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蒋家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军警宪特一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系统密布各地，就像是无形的眼睛在时时盯着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对手。王昆仑十分淸楚自己的处境，像他这样和蒋介石唱过多年对台戏一一而且时下仍属于太子派的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统、军统监视的黑名册，即使不和共产党有政治关系，也难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铁幕之中像瞎子一样寻找共产党其政治风险是何等的大啊！
诚如前文所说，王昆仑是一位重视名节的革命家。他一旦选定了人生的目标、革命的方向他就会为之前驱，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训导：舍生取义。因此，王昆仑为了国家的兴亡，甘愿做一名有责的匹夫。时下，他已经不是带头上街游行的热血青年了，他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细心地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一一或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王昆仑回忆，早在胡汉民供职南京时期，他就和左恭相识。王此次由故乡无锡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左恭在其湖南同乡肖同兹（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手下任职由于王同肖稔熟，遂又由肖的原因和左恭时相过从。多年之后，王昆仑对这时左恭的评价是：“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谨慎。不多表示。还认识一些人，也反对，反对黄埔系……这样，就交往多了起来。”有一次王昆仑问左恭：
“你还和些什么人可说话？”
左恭没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问道：
“请问，你常和什么人来往？”
“孙科院长。”
“还有啶？”
“于右任，于胡子。”
“还有吗？”
“有！”王昆仑自然清楚左恭问话的本意，想了想，答说，“都是一些对国民党失望的人。”
又经过一段交往，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谨慎。”他用商量的口吻说：
“我倒认识几个人，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或许是王昆仑过分急切想找到共产党的原因，也或许他心中认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产党，他直奔主题地问道：
“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说：他问过上边这句话后，左恭吓得忙说：
“嗳，嗳……不是，不是……”
怛是，左恭还是向王昆仑介绍了两个人。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的回忆：
谈话时，左恭不在。我搬到无锡同乡会，他的样子还记
得，是个年轻人，来到肖同兹客厅，轻轻地谈。我说：
“我的朋友，真能谈心的没有。”
“谈什么？”
“谈政治主张。”
“这么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众运动认识了些共产党，有的谅解，有的不谅解。”
“你想见共产党吗？”
“能合作吗？”
“你可得负责。当然，他不一定是共产党，你可以大胆说话就是了。不能告诉人。”
王昆仑自然明白“不能告诉人”这句话的分量，遂点了点头。事后，王昆仑知道：“这两个人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事，认识左恭、肖同兹，但平时不来往。”经双方商定，王昆仑又和这两个年轻人谈了一次。开始，王昆仑向这两个年轻人“说了很多蒋介石的事”。接着，王昆仑问道：
“你们不也是中央党部的吗？”
两个年轻人没有准备，用王昆仑事后的话说：“他们不愿多说。”王昆仑为了让这两个年轻人放心，大胆地说：
“我是个老国民党员，很不满国民党的现行政策接着王昆仑开怀畅谈了自己对国民党的认识过程，以及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员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王昆仑经过这两次谈话，认定这两个年轻人是共产党。同时，他也断定左恭是共产党。因此，他向这两个年轻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经过他自己和王昆仑的交往以及两位年轻的中共党员的谈话，知道这时王昆仑的思想异常苦闷，急切想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遂向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同志做了报告。
卢志英又名卢宗江、卢涛、卢育生，山东昌邑人氏。他早年从军，在奉系部队中供职，后又脱离奉军南下，在郑州结识续范亭将军以及中共打入西北军中的党员南汉宸、刘仲华等人并于1925年由刘仲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后，他一直在西北军中供职，冯玉祥淸共之后，他因策划士兵起义被捕，后在成为妻子的张育民的帮助下越狱，相偕逃到北平，以北京大学旁听生的身份做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李云生被捕牺牲。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卢志英同志来南京，出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他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这时的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我党在它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宜再搞那些脱离实际的群众运动或武装暴动，而应当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埋头苦干，把党的力量楔入敌人的心脏，获取情报；同时，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以孤立蒋介石。”恰在这时，左恭向他报告了王昆仑的情况，经过缜密研究——并报请有关部门的批准，遂决定亲自做王昆仑的工作。
卢涛和王昆仑接头时用的名字叫王世昌。由于他们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谈话的内容可谓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将古比今，感慨系之。在他们接触两三次以后，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一次，王昆仑当面直言：
“你看国民党怎么样？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没有这么快。”接着，卢涛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后，十分郑重地说，“蒋介石先是总司令，后是委员长，建立政权后，矛盾一一暴露出来，并在不断发展，即使垮台，也还要一段时间王昆仑认为卢涛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进而说明：“蒋介石排斥异己，不得人心；国民党尔虞我诈，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对此，卢涛再次全面地分析了蒋家王朝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面对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后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民党的最终失畋是必然的，但它目前还不会马上垮台。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共同利益暂时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还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王昆仑折服于芦涛的政治见解，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敢许是他太痛恨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了，他坦言问道：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
“你把所知道的国民党各派情况讲给我们听。”
王昆仑郑重地点了点头。沉吟良顷，又严肃地问道：
“我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卢涛早就想到了王昆仑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他也很坦诚地答说：
“我一个人不行，上海还有一个人，他现在在上海。”
王昆仑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这样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一个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在和卢涛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是要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据王昆仑多年后的回忆，在这段和卢涛交往中，主要向卢涛讲了国民党各派的情况，并做了如下的回忆：
“孙科是中山先生的儿子，对蒋介石不服。”
“还有呢？”卢涛问道。
“于右任，度被称为国民党左派。这个老先生，话到嘴边，就不多说了！”
与此同时，王昆仑还讲了他所熟悉的国民党右派元老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划分、成分、主要领导成员等等。卢涛听了这些情况之后，主要指示王昆仑做孙科的工作，并把有关人员弄进立法院。王昆仑遵命把左恭等人拉进立法院。他们之间不得发生政治关系，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有一次，王昆仑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问这样一句话：
“我什么时候入党啊？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能不能入党啊？”卢涛只淡淡地说了句“考虑考虑”。
事后，卢涛向王世英同志全面介绍了王昆仑的情况，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决定：同意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王昆仑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事后他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我住在无锡同乡会，卢涛谈了我的入党问题，有意让我去上海。我想起了当年孙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国民党之后，是要履行手续的。因此，我问道：
“填表？”
“用不着，请你做点精神准备。”
在谈到履行入党手续的地方，王昆仑认为办公室最为安全。因此提出“在办公室里怎么样？”卢涛同意了，并说：
“咱们现在幵始。”
卢涛拿个小本，“你是哪儿人啊？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卢涛轻轻地问。他为了让王昆仑放心，请王昆仑看他的本子上没有写字……接着宣誓。卢涛站在旁边，举起右手，说道：“想什么，不要说。”
王昆仑也举起手，默念着誓词。宣誓结束之后，卢涛和王昆仑紧紧握手。卢涛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党需要你！”
王昆仑在晚年回忆起这激动的时刻，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生不会忘记，这是1933年……”
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为了确保在国民党中枢机关得到党所需要的情报——并能保证他的真实的政治身份不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侦知，他依然以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现。为此，他表面上不仅继续和他稔熟的右派元老时相过从，而且还和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在这期间，他继续和原西北军的领袖人物冯玉祥将军及其原属下宋哲元、韩复榘、秦德纯等高级将领保持来往，借以获悉在华北的抗日的动向。同时，他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军事围剿，有意识地和各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交往，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畅谈抗日救亡，有的策动反蒋。其中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高喊抗日救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开始发生关系。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国民党上层方方面面的军政情报，为党中央一些政治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这些地方军事实力派领袖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仑在一般的国民党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进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弃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会引起怀疑。为此，他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一一主要是特务的视听，一方面又想影响、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请示党组织并得到了同意，夬定创办南京读书会。由于参加读书会的人较多，且距今天的时间也较为久远当事人的回忆出入很大。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孙晓村的有关回忆如下：
1933年，我从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无锡同乡会访问王昆仑和他的妹妹王枫，讨论决定再吸收几个人组成一个读书会。于是由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读书会。会址设在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的宿舍里，定期开会。当年有了发展先后有吴茂荪、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获超白等人参加。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读书会成立之初，主要是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了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时事分析主要由王昆仑和我主持。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我则定期去上海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当时开展过一些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共出了十几斯，对南京的知识分子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王昆仑晚年曾多次谈到创办南京读书会。据他的回忆是在入党前后，他向卢涛、王世英同志汇报说：“我在南京搞了组织，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意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卢涛和王世英均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遂改为读书会。
据笔者分析，王昆仑的回忆是可信的。其一，王昆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知道恩师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建立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会员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以此效仿是可能的；其二，南京读书会所读的主要书类是关于马克思义理论的。
南京读书会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比的。但是，它在特定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对此，孙晓村同志作了如下评论：
南京读书会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逬行了两年的活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方针，瓦觯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利用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为我党做了一些工怍，并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王昆仑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请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妹妹王枫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利用节假日搞郊游和爬山活动，打出的口号也是冠冕堂皇的：为准备救亡抗日进行军训和健身。实质上呢，他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向进步青年宣讲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仑的言行虽然没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重视。在这期间，蒋记国民党为确保“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执行，在其统治区——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了王昆仑的安全，也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卢涛和王世英专门和王昆仑谈了一次话：
“为了便于工作，我希望你经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来南京见你。”王世英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王昆仑沉吟片刻，又问道“我们在上海什么地方见面？安全问题有无保证？”
“你可否在上海搞个小公馆？最好把你在无锡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卢涛似有准备地说。
对此，王昆仑早有此想法，但并不是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范映霞在无锡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长者、同辈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几乎到了再也无法共处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仑由南京回无锡小住，不仅享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而且必然要和妻子范映霞大吵大闹，搞得他上无法当孝子，下不能对兄妹。再者，范映霞又生了一个既乖又漂亮的女儿，几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仑掌上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回无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照大女儿金陵读书，和牙牙学语的小女儿玩耍。他为了根本解决范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时又能经常见到两个可爱的女儿，曾几次动议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党组织出于工作的需要，希望他这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学着其他达官显贵的样儿在上海建公馆，因此，他当即答说：
“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馆，到时我再通知你们地址。”
“好，好！”王世英和卢涛相较是个痛快人，当即又说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借口嘛，是度周末。”
这就是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由来。
接着，王世英和卢涛又突然要求王昆仑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两地广泛地交女朋友。当时，王昆仑的直感是：国民党上层的官僚、政客为显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学着西方人的样儿和女士、小姐厮混，自己不应独善其身，而应同流合污。目的是便于为党更好地工作。因此，欣然应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卢涛还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中豪杰，如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时为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以及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各种关系的胡
济邦等。到这时，他又感到党组织有意让他关注妇女工作。所以
他当即说道：
“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优秀的。我愿帮助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卢涛和王世英都赞成他和曹孟君加强联系。这时，他虽然尚未和曹孟君发生后来的爱情关系，但他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产党。之后，王昆仑果真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广为交往，并利用妹妹王枫、王素的关系，和不少进步青年女性也加强了来往。关于他在南京、上海从事妇女运动的作用，当时在女性领袖人物中有这样一句戏言：“我们是在从事妇女运动，而王昆仑是在运动我们妇女。”王昆仑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并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故乡无锡接到上海，成为王公馆常住的主人。王昆仑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两个星期，王昆仑自南京来上海和家人团聚，借此向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和王昆仑有过情报或其他交往的地下党员很多，但大多数是心照不宣。如已经成为著名电影演员——并是海上闻人杜月笙入室弟子——但业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金山，即属于心照不宣类型的。像卢涛、王世英以及潘汉年等则属于王昆仑的直接领导或指定接头人。有关王昆仑在这期间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他的另外一个接头人曹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时，在田汉同志家中见到王素，以后又认识了王素的大哥王昆仓。他当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谈吐之间使我觉得不像一般的国民党人，经常流露出对我党进步活动的理解与支持。我向潘汉年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询问王昆仑的政治背景。潘汉年同志说，王昆仑是我们的人，是党员。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层，并跟反蒋的军界人士如桂系，刘湘、韩复榘、石友三等有来往。以后，潘汉年同志正式给我任务——与王昆仑接头，听取他的报告，并布置一定任务。这一段期间，王昆仑经常往返南京、上海，几乎每两周一次，在陕西路长安饭店与我见，他向我谈到的国民党内部政情动态，对我党大有俾益，因此我每次部写成报告交绐“老太爷”。（老太爷不确。在党内指向忠发，而向远在1931年6月223被捕叛变，并干24日被国民党枪杀。此处应是“小开”。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
王昆仑这一阶段的工作，除去了解国民党政府上层的动态，游说桂系及刘湘等军界人士联合反蒋，利用合法地位营救一些被捕的党员之外，还在南京团结一批人士组织读书会……我……认识了胡（济邦），王昆仑对我说：“胡这个小家伙很好。”还向我介绍许多情况。
是年秋天，王昆仑由南京到达上海，在长安饭店等候他的是卢涛，他向卢汇报完南京的情报之后，卢严肃地说道：
“昆仑同志，我们有几个同志要出去，是来自浙江、江苏各地的，先绕道去北方天津、大连等地，然后再出去。你有办法搞到出去的护照吗？”
王昆仑清楚所谓出去就是出国，否则是不需要护照的。而此时中共出国的地方又一定是苏联。那时的中国人去苏联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这行动就有可能被戴上亲苏的帽子。自然，
什么样的中国人才亲苏呢？不用问，十之八九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办去苏联的出国护照而被捕、坐牢。时下，中共上层人士多数都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如按正常手续办出国护照，恰好为特务机关提供了逮捕的线索，因此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但是，没有盖有国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护照，想去苏联唯有偷越国境一途。在那时，无论是走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还是西出新耰，都是极其危险的。怎么办？只有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护照科中偷护照，填上假的身份，貼上经过化装的出国人的照片，再盖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确保出国人员的安全。办这种事——偷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护照，也只有王昆仑这样有身份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才有可能。但王昆仑却从未干过和偷字有关的事，因而他听后一怔，没有立即回答。
“有困难吗？”卢涛有些焦虑地但声音却很小地问。
“让我想想看。”王昆仑答说。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办到！”
“几天内要我办到？”
“越快越好！”
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王昆仑当听说要他偷护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边说到的那位胡济邦女士。胡和王昆仑一尤其是和王的两个妹妹等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间王昆仑曾利用职权帮过她的忙。举例说，国民政府外交部有一肥缺，胡济邦很想捞到手，但她没有大学文凭，不符合条件。为此，她找到王昆仑帮忙。王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她弄到了一纸大学文凭，使她得以顺利地进入外交部；再如，胡当时不是国民党党员，一是在外交部工作不受信任，再是出了事没有政治保护伞。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有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介绍，就可以成为特别党员。为此，王昆仑请軍振等元老为胡当介绍人，使胡很快成为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又经王的帝忙，时下，胡在外交部护照司任科长，由她帮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像这样机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说呢？胡万一不办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的确需要王昆仑做各种探试。
胡济邦正如王昆仑向曹亮介绍的那样这个小家伙很好。”因俄文水平不错，十分向往苏联，并有意和进步人士交往。也就是在王昆仑入党不久，她通过另外的渠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王昆仑问她可否搞几本护照之后，她就猜到了王昆仑要护照的作用。因此，她半开玩笑地说道：
“堂堂国府的立法委员需要出国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我明天就给你送来。”
王昆仑真是大喜过望！没有想到如此轻易地搞到了出国护照。据当事人胡济邦回忆，她先后帮王昆仑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护照。建国以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还当面表扬王昆仑：“多亏了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此乃后话，略。
搞到护照很难，但是把护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并交到有关人士的手里，则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也就是在这前后，内线的同志获悉：军统头子戴笠已经把王昆仑列入了黑名单，并委派监视宋庆龄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车上发生意外，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胡济邦扮做王昆仑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厢，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车抵上海火车站以后，王昆仑把胡济邦安排住在东方饭店，自己带着护照住在青年会，安全地把护照交到了接头人的手里。对此，王昆仑和胡济邦都很满意，一直认为用假扮夫妻的手段，瞒过了监视王的军统特务沈醉。
多年之后，沈醉回忆说：王昆仑和胡济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们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的周围，窥探和王来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仑和胡济邦没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为名做结，并给戴笠打电话做了报告。
不久，王昆仑在南京获悉：蒋介石为落实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从全国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从纳淬德国请来了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制订了全新的战略计划，扬言要**平中央苏区，把红军完全消灭在红色根据地中！他深感情况紧急，立即通过关系约见主持南京工作的卢涛同志。出他所料的是，卢涛于日前去了上海，并给交通员留下话：
“有急事可来上海找我。”
王昆仑听后一怔，几乎是本能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卢涛同志为什么突然要去上海呢？……”
卢涛同志此次东下上海，是奉中央局军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有关。简而言之，正当上海中央局密切关注敌人动向，迫切需要得到有关五次军事“围剿”情报之际，早已和我建立关系的老同盟会员莫雄将军找到了接头人，告之蒋介石已经委任他担任江西第四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请求地下党为他配备得力的干部。中央局经过缜密研究，决定派有军事指挥才干的卢涛同志出任莫雄的参谋长。同时，还要求卢涛同志尽快搞到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他怀着依依之情对王昆仑说：
“我要去那边一段时间，今后你就直接和世英同志联系。”王昆仑清楚去那边的含义，就是去红军活动的苏区。他一听就像条件反射似地引发了他藏之心底的念头：离开这龌龊的南京国民政府，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组织军事武装，和蒋家王朝争天下。他心情沉重地对卢涛说：
“当我获悉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被蒋介石逮捕之后，我真想和廖夫人一道打上府去，找他算账，当我惊悉杨杏佛先生被暗杀之后，我真想从南京出走，到那边去扛起枪，当普通一兵你就要去那边，能带我一块去吗？”
对于王昆仑这特殊的心情卢涛是完全了解的；但是，王昆仑在什么地方工作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自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层中。因此，他很坦率地对王昆仑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去苏区，还是留在南京，这要权衡对革命的实际利益来决定，你去中央苏区，只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却町以发挥很多人无法起的作用。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可以唤起千军万马，但要在南京城里为党培养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难得培养出一个来。党希望你长期从国民党内部来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反独夫民贼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
王昆仑告别了卢涛同志之后，遂又约见时任中央局军委负责人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听了王昆仑的汇报之后，有些沉重地说：“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过，又曾出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军界一定有不少关系，能不能在最短时期内，搞到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划？”王昆仑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为了便于开展情报工作，胡济邦还打进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任家庭教师。由于胡长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维一家喜欢。加之胡又是经国民党元老軍振等介绍入党的特别党员，从政治上不仅不加防范，而且有时还和胡谈论一些党国大事。因此，王昆仑认为交由胡济邦完成偷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计
划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务。
胡济邦接受任务不久，俞大维奉命上庐山幵会，两天后又返回南京，并洋洋得意地吿诉胡济邦：
“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匪的战略计划，我看啊，活跃在湘那赣一带的红匪就真的成了秋后的蚂蚱了！”
由此胡济邦知道了俞大维上庐山开会的内容。按常规，兵工署长是一定知道战略计划、兵力部署的，否则他无法向各部提供军火。为此，她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全部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夫妻东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里，王世英紧紧握住王昆仑的手，十分瀲动地说：
“你们为党立了大功！”
需要补述一笔的是：卢涛出任莫雄的参谋长以后也从莫雄处搞到了一份同样的文件。遗憾的是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者在执行左倾军事路线，没有根据王昆仑等同志搞到的情报，制订符合实际情况的反“围剿”战略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幵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昆仑既然去中央苏区无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为党从事既秘密又特殊的丄作。但是，国难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国大势却令他优愁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如何报效危亡中的祖国呢？……”
在王昆仑入党之前后，冯玉祥将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不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给王昆仑带来胜利的希望。为此，他曾亲自出马，游说他所认识的原西北军中的高级将领放弃私见，芡持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同心同德地抗御日寇入侵华北。但是，这支未经蒋介石批准的抗日的队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蒋介石釜底抽薪——迸而下令强迫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继续坚持在长城一线抗日的吉鸿昌、方振武等将笫被宣布为罪人，并明文下令通缉。对此，王昆仑多次公然大骂：
“抗日有罪，卖国立功，这是什么道理？！……”
长城一线的抗日同盟军刚刚被蒋介石取缔不久，蒋介石又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这不仅激怒了全国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和异动。就在蒋介石宣布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月余——11月20日，原在上海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和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举义反蒋，并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又给王昆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时的王昆仑如若不是肩负着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绕道福州，加入到反蒋的行列中去！从北方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到南方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仑更加坚信：
“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王昆仑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扬几天，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加之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未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史称的“福建事变”失败。这对王昆仑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企望靠兵变推翻蒋家王朝变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认识到国共两党的较量是长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并做好了长期潜伏的准备。王昆仑继续领导南京读书会的工作。他为了扩大其影响，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他不仅自己亲临现场讲演，而且还亲自出面请社会名流章伯钧、陈翰笙等到会讲演，据当事人回忆：“冬令讲学会很受欢迎，尤其是章伯钧的讲演最叫座。”另外，王昆仑等还通过“大华自然科学社”等关系，在中央大学举行过多次讲演，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文化界和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这就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不久，读书会的骨千成员——和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关进蒋记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问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曾参预过营救陈赓、廖承志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工作，遗憾的是随着日月的流逝、当事人的先后仙逝，自然还有保密等原因，致使这些富有戏剧情节的事件成了难以破译的谜底。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天迄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感奋的消息。1月7日，伪满洲国呑开会议，通过所谓《国策大纲》，为实现帝制造舆论：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发表对华外交声明，宣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反对各国干涉日本侵略中国。但是，蒋记国民政府外交部虽发表声明，依然不敢严正抗议日本的侵华言行。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自然，也更加刺伤了王昆仑那颗火热的爱国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是年6巧，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乂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裉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懑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剩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的长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矢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即前文所述的那位被王昆仑保释的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5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
绝路逢生这句话是经常被验证是真理的！也就是在送走潘汉年和陈云不久，时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从外电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不久，他又从外电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篇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和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宣言号召全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钱俊瑞认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时地交到了组织的手中。经研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行动大纲，很有必要向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传达，并按此精神执行。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么办？有关人士找到了王昆仑，请他解决传达《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由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务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千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一一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事有凑巧，王昆仑的父亲在无锡太湖之滨有名的鼋头渚建了一座太湖别墅，早就说过要请亲朋好友到此一游，按照传统叫“温锅”，讨个吉利——来的宾朋越多越兴旺。他想借此机会请宁沪两地的同志来无锡“温锅”助兴不很好吗？再者，王家在无锡是望族大户，又有他这个立法委员当保护伞，不仅不会引起当地的特务的怀疑，而且说不定这些特务还会为这次会议当“保镖”呢！为此，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地下党组织。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杜绝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
“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猝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
“阳历8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鼋头渚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请看沈醉的回忆：
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的重点黑名单。那次行动的情报是，他将以请客游园为名，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特务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可能是由于情报期不准确，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我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等在附近。
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镊；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是在车站，一会儿是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鼋头渚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皤桃大会”。据当事人孙晓村回忆，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这样的：
1934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郎太湖别墅）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雨京读书会正式同党接触的开始。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三十人。上海方靣来的有钱俊瑞、曹亮、华应申、熊岳兰、沈兹九、陈波儿等，无锡当地参加的有陈佩三（当时无锡工运负责人）、黄惠兰（无锡丝厂工会老工人）和“无锡学社”（无锡救国会的前身）的李伯敏等；南京来参加的有王昆仑、曹孟君、张锡昌、胡济郎、王枫、吴茂荪、孙克定、狄超白、吴元戌、薛宁人和我。
孙晓村同志的回忆因时代久远，有一处是明显地记忆错了，那就是幵会的时间不是]934年，而是1935年。因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夭，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姝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了小晛村等人，常監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只这是常去辣斐坊（疼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贡？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警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戴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撤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太湖别墅内的活动情况再逬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提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刀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
王昆仑等并不知道这幕后的戏剧，他们都真的认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别墅中一边品尝着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边听着传达《八一宣言》，并有声有色地进行着讨论。关于这次重要会议的情况，孙晓村扼要地做了如下记述：
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曹孟君和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汫了各方面怎样联系等。
自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以来，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南京和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战斗着。对和错？完全靠自己去判断。而今，他们虽然无法和在长征途中的党央取得联系，可他们终于听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国统区落实《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仑又陷入了新的思索……
无锡万方楼会议之后，笼罩在王昆仑心头长达一年的迷雾拨开了，认淸了在国难当头、且又失掉和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的前进方向。但是，他又从自己住处的环境、以及自己驱车外出时的尾随警车知道：蒋记的持务时时都在跟踪着他。换言之，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为此，他更加注意言行，决不授给特务恣事的把柄。
对此，戴笠等人也是淸楚的。用戴笠的话说：只要你王昆仑站在共产党一边，有意和蒋委员长作对，我迟早都会找到逮捕你的理由。据沈醉回忆：“戴笠曾度准备在上海暗杀他（王昆仑），他问我去法租界内把王昆仑干掉有无把握？我回答他：只要他下命令，我立即进行布置，保证能完成任务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命令他一直没有下给我。”
王昆仑回到南京之后，正当思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在南京、上海展幵的时候，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性叩开了他的家门。他很客气地说道：
“孟君，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研究有关南京救国会的事情，这位叫孟君的漂亮女性，就是我国著名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曹孟君同志。由于她和王昆仑不仅是并肩战斗近四十年的战友，而且不久又和王昆仑结为革命伴侣，故很有必要多费些笔墨向读者介绍：
曹孟君于1903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榔梨镇，她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全家却赞成推翻帝制，拥护共和。她的大哥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二哥是共产党人柳直荀的挚友，她是曹家长得漂亮可爱却又是最小的女儿，因此，她自小养成了反叛旧社会的叛逆个性。她早年就读梨江女校，之后因和腐朽的校规抗争数度被学校开除。她先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等校就读。不久，她又只身北上，到北京入新京学院补习，与在周南女校的同学丁玲相逢，遂结为挚友。不久，她考入北京大学，在中共党员李芬同志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小她两岁的湖南才子左恭由此开始热恋，并结婚。
大革命失败之后，曹孟君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母亲和两个哥哥相继病逝，她被迫中断学业，返里奔丧。同时，因李芬同志被捕，她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为了支撑一家的生计，又在亲友的帮助来到南京，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资料员、农矿部任三等科员、实业部任科员等。但是，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更加认清了蒋家王朝的反动，也更加看淸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因此，她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自己早一天再回到党的怀抱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身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1933年——在王昆仑入党的前后，曹孟君乘上东去上海的火车，在一个秘密的住所里宣誓入党，重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也就是在这前后，她因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和左恭同志发生了婚变，并解除了婚约。几乎是同时，她又和王昆仑、孙晓村等人共同发起南京读书会。说到她在南京读书会的作用孙晓村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和曹孟君同志是1933年在南京由王昆仑同志介绍相识的……记得那年更天，我和王昆仑、曹孟君两同志谈到当时形势，感到十分苦闷。孟君提醒我们，说“昆仑不是保释了几位（当时的中央大学）进步同学吗，我们不妨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这几位同学在内，组织一个读书会，读些进步的书，至少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孟君的提议，立刻得到昆仑和我的赞同，并且立即着手找人……南京读书会很快组织起夹，每周聚会一次，经常在玄武湖，有时在无锡同乡会。大家认真读书，认真讨论。在读书会的活动中，孟君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的如饥似渴的精神。她常常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基本阶級以及革命的方式等问题。
王昆仑见到曹孟君之后，立即就又想到无锡会议期间经过讨论，决定以南京读书会和地下学联等为基础，筹组南京救国会的事情。他记得“当时孟君坚决拥护这一决定，同时她请大家讨论一下妇女界救国会如何着手筹备的问题。她要求在场的王枫、胡济邦共同筹备，并指出要开展南京妇女界的工作，力量还很不够。她提出应当打进被唐国桢把持的官办的南京妇女会，把其中的进步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特别是比较有名望的，动员出来先参加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然后再共同发起南京妇女界救国会”。为此，王昆仑明确表态：
“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要实现这种决策，还要做许多工作，而且只能在当时南京的政治条件容许下开展工作。”
曹孟君自然明白王昆仑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是她表示能克服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这是因为她和王枫、胡济邦等同志团结了好多位当时南京妇女界有名望的人士，并参加了以孟君为领袖的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因此，她坚定地说道：
“随着华北局势的危机，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有信心以此为基础，率先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广王昆仑也有些激动了！他紧紧握住曹孟君的手说：
“我相信你的话，我依然愿意在幕后帮助你，推动南京妇女救国会早日成立！”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范映霞发生了婚变，且到了非办离婚手续不可的地步！由于王昆仑这次婚变多少能折射出他的个性，以及尚可窥视他部分思想苦闷的状况，故笔者分出一定的笔墨予以剖析。
俗话说得好：淸官难断家务事。至于说到男女私情——尤其是夫妻离异，就更是说不清道不白了！钽是，任何结果都是受着事物自然运行所制约的，因而也可从事物运行的过程中看出一些苗头来。就这个意义上讲，王昆仑和范映霞的婚变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来。例如：
范映霞是一位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新女性，她嫁给王昆仑的根本目的不是贪图物质享受，更不是借王昆仑的地位满足某些女性达不到的虚荣心。她为自己绘制的人生蓝图是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天地。用今天的话说：追求人生的价值。而这种追求，恰好又是“五四”之后妇女一生想获得的最高的境界——尽管这种境界对某些女性来说是虚幻的。由于这种特定时代的原因，就是范映霞和王昆仑在潮州度过他们最为美好的热恋季节的时候，他们之间也时而为这些问题吵架。据当事人回忆：范映霞过分倔强，常和王昆仑为一些生活小事吵嘴。
范映霞和王昆仑结婚之后——尤其是生下他们的爱情结晶金陵，范映霞不得不离开她追求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回到无锡王氏大家族中过那种她厌恶的“小媳妇的日子”，这和她的人生理想相去远矣1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再者，由于她出身卑微，和王家的成员难以和睦相处，这又必然刺激她那追求自由且又非常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愿过这种看着他人眼色的生活，可她又因女儿过小不能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地中去，再加之王昆仑远在南京，连个发泄的对象都没有，因而她必然把这神精神苦闷的原因归结到王昆仑的身上！
范映霞好不容易从“囚禁”她的王氏家族中搬到了上海，且又住进了独门独院的王公馆中，那种新鲜之感是难以言喻的但是，不久这种新鲜感就又被一种莫大的孤寂感所代替。这是因为王昆仑常住南京，两个星期——有时长达一个月才能来上海看她和两个女儿一面。就说这匆匆地相见吧，也多被两个女儿——尤其是王昆仑所喜爱的小女儿所占有，相比之下，她所企盼的亲情就显得平淡无味了！久而久之，她认为自己被社会遗忘了，被丈夫视为无足轻重了，她完全变成了她最瞧不起的只教子而不相夫的家庭妇女了！遂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生失去意义的悲怆之感。
女人对丈夫的行为是敏感的，尤其在她不知丈夫行为的目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误会。范映霞则更是不能例外。
自从范映霞成了上海王公馆的主人不久，她就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昆仑为什么不在南京设公馆呢？既然在上海设了公馆，又为什么不在上海长住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一有时是王昆仑无意说给她的，有不少女性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她的嫉妒。时间长了，她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是这么回事……”
范映霞很快认识了王昆仑接触的女性，尤其是曾扮过王昆仑情人的胡济邦，以及她早就认识的曹孟君引起了她的怀疑。不久，她乂从怀疑开始和胡济邦、曹孟君相比较，结果，她越比越失望遂又产生了一种自暴自弃的自卑感。因而，她平时无所事事，和一些贵夫人们靠打麻将、看美国电影消磨人生。这样一来，王公馆就变成了家不成家的样子，就说两个女儿的教育吧，她也就难以上心了！
王昆仑虽然是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孕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但传统的道德枷锁却牢牢地禁锢着他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行动。他和范映霞结束甜蜜的热恋生活不久，尤其是范映霞生下第一个女儿金陵之后，他很自然地认为范映霞应当过妻子的生活，那就是像中国千万个妻子那样过日子。他不要求范映霞相夫，但他却要求范映霞做个好母亲。换言之，他希望范映霞教育好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发现范映霞在上海过起了他讨厌的自甘沉沦的生活以后，他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结果，一定就是那种难以分出是非的夫妻吵架。一次、两次……王昆仑就公然提出了离婚。对此，范映霞决不答应！
也就是在无锡会议召开不久，王昆仑又例行任务回到了上海。
这时，上海正在流行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搞得家家不安户户难宁。王昆仑严肃地对范映霞说：
“在这期间，你千万别带着两个女儿上街，免得传染上这种疾病！”
范映霞不知何因，她偏偏带着两个女儿继续上街购物和看电影。结果，导致两个女儿被传染上这种疾病，全都送进了医院。当王昆仑闻讯赶到上海，大女儿金陵虽然脱离了危险，可他最喜次的小女儿不幸夭折。这对昆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场要求坚决离婚！
范映霞理屈，可就她本意而言是决不同意离婚的，怎么办？她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可以迫使王昆仑收回离婚的条件。
“可以离婚，但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王昆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被范映霞这种带要挟的话语激怒了，当即说道：
“说吧！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一、女儿金陵我不抚养；二、给我一厅银元。”
在范映霞的心目中，王昆仑是圯法抚养女儿的。另外，昆仑虽属高官厚禄阶层，他的月薪也不过六百钢洋，要拿出一万元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满足不了她这两个条件，唯有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
但是，范映霞忘记了王昆仑的个性一一决不向任何威胁和强权低头！他向友人借来一万大洋，往桌上一放，二话没说就领着女儿金陵走了。但是，王昆仑绝不会想到从此他和女儿金陵相依为命，唱了一生的打渔杀家。此乃后话，略。
不久，王昆仑获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仅没有被蒋介石指挥的百万大军消灭，而且千1935年10月下旬到达了陕北。这预示着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将发生突变。因此，他的内心是十分兴奋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宣布于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并为19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党组织转告王昆仑：
“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
王昆仑对国民党失望到了极点！对时下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报脱离国民党。近一年来，蒋介石倾全国之兵力围追堵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妄图一举消灭之；另一方面，他派出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接管北平，武力镇压爱国的救亡运动的同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更为严重的是，华北各神亲日势力正在酝酿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句话：华北就要变成第二个东三省了！面对华北的危局，竞选专门“剿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这是有悖逆于王昆仑的主导思想的！
“当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可以更好地为我党工作嘛！”
这条理由说服了王昆仑，他这位当年的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又公然扯起了竞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的大旗。王是太子派的骨干，自然会得到太子派支持；王是西山会议派唯一至今还敢说蒋介石怪话的青年骨干，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右派元老的青睐；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危局，有不少有良心的原国民党中央委员要求救亡图存，因而他们也支持公开宣传抗日的王昆仑；另外，蒋介石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目的，是争取阎锡山和安抚冯玉祥。这样一来，原西北军中的很多高级将领也支持王昆仑入选。简而言之一句话：王昆仑这位反蒋分子的呼声猝然高涨起来！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幵幕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率全体与会者到中山陵例行谒陵仪式之后，9时许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幵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相继步出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摄影留念。9时35分摄影完毕，突然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在血泊里。
这就是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演出的震惊中外的刺汪案。汪精卫被刺向世人说明了一条真理：亲日者不得民心！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这同一天，日本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达北平，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限期为11月20日向中外宣布。这样一来，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代表。但是，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竟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夬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这就越发激怒了与会的代表。因此，尽管蒋介石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让王昆仑当选，然而与会的大多数代表还是投了王昆仑的票。最后，他以合法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王昆仑竞选胜利了！南京读书会的同志们纷纷前来祝贺，当选的王昆仑却未露出丝毫的高兴。他抓住曹孟君的手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孟君南京妇女救国会筹备得怎么样了？”
曹孟君也十分激动地答说：
“昆仑，放心吧！我们南京的妇女不会让全国人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