，他指示对艺术精湛、久别舞台的老艺人，如于连泉、侯喜瑞等给以生活上特别照顾；让他们传授技艺，作示范演出。同时指导试演一批绝迹舞台的老剧目，组织专家评审，去芜存精，使它们重现于剧坛。他还关切新兴剧种曲剧，叉持昆曲振兴……
王昆仑同志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极为重视。按照保护与使用栢结合的方针北京市修葺了国子监，利用原址成立了首邹图书馆。这所封建时代的中央学府现巳成为藏书二百万册的图书馆，成为首都传播现代文化科学知只的文化设施之~0
此外，王昆仑同志还组织力量考察了曹雪芹在京生活的遗迹，翻译故宫所藏有关满文老档搜集史料。这对于研究中国这位伟大的文豪的生耳相“红学”起了积钗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的宣传部长一直在关注着民革的建设，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举例说：“在民革应该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应该以怎样的组织面貌参加新的政治生活这些问题上，王昆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坚守共同纲领划清敌我界限，吸收进步分子，拒绝反动分子，充实组织骨干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把民革建设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型政党，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经周总理批示，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为民革的组织建设方针，奠定良好的基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的新形势下，当时担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的王昆仑，在他倡议下，民革中央创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团结报》，他亲任报社社长。他在《发刊辞》中谈道：团结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干革命，搞建设，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要求报社从爱国主义入手，以爱国主义为基础。指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会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十年来，《团结报》作为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舆论工具，团结爱国人士，发挥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一句话：王昆仑没有辜负党和周总理的付托，在北京市和民革两条不「％的战线上都做出贡献。
虽说王昆仑在北京工作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比较有所作为的时期。但是，这并不能说他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特定的悲剧时代中像王昆仑这样的共产党人，不可能不扮演某一历史时期的悲剧角色。事实上，自肃反运动、揭发潘汉年反党集团迄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或不同程度地在悲剧时代中演出过不同形象的角色。其中，他在反击右派运动中，他演的角色最为沉重其教训也最为深刻！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随着城市公私合营、农村合作化**的到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它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为此，毛泽东主席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出了《关干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且发动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是年5月，“民革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诚恳坦率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供中共各级党组织参考，以改进工作。
建国近七年以来，我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以及各级爱国人士都比较谨慎，尤其对执政党的整风则更是慎之又慎，多数三缄其口。为此，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在北京召幵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计十三次。王昆仑作为民革的负责人参加了大多数的座谈会，并认真地听取、领会了整风的文件和精神。与此同时，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为把这次整风运动搞好，还分头找王昆仑等同志谈话，希望带头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
第一次是5戶上旬，李维汉把梅龚彬和我找去，他说：
“你们要在会上发言，你们不带头发言，别人谁敢批评共产党？”
“难道党就没有缺点？你可以说说人家说的那些有职无权，吗？”
“你们要带带头嘛！说错了出了乱子与你们无关，是我们的，
这样，到了会上就有我们1个自以为“能听觉的话”的人发言了。记不清又过了几天，李维汉第二次找梅和我去说：
“共产党是要大家帮助整风的，这些天大家的批评，很多是好的。可是共产党有毛病也有好处嘛！就算有一千条坏处、就没有一条好处？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总是好处吧！你这回要再发言了。你们既要说说缺点也说说好处，两靣都说说嘛！”
于是，梅和我就又一次地作了错误的发言……我发言犯了严重错误，当然自己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虽然当时曾坚决投入反击右派的战斗，也做过多次沉痛的检讨，受到严重的批判，可是我对党、对革命事业负罪之重，惨痛教训之深，终身难忘。
王昆仑的回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表现：听党的话，党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就是说错了，他也绝对不把责任上推党中央，下卸给党的负责人，这就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所共有的作风和品质。自然，也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所共有的悲剧性格。
另外，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宣传部长兼《团结报》的社长，用今天的话说，也必然犯舆论误导的政治错误。对此，朱学范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我因《新民报》交出后便没有过问《团结报》的事，加上我多次公出，所以只能大概回忆。但是我听了四全大会李济深所作《工作报告》，使我吃惊不小，印象较深。
报告说：“《团结报》在1957年5月15日至6月8日期间所出版的三期中，模糊了政治方向，在某些言论上助长了右派情绪，刊登了一些毒草而没加以批判。”会后，我对李济
深说：“《团结报》在反右期间有些错误，是否容其自己检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报纸还是要办下去的。”李苦笑了一下，点头默许。
王昆仑作为一名不公开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他都是以自责来对待自己的锗误的。不久，他以北京市工作繁忙为由，交出了《团结报》社长的职务。
王昆仑虽说在反右运动中，为自己的发言做过沉痛的检查，但这并非说他内心中没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他做沉痛检查的时候，他听到了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对反右不满，并提出厂不同的意见：“黄炎培6月15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6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式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6月下旬，李济深表示李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等等，这对王昆仑那矛盾的内心刺激尤甚，但他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按照“党的驯服工具”的要求严于律己，进行更为深刻的检查。
怛是，当他看到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他那痛楚而又矛盾的内心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因为他既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忠诚党的戴罪图新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忧心忡忡一一又对昔的战友而今天的右派极大同情的人！为此，他在相当一个时期沉默不语，暗自思索着“这是为什么？”……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曹孟君的关系已经从分居发展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公开离异嘛？他又怕影响不好；不分手嘛？实在是徒有夫妻虚名。正当他陷入所谓晚年夫妻——再加所谓的革命伴侣想要离异的痛苦时，他青年时代的好友一一现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叩开了他的家门，二人海阔天空地谈过之后，陈老总有意问道：
“孟君同志去什么地方了？
王昆仑惨然一笑，如实地告诉自己的老友陈毅：他自美国回来之后，就和曹孟君分居，见面时也不以夫妻相称，而是相尊称“王先生”和“曹先生”。另外，她不允许我的女儿金陵叫她妈妈，只能叫曹姑姑。
“这还能叫老夫老妻吗？”陈毅问道。
“可孟君是一位把身心全都交给党的好同志啊！”
“可她并不是你王昆仑满意的老婆嘛！”
“这……”
“这就看你的决心了！要是我嘛，离婚，和孟君做同志。”
“可这件事……”
“没有什么作难的嘛！”
“总理……还有邓大姐会同意吗？”
“我帮着你去问。”
不久，陈毅同志如实地向王昆仑转达了周总理和邓大妲的十六字意见：前账不算，后账不加，加强团结，努力工作。
王昆仑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对待革命工作，还是处理夫妻关系，都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当年，曹孟君被捕之后，他毅然抛弃准备结婚的那位学艺术的女士，等着曹孟君出狱；而今，他们二人只是革命加同志的关系了，当听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十六字处理意见后，就又服从组织决定，和曹孟君“加强团结，努力工作”。这就是王昆仑爱情悲剧——乃至于政治悲剧的根源！
王昆仑很快从反右运动中解脱出来，遂又以十二分的干劲投入到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中去了！
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为地兴起来的一场强国富民运动。用通常的话说，是一场脱离现实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幻梦。梦境是诗意的，因为它可以超越现实，也可以不受理智的制约。因此，在做这种诗意之梦的开始，人往往是十分投入的，不仅不会想到醒来之后的结果，甚至连是美梦还是噩梦都不曾想过。王昆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以共产党员的真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近似疯狂的运动中去。有意思的是，由于王昆仑分管卫生和文化，在举国上下大做强国富民之梦的过程中，反而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请看如下事实：五十年代的北京，运输主要是靠马车。如“海淀区的四季青公社、丰台的南苑公社，以及朝阳区等许多农业生产队距城很近，每年从这些地区为城市人民生产大量的蔬菜和瓜果。当时，每天主要靠马车运输，供应市场川流不息。还有许多生产队的马车枳负着清理运输城区街道和居民厕所的粪便，以支援农业生产用肥此外，一些建筑材料和货物也主要靠马车运输。因此，每日从郊区各关厢进城的马车非常频繁，数量很多，而这些运输车辆的马匹和牲畜沿街随地遗落马粪，对市容影响很大，招引很多苍蝇，釣碍环境卫生，群众意见颇大怎么办？王昆仑深入调查研究，遂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上提出并作出决定：对马车加强管理，规定凡大车进城的牲畜必须配戴上马粪兜，以防沿街遗落马粪。时，还要求车把式随时清扫保洁，维护市容卫生。不久，他又发现写在纸上的决定并没变成现实，这种千年积习依然故，他以对人民负责的：作热情——自然也含有大跃进的干劲，下定决心除此陋习。对此，他的秘书张光模同志做了如下的回忆：
国庆前夕，王老参加市容检查时，看到朝阳门关厢是咭一通往机场的要道，经常有国宾外交人员来往。但是从这里每天逬城的马车络绎不绝，虽有清洁队指定专人保洁，但还是时常有马粪遗落，有碍观瞻。又在到广安门、永定门等关厢一带，那里运输瓜果、蔬菜、肉、蛋等逬域数量最大茇马车进城最多的地方，隨地遺落马粪很多。为了干干净净迎国庆，结合整顿市容环境卫生，又决定对马车要大力整顿和加强管理。他不怕脏、不怕辛苦，下决心亲自深入广安门关厢进行了专门调查，模清了问题。在那里，他和市爱卫会、夫奶境卫生处、宣武区负责「司志，并邀请各关厢街道办事处和几个公社、生产队的干部座谈；还走方了广安门、朝阳门外大车店和车把式，广泛听取意见，寻求解决方法，群策群力，研究怎样才能保证大车的牲畜不沿街遗落马粪？调查了解到，许多大车虽有粪兜，但有的车把式怕麻烦，怕脏，不给牲畜戴上；也有的旁套牲畜没有粪兜；还有的日久粪兜腐烂损坏，有的生产队怕增加开支而不再补充；车把式也反映，马粪兜缺货不好买，价格太责，有的质量不好，不耐用。
王老为了解决马粪兜的制作和供应问题，亲自与负责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专作马粪究的布料，并加工制作一批马粪兜供应市场。他要求今后要经常保证供应，不追求利润，由商业局、市代销合作社直接送货到农村生产队。还要求在一些城区关厢增设马粪兜销售点或代销点，以利大车把式随时购买。
自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司空见惯的难题，还必须有法律为依据使积习难改的社员做到有法可依。为此，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北京市加强马力车进城管理规定》的文件，并成立了北京市车辆管理指挥部，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严格执行。这样，才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如果说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的话，我们从这一件不算大的事情可以看出，王昆仑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依然是脚踏实地地履行自己的副市长职责，为改变北京市的卫生环境在业精于勤地工作着。也可能是他真的为生养过他的故都换旧貌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请看他在领导除四害运动中为消灭老鼠而写的这首《七律》：
鼠
一九五八年岁首首都群众举行捕鼠日
前年携药从东北，去岁东单试点初。
腊尽千家迹渐灭，
春回万卢害应除。
跳梁窃泰安容尔？
清野犁庭可待吾！
卷地风雪何历迅，
定教丑类伏全诛。
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在他任职十余年期间，毫不夸张地说从故宫到长城，从北海到谭拓寺，从曹雪芹遗址到地下宫殿……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北京偌多的文物和古迹能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和王昆仑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举例说：随着毛主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登临长城。为了使得游人能愉悦地观瞻长城的古韵和风貌，他曾数度光顾长城，并会同市有关单位领导进行了研究。他严肃地提出“长城游览区应成立管理委员会，负责经常管理工作。同时，他看到长城陈列室展品陈旧，要求市文化局协助延庆县整理展品资料，要常更换、补充新的。对食品供应也提出了要求，决定由市、县商业部门负责考虑扩大供应点，保质保量供应，满足旅游旺季的需要。另外对于长城游览区周围的环境卫生，他要求县和当地公社指定专人经常负责打扫保洁……这里苍蝇很多，他要求市卫生防疫站帮助县里培训卫生消毒人员，在技术上给以指导，定期喷洒灭蝇。至于道路、停车场、游客休息室等需要扩大的问题，他也提请市长办公会上集体讨论解决。”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又收到了“怀柔县黄花长城和密云古北口一带长城被当地社员群众拆毁城砖，私自修盖家畜禽舍，严重破坏了长城的文物古迹”的报告。怎么办？他的秘书曾做了如下回忆：
王老很重视长域古迹的保护，不顾路途遥远曲折难行，他亲自和市文物处等部门的同志一起来到密云、怀柔一带，检查知制止破坏长城的问题……他还到附近村里看了几户用域砖修置的草棚、院墙和猪圈鸡舍。王老当即向县里负责同志提出，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灿烂万老文化遗迹，要认真负责保护、经常检查和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有责任维护长械古迹。
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继续保持和文学艺术家广交朋友的作风。在这期间，他和老舍先生、曹禹同志等不仅发展了他们当年在山城的友谊，而且还为他们的写作创造条件。实事求是地说，北京市在十年大庆前后出现的话剧《茶馆》、《蔡文姬》，长篇小说《靑春之歌》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王昆仑有些关系。
王昆仑是一位很有**的诗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作为诗人的遗迹。1958年，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大跃进运动，而且在文艺创作方面——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上也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歌颂假大空的全民写诗运动，给后代留下的是一本由郭老和周扬同志主编的《红旗歌谣》。作为过来人，依然记得放卫星式的诗歌比赛。后来者也可从毛主席的诗歌创作中看出：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到韶山》等十多首诗词，几乎是他一生中创作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也可以说明：在全民写诗运动中也的确有诗歌精品问世。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一一以及他的同代人，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多数是受着强国富民之梦的理想驱使，非常真诚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时这种真诚一旦感动诗人并化为诗歌，也一定能写出上乘的诗歌精品。昆仑在这几年之中不仅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高峰，而也的确写出了不少他作为诗人的真情实感。换言之我们从他创作的诗歌中可以窥视到他的内心是激越而乂冗奋的。如：
在大跃进的热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王昆仑听说爱女金陵同志主动要求放扬州劳动，他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还写下了《送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算做父亲的临别噌语。事有凑巧，诗人外交家陈毅元帅来访，拿起桌上墨迹未干的诗草就朗朗吟诵了第一首：
送儿下放去杨州，
有欢乐不觉愁。
带笔从农真壮举，
脱胎换骨此从头。
莫忘土改三同训，
好助丰年五谷收。
汝尚青春我未老，
乘风破浪总司舟。
陈老总读罢连声赞日“好诗！好诗……”接着又把第二首、第三首吟罢，遂又有些激动地说道：
“昆仑，第三首中这几句写得最好：水田浸骨知禾贵，破晓寻肥觉粪香。寄语我儿休念我，全心全意为农忙
王昆仑在老友称道过后，说出自己写这首诗的本意：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尤其是自己的女儿，虽然也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钽他们毕竟远离工农大众，更不知中国农民几千年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希望他们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中去，和农民同吃同住，脱胎换骨，真正完成立场的转变。
对此，陈老总也是有同感的。他想了片刻说道：
“我建议：把这三首诗登在《人民日报》上，告诉我们的中高级1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变成当年的八旗子弟！”王昆仑作为共产党人，曾亲耳聆听过周总理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当年的八旗子弟。因此，他为送自己的女儿去农村写下了三首诗，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寄言。今天，他又听到了陈老总说这样的话，使他不能不想起历代封建王朝覆灭一尤其是清王朝覆灭和其不肖儿女的关系，因此，他是赞成陈老总的提议，把自己写的这三首诗送往《人民日报》刊登。但是，他又听说由于毛主席不提倡青年人学写古体诗词，《人民日报》未必愿意登。陈老总听后拿起诗稿说道：
“我找席和总理去，他们一定会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三首诗。”
没过几天，《人民报》上果真登出了这三首诗。随之而来的是，解方将军等高级党政军干部送子女当工人、当农民、当战士的报道，逐渐在全国蔚然成风。
不久，诗刊创刊，除公开发表毛主席的诗词而外，还全文登载了毛主席给臧克家同志一封关于诗歌创作的信，提出了诗歌创作应以新诗为主的意见。为此，诗歌界又掀起了有关建立格律诗的争论。王昆仑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诗歌创作方面进行了两种尝试：一古体诗民歌化；二，创作新诗。前者，如上所述《送女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七律》，糅进了七言民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