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型历史剧《屈原》的创作全过程，王昆仑是知之甚详的：“为了击败国民党的反共高压政策，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同志制订了以郭沬若为旗帜，以戏剧为中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而《屈原》就是郭沫若同志贯沏这一斗争方针的结果。同时，王昆仑也知道周恩来同志为《屈原》一剧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对“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屈原是否革命诗人，应如何评价”非难，都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因此，王昆仑对于官方的指责坚决地顶回去了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主人士作了必要的说服和解释郭老的《屈原》政治意义是很强的，正面表现了屈原反对民族的敌人勾结投降派的斗争……郭老不是在作生硬的比喻，而是借题发挥，把斗争的矛又指向卖国投降的反动派。”

为了阻止圣战中的这股反动的暗流——“宁渝合流”，坚定抗战必胜的民族决心，王昆仑借总结近代革命的历史教训，告诫当代的人民：妥协投降是没有出路的！遂写下了长篇论文《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试炼》。文章一开始就以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炮火血肉在试炼着整个的中华民族。炮火血肉在试炼着每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接着，他又以勿容置疑的口气指出：“抗战这一新的历史教训则要考验一下中国民族能不能获得新生。同时也要考验一下三民主义的革命能不能完成它最后的任务，使中国民族获得新生。”他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中，以极其丰富的近代史知识回顾了严酷的革命教训，指出一切改良派是没有出路的，一切投降派是注定要失败的！最后，他不指名地正告玩弄“宁渝合流”的蒋介石

“民贼是决不能免于灭亡的！动摇，投机，虚伪，自私，落伍，开倒车是决不能免于暴露的！为了中国民族的前途，为了中山先生的事业，每一个三民主义革命者都挺起胸膛、走上新时代护大考场罢！只有认识历史的人才能推动历史，历史会把一切叛徒栉弱者淘洗得干干净净。”

郭沫若的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只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昭示了爱国诗人的理想；王昆仑的愤笔疾书的雄文，也仅仅是向雾重庆的各界人民播扬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他们都未能打破蒋介石制造的政治重压：“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重庆的政治空气很沉闷。”为此，中共南方局找到王昆仑等人，希望寻找一种政治形式，给这政治空气异常沉闷的重庆注入一些活力。卫昆仑等人“通过一些媒介分别交换意见，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诚如当事人所说：“他们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这些想法，也是分别受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才产生的这就是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缘起。

关亍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性质和任务，当事人甘祠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座谈会只谈国际国内的事不谈其他。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作为基本成员，以后可以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不能参加。带人参加者对所带的人在政治上要对座谈会负责，至少保证他所带的人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基本成员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甘祠森等十四人。聪明的读者一看这幵列的名单，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怎么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差不多呢？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这两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不同，所以核心成员虽然相同，但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却是迥然而异的。

由于“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分别具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多的知识，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所谈内容都不是空泛无味的，有些见解很有特色。座谈会上还反映了在一般场合听不到的情况，所以大家愿意来，有些人甚至把参加座谈会当作自己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人，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对此，董老曾笑着对甘祠森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这也就是南方局对民主同志座谈会的评价。

与此同时，为落实周恩来同志发出的“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治”的号召，王昆仑又支持曹孟君接受邓颖超同志交给她的创办一个公开的进步妇女杂志的任务。经过曹孟君同志多方交换意见，串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编委会，并筹备创刊资金，于1943年元旦创刊了《现代妇女》。这本月刊杂志不仅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给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旦还使我们的立传者王昆仑一举成了各方人士都关注的红学专家。

王昆仑成为红学专家，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诚如他自己生前所说：“我最初读《红楼梦》是在六十多年前，当时我十来岁，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那时，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之也在那任教，他俩都对《红楼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却毫不在意，只是一股脑儿地沉浸在《红楼梦》所表露的豪情柔意，悲欢离合之中，压根儿就不去理会什么索隐派与考证派等等等。”这说明王昆仑在少年时期就被《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俘获，是为远因。说到他因支持《现代妇女》一举成为红学专家的近因，他自己在多年之后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时，在重庆有一份杂志叫做《现代妇女》，它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也经常受到党的关怀与爱护，我的妻子曹孟君曾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我为它写一点东西，于是我开始重读《红搂梦》。此刻的我已不复是青年时代的我，经历了一些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因此《红楼梦》吸引我的，也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晴雯。”

但是，王昆仑在写《红楼梦人物论》系列的时候，列在他写作首篇的却不是特别吸引他的凊雯，而是以《花袭人论》作为他的开篇。这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在晚年曾向读者坦言：“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晴雯，但什么是晴雯的动人之处呢？她和袭人都是怡红院的大丫环，都是贾府的奴隶。论美丽，袭人与她不相上下；论性情，袭人温柔和顺，晴雯是块暴炭，火热而又暴烈；讲工作，袭人是谨谨慎慎，细致负责，而晴雯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表现；论处世，袭人对卑躬屈膝、谄媚逢迎的贾芸，尚且亲处奉茶，而晴雯只要不高兴，连黛玉姑娘也吃过她的闭门羹。然而，像这样一一比去，原来袭人与晴雯虽同是女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灵魂：一个是为了爬上半个主子的地位，不惜践踏别人的奴才；一个是为奴而不服奴的卑贱，终于付出了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着了解晴雯而懂得了袭人，为着赞美晴雯而剖析了袭人，所以先写《花袭人论》，以做第二篇《晴雯之死》的铺垫。”正如王昆仑晚年追忆当年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社会背景所说的那样：“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的重庆，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威胁，而且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也给人民以很大的压力。具体说，普通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当时的反抗、优郁、难以说明的情绪，不期然地想起《红搂梦》这部书来，也就是想借此发泄胸中的郁闷。”因此，王昆仑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极强的政治倾向。换言之，它还有着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和战斗品格。再加之王昆仑在国民党中那显赫的政治地位——自然也为着长期战斗的策略性，发表这一组文章时，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的笔法，隐去真名王昆仑，署名太愚。

也或许是王昆仑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太别具一格了，自第一篇《花袭人论》问世以后，山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等都在传阅，都在议论太愚到底是何人？对此，王昆仑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之后，还不无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由于环境，不得不用“太愚”的笔名，然而还是泄漏了机关。于是一方面是责备：居然搞起红学来了，什么目的？影射谁的？另一方面是支持，认为用这种办法来评论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也有些新颖可取之处。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于是年5月24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小民革”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搂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王昆仑听后一怔，在他的思想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工作着，谁会看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种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摇摇头说：

“不要带它吧？那边的同志谁会看这种东西呢？”

“会有很多人看的，”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起码我们的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

说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作用，说到延安在王昆仑心中的地位，他晚年曾说道：“1943年的重庆受着极度的政治高压，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此时的延安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的北极星，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便是航行在暗礁险滩中船只的导航灯。”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开六全大会，当时，由于我在一次会议上对蒋介石提出质问遭到他的迫害，政治处境非常恶劣。所以我把写作也当作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这就是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起因和过程。而结集出版则是抗战胜利后王昆仑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韩侍珩（即安排丁玲出走的人）办了一个书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将他写的这十几篇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草出了单行本，即《红楼梦人物论》。

《红搂梦》自问世不久，遂成为文坛注目的一部奇书。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清末就形成了“红学”。待到民国初年，“红学”家们不同的观点，已经演变成十分对立的流派。而王昆仑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新红学”家，他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的立论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对此，王昆仑认为：“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于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他所同情的就是他所写出的正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颂扬，他所反对的就是反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鞭挞、讽剌或暴露；他对于具有两面性的人物，就有赞许，有批判。”这就和清末民初研究“红学”的两大派别——索隐派和考证派划清了界限。加之，王昆仑认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划分了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的界限，表现出那些人物所从属的阶级性格”。因而，他是比较早地且又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同时，读者读过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基本上能达到如下立论的认同：曹雪芹“对人物的出身、历史、生活环境的叙述、描写，一般地都具体、明确，刻画出他们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对某些人物更写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思想倾向和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王昆仑这样有着特殊身份的政治家，且乂是处在那样一个亡国在即的黑暗、独裁的社会里，他绝对不会像静处书斋的学究那样研究《红楼梦》，更不会像索隐派、考证派那样钻牛角尖式的写《红楼梦人物论》他的研究和写作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他的战斗性。举例说：王昆仑对探春这个人物予以表扬，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来当时的感觉是在极其反动的政局之下，能有一个探春这样一种人物，实在难得，加以颂扬，而认为这贾府当局竟让探春远嫁，是很大的损失。”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们认识到：当时没落的贾府不能容许探春之存在，实际是反动的家族统治者，不允许为了没落贾府的复兴而改良的探春之存在。而他的真实寓意随即不言而明：“难道当时假抗战、真反动的蒋政权竟会容许一个探春式的人物存在吗？”结论：对蒋政权不要抱幻想，行改良之法是死路一条，唯有推翻蒋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真正的复兴！

立论新鲜的论文是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不会吸引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关心。但是，王昆仑的《红搂梦人物论》为什么会引起当代读者——乃至于今天国内国外的读者的兴趣呢？我以为他还有一支生花的笔，为他的这组论文注入了艺术的魅力。对此，位生长在台湾、工作在美国《华侨日报》的女诗人王渝，在八十年代做了如下注脚：

这本《人物论》令我着迷，首先在于太愚和曹雪芹文采一样繁丽，学识修养一般精博，叫人越读越体会出论者与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太愚是曹雪芹越过时空的知己。再者就是论者虽然杂学甚丰，却不卖弄，在评论人物时情理交融，全不流入琐碎的考证，读起来舒畅，说服力又强，第三则是论者看法观点的独特，不标新立异，而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叫人细细咀嚼后回过味来，余香满口，他是个神奇的导游，让我们在熟悉的地方看到新风景。

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给他带来学术上的声誉。但是，在政治上也为他引来了麻烦。其中《王熙凤论》刊出以后，在山城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其中有人公然责备王昆仑：这篇论文是影射蒋介石的。而这种恶意的责备竟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使得这位山城的独裁者大为光。为此，很多好心的友好都为王昆仑捏着一把汗，生怕有不测的事件会落到他的头上。

但是，王昆仑依然故我地一边写作《红楼梦人物论》，一边积极地为党的秘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是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换言之，是副业。他的正业依然是参预山城复杂的政治斗争，并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给他的各种政治任务。所以，他在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的同时，还积极组织、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活动，并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顾名思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组织。该组织的缘起，一是蒋介石利用抗日战争出现相对平静的阶段，发动了第三次反共**，使得山城的政治空气欲加沉闷；再是经过半年多的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活动，“大家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去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此后经多次分别交换意见，才决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该筹备小组核心成员有王昆仑、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等十人，后来大家称之为十人小组，因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而出了名。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历经多次开会讨论，逐步就组织名称、组织路线、政治主张、组织是否向社会公开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重压，再是十人小组成员的身份非同一般，因此，“入会成员的条件，着重政治倾向较好，政治上可靠和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三条，特重视政治上可靠这一条”。其政治主张广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民党应立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国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学术、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律处于平等地位”等。可以想见，蒋介石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政治组织？当他获悉王昆仑不仅参加了这样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当选主要负责人，很自然地加剧了他和王昆仑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矛盾。

王昆仑在山城和蒋介石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只是慑于诸多互相制约的因素一一或者说蒋介石尚未找到处置王昆仑合适的借口，他们间的矛盾一直处于隐而待发的状态中。举例说：

蒋介石刚刚抵达重庆不久，还没从汪精卫叛逃投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王昆仑就接任以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并对该协会进行了大的改组，把一些共产党——或赞成共产党主张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全都安插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主要部门，为苏联、为中共进行义务宣传。请看下列名单：

研究委员会主任部沫若

副主任阳輪笙葛一虹杂志委员会主任王昆仑

副主任侯外庐翦伯赞编辑委员会主任西门宗华副主任曹靖华

妇女委员会主任李德全

副主任曹孟君谭惕吾傅学文財务委员会主任阁宝肮秘书主任洪舫

上述名单，除洪舫一人是国民党右派之外，其余所有组织都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不久，王昆仑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又调来靠山较稳的屈武和刘仲容，接任洪舫秘书主任的职务。对此，蒋介石恨得要命，但慑于取得苏联对华抗日的援助，也只好听之任之。

经王昆仑改组后的《中苏文化》，是受到中共南方局——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关注的，对此蒋介石也是清楚的。在重庆除了《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而外，只有《中苏文化》能公开宣传苏联，宣传马列主义，集中采用各种纪念日发行特刊或专号。对此，蒋介石也是默认的。但是，蒋氏不曾想到《中苏文化》还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专稿——《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这在重庆所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用当事人的话说：大有洛阳纸贵的样子。由于该刊物隶属中苏文化协会，毛泽东的文章又是增进中苏友好的，所以蒋介石对山城各界人民争相购买《中苏文化》，争阅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也只好独自生闷气！

在蒋氏独裁统治的山城，创办进步刊物——尤其是进步妇女刊物是很难的。自曹孟君接办的《妇女生活》被查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这样一块战斗阵地。当王昆仑听说邓颖超同志希望曹孟君创办新的妇女刊物——且又没有经费来源和办公地点之后，他通过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出面，积极支持曹孟君创办《现代妇女》月刊，从经费、稿源以及人力诸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现代妇女》创办前两年没有办公之处，就把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的活动室腾出来，借给《现代妇女》办公。就这样，一份进步的妇女刊物又在山城和读者见面了！该刊不仅刊登了大量的有关我国妇女抗日救国、争取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进步稿件，而且每期都刊登介绍苏联妇女、儿童的文稿。更为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中苏文协妇委会的部分领导成员和会员参加了重庆各界妇女主张抗战到底，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宣言的签名”，其中曹孟君是当然的带头人。对此，蒋介石淸清楚楚，没有王昆仑这块金字招牌，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不可能创刊，曹氏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他蒋某人作对，所以，蒋氏不仅把王昆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且业已下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就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终于找到了和王昆仑摊牌的机会，并在山城酿成了一幕大失蒋氏人格的闹剧。事情的经过是这祥的：

1945年的春天，是同盟国取得决定胜利的季节。苏联大军由东而西，横扫东欧战场，直逼德国首都柏林；英美联军自胜利完成诺曼底登陆之后，分别由南北西三个方面向德国开进，和苏联红军会师桕林只是时间而已。在亚洲战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迭克重镇，重创日军；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击溃日本海军主力，正集中全力挥师北进，节节逼近日本本土。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了！

面对这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该如何迎接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局面呢？他们几乎是同时召开了两大政党的党代会。

首先，中国共产党于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对抗战就要取得胜利的大好局面，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对胜利后的中国命运做出了这样的估计：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因而，他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为此，大会制定的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接着，蒋介石在重庆于5月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氏面对抗战就要胜利的大好形势，向全国人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还政于民，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在全国实行所谓的“宪政”。他为了掩饰其独裁政治和准备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广三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六个月内把各省、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给国民政府。”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自然应当效仿执行之。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国民党名存实存，共产党名存实亡。如果共产党胆敢拒不执行，内战再起的责任不在国民党。当然，他蒋某人下令进剿八路军也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为战后的中国发表了重新立国的宗旨。但王昆仑等人十分淸楚：剥去表面的政治口号的外衣，目的都是在为了争夺战后的天下做思想和组织的准备。怎么办？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为戳穿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虚伪面具，遂在山城发动了一场“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并逐渐推向**，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洪流！

其中，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等在国民党六全大会期间，他和屈武等人向大会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公开主张“实施民主政治，改善士兵和人民生活以迅速击败日良。他反对以武力对付中共，建议在召开国民大会前，首先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公幵活动。”这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5月7日上午和5月8日上午，是时任参谋部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按大会议程规定：5月10日上午，对何之报告进行所谓检讨和质询。是日上午，王昆仑身着笔挺的白色西装，准时走进会场，坐到他的席位上。大会秘书长吴铁城挥手中髙举的榫头，宣布今天大会主席是程潜将军（一说邹鲁）之后，质询何应钦军事报告的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在两位与会的代表质询过后，王昆仑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

“报告程主席，我要发言质询！”

程潜是湘中名将，又是国民党的元老，他那年已经是年满六十三岁高龄了。他循声往台下一看，忙说道：

“是王昆仑委员，请发言。”

王昆仑的质询是有准备的，或日是有的放矢的。王昆仑的发言共三大部分据访问者公幵发表的文章如下：

王昆仑质问道：抗战巳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

昆仑又说；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王昆仑还说：第十军军长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

当代大多数读者对王昆仑这三条质疑是知之甚少的。再者，也正是这三条质疑暴发了蒋介石闯进大会，当众辱骂王昆仑的闹剧，故笔者有义务向读者作一扼要地介绍：

所谓在西北大后方屯兵数十万一事，即蒋介石名为防止日寇西渡黄河、实为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向南扩张，遂遣派其爱将胡宗南坐镇西安，统率精兵数十万，在抗战八年中未和日军正面交火。相反，却经常和八路军大搞军事摩擦。

所谓第十军军长方某投降日军，是最令蒋介石大光其火一一又为今天读者所不知的一段秘闻。容笔者简介如下：

方某，即国民党将领方先觉。方原是江苏箫县（今属安徽）人，为黄埔第三期毕业生，并亍1942年升为第十军军氏。在此之前，方在出任师长期间，曾有兵畋日军之下的历史，在这次保卫长沙的会战中他戴罪披挂上阵，为表示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曾给他的妻子留下一封绝命书信。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为表彰弟子方先觉的所谓精神将其遗书登在报端，广为传扬。同时，并晋升为第十军军长。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扭转在亚洲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消除中美空军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威胁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发动了代号为号作战”的战役。而中方称其、“豫湘桂战役所谓豫中会战以国民党军队大败结束之后日军为控制粤汉、湘桂铁路进而发起长（沙）衡（阳）战役。参战日军总计三十六万余人，由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指挥。参战的国民党军计十六个军共五十师的兵力，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长沙失守之后，日军继续南进，先后占领株州、湘潭等地，遂又向军事重镇衡阳发起进攻。时方先觉统率的第十军恰好负责拱围衡阳之任，历经数度血战，方部被困衡阳，在数次救援失败之后，方先觉于8月7日率部向日方投降，

蒋介石不愿播扬其弟子叛国投敌，遂又以欲盖弥彰的手法宣布方在衡阳壮烈殉国，给予褒扬。天公不做美，方在武汉投敌的录音讲话通过敌台传到了山城，遂又在山城引起大哗。蒋介石不愿在山城人民面前丢丑，又通过早已和他建立关系的汪伪政权的实力派周佛海等关系，把方先觉悄悄送回重庆，美其名日：负有特殊使命。

请想，王昆仑在党代会上，公然质询这一事件，无疑是当着全体党代表的面在揭蒋介石的秃疮。这必然会遭到蒋记死党和特务们的围攻。笔者把当事人的回忆条理如下：

王昆仑的质询发言尚未结束，会场就**起来。大会执行主席程潜一看台下相继站起身来的代表们的表情，知道大事不好，可也不知道该如何把质询大会继续下去，遂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台下忽然有人大声叫喊：“方军长就是抗日英雄！不许造谣中伤方军长”这人的喊叫犹如引信，顿时会场大乱，叫骂声不止：

“方军长有什么问题？必须拿出证据来！”

“对！对！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别有用心！”

“他王昆仑的心从来没放在国民党这边，他质询方军长是，假，攻击我们党的总裁是实广

“谁向我们的总裁放黑枪，我们就枪毙谁！”

“枪毙王昆仑！立即拉出去枪毙！”……

这时，蒋记的死党们边说边涌向王昆仑的座席，如若不是王的周围坐着非亲蒋的代表，王真有可能被这些好事之徒揪斗。但是王昆仑站在自己的座席处神态威严，岿然不动，炯炯有神的目光直视前方，不屑于理睬这些政治小丑。

“请安静！请安静！……”大会秘书长吴铁城高高举着手中的榔头，大声地喊着。

吴铁域焦急的叫喊没有平息会场的吵闹，只见戴笠走到台口振臂大叫：“停止吵闹！总裁来了！……”

戴笠这声“总裁来了”很有效用，围攻王昆仑的人一个个就像是听见猫叫的粍子不仅停止了喊叫，而且很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正襟危坐，直视主席台。

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蒋介石自侧幕旁边走出，怒气冲冲地走到台口。有心的当事人一看手表：上午11时50分。蒋介石声嘶力竭地骂道：

“世下谁人不知方军长功在国家，造福湖南？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吗？……”

蒋介石越说越有气，竟然讲了一个多小时。

蒋介石的讲话，等于向台下的奴才们发出了命令，因此，台下再次响起“枪毙！拉出去枪毙！……”的叫喊声。

王昆仑神态肃穆，在一派乱哄哄的叫骂声中，骄首昂视地走出了会场。

蒋介石这番失态的谩骂及其奴才们的围攻，丝毫无损于王昆仑的形象，相反，他却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出了名。对此，国民党的元老、屈武同志的泰山于右任老先生会后幽默地说了这样一句名言：“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蒋介石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是打着民主、宪政的旗号的。他这样一骂，就等于自己动手把自己脸上的假面具戳破了！在蒋介石的从政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却从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当着数以千计的代表作此丑陋的表演。另外，他也没有想到后果有如此严重。据史记载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本来与他的盟弟蒋介石就有解不开的过结，会前拒绝出席六大，并写信要蒋介石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后经几位元老相劝，勉强答应参加。蒋介石这通失原则地大骂王昆仑，气得他在选票上把前十个名字一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笔勾销了！

这天休会之后，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甚至说道：“民意代表对施政当局提出质询，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规，也是作为代表的正当权利；如果只有一个人说算，还要我们这些代表做什么？这个会不如不开算了。”

有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索性上书蒋介石，公开指责：如果你这种骂人的习惯不改正，听不进点逆耳之言，恐怕国民党的六大将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了亡党亡国之祸就在不远。

桂系和蒋介石矛盾由来已久，只是抗日战争暂缓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大骂王昆仑之后，白崇禧公开为王鸣不平他在会上正式代表广西的代表发，表示一致投票选举王昆继续肖选中央委员。

总之蒋介石这一骂实在是下不了台，只好请黄少谷等人而见王昆仑进行疏通，“解释误会”，要王以“国家为重继续出席会议，以挽回面子。也或许是乱闹得太大的原因，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平息代表们的不满。5月14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谈话，公开承认骂七昆仑是“言语失态”，请同志“不要在意”。

但是，有许多有正义感的代表由此看透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因此在选票上有的骂道：“蒋家天陈家党”，有的索性在选票上写道：“总裁独裁，中正不正。”选举的结果：蒋介石依然当选总裁王昆仑的名字在选票上就被蒋介石拿笔划掉了。

王昆仑虽然在国民党六大上落选了，怛是谁都清楚：王昆仑打了一个大胜仗。同时，与会的代表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王昆仑的日子将怎么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