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认为王昆仑是可造就的且又有发展的所谓革命青年，在此乱世之中，自认为就要一统党国的胡汉民十分需要像王昆仑这样的人才，因此，他说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不要去上海了，留在南京，先在中央党部挂着职。”
王昆仑遵命留在了南京，但他依然不愿参加自认为丑恶的派系之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想到自己和范映黢虽已成为事实的夫妻，担因所谓革命的原因，至今未举行结婚典礼。他和范经过筹备，遂在南京补办了一次仪礼隆重的结婚仪式。
接着，宁方——主要是胡汉民惟恐实权落在汪精卫的手里，特委会的党务实权力推西山会议派的人负责。这样，王昆仑又被推选为以谢持为主任委员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兼主任秘书。实际上，王昆仑执掌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实权。就王的本意而言，想为他理想中的党国选配干才，尽快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但是出他所料的是，发现上当的汪精卫借口回到武汉以后，组织特委会政治分会与之对抗，并攻击他负责主持的组织委员会违犯党的章程，在使用干部方面用人唯亲。由此开始，刚刚合流的宁汉双方又变成了宁沪与汉的对立。和以往一样，先是“文攻”，继之又是“武斗”。结臬，汪精卫手下的大将唐生智不敌桂系李宗仁，拱手让出两湖，仓皇退到广州，想以两广为基地和宁沪双方继续角逐所谓党国大权。对于汪精卫的失败，王昆仑等是拍手称快的。同时，他也越发地看透了汪精卫的人品不足道哉，不仅深埋在心的反汪的种子开始发芽，而且他还公然骂汪：
“真是一只狐狸精，变得实在是太快了！”
正当西山会议派一一允其是王昆仑这些尚未染政客习气的书生自鸣得意的时候，蒋介石东游日本，在完成蒋宋联姻之后回到了上海。蒋审时度势，认为有联汪（精卫）缶垮宁方的精神支柱胡汉民，遂派出自己的郎舅宋子文南下游说。时下，汪精卫走投无路，只好回过头来捧蒋，因而蒋、汪一拍即合。紧接着，蒋汪暗中勾结，认为只有打垮西山会议派，才能恢复被西山会议派所攻击的二届党统。自然，二届党统一俟确立，桂系控制的特委会就被推翻。也只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蒋介石才会从在野之身变为党国的最髙主宰者。为此，他一手策划了所谓的“一一二二”惨案。经过如下：
1927年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蒋氏之嫡系陈果夫唆使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在会上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讲，指使党务学校的学生在台下应声附合。会后，进行游行示威，行至复成赞时，陈果夫又密令军警镇压，打死二人，伤七十五人。事后，陈果夫又指使党羽在各地散布谎言，指控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物邹鲁、谢持、居正、潘宜之等人为此惨案的幕后指挥。全国各地国民党党部、报刊群起呼应，强烈要求“严惩主犯”，从而使西山会议派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其中被点名的要人为安全起见，相继逃离了南京。
王昆仑作为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自然也难逃陈果夫属下的围攻，更有甚者，当众骂他是“抽大烟”的瘾君子！为此，他愤而辞职。正当他为国民党的命运悲哀的时候，他的妻子范映霞给他带来了喜讯——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公子。他为了纪念在南京的这段难以忘怀的政治生涯，给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女儿起名叫金陵她就是相伴父亲终生的孝女、知名文学家王金陵教授。
蒋介石制造的“一一二二”惨案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西山会议派被搞得抬不起头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控制的特委会形同垮台。接着，蒋氏又于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和宋美龄举行结婚典礼。旋即，蒋、宋相偕回溪口，名为度蜜月，实是策划“倒汪复出”。
事有凑巧，就在蒋、宋完婚刚好十天——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利用广州第四军政变造成的有利形势，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以此为契机，桂系、西山会议派，以及名存实亡的特委会属下的诸派系遂又结成了攻奸汪精卫联共的同盟，使汪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接着，蒋氏又导演了白崇禧举刀相逼和黄金荣、杜月笙代蒋劝退两幕好戏之后，汪精卫又被迫采取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老策略，于12月16日登上驶往法国的一艘货轮，去赛纳河畔过亡命在野的生活了！蒋介石巧妙地利用国民党诸派系的矛盾，没用一枪一弹，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九五之尊。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徐州前线，拿掉了曾是蒋记军事集团的大将——后参预桂系逼蒋下野的何应钦的一切军权。王昆仑曾在何属下工作过，为保平安起见，学着何应钦的样儿躲到上海租界地当寓公去了！
王昆仑在沪期间，是他一生最为苦闷的时候。他立志献身的国民革命，被蒋介石等新军阀、汪精卫等老政客演成了一幕又一幕争权夺势的丑剧；他愿为之奋斗的国民党，完全被孙中山先生的这些不肖子孙变成了结党营私的工具。念中国的前途，又必然会演出一幕又一幕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怎么办？他于极度苦闷之中在思索自己的出路，也在探寻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前途。
王昆仑或许是太敬仰孙中山先生了！他虽然完全看透了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乃至于他曾为之战斗的西山会议派的右派元老们，但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和国民党决裂。自然，他更下不了决心改弦更张，另觅一条新的革命出路。这是因为他坚信这样一句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卷是好的，被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些歪嘴和尚给念坏了！”换言之，中国只要产生新的忠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而今业已腐败的国民党就会新生，国民革命也会沿者孙中山先生当年指的革命航程奋勇前进！因此，他痛苦思索的结果，走孙中山先生曾走过的路：改造国民党以改造国民革命。
恰在此时，一批西山会议派的青年骨干分子相继聚首上海，天天在探讨中国的革命出路在何方？也可能是受着特定的阶级立场的驱使，也有可能是被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潮流所裹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和王昆仑站到了一起。这时，“国民党派系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织3计有邓演达、谭平山领导的第三党，；汪精卫的改组派山东的大同盟，；北京的兴中会，等”。王昆仑等多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成立所谓革命组织方面是有经验的，遂于1928年2月成立了“再造社”。顾名思义，是为了再造国民党。
“再造社”和其它的小团体一样，都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信徒”相标榜，“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因人事关系形成的”。如史记载：“再造社”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有社员一百八十多人。“几乎可以说都是当时刚从北京以及其他地方来的大学毕业生，年龄在三十左右的中青年。是1924年以后加入国民党的正式党员。大部分都加入过孙文主义学会和西山会议派。而以1924年在北京的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占多数。”就在“再造社”成立的大会上，王昆仑和钟天心、谌小岑三人为理事。事后，“再造社”的领导成员多有变化，但王昆仑都名列榜首，足见王在“再造社”的地位和作用。
王昆仑深谙舆论作用的重要，远在“五四”时期一一以及组建“民治主义同志会”期间，他都设法创办刊物，一泄自己的理论观点。就在酝酿成立“再造社”的期间，他就决定创办一刊《再造》旬刊、一报《民众日报》。对他们这批来自大学生的成员而言，写文章是驾轻就熟，立马可待；但是，要弄来一笔可支撑一刊一报的经费，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这时的王昆仑等人已经不是昔日的书生了，他们在动**的官场中混迹有年，也学会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策略了！请看周一志记述的筹款经过：
1928年初，国民党的文人巨头胡汊民、孙科、伍朝枢，因政治上理甴，只能在野，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欧洲考察政治。当时青国民党员正昆仑、钟天心、谌小岑和我，一共有几个人，拥护胡汉民，梁寒操则追随孙科。因此关系，胡、孙两人在出国时特别嘱咐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给这些人经济上的支持，在上海办刊物、办报纸……有了经济来源，于是我们就在上海办了一个《再造》旬刊和《民众报》，附有一个小印刷所。
《再造》旬刊创刊初期，由王昆仑任主编。后来因工作太忙，与梁寒操共同主持《再造》旬刊的笔政。不久，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策略下，诸派系头面人物同意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再造社”的几个负责人开了几天会，决定提出一个国民党的“再造方案”。并委托王昆仑写一篇文章。对此，王昆仑思虑很久，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据湛小岑回忆，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主要内容有：
1批评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虽然提出了中国革命阶段进入了“训政”时期，但实际上还是少数人独裁，没有实行民权主义。在这里，对政府两年来的党务工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2从而，强调了“训政”时期的民权主义，也就是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性。
3在广大农工群众在长期封建主义的束缚下，不习惯民主生活的过渡时期，先由党员在先……试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一俟党内民主生活健康运行之后，宣布进入人民民主阶段。
这篇再造国民党的长文章，得到了“再造社”同仁们的一致赞同。但是，也遭到了蒋记国民党——尤其是系统的反对。登有这篇文章的《再造》旬刊印了一万五千份，“除有几十份分送有关方面外，在上海各书店寄售的以及从邮局寄发各地的一万四千九百余份，全部被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没收，并宣布《再造》为非法刊物，不准寄售、邮寄。《再造》旬刊从此不能发行。”换言之，《再造》旬刊形同查封。
王昆仑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性。但是，他却没有料到连在野的国民党人创办的刊物也不准发行。这就等于宣布：王昆仑在神州大地不会再有给国民党提意见的地方了！他的所谓宏图大志——改造国民党的理想也就等于白日说梦，永远不能实现了！怎么办？他再次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中！
正当王昆仑处于犹豫、彷徨之际，因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皇姑屯炸死奉系头子张作霖，致使蒋介石的二次北伐迅速结束。蒋氏为了一统党政军大权——主要是为了实行“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再次寻求新的蒋（介石）胡（汉民）合作。胡氏也是一位不甘寂寞且又权欲熏心的元老，他已在野多时，突然看到蒋介石故作姿态，拱手相请，遂就坡下驴，又堂而皇之地回到南京，坐上了立法院院长的宝座。就说太子派的领袖孙科吧，也趁此当上了铁道部长。自然，和王昆仑一起大谈再造国民党的同仁也跟着胡汉民、孙科去南京做官了！这对王昆仑而言，其刺激远在查封《再造》旬刊之上，因为他不仅看淸了国民党元老们高喊国民革命的本质，也明白了跟着他一起高喊再造国民党的中育年同仁的真实目的。怎么办？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淸白，婉言谢绝去南京做官的邀请，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把爱妻范映霞和不满周岁的爱女金陵送回故里无锡，再次东渡日本，实地考察日本军国主义下一步侵华的目的。
王昆仑为什么又想东渡日本呢？其了，国事痛心伤于身，使他那本来就赢弱的身体几几乎垮了下来，遵医生至嘱，需静养调理；其二，自二次北伐不久所引发的济南“五卅惨案”以及6月4日在皇姑屯炸死“胡帅”张作霖以庫，举国上下掀起了反日浪潮。更有传言，说蒋介石访日期间曾拜会过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秘密召开“东方会议”，并将其会议的内容概括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自然，也有传说，田中首相将其报奏日本天皇一这就是民间流传的《田中奏折》。王昆仑认为这涉及到日本侵华的战略，自然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他作为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绝不可以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亡国。为此，他毅然抛弃南京政府的高官厚禄，借休养之便东渡日本。
王昆仑此次东渡，恰逢本经济大萧条时期，再加之东京大地震所带来的重大损失，日本各界人士谈论的中心话题是到中匡的东三省找出路。另外，由于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引发了军界和内阁的矛盾，从田中内阁的倒台可知，即将继位的裕仁天皇是倾向军方的。如果军界一旦执政——且又得到日本最高主宰者天皇的默认，日本军国主义者必然沿着“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条侵略道路走下去。结果：专心打内战的蒋记国民政府无力阻挡日本的侵略，中国亡矣！
如何挽救即将亡于日本之手的祖国呢？走再造国民党以再造中国的改良之路是行不通了，因为面对蒋介石这介武夫，只会落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怆然败局。他为了寻求新的救国之途，又毅然回到祖国，计划在自己的故乡无锡静静地读书，探求新的救国的主义。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虽是无锡人氏，但因生于直隶，长于北京，很少机会能领略故乡的人文景观，也没有充足的时间给他饱览浩淼太湖的湖光山色。每次回归故里，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这次自日本一登上回国的客轮，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拥抱美丽的太湖，用洁净的太湖之水来洗涤被官场所玷污的灵魂。
但是，当他真的回到无锡并身临太湖之中的时候，由于心情的原因又觉得兴味索然。就是昔日闽乡最喜爱去鼋头渚一览太湖之美的景观，他也没有远赏万顷太湖，领略“山峦起伏，波光粼，帆船点点，渔歌唱晚”的闲情逸致！相反，他过去最不喜爱去的蠡湖却使他驻步，且由蠡湖想到了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偕一代美女西施泛舟湖上的往事。但是，当他想到日本亡我之心即将变成现实，他又禁不住地黯然自语：
“我不是范蠡，我也不能做当代的范蠡！……”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壬昆仑因政治上寻找不到出路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时候，又因爱妻范映霞和壬氏大家族的关系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一一并由此出现感情的裂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范映霞是在提倡女性解放、人权自由的“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因而她有着为自己争自由、要平等的个性，据当事人固忆，就是她在潮州和王昆仑共同生活期间，也常为这类事情和王发生角。范和五自北京南下，过着双翼双飞的甜蜜生活以来一一尤其是当上新一代的女兵之后，她终于追求到了当时女性终生憧憬的所谓人生价值。但是，自从她生了爱女金陵之后，等亍乂把她从自由的世界锁进了封建的大牢笼之中。由于她出身贫寒和王氏家族的门第相去甚远因此王氏家族那特有的家规、风成为禁锢范映霞精神世界无形的伽锁。结果，婆媳关系、妯婢关系……乃至于和小姑的关系都处得很僵。加之，昆仑东渡远游连个述说其苦、发泄情感压抑的对象都没有所以积部在心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这时的王昆仑不仅没每安抚妻子的精神准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需要范映霞闷妻子那特有的情感来慰藉他政治上的失落感。因此，当他冋到无锡看到范映霞那伤心的泪水，听到父母的抱怨之后，真是烦上加烦！加之，他是在封建遗风很盛的大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孝子，只有婉言相劝妻子的份儿。对此，范映霞情感深处的失落遂化做失望一切恩恩怨怨也就变成夫妻吵架的借口。这时的王昆仑不仅没有尝到丝毫所谓的天伦之乐，而且这近似无聊的家事争吵搞得他只有个念头：快些离去！
恰在这时，胡汉民等西游归来。王昆仑认为只有胡氏高举反蒋的大旗，才会推倒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换之，唯有胡氏登高一呼，中国才能免于被日本灭亡的危险。因此，他怀着这种反蒋抗日的特殊心理，毅然告别啼哭不已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问到南京，勻有关人士协商之后，遂决定和“再造派”的骨分子钟天心一道，“从上海迎胡于香港同胡一同坐船冋上海，预期利用在轮船上的空闲，由王、钟交出我们一批人的联名信，希镍胡北上仿照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提出对党政军的大政方针，方面接近群众和青年，以大政治家的地位要蒋接纳主张，才办南京，否则不如留在上海做在野派的领袖怛是“聪明的胡先生这次来倒不是为用兵而是上尊号的；他知道不能和蒋争，只想在南京分尝脔的滋味。他在欧洲已起草了一个改革国府的方案，上设主席而下设五院，借名是实行建国大纲而对于大纲所规定的条件倒不注意它是否已成立胡先生所要的仅是立法院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这个方案是蒋先生所需要的广因此蒋胡再次实现合作。这使王昆仑失領到了极点！这是因为他想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实现倒蒋反汪、抗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蒋胡合作，无疑为蒋实行军事独裁增添实力。在摧毁汗记“改组派”并暗杀其主将王乐平之后，又相继打胜了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然也是为了削弱既是政治盟友、又是政治对手的胡汉民的实力，遂公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企图利用国民会议这种民意机关和法律的形式，把囟己的统治，法化。1930年1]月12日，闽民党在南京举行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但在此会议上，却遭到了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并公开抨击蒋氏的专断行径，致使蒋、胡矛盾的激化。为此，蒋氏借口宴请胡氏议事为由，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押，迸而软禁在南京郊区汤山。史称“胡汉民汤山被囚”。
王昆仑在此新军阀混战时期，虽然出于相对静观的地位，但他依然不愿坐视蒋氏日渐强大。为此，他对为虎做伥的胡汉民由敬仰而鄙视。但是，当他听说蒋氏扣胡于南京之后，一种本能地反蒋情绪猝然而生，遂又在南京积极地活动起来。这时，孙科看到胡那样为蒋卖力，竟落得如此下场，一想到自己未来的政治结局，大有不寒而栗之感！遂决心反蒋。恰在此时，胡汉民在软禁中“秘密传出话来，希望孙科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策动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另组反蒋政府。胡并且愿意同汪精卫派合作，同蒋氏的国民党分家”。这时的王昆仑明知又是一场新的派系之争，但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打倒当今的“袁世凯”，中
国才有可能抵御日本的侵略，因而他和他的再造派”的战友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当时求之不得的事，十分兴奋，愿意为这些反蒋的预定目标而努力。从这个时候起，再造派，的朋友们，便一心一意地拥护孙科。而孙科的政治影响及地位，也因扣胡之事而重要起来了。”南下广东做什么呢？或日打出一个什么反蒋的旗号呢？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立即想到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使用过非常会议的名字，遂以去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为号召，分头串联各反蒋政治派系、失意的地方军事实力派等会首广州，召开反蒋的非常会议，并成立没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幕中，西山会议派的元老唯恐大权旁落汪精卫，有意捧太子孙科；而王昆仑等“再造派”的中青年骨干本来就和太子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孙科在党政方面的发言权比汪精卫都大”。所谓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也较理想：梁寒操做非常会议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而王昆仑则出任《中华导报》主编。
召开非常会议的终极目的是团结反蒋，正当两广方面扯旗出兵讨蒋之际，不料突然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使得宁、粤两方不能不谋合而对付外患了。蒋派陈铭枢、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答应释放胡汉民、李济深、居正等人，蒋自己愿引咎下野两方先在上海开和会，然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代表非常会议到了上海，同蒋派的代表开宁粤和平会议；胡汉民等人，已经自由地到了上海”。这个时候，王昆仑和他的朋友们“拼命拉拢胡、汪、孙三个国民党文人巨头合作……由文人大团结而制止蒋不能再独裁，谁也不再被蒋利用”。结果，是年年底，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失陷日本之手的东北人民强大的抗日压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而王昆仑这些被称之为太子派的骨干成员，他们所拥戴的领袖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长，在他们——尤其是王昆仑的心中，就可实现抗日救国的宏图大计了！但是，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训了王昆仑，用当事人的话说：
“胡、汪两人当时口头上答应得很好，而实际上毕竟还是各怀鬼胎，我们在政治上又太天真了。”
王昆仑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所谓的主动下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直言之，蒋氏下野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转移全国人民骂他不抗日的视线，借此把骂名栽到政治对手的身上；第二个目的就是利用矛盾，造成胡、汪等人的争权，并利用手中的权力逼迫孙科交权。简而言之，蒋介石以在野之身回到故乡溪口做壁上观，静候政治对手成鸟兽散，他再重登九五之尊。
由于王昆仑对蒋氏下野估计失误，因此他对孙科掌握的行政院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此，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孙科当行政院长，因胡汉民不肯干，汪精卫称病住进医院，也是为了好观望一下……后来，他（孙科）也支撑不住了，如汪精卫等不是真支持。另一原因，財政大权仍在蒋方（主要控制在宋子文的手里过去是各省市给钱，汇集上海交南京政府。现在蒋介石暗暗下令，各省市反来向孙科的了政院要钱。同时，0本也不允许我国东南有抗日力量，濘泊长江的日艘把炮口对准南京……不久，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孙科的副手黄汉梁对孙说：他所掌握的钱顶多有二百万元了。孙提了一百万元，到上海支援抗去了。
正当孙科内阁陷入外侵内忧、一筹莫展之际，“胡汉民由上海去香港，做两广军人的政治后台人物。汪精卫同蒋介石早有勾结，在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对日抗战时，汪同蒋突然在杭州会面蒋汪很快实行合作，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蒋复职主军，汪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在蒋汪对日共同妥协之，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上海淞沪抗战也以中国失败告终。
王昆仑历经这次变乱，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一由文人大团结而制止蒋不能再独裁完全地破灭了！同时“又一次证明了国民党文人大团结根本是幻想”。他在这次变乱中，完全看透了孙中山先生的三个不肖子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没有个诚心诚意地践行三民主义的，也更没有一个是把国难、民苦放在心上的。相反，他们想的全是争权夺利，充任当代中国的独裁者。为此目的，他们可以置民族大义、国家危亡而不顾，至于所谓党的原则就连，提也没有人提了！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像时下的国民党还有什么用途呢？……”
王昆仑在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之后，其内心的痛苦是一般国民党人所不能比拟的。因为他毕竟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谈话砭加入的国民党啊！蒋汪合作之后，和他一齐倒蒋的“再造派”的战友为生活计一一也为未来政治出路计，相继去上海投奔失意的孙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生活上也靠孙维持。”而王昆仑断然拒绝赴沪，因为他已经暗下决心：再也不能盲目地跟着这些政客摇旗呐喊了！王昆仑面对日本亡我中华的侵略野心，经常想到顾炎武的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下，他已断定国民党是完不成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任的。但是，谁能领导四万万同胞奋起救亡呢？他没有结论。
1932年到了，王昆仑业已年满三十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三十而立。王昆仑也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时至三十而立之际，我应该立什么呢？……”
昆仑依然没有结论。他历经痛苦地深思熟虑，遂毅然做出如下的决定：回故里无锡，边读书边总结十多年走过的坎坷之途，希冀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
王昆仑告别了有六朝古都之称的南京，遂又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归乡里无锡……
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的身上问个为什么？
有顷，王昆仑的思路又闪回到“九一八事变”猝起之后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汹涌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蒋介石面对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蒋氏当众说的谎言还回响在耳边：“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线堵炮眼广三个月过去了，蒋氏不仅没有兑现其声嘶力竭的上述诺言，反而借机下野，回到溪口做当代的姜太公，利用权谋，遂又变成了高喊抗日的领袖。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黯然喟叹：
“啊，这就是当代国民党的领袖哟……”
王昆仑想到此时，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蒋介石讲完上述那段话后，会场上一位军校的学生愤然地喊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蒋氏气得抓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来的这位学生打了“两个耳光，狠狠地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结果，这个军校学生当众被押走后就失踪了！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位军校学生何罪之有？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啊！……”王昆仑是深谙历史的学者，自然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掌故，尤其当他想到历代帝王诛杀敢于讲真话的忠臣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不仅是爱听谗言的当代昏君，而且还是一个不许言亡国的暴君。
由此，王昆仑又想起了愤怒的学生闯进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情景。接着，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当年带队上街游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啊！青年的热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灾多难的祖国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仑没有结论！
王昆仑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升迁，他由“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新的权贵。换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学生领袖，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当今学生反对的达官要人。面对危亡的祖国，看着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他无时无刻不在黯然自语：“我不能再沿着这条沉沦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国之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蒋介石认为学生抗日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对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青年学生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又错在何处？……”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一个曾是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拋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上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一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举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
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也可能他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问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所俘获。在这期间，影响他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是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是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多年之后，他检查自己思想变革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的灵魂深处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祥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遵状态。”事实上我之参加革命运动，固然于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心，痛很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内战不休，人民痛苦，同时也是迫于自己那个没落宫嗲的家庭日益穷困，常靠借资典当，难以维持生活，想奋起挽救。但一看到共产党的兴起和想到的将来的国家社会是工农大众起来当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胁而恐惧不安，我的阶级本能就无可抑制地暴露出来。
王昆仑在这期间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国民党转向最大多数受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想到了不畏蒋介石独裁专政的靑年学生也想到了为了国家兴衰战斗在东三省的义勇军，自然也会联想到被国民党讥为朱毛的红军为什么会成燎原之势？当他再想到长年仇视的苏联……他似乎感到中国不远的将来“必将是赤旗親扬的天下！”为此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他也开时严肃地检讨：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在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且又不知髙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请看他写于此时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可怜的中国人死是没有死绝的，可是卖国求荣的在卖国求荣，升官发财的在升官发财，打牌眺舞的在打脾跳舞，饥寒待毙的在饥寒待毙，而多少血热心雄的爱国志士都受了双重乃至万万重的压迫在摩拳擦掌呜咽吞声，有力不许用。
这世界是分成两条鸿沟的，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一边是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是一条无法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战线，所以希望帮我们弱小民族是做梦；希望军阀宫僚、资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梦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心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的科长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以及许广圻、华方增、诸祖荫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谈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愤慨，也对国家前途深切担忧。此外则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谈。昆仑很健谈，常谈得忘了时间。好客的主人经常留饭，以继续纵谈，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诱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
报名是报纸内容最直观的体现，关于王昆仑等人为这张新型报纸起名还有一番经过：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称，都不能得到一致赞成。最后推定昆仑、方增和我（孙翔凤）三人，先拟一个报名，让大家讨论。我们三人在研究时，方增提出《人报》的名字。昆仑说：法国有个《巴黎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我们可以称《无锡人报》。方增不同意，认为《无锡人报》局限性太大，不如单用《人报》，虽筒单而含义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要争取“人的权利”，“要维护人的尊严”等等。我（孙翔凤）赞成方增的意见。于是昆仑也同意以《人报》为名。交大家讨论，并得到通过。
这就是《人报》报名的由来。通过上述讨论，读者不难看出：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倾向共产党，而其他《人报》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义者。但是，王昆仑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共同奋斗，他并没坚持自己的观点。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一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劬担任《人报》的社长。
说到《人报》的宗旨，该报留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人报》开幕宣言，它不仅反映了《人报》同仁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仑此时此刻的精神风貌，故摘录其中一段：
何以报社会之育养？当为社会争言论出版自由。立国之本，在于民意；民意不张，国巧灭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恶；朝野络乱，寻召外侮中国今日之要图，在去专政之佘毒，得情伪之相通然后同异皆尽，举国可一。除喁语之苛禁，扬民治之精沛，然后与情所裁，庶政渐清。辟训政之喧夺还主人之固有，然后敌忾同仇，外侮共御。人报敬以至诚表白于读者：凡所致力，一以发扬民意为职志，不受政治之压力，不讳言民间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为宣传所蔽，转以蔽民视听；不为利害所宥，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纸为民喉舌。
为了以壮（〈人报》出世的声势，王昆仑和《人报》同仁还写了一首《人报社社歌》，一度曾唱遍无锡大街小巷响彻太湖的上空。为存史留芳，恭录如下：
前进，前逬，努力前进，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要本着天賦的权能，为着社会，为着人们。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做黑暗的明灯，我们要做迷途的南针，警示着社会，指示着人们该走的前程。
我们凭着热血，凭着赤心从黑暗里去建设光明。前进，前进，努力前进！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要负起使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文影响较大。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敌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除去公幵创办《人报》之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想从哲学的视觉认识中国共产党，剖析中国革命，认淸自己今后奋斗的方向。对于一个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来说，他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更不会随意地接受一种理论。因此，这对王昆仑来说，闭门读书不如说是面壁思过，其灵魂深处发生变革必定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王昆仑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一一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汀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王昆仑或许是一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也或许是对国民党太失望的结果，他在这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蒋介石自“四一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作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俗话说得好：烧香要找对庙门。王昆仑决定从国民党这座大庙中走出，只身且又要秘密地加入共产党，这座新庙的大门在什么方向？谁又能把自己领进这座新的庙中？王昆仑百思不得结论。但是他清楚，在无锡找不到共产党。要想找到能介绍自己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当王昆仑欲要告别故乡之际，已经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派人送来了委任书：
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仑虽然蛰居故乡一边潜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一边和乡里青年知识分子办《人报》，但他所关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换言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后，很快又从孙科等决策者的口中获悉7如下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他曾于是年8月16日收到蒋介石发给他一通“铳电”，内容大意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逕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王昆仑细研这通“铣电”内容，他下意识地想到了秦桧假宋王之手给岳飞下达十二道金牌的历史掌故：失土之责，岳飞难辞其咎；卖国之罪，大汉奸秦桧一人担承。时下，张学良背着失土、卖国的两项骂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充其量做了当代的岳飞，而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铣电”，与秦桧发给岳飞金牌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蒋介石就是当代的秦桧。换言之，张学良应负失东三省之职，而汉奸的罪名应由蒋介石来承担！
为此，王昆仑越发地痛恨蒋介石。
王昆仑是傅古通今的学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会由岳飞的悲剧结局想到张学良的政治命运。由此，他又联想到张学良于1932年8月8日“电国府军委会行政院请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一事。经调查，果真是蒋介石为自己重新出山一要张学良承当丢失东三省罪责之举。为此，王昆仑又很自然地餹然问道：“张学良何时真的变成今日的岳飞呢？蒋介石何时公然打出卖国的招牌呢？……”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检查其难易之故，症结所在，知庶政之推行，御侮之策进胥赖乎民生繁荣，地方绥定。以我国民性之诚朴，土地之丰饶生聚教训，宜有可观。乃因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瀋篱不治，遂安内攘外，兼顾两难。……荀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必能收肃清余孽之功。
王昆仑知道“安内攘外”一词，源于甘做儿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或日结果必定是当日本人的儿皇帝一一而六年之后的汪精卫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必然结果。王昆仑再阅此宣言：“大会开会之日，值剿赤告捷之时，匪区善后，亦已开始进行。”换言之，我蒋某人不是不抗日，是因为有赤匪在作乱；我蒋某人何时抗日呢？等我消灭了赤匪之后。结果，日本必然在蒋介石剿所谓赤匪的过程中大举进攻我中国。到那时，中国必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下亡于日本。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1月6日，日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虽未像岳飞那样壮烈牺牲但也背着历史的骂名下野，到异国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已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换言之，中国必将广蒋记国民党之手！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