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为什么要选择南下从军这条路呢？主要的原因是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认为单纯的学生风潮和群众运动不足以打倒北洋军阀政府，也赶不走盘踞在神州大地上的帝国主义。相反，学生和群众在军阀们的枪下只有流血牺牲，演出一个又一个“惨案”。怎么办呢？他于失败中开始思索真正的革命出路。他从刘邦想到了朱元璋，遂又从华盛顿想到了列宁，无一不是靠军队取得政权的。而他所景仰的孙中山先生一生所经历的坎坷之路，也证明唯有建立自己的军队才能实现其革命理想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的中华民国。其次。国民党的军队一一国民革命军在南方。
说到国民革命军，王昆仑一直认为是国民党左派号令天下的王牌。另外，中国军队历来是分地域讲山头的，而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成份是经改造过的粤系部队。自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建立以来，以其毕业生为主体的党军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并逐渐形成黄埔系。昔日，党军是国民党左派平叛广州商团叛乱、桂系和滇系联合谋反的核心武装，也是蒋介石逼走右派元老胡汉民、赶走右派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工具。因此，他这位有名的右派青年骨干从不敢想投左派掌握的国民革命军。
时下，蒋介石突然右转，利用失意的右派胡汉民等人，发动了有名的意在分共、驱俄的“三二〇事件”，并借机逼走国民党假左派领袖汪精卫，请走党军中的共产党人。他俨然成了南方国民党最高主宰者。这在王昆仑看来，蒋介石已经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上和国民党左派决裂，并向苏俄和共产党小试了一下牛刀。因此，王昆仑认为投这样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是保险的，而且也是有前途的——他可以通过军队实现自己的革命抱负。
按照古训的教导，投军或者是升官——乃至于办事都是要走门子的。像王昆仑这样有着傲骨的读书人既不会做向蒋介石自荐的当代毛遂，也决不会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乱飞乱撞。他思之良久，忽然想到了昔日就读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何玉书，他此时正在潮州，供职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者，掌握潮汕一带生杀大权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何应钦。而何虽然隶属蒋记军事集团，但他在国民党中素有“武甘草”之称谓，在此人属下供职或许少些独裁，多些宽松。遂决定南下潮州。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虽然有江南才子之美誉，但他却出生在北方，长在故都北京。二十三年之间，他间或南下或去东瀛，可始终没有和生养他的京城长别离。而今他要亡命天涯，不知未来是生是死，更不知能否再回到帝王之气笼罩的京都，再看看那雄伟壮观的故宫和方正有矩的四合院，再品尝那数不清、吃不够的京味小吃，以及他永远喜爱听的昆曲、京戏和鼓书。总之，他那特有的京都情结是剪不断、理也乱的！
王昆仑出生在名门望族，早年受的是传统的教育。虽说他的父亲为官，反对他“上街闹事”，但他不能不感激父亲的养育之恩，更何况他还有一位识书达理的母亲呢！权且不说儿行千里母担优，作为儿子不能在堂前行孝，不能帮着父母教养年幼的妹妹，于心何忍呢！为此，他找来要好的战友和小老乡孙晓村：
“我决定南下从军，请你帮助我照顾好这个大家庭。我的弟弟还不能完全自立，我已嘱咐他遇事和你商量。”
“放心吧！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会尽其全力的。”
这几天来，北京的空气分外紧张，不时传来革命党人被入主京城的胡帅张作霖杀害的消息。王昆仑一是激于革命的义愤，再是长别京都和亲人的忧思，终于愤优而病，卧床在室。一天上午，他的妹妹王枫引来了相爱在心的情人范映霞。
王门一家反对王昆仑和范映霞结为伉偭，但是当王昆仑就要别京南下——且病卧在床的时候，同情哥哥的王枫还是把自己的同学——哥哥心中的情人请到家里范映霞是孤苦的。她在没和王昆仑发生爱情的时候，把王母当做自己的母亲，把王家当做自己暂行栖身的家；她在和王昆仑发生爱情以后，遂又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给了心爱的情人王昆仑，哪怕因此而失去王母也在所不惜。时下，听说心爱的王昆仑就要离京南下了，这对她来说，等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的痛苦，她为此而淌下的泪水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她见到了就要别离的心上人王昆仑，禁不住地失声号啕起来。
王昆仑也是一位多情的才子，他一见范映霞哭得如此伤心，他那颗郁闷不乐的心猝然之间碎了！他看了看驻步一旁的妹妹王枫，遂又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强作笑颜地说道：
“映霞，我为你填了一阙《西宫调》，你先看看，然后再让王枫给你唱一遍。”
范映霞听后愕然，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此时此刻的真实情感。她拭去泪水，抬头一看王昆仑双手捧着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宣纸，微微地向她点头。她就像是接到了命令，下意识地伸出自己的双手，顓顏抖抖地接过来。但是，当她的双目一看这阙《西宫调》的副题“离愁”二字，泪水又模糊了双眼……
王昆仑再也不忍心看那被泪水洗过的美丽的容颜，他强迫自己转过身去。作为诗人的他一一此时此刻所能想到的表达自己心情的佳句一定是“男儿有泪不轻掸……”
王枫虽然被这情景所动容，但她毕竟还是置身事外的。因此她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看着范映霞读完这阙《西宫调离愁》。她小声地问：
“映霞，喜欢吗？”
范映霞哽咽着“嗯”了一声，遂又点了点头3“给我吧！让我为你轻声地唱一遍。”
范映霞再次哽咽着“嗯”了一声，双手把抄有《西宫调》的宣纸交到王枫的手里。
王枫双手捧着宣纸，酝酿了片刻情绪，遂小声吟唱起《西宫调离愁》：
病里太无聊，反侧呻吟久，暮暮朝朝。倚枕看，明月窗前照。对景思往事，离恨忽如潮。屈指算，别来厂旬了。从今后，谁可慰寂寥？挥泪握别，一声去也，千山万水路迢迢。怕回头，伤心事，月圆花好。忆昔相逢笑，当春早，风送寒宵，雪压梅梢。夜偎炉坐，花下伴吹箫。形影相抱，柔情缭绕，恨相见得迟，怕离别得早。又谁知春光容易老，可怜顷刻音容杳，伤心满目萧条?獠攀锹浠ㄊ苯冢??钶禾湓侣洌??穹绱敌酰??魉??突ㄆ??Ｌ炜捎星椋坑星樘煲嗬稀Ｐ那那模??怀〖拍??舅??妫咳尾』晔萦埃??沃谢缎Γ??押筇煅拿欤〈咏窈螅??嗟坪炖幔??笄诩模??槠谠绫ā：佑闾煅阌泻拮苣衙琛Ｄ????罾锵??晟伲????南愠＃??袢宋揄Γ????罩胤辏??患踅挎???
人面依然似花好！
王枫是一位多情的少女，能依据词牌度曲吟唱。她已经到了花季芳龄，更知初恋少女的心事，因而她能以情带声——并能以声传情，不仅唱得声情并茂，而且自己也进入了角色——边唱边自我感动地淌下了同情的泪水。
范映霞也是深谙音律的少女，不知何故，她边听这阙《西宫调》，边想起了宋代大词人陆游填的绝唱《钗头凤》，进而又由《钗头凤》想到了陆游和唐蕙仙的爱情……最后她竟然由唐蕙仙想到了自己，待到她由唐蕙仙的爱情悲剧想到自己和王昆仑的相爱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她再也无法用理智抑制自己的情感了！她随着王枫低声吟唱的自然推进，也由默默地饮泣发展成啜泣不止了！
王昆仑是带着沉郁的情感填这阙《西宮调》的。今天，他和着情人范映霞的抽泣听妹妹王枫的吟唱，真是各种滋味一起扑入心头完全品不出是苦还是甜了！他知道这阙《西宫调离愁》是向情人倾述自己的真实的心声，所能带给心爱的范映霞的不是慰藉，而是痛苦！他为了一了自己的所谓离愁——也为了抚平范映霞因离愁而引起的心伤，他断然地说道：
“映霞，跟着我南下好吗？”
这正是范映霞所企盼的！就这样，王昆仑和范映霞扮成一对有身份的新婚夫妇，和周一志、王钟文潜逃离京，南下上海。旧地重游，他不能不想起两年半前拜会孙中山先生的往事……而今，哲人已经驾鹤西去，所遗不肖子孙为争权夺势而内讧不止，再思之哲人留下的未竟革命大业，唯有怆然而涕下！
王昆仑一行在上海稍事逗留，他又偕范映霞水陆兼程，直驱潮州，见到久违的何玉书，旋即又直奔何应钦设在东年的司令部，在何玉书的引荐下，又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何应钦。
何应钦早岁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故乡贵州从军，参加军阀之间的武装角逐，终无结果。后投到孙中山先生的麾下，任广州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始正式进入国民革命军的行列不久，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出任总教官，始和蒋介石正式发生关系。由于何在两次东征中建有功勋，遂升为党军第一旅旅长，继之又升任第一师师长。时下，何应钦已是粤东地区握有生杀大权的最高主宰者。同时，他也是蒋记军事集团的重要干将。
何应钦和王昆仑既无派系渊源，又无私人交往，他只是道听途说一些关于王昆仑的事情。仅凭王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并由孙中山先生提议加入国民党这两件事论，就不可小视！何一生虽算不上知人善任的军事统帅，但他却实事求是地给王昆仑下了一道命令：委任王昆仑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科长，兼政治教官。当面谈话说的清楚：王昆仑主讲三民主义。
这时的王昆仑虽自称是忠诚于孙中山先生并精通三民主义，但是他所接受并践行的是旧三民主义，对含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却是坚决排斥的。可以想见，他给军校学生讲的三民主义一定是前者——旧三民主义。对此，他多年之后做了如下的自我鉴定：
我这时巳投身到当时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客观形势使我不能不承认要国民革命和北伐的胜利，就必须国共合作。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权的基本口号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三大政策，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等。可是我的思想仍是旧三民主义，对学生讲课，总要强调中国的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国民党所领导，中国有“大贫小贫”，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出版的校刊名叫《潮潮》，我写的文章强调“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还记得有一次要在礼堂悬挂广州下达的一个标语“一切权力属于党”的时侯，我就加上一句“所有利益归诸民”作为上下联悬挂出来。我现在不能追忆自己所写其它文章的具体题目和内容，但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反映目己的反动思想实质。
王昆仑在潮州分校的生活是比较惬意的。从所谓革命事业上说，他官居总务科长兼政治教官，授中校军阶。他不仅是《潮潮》周刊的主编，而且政治部主任何玉书不在时，他还行使主任之权，名日负总责；从个人生活方面讲，他和自己心爱的情人范映霞朝夕相伴，加之范也在政治部供职，生活是安定而又幸福的。王昆仑自幼喜爱诗词，尤钟爱传统的戏曲，他到达潮州不久，遂又被潮州地方戏所迷，工作之余，经常偕范映霞预定包间观赏。另外，由于潮州分校设在潮州，何应钦的司令部设在汕头，每星期六还可借工作之便偕范映霞去汕头一游。那时军官度周末是五花八门的因政治信仰和革命目的不同而异。用王昆仑多年以后的话说：“星期六去汕头，有的打麻将、玩女人，有的打麻将搞政治活动。”而王昆仑除了必要的酬酢之外，他还经常偕范映霞凭吊潮汕一带的名胜古迹。
潮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尤因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贬此任潮州刺史而闻名遐迩，享誉千年。王昆仑作为风华正茂的才子登临潮州有名的笔架山，驻步《韩祠》门前，望着供奉的韩愈的塑像，真可谓是遥忆千年，浮想联翩：改朝换代平常事，名儒翰海润青山。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立身践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又很自然地想到国民党争权夺利的严酷现实，真是不胜晞嘘啊！
王昆仑是一位十分重视名节——并有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的革命者。他勤于工作，爱憎分明，绝不与道不同者——或投革命之机的人同流合污。当他获悉潮州省立二师缺少师资的时候，他又主动地去当兼课教员。当他看到农运大王彭湃同志的属下带领觉醒的农民来到潮州的时候，他不仅亲自上街为之喝彩，还向部属和同学郑重宣告：北伐的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潮州是粤东地区的革命中心，这时虽然也有着不尽人意之处，但和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一是他的工作繁忙，人手又少，再是他为了给身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同学或故乡好友一革命出路，曾主动邀其南下潮州，投身革命。其中最为典型者是吴醒耶。
吴醒耶原是浙江省杭州一中高中师范科的学生。王昆仑结束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教书工作之后，曾应何炳松校长之邀来杭州一中执教，与吴醒耶有师生之谊。在杭期间，王昆仑曾多次解囊相助家贫的吴醒耶，二人遂过从甚密。不久，他们便和时任英文教员兼训育主任的张庭济“结盟”，成为异姓兄弟。张年长为兄，王次之，吴为三弟。由于他们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很快成为一中秘密革命的核心。同时，吴醒耶的才干也给王昆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王昆仑促吴醒耶南下是在情理中事。对此，吴醒耶做了如下回忆：
1926年夏秋间，我因不安于在浙江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苦闷生活，即由于昆仑的同情理解而栢遨，挥泪别去新婚不久的妻子……从上海去汕头……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其军部驻在汕头，他又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的校长。该校政治部主任也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何梦麟（字玉书）兼任，昆仑任秘书，也系该校政治部的实际负责人，他兼任政治教官，该校出版的唯一的刊物为《潮潮》周刊，也原由他掌握，我到潮州后，他便把周刊的主编责任交给了我。这期间，昆仑的原配夫人范映霞也同在政治部任职。我们是亲如兄嫂，可说是公、私杂事无所不谈的……这些情况正可以说……昆仑是第一个扶携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是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通电海内外：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王昆仑等闻讯惊喜万分，跃跃欲试。每当潮州分校的师生问他我们何时北伐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地答说：
“不用急，等何（应钦）校长自广州回来之后，我们就班师出粤，挥师北伐了！”
但是，何应钦赴广州参加北伐誓师后带回来的消息不是班师北伐，而是就地驻防。这给王昆仑那沸腾的心潮泼了一瓢凉水，使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北伐，是泛指征伐直、皖、奉三系控制下的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使孙中山先生倡行的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对此，王昆仑是清楚的，而且也是他南下从军的主要革命目的。
蒋介石认真地分析了北伐的主要敌人：一是直系的主力吴佩孚所部，约计二十万军队，主要占据着河南、两湖、直隶（即河北）的南部；再是孙传芳——非直系嫡系所部，约计二十万军队主要占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故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奉系张作霖所部，约计三十五万军队，主要占据着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山东、直隶北部。皖系作为军事集团已成隔日黄花，失去了战斗力。蒋介石自广东出师北伐，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直系军阀。但是，吴、孙两大军事集团合计兵力有四十余万，而蒋氏北伐所统帅的北伐部队合计八个军，不足十万人枪。如果全面出击，以少对多，兵家大忌。蒋氏权衡得弊，遂定出如下北伐战略方针：
首先，将虎踞中罘的吴佩孚打倒；继之，击败孙传芳；最后，再和张作霖决战，以统一中国。
蒋介石的战略目的是清楚的：即所谓“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换言之，北伐是分期、分阶段的进行。而第一期的目标是集中优势兵力直捣两湖，会师武汉，消灭直系精锐吴佩孚所部。根据这一战略需要，北伐军分为三路：两湖是主战场，以实力较强的北伐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约五万人，在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部队的带动下，**湖南。为防止孙传芳所部从东翼发起攻击，遂以北伐第二、第六军进击江西，策应北伐正面战场。谁留守广东看护大本营呢？蒋介石自然会使用他的嫡系第一军。
这就是第一军按兵不动的原因。
诚如前文所说，何应钦的第一军是以黄埔为骨干的党军，是蒋介石的本钱。他就像是一个深谙赌术的军事赌棍，他绝不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钱当赌注来押。其它七个军，虽然也是自愿投在孙中山先生的麾下参加国民革命的，但是他们毕竟都是不同派系的地方实力派，根据历史的经验，这些地方实力派只能战时共苦而决不能在和平时候同甘。让这些非嫡系部队充任北伐的主力，胜，是他蒋某人统帅有道；败，等于假借敌人之手消灭一个潜在的军事对手。可是看家护院是要绝对可靠的。也就是说，在他“御驾亲征”期间，是不能后院起火的！对此，作为一军之长的何应钦是心中有数的。
何应钦的一军计有三个作战师。何作为军事家自然清楚，国民革命军出师两湖以后，北洋军队最容易得手的方向，是由闽南出奇兵猛攻粤东门户潮州。因此，他派第三师、第十四师镇守潮梅一线，防止皖系福建督办周荫人进犯东江，威胁广东。另外，他亲率第二十师进住广州，拱围国民政府。当王昆仑等获知自己的重要使命之后，遂安心为蒋氏看家护院。
何应钦曾数度介入军阀间的战争，结果均以两败倶伤作结。因此，他安心留守粤东门户也含有坐山观虎斗之意。因此，他经常对属下说：
“蒋总司令再三告诫我们：国民革命军在鄂、赣两省未得手之前，我们不能和驻闽的皖系残部发生战事。另外，确保广东全省的安定，就等于向北伐军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养和军火！”
对于蒋介石为何应钦制定的“暂取守势，而固边围”的战略意图王昆仑不仅是赞同的，而且还身体力行，说服那些急于上北伐前线的同事安心工怍。
但是，北伐军是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完成国民革命为宗旨的，因此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同时，对敌人也有着极大的瓦解力。实事求是地说，北伐军作为正义之师真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正当何应钦处于进退维谷之际，驻闽所部一个师秘密洽商投降。何认为时机已到，遂主动要求进军闽南。蒋从全局出发，认为此举等于向孙传芳宣战，不利于主战场的军事发展，遂断然否决了何应钦的请战。
据史记载，何应钦及其属下对蒋的这一决定是不满的，认为是坐失良机。对此，王昆仑是何立场无史可查。但从战略角度来看蒋介石是正确的。
北伐的胜利，不仅激励着在前线厮杀的将士，也鼓舞着留守广东的将士请缨上战场。为此，王昆仑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政工军官四处游说，劝说大家安心待命。但是，北伐胜利的消息就像是磁石，把许多留守将士的心都吸到了前线。最后，他不仅连吴醒耶都劝留不住，而且他自己也恨不得插翅飞到前线，亲自看看胜利的战场！恰在这时，蒋介石认为西路一一除武昌尚未攻破之外基本稳定，遂亲自到江西开辟中路战场，并亲自组织攻战南昌的战役。蒋氏既需要西面牵制援鄂的敌军又需要东面主要是牵制福建方面的敌军，也只有在这时，蒋介石才下达命令：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司令，即日挥师入闽。
王昆仑终于盼来了随军北伐的战机，但是令他失望的是；政治部主任何五书随军出征，他留守潮州代行政治部主任之责。对此就连他的新部属爱的情人范映霞也难以说服了！
越年1927年伊始，两湖战场不仅告罄，而且孙传芳的军事集结重地南昌、九江等也已底定。同时，蒋介石为尽快攻占宁沪杭等重镇，宣布成立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以臼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新的指挥系统。换言之，如果再不参加宁沪杭之战，第一期北伐就胜利结束了！为此，王昆仑毅然决定偕范映霞出粤东，北进福建，并安抵福州。令他们惊喜的是见到了吴醒耶等一批先期北上的战友。但是，战友重逢并没给王昆仑带来多少胜利的喜悦，相反，党内的纷争乂给他的心中蒙上了一矮不祥的阴影。
随着北伐胜利的推进，蒋介石决计排俄、清共的决心完全见诸于行动。首先，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革命政府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但是，蒋介石仰仗手中的军权——以及北伐节节胜利给他带来的巨大的声望，强行要求迁都南昌。由此为导火索，
国民党分为对立的两大中心——武汉和南昌。对于蒋介石迅然右转，王昆仑无疑是欢迎的，可是北伐尚未成功再起内讧，起码是削弱革命力量其次，蒋介石随着战线咄咄逼进宁沪杭，相继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屠杀工农大众和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就事件的本身而言，王昆仑是决不赞成的；但是，当他从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冷欣等处获悉：蒋介石决计淸党之后，他站在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上自然是高兴的。为此，他又告别福州，随着以冷欣为政治部主任的东路军所属的政治机关北移。因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预感到将在解放后的上海或南京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王昆仑偕范映霞于4月7日到达上海。时下这座冒险家的乐园已远非昔比，租界区戒备森严，华人一一乃至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样显赫的大人物进租界也需洋大人赐于的“牌司至于普通的大街里弄则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管辖地，一到夜幕降临，全市戒严，有不夜城之称的大上海静悄悄的，所余就只有明如白昼的各种颜色的灯光了！王昆仑住进东路军政治部所属的临时下榻处，正当他急切想知道上海的政情之时，范映霞习惯地为他搜集到了近几天的报纸，他双手展幵，各种惊人的消息扑入眼帘。他从蒋（介石）汪（精卫）会谈的报道中获悉：汪精卫业已西渡归来，回到上海，并于4月3日夜与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举行了会谈；他从4月5日报纸上刊载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中获悉：汪精卫以国民党党魁的身份向共产党保证：“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他越看越迷茫，搞不清时下的蒋总司令是否又向左转了，遂决计求教参加蒋汪会谈的恩师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教育界的泰斗，堪称一代宗师。但是后人很少知道他首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早年，他是清朝的进士，但赞成康梁变法；变法失败，弃官逃出京城，南下沪杭等地以教育救国，不久成立有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并推为会长；翌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亲任上海支会会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出任教育部长；所谞“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再次流亡法国，与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筹组“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并任该会中方会长。实事求是地说，他不仅是向西方学习的先导，而且还是后来大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主要组织者。至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丰功伟业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后人很少提及——因而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教育泰斗在“四一二大屠杀”中的立场。
蔡元培作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家，他不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支持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是绝对不同意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也不完全赞同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就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于3月22日占领上海（北伐军也于同日进驻）的第三天，即3月24日，蔡元培由杭州到达上海，与国民党中的右派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同住在枫林桥旁一家安全措施较好的公寓中。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驶抵上海。越二日——3月2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敬江、古应芬等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中监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吴稚晖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并称此行动为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敬江、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陈果夫等人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同日，蒋介石会同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人在上海总司令部开会，密谋“淸党”反共方针。翌日，蔡元培等又参加蒋汪会谈，希冀蒋汪携手，共同清党反共。据文记载：王昆仑拜会蔡元培的时间，应该是蔡被蒋介石指派为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之后。换言之，这时的蔡元培不仅淸楚蒋介石的“清党”反共计划，而且他还是这一计划的制订者之一。因此，当这位出了名的右派学生王昆仑请示所谓革命方略的时候，他会毫无保留地告之即将开始的“淸党”反共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蔡因性格的原因不会讲得那么淸楚，早就认识——并很赏识王昆仑的吴稚晖也会合盘托出的。遗憾的是，时代太久远了，晚年的王昆仑只记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因为要听听蔡元培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就到枫林桥他和吴稚晖、李石曾的住址看他。他说：国共两党意见分歧，可以用谈判解决，国民党可以分共。对“四一二”蒋匪大举屠杀，蔡和吴稚晖、张敬江、李石曾等国民党中央老监委带头提出“弹劾案”，开除共产党出党。并提出国民党要进行全面的清党。为蒋介石作反动宣传。
王昆仑一直主张清党分共的。但是，他这位书生气很足的右派青年——且刚刚来到上海，尚不清楚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是釆取何等手段“清党”分共的。他从蔡元培等元老的口中探得了国民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遂决定找老相识何玉书要求工作。
时下，何玉书已经决定不再担任何应钦的政治部主任，很快就要出任江苏省农工厅厅长。但他依然住在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处，他问明王昆仑的所求之后，当即给陈群要通了电话。陈群，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后投机革命，一向随侍孙中山先生身边。国共合作之后，他出任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不久，他继任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之职，随军进驻上海以后，又出任上海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自然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关于这次会面，王昆仑多年之后亲笔写下了这份材料：
到上海的当晚，我去看何玉书，他给我介绍陈群，说明要我推荐政治工作人给他，以应当时急迫需要，我就答应了，约好以后当面再听他说明具体要求。何又向陈说，请他替我随时打电报给前方的何应钦联系。我去找陈群，首先他急要的是海军司令部新成立，政治部要我去担任秘书长，我介绍了高岳生去。他又说有些单位如海军工会、消防总队的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跑了，急需人去补充。我以后问了原在二海的右派给推荐了两个人去。
陈群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反共的骨干成员，自然知道“清党”最重要的一环是接收国民党设在上海的市党部。因为这时的上海市党部依然是国共合作的机构，不仅掌握着在沪的国民党组织名单，而且还掌握着共产党的党员名单。只要手中有了共产党的花名册，即可按图索骥，一网打尽在沪的共产党人。派谁去接收国民党设在上海的市党部呢？自然是坚定的反对共产党者。因此，王昆仑被陈群选中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王昆仑亲笔写了如下的文字：
在接收市党部前，陈群、罗家伦、吴济沦、潘宜之及冷欣、黄惠疋、我等人共同开会，由陈群召蘖、主持，地点在东路军指挥部（讽林桥）。在会上，首先由陈群发言，大意说
明上海市党部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党部，他的特点是有共产党，有工人群众，又有很多外国人，因此，现在必须在清党基础上赶快把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建立好。对各区党部要先了解情况，就其是否鍵全及有无共产党等问题。考虑如何处理。有共产党的地方或有潜伏的就由市党部了解后报告给他，由他处理。在会上罗家伦也说了话，说了市党部秘书处及组织部各机构工作任务。秘书处是一个枢纽单位，承上启下，并联系市党部各单位互相配合工作。秘书处与组织部应负责了解下各区党部清党及其它工怍情况；其次是要健全组织，必须充实干部，大家应尽可能介绍人才，加入党部，为党努力工作。以后吴济沦对具体接收办法作了说明，并由罗提出当时接收及分别袒任各处部工作的人：秘书处指导员，王昆仑组织部指导员冷欣，工农部黄惠平，宣传部青年部妇女部吴倚沧。市党部总的负责人陈群。今后古党部全面工作部在他总的指导下进行。
也就是在这次接收会议召开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崇禧在上海亲自执行蒋氏的“清党”大屠杀，出动大批流氓及军队，占据上海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当天死伤达三百余人。据王昆仑的回忆：“四一二”当晚深夜，甸人到他们家里说出当天大杀共产党著名的共产党员汪寿华（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突然遇到流氓头姓王的逮捕残酷杀害。总工会主席……也同时被害。此外还有很多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总之，上海到处是白色恐怖！接着昆仑又参加了接收上海市党部的工作。请看他的记述：
4月14日下午一点绅在陈群、罗家伦、吴倚沧、潘宜之銮领下，大批武装力量及接收人员到南市林荫路上海市党部去逬行接收工作。先由罗家伦在二层偻大厅中把大家集合起釆，原在市党部留下的栘人员也在内，罗对大家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宣布清党后国民党应当赶快把上海市党部重新建立起来，宣布各处部的几个指导员，由这些人分别先进行接收文件……各部处的文件先由主管指导员查点封存，等待以后分别灸责工作时使用。此后各指导良按照计划分别进入处部办公室与移交人员联系，共同办理手续……
在这次接收市党部的工作中使昆仑感到惊愕的是“发现吴开先——当时任市组织部秘书，他早就与陈果夫暗中联系，叫他潜伏在国共合作的市党部等待到时发生作用当王昆仑多年之后想到“吴开先成了的大头0，抗日战争后期，蒋匪派他秘密到东南与日本、美帝勾结，日本败后，他就又成了上海、南京的接收大员”以后，真是不寒而栗！
接着“市党部接收后各人按照自已的职责进行工作。秘书处与组织部主要工作在十派工作人员下到各区党部了解情况，关于共产党及一般工作情况，两部分派二人到三人共同去到各区党部抓清党任务。其中有共产党在内的就转报给陈群处理。”王昆仑作为秘书处的指导员，曾用电话向陈群报告：“黄浦区、杨浦区……没有共产党。”他的主要工作是“上海市党部上行公文由秘书处办理送南京中央党部秘书处。其内容有的例行公文，有的关干党员重要工作，有的关于组织宣传工作，关于党员教学”等。这样的官样文章对王昆仑来说，真可谓是大材小用了！因此，多出干他手下的三个工作人员之手。
王昆仑虽然已是职业革命家，但他依然书生气十足诚如前文所说，他力主清党分共，但他不赞成屠杀共产党人随着所谓清党的深入，他每天都收到不少被屠杀的共产党人的名单，使他本能地和北洋政府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联系起来。加之在4月6日，奉系头子张作霖杀害了他的恩师李大钊及十多位同窗好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蒋介石和张作霖屠杀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同呢？……”历经痛苦地思索，他终于得出了结论：其性质是一样的。为此，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尽量使共产党人免于杀害。请看他写下的这份材料：
我妹妹王素的朋友刘为一和他爱人何洛都是共产党员，因避免逮捕躲藏起来，叫我如听到什么消息告诉她，以便再想办法。我有一天就问陈群，近来有什么情况？他说要抓一批共产党。我就去告诉了我妹妹。后来何刘被捕了，我答应妹妹要求，找陈群，得到他的同意，我和妹妹就到军法处临时寄押地方去，看到刘为一坐在大栅栏里，像是刚受了刑之后，披头散发。我妹妹看了很难过，哭了，看守人员就把我们送了出来。后来一年左右听说刘为一免于一死和潘宜之结了婚。
王昆仑历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对菊介石及其属下有了感性的认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骂蒋是新军阀似乎也有道理。因此，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反蒋的种子。另外，王昆仑受其性格的影响，他无法和这些宗派林立（国民党的各神派别已见形成）的杀人魔王共事自然他因是西山会议派也受到排挤，遂决定辞职。但是，他又是一位背负政治使命很重的国民党人，绝不会做出张子房隐去的举动。正当他犹豫投向何处之时，南京传来国民党右派元老吴稚晖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消息，遂决定离沪赴宁一试……
时下的南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不仅为蒋介石定为首都，而且正在上演宁汉对立的好戏。事情的经过简介如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时仍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的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严厉斥责蒋介石屠杀工农革命大众的反革命罪行，并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命令宣布：蒋介石所统辖的国民革命军，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至于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则更是口诛笔伐，并发动工农上街游行，天天在召开声讨蒋介石的群众大会。一时间，武汉成了反蒋和讨蒋的中心。
蒋介石一向崇信“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袓训，对武汉汪精卫这班文人的通电、宣言、开会声讨，从不放在心上。既然你汪精卫凭着一张嘴称王，我蒋介石手中握有雄兵百万，为何就不能另起炉灶，和你们这班文人分庭抗礼呢！于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4月15日，利用连他自己在内的五名国民党中监委员——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召开“谈话会”，并做出了一个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通过的决议：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武汉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决议。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被时人讥为“我中央，五委员”。蒋也自觉形秽，遂改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昔日的老政敌——今天共同“清党”反共的右派元老胡汉民出任主席。翌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一批新老反共右派分任各部部长。至此，南京又成了反共、反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
而国民党右派元老吴稚晖被蒋氏任命为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吴稚晖又名敬恒，字稚晖，后以字行。吴氏是国民党中以性格怪戾著称的老政客。他经常自我吹嘘的一句话是：“我比国父还长一岁。”由此可见他在国民党中的资历和辈份。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中国近代革命——尤其是在反帝制、兴共和的革命中是建有殊勋的。为此，蒋介石等向以晚辈敬之。吴是出了名的反共右派，同时又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军师，但此公绝不是号令天下的帅才，因此蒋介石赏了一个“耍笔杆子、玩嘴皮子”的总政治部主任给他，才算知人善任。而这位已经年过花甲的吴主任也有自知之明，他需要选一位日理万机的既有超众的文才，又有组织能力的秘书长代行工作。恰在此时，王昆仑来到南京求职。双方都可用一句话形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王昆仑走马上任以后，首先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他认为摆在党国面前的大事有两件：一是继续北伐控制北洋政府的奉系张作霖；二是和武汉汪记国民政府争个孰是孰非。他时下的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工作重心自应放在北伐方面，因此他组织方方面面的宣传人才，在南京造成了一个就要北伐的强大声势。正当他自我欣赏满街的北伐标语和宣传画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吴稚晖找他训话：
“王秘书长，射箭射中靶子才叫有的放矢，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工作吗，抓住什么才叫有的放矢呢？”
王昆仑听后犹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遂以退为进地反问道：
“吴稚老，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无所谓对和不对了，”接着，吴稚晖云山雾罩地大谈了一阵所谓政治工作，最后还是漫无边际地说，“在你看来，你的秘书长是尽职尽责的，但在别人看来那就不一定喽！”
王昆仑越听越不得要领，但他从吴稚晖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感到：似乎这位总政治部主任有什么难言之苦。因此，他沉吟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道：
“吴稚老，我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就当面批评。”
“言重了！言重了……”吴稚晖用他那善于打哈哈的口气神聊半天之后，看了看表，又说道，“算啦，蒋总司令要找你谈工作，你就带个耳朵去听他说吧！”
王昆仑一听说蒋介石要找自己谈工作，禁不住地一愣，似乎是有着一神不祥之兆袭上心头。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竟然想起了一件历史往事……
王昆仑加入西山会议派不久，蒋介石利用廖（仲恺）案相继赶走了右派元老胡汉民和许崇智，为此而获罪于西山会议派的右派元老们。经协商，决定策动倾向右派而又时在广州的太子派握有兵权的吴铁城等人反蒋。而这份策反电文恰是王昆仑起草的，有意思的是这份电文又偏偏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为此，吴铁城丢掉了师长的军职，并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和审查由于这件事情：自然王昆仑还听了不少右派元老咒骂蒋介石的坏话，使他南下从军未敢到广州投效时任国民革命军司令的蒋介石，而是去潮州投一军军长何应钦。
而今，拥兵自重的蒋介石孤注一掷，不顾北有奉系张作霖的南下，想武装消灭武汉汪记的国民政府，借以达到统一的党政军的最高独裁者。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找属下谈话是正常的，但是预先通过总政治部主任吴稚晖——而向以说话爽快的吴又吞吞吐吐，不肯说明原由这就更增加了王昆仑的疑虑。军令如山倒，下级服从上级，是古今中外军家治军的法规。王昆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深谙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对属下的要求只有一条：无条件服从。作为他的下级，无论你在工作中有多少天才的创造，或取得多大成绩，都应把功劳记在他的身上。如果你违背了他的意志，等着你的轻者是臭骂一顿，重者是革职、杀头。时下，蒋介石的主攻方向是击垮武汉的汪记国民政府，他要求属下的工作中心都必须集中掲露、分化、瓦解武汉方面的党政军，在宁汉对立的角逐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他乘车外巡，看到大街小巷写的标语、画的漫画无一是对准武汉国民政府的，因此，他很生气地问吴稚晖：
“吴主任，这是你的主意吗？”
吴稚晖一听称谓自己为主任而不是他听惯了的吴稚老，感到大事不妙，遂倚老卖老地答道：
“我这把岁数了，哪有这么多的精力管得这样具体啊！”
“是那位叫王昆仑的秘书长下令干的吧？请他到我这来~下！”王昆仑认为自己供职军队，又是主管宣传的总政秘书长，引导国民革命军北阀奉系张作霖是天经地义的。另外，他虽然站在右派立场上反对武汉打着左派旗号的国民政府，可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内讧”，只要淸除了共产党的影响，宁汉两方仍然会和好的。因此，他绝不赞成把枪口西指武汉，演出一幕同室操戈的悲剧。这样一来，蒋介石和他的谈话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加之王昆仑只承认真理的权威而不向权势低头的个性，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遗憾的是，这次谈话没留下片纸资料。多年之后，王昆仑只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北伐胜利，我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满意，召集会议，大骂我幼稚：“不懂政治，瞎搞什么，我巳命令把所有的标语、壁画全涂了！”我毫无办法。这次开会，我带了楚宝衡去的（会画），我真怕把他们给毙了。
这是王昆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挨蒋介石的骂。他作为一名重视名节的有知识的青年革命家，其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就是在这次会后，他的心中播了第一颗日后反蒋的种子。与此同时，王昆仑又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革命者，遂把个人的荣辱放在心底，继续为他所认为正确的国民革命去奋斗！
正当蒋介石放弃北伐，准备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争权夺势的时候，冯玉祥亲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至东出潼关，直指豫西，和奉系主力在河南激战。武汉方面审时度势，决定高举北伐的大旗，挥师北指，力争和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借以增强武汉方面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十分清楚武汉方面迅速北伐的用意，他根据敌变我也变的军事原则，遂立即改变自己的战略意图：再次号令三军北伐，力争武汉方面拿下郑州的时候，他所统率的部队必须攻下山东的南大门——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徐州。
对此，王昆仑并不知蒋氏的真实用意，但他认为此举正好符合他的本意，因而他又改变宣传方针，再次调动一切手段，鼓舞将士全力北伐。就在武汉方面唐生智所部于6月1日攻战郑州并与冯部会师的第二天，蒋介石属下的李宗仁所统辖的第三路军攻克徐州。对此，王昆仑认为自己这位总政秘书长为北伐出了力，打心底是高兴的！
不久，郑州传来了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的消息，王昆仑的直感是汪冯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所谓左派力量，共同对付向右转的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怎么办？他认为应当把冯玉祥从武汉拉到南京方面来，唯有如此，国民党才不会被共产党赤化，才会实现他心目中的国民革命。
对此，蒋介石是和王昆仑不谋而合的。但是，蒋氏想的更全面、更深刻。诚为笔者在另一拙作所评说的那样
在宁汉对峙不下的政局中，冯玉祥的地位很似楚汉相天下时的韩信。所不同的是，蒋介石不是西楚霸王项羽，汪椅卫更不是沛公刘邦。但是，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谁能取得冯玉祥的支持，谁就能得天下。因此，当蒋介石获悉汪、冯在郑州会见之后，立即召来得力大将李宗仁、白崇禧、阿应钦等密商对策……同时，蒋介石由冯玉祥驻南京的代表李鸣钟口中获悉：冯玉祥“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觉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忟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当蒋介石进一步获悉汪精卫一行为防被扣，匆匆南返，以及攻到冯玉祥的试探电文之后，他毅然决定：电遨冯玉祥卷行徐州会谈。
蒋介石知道王昆仑和西北军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遂决定王昆仑同行，参加和冯玉祥的徐州会谈。
王昆仑此次陪蒋氏徐州之行，除见到了久违的冯玉祥将军及其原西北军中相互稔熟的将领而外，还对蒋介石的为人品德、政治谋略以及运用自如的纵横之策有了直接和深切的了解。例如：蒋氏为了表面上讨得丘八将军冯玉祥的欢心，他学着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样儿，不仅亲率文武百官自徐州乘专列至黄火车站，而且还摆好三军仪仗队，带头肃然而立在不像样的站台上，静候冯玉祥将军自郑州乘“花车”东来。给冯玉祥将军的感觉是：“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但是，王昆仑淸楚地知道：蒋氏的真实目的是向中外造成这样一种气氛，蒋冯的徐州会谈比汪冯的郑州会谈热烈、亲切。自然，蒋氏此举也有意给冯造成蒋是军人、汪是政客的印象，于不知不觉之中在冯玉祥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不错的形象：“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王昆仑参加了蒋冯会谈的全过程，他看到了蒋氏针对冯氏的处境、个性、左右情况和迫切希望所采取的手段：（1）礼貌上的恭敬；（2）现金的馈赠；（3）迎合冯要“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的心理，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并要冯作宁汉双方反动派的调停尺，以达到蒋的反革命目的。另外王昆仑也从蒋氏所采用的这些手段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冯玉祥将军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未来冯氏的命运绝不比当年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韩信的结局好。
但是，王昆仑毕竟是一位就事论事的书生，他不可能看到蒋介石在这篇表面文章的背后还有着一篇更大的文章。再者，他受着自身立场所决定，一认为蒋冯携手比汪冯合作为好，因为这可确保国民革命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再是蒋冯携手北伐奉系张作霖，可以改变时下蒋弱奉强的军事对比。自然二期北伐就可以蒋胜而不是以汪胜而结束。不言而喻，这样的结果就预示了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失败，而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必然统一全中国。因此，他回到南京以后，再次行使总政秘书长的职权，为蒋冯携手北伐大造舆论。
再次大出王昆仑所料的是，他又遭到了蒋氏的枇评。原因是宁汉对立的政局又因蒋冯的徐州会谈发生了逆转。
由于蒋冯合作取代了汪冯联盟，使汪精卫处于孤寂之境，看到自己在利用矛盾方面远远逊色于蒋介石，另外，汪氏还看到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日渐右转。怎么办？他认为如若拆散蒋冯联盟，继续和蒋介石争夺党政大权，必须在“分共”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而且还要比蒋介石更坚决，更富理论性。恰在这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鲁易把《中国问题决议案》先行送到汪精卫的手里，使汪先于中共获悉共产国际要中共“组织一支可靠的队伍”。这就促使汪精卫下定决心“分共”。
此时的王昆仑是赞成武汉汪记国民政府“分共”的，他认为这样一来，即可结束国民党的“内讧”，统一在他们西山会议派两年前就主张的立场上。但是，他的天真——或日比较纯的国民革命的思想并不能替代残酷的现实，他又亲自目睹了蒋汪如下的斗法：
汪精卫演出“七一五分共”的戏后，自知在反共方面落在了蒋介石的后边。他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的地位。但是，蒋介石出于建立蒋家王朝的目的，加大火力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汪合作。其目的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所谓正统。结果，蒋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先是“文攻”，文电往返，吵来骂去，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继之则是“武斗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加之冯玉祥怀有私心的所谓调停，把本来就混乱的政局搞得眼花缭乱，理不出个头绪来了！
这变幻莫测的政局，打破了王昆仑的一厢情愿的革命理想；蒋汪这种争权夺势的文武斗法，使王昆仑进一步看淸了汪精卫、蒋介石这两个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都不是“天下为公”的革命者，而是不顾党国兴衰的权谋家。他除去开始思索和蒋汪决裂之外，还为所谓国民革命提心吊胆——因为被打败的直系残部和奉系正在合谋对付国民革命军。所以，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兄弟阋墙不外御其辱，那就只有祸起萧墙了！”
宁汉政局对立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而言中。首先，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并导致了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蒋记大将何应钦不愿帮蒋消灭桂系，从而使得蒋何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氏的阴谋之后，遂加紧联络各方反蒋的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李宗仁借西讨武汉之名，把军队部署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为抵御武汉方面的东征，将北伐的主力调回防御，遂造成徐州空虚，直鲁联军趁机进攻，徐州于7月24日失守。蒋氏借此大骂何应钦指挥无能，亲到前线代何指挥，并扬言不夺回徐州誓不回南京。结果，败得更惨。就在蒋氏仓皇逃回南京之后，直鲁联军挥师南下，直逼长江，致使南京乱作一团。蒋氏为逃避失败之责，遂委过于人，未经审判，就擅自决定杀了徐州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
王天培是何应钦的同乡，何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何本能地与桂系大将李宗仁、白崇禧结盟，寻机对蒋发难。而在蒋氏心目中，王昆仑是何应钦的人，因此，王昆仑在此变乱之中也处在蒋氏的防范中，所以他在自危求救之中，也就越发地痛恨蒋介石也就是在这场混战之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于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反蒋、反汪的第一枪，极大地震撼了宁汉两处的国民政府。为此，宁汉双方又相互进行攻击，把本来就混沌不开的水搅得越发地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
正当王昆仑黯然自问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怎么办的时候，他的直接顶头上司吴稚晖找他谈话，无限悲怆地说道：
“蒋总司令于8月13日自动宣布下野了！……”
王昆仑对于蒋介石自动宣布下野感到十分震惊，这倒不是说蒋氏此举太出王所料，而是王于疑惑中难于自解蒋下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就他的本意而言，是希望蒋氏永远在野而不复出。因此，当他稍事平静以后，遂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王昆仑业已当了三个多月原总政秘书长，就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对蒋介石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蒋是一个独夫，又是一个善耍权谋的大纵横家。多年之后，他重新谈起对蒋的看法，依然是带着感情色彩写了如下这段话：
在总政治部任职大约四五个月（实际上是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发现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南京开始建立反革命政权，是取得英美帝国主义借租1700万英镑。蒋到徐州去和冯玉祥见面，是订立了停止北伐、共同反共的密约。我又从亲身见闻中看出蒋介石是我从前全未想到的一个万恶流氓。
蒋介石下野了，从现象上看，宁汉由对立到合流，暂时演出了一幕团圆戏。但是，对于蒋介石下野的真实目的——以及下野后的政局，漫说是涉足政坛不久的王昆仑难以预测，就是桂系的李宗仁、还有武汉的汪精卫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首先，蒋氏作为一名政治谋略家是不会被动挨打的。他的退是为了进，下是为了上。另外，蒋氏深避三舍的结果，不仅躲过政敌的攻击，而且还必然导致老对手汪精卫和新政敌李宗仁等人的矛盾。他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坐山观虎斗的得利者。同时，他还可以为自己重新复出，悄然地和谋士们设计蒋宋联姻取天下的大计。结果，自以为得计的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由桂系拉出几个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充当门面，自己独揽大权，旋即底定天下。孰不知蒋氏一下台，桂系由于根基浅，立刻就掌握不了局面。国民党元老不向桂系称臣，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不服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调遣，江浙财团更不愿为桂系掌权出钱。面对直鲁联军陈兵江北的危局，只有迎迓汪精卫入京主政一途了！
汪精卫向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他一到南京就运用政治方法统一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建立中央机构，吞并南京的国民政府。这就引起了桂系的警惕，为防汪氏独揽国民党最高权力，李宗仁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但必须有宁方的元老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参加。汪精卫急切想摄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为寻求胡、吴这两位老友的支持，亲赴上海去请。但胡、吴等以反共“先进”居功，并借口武汉淸共无诚意，拒绝见汪，使汪大丢其面子。
王昆仑等西山会议派——尤其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右派元老邹鲁、谢持、张继等人，对胡汉民、吴稚晖等人以反共“先进”居功十分不满，遂又在上海鼓噪“反共先进之先进”。事实上，王昆仑追随的西山会议派在反共方面确实在蒋、汪之先，且受到了国民党所谓不公允的制裁。时下，大家都反共了，并以反共邀功、为荣，那么西山会议派要求占有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席位，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在汪精卫看来，西山会议派的要求恰好是对抗胡汉民和桂系的一张王牌，遂对西山会议派大加吹捧，企图和西山会议派结盟，让其资深的右派元老替自己说话。以实力控制南京的桂系李宗仁一看势头不好，也匆忙效颦。一时间，被国民党全党共讨之的西山会议派变成了各派拉拢的中心势力！由于西山会议派自立的中央在上海，被时人称为沪方，这样一来，遂由原来的宁、汉两方变成了宁、沪、汉三方了。
由于历史的渊源，汪精卫在中共、苏俄的支持下赶走胡汉民，继之又讨伐西山会议派，使得王昆仑等从情感上倾向胡而反汪。再者，近二年来，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芥蒂太深，这些坚持反共的右派元老不领汪氏之情，且毅然站到桂系一边。结果，在汪氏主持召开的谈话会上，宁、沪双方联合反对汉方，公然提出“汪精卫应当引咎辞职”。接着，孙科又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史称特委会，经讨价还价的争吵，遂产生由三方组成的特委会。由于宁、沪两方人数居多，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而实权却落在了宁方的胡汉民的手中。
王昆仑对党内的派系之争已经没有昔日的热情了！但是，他对争吵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他十分尊重右派元老胡汉民——而这时的胡汉民也很器重年轻实干的王昆仑。由于蒋介石下野，总政治部主任吴稚晖声言与蒋共进退，王昆仑的秘书长一职等于不辞而被取消了他实在不愿意跟在这些党国元老的后边当一名揺旗呐喊的卒子，遂向胡汉民正式提出：
“我想离开南京去上海，独自思索、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