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这两个合法的舞台，抨击蒋家王朝中的亲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面，他又在幕后支持曹孟君等人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这两个角色演得都很成功，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南京救亡运动的开展。
但是，北平危机、华北危机的形势发展实在超出南京政府的预测，就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政府。同时，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收买汉奸流氓、流窜街头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天津举行“自治请愿”的示威游行。更有甚者，日本侵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策动大汉奸白坚武等属下的正义自治军四处作乱，配合日本在华的驻屯军一度占领了天津车站和北平丰台车站史称“丰台事件”。
蒋记的南京政府一方面大做官样文章一一下令逮捕大汉奸殷汝耕，一方面极力封锁华北一一尤其是所谓“丰台事件”的真相，妄图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义愤。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种传媒相继披露了北平危机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当事者的回忆，王昆仑是第一个向南京读书会报告北平事态发展真相的，同时，也是第一个推动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的。
曹孟君听后愤慨异常，当即召开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紧急理事会，并决定用“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召开“首都妇女团体国是讨论会”。那天到会的有各学校、机关、团体的妇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会临时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讲，以她那难以压抑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与会的妇女代表，把会场变成了声讨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战场。最后，她又振臂高呼：
“国难当头，妇女们，全国同胞们要团结起来，迅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
曹孟君的演讲和呼吁极大地感染了与会者的爱国情绪，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就在到会的四百余名妇女代表群情潋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热烈气氛中，曹孟君当场宣布“南京妇女救国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35年11月30日。
当天晚上，王昆仑紧紧握住曹孟君的双手，激动地说了这样的话：
“国难深重的人民感谢你：南京妇女救国会是全国成立得最早的救国会组织，它必将影响全国的救亡运动的展开！”
王昆仑的这一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首先，请看在王昆仑关心和推动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国群众运动：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影响，曹孟君在自己主编的新民报《新妇女》副刊上出版了专号《国是讨论专刊》。上边载有著名妇女活动领袖谭惕吾写的《觉醒吧！同胞》，曹孟君也亲自动笔写了《我们的要求与准备公然提出“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政府充实抵抗的力量！我们要拿出最后决心和最终的勇气督促政府和敌人抗战！”“我们要组织成统一的战线，准备总动员！”“全国少壮妇女立即组织起来，立即接受战时救护工作训练！”等等。与此同时，南京妇女救国会经协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枫、胡济邦等东下上海，访问上海的妇女领袖——同时也是亲密的战友沈兹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动上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
接着：
孙晓村、狄超白、千家驹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其中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日力量较强，他们以歌咏、话剧为主要活动形式，著名的广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经大表演艺术家崔嵬和张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经金山和王莹合作，又演遍了东南亚。再经王莹等人的努力，在美国白宫为罗斯福总统演出，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此乃后话，略。
薛葆鼎、后文瀚、李宗璞等发起成立了南京学生界救国会。
薛宁人、汪德彰、赵鹏等发起成立了南京职工界救国会。
简之，南京各界救国会就像雨后的春笋相继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南京的救亡热潮。
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结果，遭到了军警、马队用水龙、马刀最为残酷地镇压，打伤四百多人，逮捕三十余人。
事后，国民党当局竭力隐瞒事实，封锁消息。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但没有几天，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薛宝鼎就从王昆仑、狄超白那儿得到了消息。”同时，王昆仑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曹孟君。这条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点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药筒，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的各界救国会纷纷涌上街头，进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曹孟君等领导的南京妇女救国会在此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她们不顾风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险，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主动地向他们介绍国民党当局的动态，协助他们联系去各学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曹孟君带头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一无所有的爱国学生。当获悉北平学生“献旗团”到南京请愿时，被蒋记特务秘密软禁之后，曹孟君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在《新民报》上发表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客观地说，王昆仑在幕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为起点，很快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个阶层的救国会。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活跃，成缋也最为显著。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导下，对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颁发《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等等。为避免损失，南京各界的救国会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对此，王昆仑一方面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蒋家王朝，一方面又根据新形势的发展，继续发挥救国会“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作用。经研究做出如下决定：
一、“南京妇女救国会”转入地下，改为秘密的“十人团”形式，通过个別谈话进行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璁等。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室，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三、继续做孙科的工作。对此，孙晓村同志做了如下回忆：“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但陈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顆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五、保持和上海救国会的密切联系。王昆仑虽然和范映霞办了离婚手续，但他依然定期来往于宁、沪之间，传递着消息，密切双方的关系。在这期间，他不仅经常拜访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而且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以及社会名流章伯钧、章乃器、史良女士等过从甚密。这样，就把宁沪两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做一股怒涛。就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救国会一事吧，南京方面不仅派出了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为代表，而且曹孟君、孙晓村还当选为全国救国会的常委。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例如他和范映霞的爱情就是这神十分典型的恋爱模式。而他和范映霞的爱情悲剧，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霞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志同道合，是革命者恋爱的基础，但这绝不是成为美满姻缘的必然条件。然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往往把这当做选择恋爱者的唯一标准，可一旦结合，多数又会演义出许多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
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
“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那时，孟君真漂亮，额前正中间还有一颗痣，真是一个美人。”像长得这样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样富有文学才华，富有爱国的热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仑的爱恋呢？因此，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离异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热恋之中。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稔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淸、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温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初恋中的情人——哪怕双方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感情色彩是胜过理智的。但是，当相爱的双方就要看见结合的终点的时候，感情就会渐渐地退色，理智又随之成了左右相爱双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这种火候眼上，王昆仑和曹孟君都隐约感到了什么，他们之间的热恋又不知不觉地降了温。不久，由于一位中央大学学习艺术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险些成为历史。此巧后话，暂且不述。
那时的革命家，或许是真的把革命视做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带有时代的印记，恋爱可以不谈，但绝不影响开展革命事业。
这的确符合东方道德的标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
“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做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也是啊！……”
是年一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
“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钩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0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先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悉。”
关于冯雪峰由陕北去上海一事因当事人大多数先后谢世，至今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为此，笔者不想介入这一“文案”仅想在此拙作中写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冯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写的，实事求是地说，是符合实际的。据有关当事人说：冯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报写出，后又整理成文。在大字报中还曾写有这样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仑王是我们的人。后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删去了。一说，冯雪峰记忆错了，整理成文时被删掉一说他考虑到王昆仑被隔离审查，且王的党籍尚未公开，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担心影响王的政治命运，故有意删掉。孰是轨非，各执一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冯雪峰何时去的南京，找没找过王昆仑。
冯雪峰去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一一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稔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脤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同志说，他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他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
“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着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霞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
“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刘湘将军化缘。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从军，并考入军官讲习所。
该军官讲习所于1908年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故以刘湘为首的毕业生自称速成系，与毕业外籍的军事将领在蜀国大地角逐天下。
使天府之地成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刘湘自连长起家，历经九年的军阀混战，刘湘业已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司令，与其他川系军阀在四川大地上混战、角逐。
北伐之役打响之后，刘湘及所有川系军阀慑于大势，纷纷易帜改编。刘湘所部遂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仍为军长。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刘湘在自己的防区重庆率先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而后，为争四川霸主的尊位，先后两次与堂叔刘文辉争雄，终使刘文辉败走西康，由他统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刘湘被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是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蒋介石急调刘湘东下南京面商一切。刘湘为探明蒋介石的虚实，决定出川，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为摸清蒋介石与他会谈的底牌，密电他的驻南京代表邓汉祥从南京赶往武汉商谈对策。
王昆仑为秘密策动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与邓汉祥以及刘湘的财神刘航琛、四川胞哥老大范哈哈等时相过从。自然，刘湘派驻南京的这些耳目，也负有从王昆仑这位太子派骨干口中刺探情报的使命。因此，邓汉祥在向刘湘报告完蒋介石调他来南京的目的之后，特别说道：
“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你一定要亲自见一见敢于公开反蒋——同时又是太子派骨干的王昆仑委员。”
王昆仑非常清楚蒋介石调刘湘进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刘湘之军事实力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反过来，又假红军与川军交恶之机，削弱刘湘的军事实力。一旦刘湘所部难以抗击入川的红军，蒋介石趁机派其嫡系部队入川，收当年刘备图川之效。为此，王昆仑向刘湘讲了类似这样的话：
“蒋委员长调甫澄将军来南京，是步一石三鸟的好棋。终其目的，是要图川。”
王昆仑的分析击中了刘湘的要害。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四川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换句话说，四川归顺中央，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原大战之后，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相继败北，不得不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唯有四川、云南、广西这三地的实力派还重兵在手，对蒋介石的话可听可不听。为此，蒋介石耿耿在心，早有削夺这三地尤其是川系刘湘兵权之念，只是因为北有日本入侵华北，南要“围剿”红军而未得手。时下，红军突围长征给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賜良机。不出王昆仑所料，蒋介石和刘湘的会谈，恰恰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说得更准确一点：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有用之才。为此，他又向王昆仑讨教对策。
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核心是反蒋，因此他向刘湘提供的对策是出于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这一前提。首先，他讲了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出于私利，不能同心协力反蒋。相反，蒋介石却利用了反蒋派的矛盾，先击败南方的桂系李宗仁，继之又用权、钱买得张学良拥兵自重，再继之是集中优胜兵力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因此，王昆仑又说了类似这样内容的话：
“这和当年七雄争霸时候，秦用合纵之策击败六国的连横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时下，甫澄将军应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些道理来。”
从此，刘湘十分佩服王昆仑的见地，并指示常驻宁、沪的代表邓汉祥、刘航琛等人经常和王昆仑保持联系。
刘湘返川之后在五昆仑等人的建议之下，刘湘不仅接受了冯玉祥派出的私人代表高兴亚同志，而且又在髙兴亚的建议下，刘湘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的联系，并请冯玉祥将军转达他的诚意。不久，上海中央局派出张曙时同志西去重庆，开始做川军的统战工作。由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相继被捕自首，这前前后后的内幕就知之甚少了！自然，王昆仑在这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一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王昆仑和刘湘会见之后，遂又加强了和刘湘派驻宁、沪的代表的联系。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王昆仑向刘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反蒋情报。刘湘为向这位太子派的骨干——且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立法委员王昆仑示好，多次向王发出邀请，希望王到川一游，使他能尽地主之谊。自然，有何困难尽管说这类话也是经常提到的。对此，王昆仑生前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根据形势的发展，加上我对四川局面的初步了解，决定先和四川驻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刘（航琛）、谢（参谋长）以及驻京办事处主任谋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同时，我看得出，他们很是积极地要求和我接近。这样，相互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只和左恭同志一个人密商。可能事后他征求了领导的意见，所以劝我积极进行。之后，我又找了一个菩于做机密谋划的许宝驹，他很兴奋地说：“四川找出路，我们就应该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和他们两个人研究，想派个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刘湘的动态……过了几天，刘航琛谈话中露出，、他愿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强调一定要守机密。这样，我们假说去四川游览，乘飞机直飞重庆。在路上，刘航琛有些得意地说：
“甫公正在等你去了。”
我自然知道甫公是尊称刘湘，所谓“甫公正在等你去了”等于暗示我，刘航琛不仅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刘湘也十分重视我的四川之行。为此，我小声地问道：
“我可以说到什么程度呢？”
刘航琛不正面答复我的问话，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你就放心吧！”
（根据王昆仑生前谈话整理）。
但是，王昆仑在路上依然在考虑和刘湘谈话的内容。1934年那次和刘湘相见，重点谈的是在全国结成反蒋统一战线，这点恰又是击中刘的要害，因为他最为担心的是蒋介石吃掉他。而今，我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说这时我党尚未确定逼蒋抗日，但反蒋已经让位于主要矛盾抗日了！在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如何说服刘湘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意在全国放弃反蒋统一战线，并赞成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呢？这的确是王昆仑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据王昆仑生前的回忆：他和刘湘在川第一次相见时，就发现刘很愿意和王昆仑多谈。但是，王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情况，“只告诉他全国矛盾重重，但最大的矛盾却是日本的威胁，第二才是蒋介石，而蒋的意图依然是先要压倒各地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刘湘并未表示赞成与否，沉吟片时，有意问道：
“王先生，你看我们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由于不摸刘湘的底牌，没有答复他的问话，只淡淡地答说：
“刘甫公，我此行主要想听听你们四川的情况。”
就这样，王昆仑结束了和刘湘的第一次相见。
隔了一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第二次会谈。也或许是同行的刘航琛向刘湘介绍了情况，二人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刘湘坦诚地向王昆仑介绍了四川的情况。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我想，万里迢迢来到四川，也不能老是逼着人家说。于是说，照我看以四川的地势和力量，都不是其它省市所能比的。
在当前这个局面下，我在南京接触的上层、中层，都很重视四川。
据我所知，有些省市，他们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忧虑日本，再一个是更怕南京。”王昆仑讲到此处，刘湘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王昆仑一见这气氛，话锋一转，忙问道：
“刘甫公，对内和对外这两大课题，恐怕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面是怎样考虑的呢？”
刘湘一听似有准备，当即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是个中国人，我要爱中国；我是个四川人，我要爱四川。你看这样对吗？”
“我看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既爱全国，又爱四川
“这样行吗？”
“这就看刘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对全国、对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说得好极了！我能。因为我相信四川人，还不会为四川就忘了全国刘湘忽然打住话头，想了想又问道，“王先生，我爱四川，又爱全国，你看蒋委员长放心吗？”
对此，王昆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作陪的刘航琛忙接过话茬说：
“这位王先生淸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这样的吗？”刘湘盯着王昆仑问道。
“我想刘甫公心里是有数的。”王昆仑巧妙地说罢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不管谁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爱四川又爱全国结合起来，就看刘甫公下决心了！”……
又过了三天，王昆仑和刘湘进行了第三次会谈。首先，由南京赶回来的那位姓谢的参谋长分析全国军事形势、两广正在策动反蒋的军事活动，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总之，似乎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去抗击日本的入侵。这时，王昆仑唯恐动摇刘湘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又严肃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现在是很重要的时机，人心都希望全国统一，可是不能先统后抗战，如果大家都观望，拖去，只会对南京有利。到那时日本不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刘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险了！另夕卜，我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让刘甫公偏安西南的。”
“好！我听王先生的，我下决心了！”
接着，刘湘又对王昆仑说“请你留在四川，参加我们的工作，帮我们出川。你一定知道：我们常在四川这地方，既便有点力量，也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全国的形势还是不大了解。”他说到此处突然问道：
“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来，共产党会怎么样？”
刘湘问此话的含义有二：其一，我率部出川抗击日本，活跃在川、陕、甘等地共产党会不会在他的后院放火？其二，共产党会不会同意抗日？王昆仑为打消刘湘第一个疑虑，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刘甫公共产党在四川还有力量吗？”
刘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红四方面军被压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实力大不如以前。据可靠情报，他们也准备再过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红军会师。因此他笑着微微地摇了摇头。王昆仑为了解决刘湘第二个疑问，坦率直言：
“另外，据我们所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全国抗日，蒋先生抗日，他们才有前途。”
“他们有力量吗？”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国有几个像四川这样坚决抗日的省份，对他们的发展也有好处。”
“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他们被封锁在十分贫困的陕甘一带，自然会很困难的。”王昆仑看了看微微点头的刘湘，“详细情况，我并不多知。如果刘甫公下了决心抗日，那既是帮助了全国，也帮助了他们。”
“你能约他们到四川来吗？”
“能！但要绝对秘密。同时，”王昆仑又看了看刘湘的表情，认为可以提经济要求了，“刘甫公，你是否可以对他们有具体的帮助吗？”
刘湘回头看了看刘航琛和那位姓谢的参谋长，问道：
“你们看，咱们能有具体的支援吗？”
刘、谢二人知其刘湘问话的本意，故谁也不作答。王昆仑忙说：
“对他们的帮助很有限，但你要亲自下决心。另外，我近期还要回去。”
“你不能留在这儿吗？”
“不行，我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绍一个共产党的代表来四川，也可以介绍一个非共产党的老国民党来四川。对共产党的联系，我负责保密，也请你们保密。”
“我要主张抗战，还要保密吗？”
“还请你考虑，你的行动，到那时也会自然知道的。”
上述情况，包括王昆仑和刘湘的对话，都是根据王昆仑生前的谈话整理的。换言之，通过做刘湘的工作，较为全面地看出王昆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遂通过地下党组织约见冯雪峰，请冯入川和刘湘当面会谈。至于建立秘密电台的经费，也可当面和刘湘谈判。如果刘湘问到他的意见，就说他希望刘湘拿出十万大洋支持抗战。
不久，冯雪峰衔命溯长江西行，在重庆见到了刘湘。冯和刘会谈之后，刘湘应允拨款6万元资助共产党。冯雪峰为落实这笔巨款转账事宜，又立即赶到重庆鼓楼街旅馆，找到地下交通员郑育之同志请他出面办理此事。请看郑育之同志的回忆；
王昆仑同志在上海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对匹川省主席刘湘做团结工作，王昆仑来四川接谈得到刘湘秘密允行，我党就派冯雪峰同志来四川与刘湘靣谈。刘湘允于要在上海办事机构才能拨款转入王昆仑同志的账上，在上海直接办理取款有困难，当时经冯雪峰同志慎重考虑，决定我在上海太古轮船公司承包人协办身份出现，租界内上层交往关系最为适宜。接受任务，我从四川重庆去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侧对面的刘湘的办事机构划出六万元发票，经我取出交给冯雪峰转入王昆仑账户。此为实情。
王昆仑遂将这笔巨款交给地下党组织。旋即地下党组织又用此臣款购置了秘密电台，接通了和陕北党中央的关系。也就在此前后，潘汉年奉派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经由先期北来上海的胡愈之同志接头，冯雪峰又利用这部电台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由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在红军中的党中央、和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一年半之久的关系全部接通了。需要补记一笔的是：王昆仑获悉刘湘没有拿出十万大洋资助经费困难的红军和共产党，对刘航琛等人表示了他的不满。后来，“延安要筹办一个图书馆，因经费缺乏，找刘湘资助。刘湘问他的高级幕僚捐多少？大家都认为捐一万元可以了。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捐五万元吧！”据当事人说，刘湘如此而为，就是怕王昆仑这样有地位的人瞧不起他。
不久，潘汉年与陈立夫取得了联系，陈氏兄弟特派中统系统的负责人张冲南下香港，与潘汉年晤面后即北来上海，共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就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王昆仑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全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新的功勋！
王昆仑自四川回到南京，遂又获悉华北的局势日趋危机。他从各种渠道获悉：至5月中旬之前，日寇在天津、青岛等地增派的侵华日军已经超过一万多人。更为国人所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提出要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退出平津、河北等地；同时，还要求阎锡山及其部属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驻军退到汾河以南。这就等于向中国政府公然宣称：华北和平津是日本人的，不然日本就向中国宣战，用军事手段解决。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获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脚蹬两只船，一方面表面上髙喊抗日救亡的漂亮口号，一方面又通过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所认识的日本军界的同学——如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向日方输诚。还有消息说：阎锡山曾秘密请土肥原贤二到太原作客。另外，南京军、政各界纷纷谈议宋哲元、韩复榘、张自忠等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为了自身利益——二十九军不被蒋介石吃掉，也有意和日方亲善。更有甚者，为了保护日本在平、津等地的所谓权宜，不愔派出军警宪特镇压救亡抗日的各界群众。由于宋哲元等将领和老上级冯玉祥将军有矛盾，党组织希望王昆仑亲自出马北上，利用和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多年关系，向宋哲元、韩复榘等晓之以爱国之理，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做好抗击日本在华北挑起军事争端的准备。
对此，王昆仑认为自己此行是义不容辞的任务，遂欣然从命。正当他欲要成行的前夕，曹孟君突然来访，告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从狱中假释，请人转告曹孟君：希望能见一面。但地下党组织认为：一是丁玲狱中的情况不详，二是丁玲在假释期间身边一定有狗，故曹孟君不宜和丁玲相见。但是，曹孟君毕竟和丁玲是同乡和同学，如此回绝丁玲的求见未免太绝情。组织经过缜密研究，请曹孟君和王昆仑协商，能否请王昆仑在适当的场合见丁玲一面，从旁探问一下丁玲有什么要求？需经党组织帮助她做些什么？曹孟君说到此处，很是不安地说：
“我和丁玲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再说她已经坐了三年的牢，像我这样的朋友都不见她，这对性格倔强的了玲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同时，我也会考虑组织的意见。”王昆仑有些沉重地说道。
王昆仑早就知道丁玲的名字，远在左联成立的初期，丁玲就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名噪文坛了！后来，王昆仑和丁玲的同乡好友曹孟君、左恭时相过从，理所当然地知道一些丁玲的事情。就其常理推论，1933年5月14日丁玲猝然被捕，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昆仑也只应从曹孟君或左恭处听到消息。由于这时的王昆仑正在要求——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未接到党的地下组织要他营救丁玲的任务，因而他未介入此事。时下，党组织把见丁玲的任务交给了他，遂又通过时下和丁玲有往来——且又是和他与曹孟君稔熟的谭惕吾联系好，派时在中山教育馆任职的韩侍桁先与丁玲相见，当面约定和王昆仑晤面的时间和地点。
王昆仑和丁玲第一次相见的地点是南京玄武湖的游船上，时间是一个**的时刻。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王昆仑不可能向尚未回到党组织的丁玲暴露自己的真实的政治身份；另外，丁玲至多从谭惕吾处知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正和自己的同乡好友曹孟君热恋。因此，他们的谈话不可能无拘无束。据王昆仑生前所记忆，丁玲和在北平任教的李达教授的夫人王会悟要好，想去北平看好友王会悟女士，希望王昆仑能帮助她成行一并能安全地到达北平。王昆仑当即对她说：“看在孟君的面上，我会尽力帮忙的。至于采用什么办法，你就顺其自然吧。
也或许丁玲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恨之入骨，根本就没把王昆仑这神官场中的酬酢之语放在心上；也或许时代相距近半个世纪，一些很有意义的往事渐渐淡忘了……总之，丁玲在谢世前夕写的回忆文章中完全记不起这次相见了，把王昆仑同志计划好的出走办法，完全当成了偶然的事件。请看玲生前写的这段文字：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苜蓿园……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看，原来是韩侍桁。韩侍桁是1931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院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去，他推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会不会把我交绐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丁玲当时的爱人〉一直病在**，等我照顾呢。”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心不在焉地同韩侍桁告别。
聪明的读者阅过上述这段文字，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真是太巧了！”这些情节完全不是巧合，而是地下党组织有意安排的。历史的真实是：
诚如前文所说这时王昆仑恰好受命要去北平、山东，游说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宋哲元、韩复榘等人，要他们站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枪口对外，共同救亡抗日。经研究并同意：由王昆仑暗自保护丁玲北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加上有玄武湖船上的晤面，上述的一切巧合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仑是如何暗自保护丁玲北上的呢？二人在火车上又谈了一些什么呢？丁玲同志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现摘要如下：
我正在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足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粑是吃西餐，价钱很资，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仓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部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不确）；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巳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和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若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仓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
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择》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成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以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上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了一分疑心。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苜蓿园，那时我就不愿多敷衍他了。
读者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感到，地下党组织对玲是何等的关怀。同时，也从中看出王昆仑在完成党交给他的护送丁玲的任务过程中，又是何等的细心、周到。有意思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被护送的丁玲同志完全忘记了党组织的刻意安排，王昆仑同志的精心护送。王昆仑和丁玲相继仙逝了，笔者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读者和后人。
王昆仑在完成护送丁玲的任务之后，遂又在北平做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北平逗留期间，由于宋哲元忙于和日本办理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事情，只有时任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出面接待王昆仑。
秦德纯虽系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但因办理丧权辱国的《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而为国人所不耻；之后，又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黄郛等人的默许下，和肖振瀛等人大搞华北自治，并捞到了北平市市长的位置。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他也曾参预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他在北平各界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另外，王昆仑还通过其它的途径获悉：今年春节，奏德纯还利用职权，支出法币一万元，请陈觉生秘密转交和他有交往的日本驻北平的特务头子渡边，作为节敬。对此，王昆仑视为汉奸行为。但是，王昆仑深知此行的责任重大，对一切可挽救的高级将领不是简单的鄙视，而是应当做工作。为此，他不仅同意和秦德纯晤面，而且一见面还给秦德纯来了个下马威：
“秦市长，焕章先生问候你，并希望你能在肖振瀛利用公款为父亲祝寿一事上表明态度。”
所谓肖振瀛为父亲祝寿一事，曾是轰动全国的一件丑闻。事情的原委扼要如次：是年2月24日，天津市市长肖振瀛为其父母大做双寿，而北平市长秦德纯以总招待的身份，为肖代为招待所谓贵宾，耗资五十余万元。消息传开，震惊全国。冯玉祥在南京闻之，以肖为西北军旧人，大给自己丢脸，遂密函张自忠令其逐肖。张于5月逐肖自代天津市长，并严令扣押肖的亲信算账。秦德纯名为保肖——实为保己，将肖擅自开支的五十万元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报销了案。对此，全国一片咒骂声！冯玉祥作为老长官听后自然很不是个滋味，他要求秦德纯表明态度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秦德纯绝没想到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丸法委员王昆仑会由此开始和自己晤谈，其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了！无奈，他只好唯诺答说：
“请转告老上司，我不会丢他的人的，这态度嘛，我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的。”
王昆仑此举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此给秦德纯来一个下马威，进而转入救亡抗日的正题。在此前提下，秦德纯也只好听从南京来的大员——王昆仑说教，并再三做出坚决抗日的姿态。最后，他告之王昆仑：不久，宋哲元将军将代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发表声明，表明守土有责的坚决态度。
王昆仑结束了和秦德纯的晤谈之后，又和北平的旧朋新友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无一不为日本侵占华北担心受怕。不久，他又和阎锡山进行会晤，获悉镇守绥远的傅作义将军下定决心，誓与国土共存亡！这条消息令他激动不已。
王昆仑在北平期间又得到消息：日本正在向青岛大举增兵。他知道山东问题，历来是和日本关系的焦点，自“五四运动”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流血惨案。为了山东的安危——自然也为了在山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南返的途中于济南下车，顺道造访了原西北军的髙级将领韩复榘将军。
王昆仑十分了解韩复榘的为将之道：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和仇人结盟。正是出于这神原因，他可以叛冯（玉祥）投蒋（介石），成为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的一大因素。为此，王昆仑是非常看他不起的。但是，他时任山东省主席，又手握重兵，加之山东在军事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王昆仑还是打探一下他的态度。
王昆仑生前谈过这次往访韩复榘的事，在记录本上只记下了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在山东看韩复榘，他简直非常狂妄。我问：“你估计日本人能不能动手？”
他说：“没那事！”
我问：“你知不知道，南凉在打你的主意？”
他说：“南京？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军队动，我就出兵占徐州，长驱直下南京王昆仑和韩复榘话不投机，很快告别济南乘车南返。但他对韩复榘镇守山东这样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汀心里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战军兴，韩复榘不战失山东，又密谋投敌，在血战台儿庄的前夕，被正法。此乃后话，略。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仑刚刚回到南京，就又爆发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因发生在6月1日，故又称“六一事变”。诚如前文所述，两广军阀历来和蒋记南京政府有矛盾，数次兴兵动武，均未解决。是年5月，胡汉民猝死广州，蒋介石想借此消灭两广的军阀。粤系军阀陈济棠想保住“南粤王”的宝座，遂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实力派，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并于6月1日擅自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抗日。次日，通电全国，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旋即出兵湖南。蒋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夺取南京政府之实，故派重兵入湘防御。遂一场内战在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
王昆仑和蒋家王朝势不两立，但他此时也绝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恰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联系，探听“全救”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莼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的主张：“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其豢养的伪蒙军已开始入侵绥远，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应当认真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醸成内战。”同时，还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不要“鹬蚌相争”，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的政见。
但是，陕北的党中央对“两广事变”是什么态度呢？王昆仑与上海、南京两地的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在关注着。正在这时，陪同潘汉年自莫斯科回国滞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带回了他和潘汉年、邹韬奋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经沈钧儒过目，并经章乃器、胡愈之共同做了修改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个人的名义公幵发表。王昆仑阅后完全赞同。其中，尤对第一、第二、第五条所谓希望拍手称快：
（一）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
（二）希望西南军事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将军进一步了解联合阵线的立场，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实现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
（五）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在以后多次通电中关于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呼吁。……
另外，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形成过程，沙千里同志曾撰文写道：“这封《公开信》，最初是由从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汉年、胡愈之，和出国参加教育会议停留在香港的邹韬奋三个人起草的，后来由潘汉年、胡愈之带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封《公开信》“发表前我不知道”，因而他的回忆有误。事实是：潘汉年参预了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带回上海。这封《公开信》发表在是年7月15日，而这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张冲谈判。这封《公开信》由胡愈之于7月上旬只身由香港带回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另外，在会议期间，冯玉祥将军发言不慎，说道：
“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吗？”
蒋介石当即追问：“焕章兄，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王昆仑告诉我的。”
蒋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欢王昆仑，但始终找不到当众给王点颜色看看的机会。今天，冯玉祥将军一说完他就厉言相问：
“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王昆仑肃然起身，看了看与会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镇定地答说：
“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
“那……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
“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
“你……”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对此王昆仑坦然视之。但当事人在回忆起王昆仑顶撞蒋介石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王昆仑在国民党的会，有两次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是关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是可谓语惊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仑心里清楚，他在蒋介石的眼底下从事救亡抗日是越来越困难了！
是年8月，潘汉年与张冲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陈立夫接见的期间，他秘密会见了“全救”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会了久违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宁沪期间，也自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与王昆仑等地下党的同志相见。遗憾的是，由于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以及当事人相继受迫害过早地谢挞，致使这弥足珍贵的历史被后人忘却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因潘汉年的到来，对共产国际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汉年在陈立夫、张冲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做了汇报。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对此，王昆仑也理智地放弃了反蒋的立场，站在党的“逼蒋抗日”的立场上继续为党工作着。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从内部——其中包括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处获悉，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张冲等人和共产党谈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希望周恩来能从陕北来南京，和陈立夫或蒋介石谈判。对此，王昆仑是欢迎的。而且他真诚地希望有一天能在南京或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
有意思的是，王昆仑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养甫等人也在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着。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的谈判，而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私下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事后推论，他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就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一193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同志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餺、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据沙千里同志的回忆：“我在上海听到了地下党的传达，并看到了他的油印本。”这对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在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