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将军一走了之，可孙中山先生业已北上——且很快就要乘船安抵天津，如何才能保证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如何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带病北上共商国是的政治目的？遂又成了王昆仑等国民党人共同议论和担心的大事！

恰在这时，共产党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自苏联回国，他号召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行动起来，发动十万群众做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坚强后盾。王昆仑听后非常赞成，因为北京各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谅老奸巨滑的段执政也不敢做出非礼之事。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北京高校师生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方面来

随着各界群众日渐行动起来，北京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傅汝霖等人认为这是争取群众最好的时机，因而他们提出要和共产党人争夺这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对此，王昆仑先是有不同的看法，因在他的心目中李大钊既是恩师，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然而，傅汝霖却一针见血地说：

“守常先生是跨党的国民党党员，他所代表的利益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们跟着他走，就等于帮着共产党发动群众，到头来，也就等于为共产党做嫁衣！”

王昆仑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加之他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目的是反对走苏联道路的，所以他很快就坚定地站在右派傅汝霖等人的一边，在发动群众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运动中，拼力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就是支持国民革命，就是拥护国民党。但是，由于大敌——段执政及奉系张作霖当前，这次与共产党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之争没有公开对立。

在北京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很快在北京、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会议运动，并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期间，王昆仑等奔波于京城各大专院校，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和宣传，仅就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有学生联合会、全国国立大学联合会、京兆教育会等单位参加。除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功劳外，王昆仑等右翼国民党人也尽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孙中山先生安抵天津。同时传来孙中山先生北上绕道日本进行体检的结果：肝癌并到晚期。这消息对王昆仑而言，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可一旦成为事实，依然犹如晴天霹雳，惊得久久不能自已。怎么办？他唯有跟着他所敬重的李大钊先生走上街头，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除组织爱国青年学生深入各界群众中宣传演讲之外，还亲自到北大、师大、美专等院校进行演讲。令他欣慰的是，万事俱备，就等孙中山先生到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了！

面对孙中山先生扶病进京而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老政客段祺瑞被迫装出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样子。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到手的执政大权，遂采取了两气中山先生的策略：其一，针对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立场，他公然提出“外崇国信”的声明，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二，计对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召开国民会议，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企图用这个由各地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组成的御用会议，来取代全国人民期望的国民会议。其政治目的是异常险恶的：气死一一或加速孙中山先生的病情恶化，使孙中山先生北上的目的全部落空，进而造成南方国民政府出现权力的真空，借以达到他不战而胜并进而统一全国。

对此，王昆仑愤怒异常，他除去更加激励自己奋力工作，坚定地反对段合肥召开的“善后会议”之外，还要让病中的孙中山先生看看北京人民的革命觉悟。同时，也给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党要人一壮声威。自然，也是对倒行逆施的段执政以更大声势的示威！

1924年12月31日上午，凜冽的朔风吹打着古老的北京，低沉的乌云在空中翻卷，重压着昔日的帝王之都。然而京城的各界人民不顾隆冬的风寒，每人手中执一面彩纸做的小旗，上面书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淸早赶到北京饭店至前门火车站的街道两旁，恭敬地迎接孙中山先生的到来。

王昆仑因在孙中山先生的下榻处——铁狮子胡同五号任工作人员而未能到火车站躬身拜迎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多年之后，他还怀着怆然的心情写道：“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组织了临时办公室，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正因为王昆仑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朝夕相伴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先生。也正因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亲自目睹了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国民党右派元老在中山先生行将仙逝前的权力之争。同时，他还亲自经历了围绕着孙中山先生立遗嘱所展开的权力角逐。由于他当时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右派元老一边，他难以理解孙中山先生最后说的这句话：

“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孙中山先生终于走完了天下为公的革命之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立继位者——或日接班人的领袖，因为他清楚历代君王的继承人无一是真正完成未竟事业的。同时，他还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生前选定接班人之举不仅是自私的，而且也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全国人民一进而证明领袖比人民高明，这违背了他革命的初衷天下为公。对此，想当孙中山先生继承人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怨忧不已；而想改变孙中山先生革命方向的右派则愤恨孙中山先生立下的所谓左倾政治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王昆仑则担心：国民党会因此而争权，并重蹈历史上同室操戈的悲剧。同时，他看到了人民是何等地热爱自己的领袖。而反对派又是何等地惧怕孙中山先生。多年之后，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孙中山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神种压制，卷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萆行礼后就溜走了。

也就是在中山先生遗体停在中央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的期间，他见到了邓颖超。对此，邓大姐写下了这次相见的情形：“一九二五年，在中山公园，那时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还有他的恋人范映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邓大姐此次北来一是代表天津妇女界前来参加孙中山先生力倡的国民会议，再是看望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热诚的“红娘”——王昆仑在北大的同学、中共建党初期的优秀党员、时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高君宇同志。但遗憾的是，高君宇同志因病先于孙中山先生一个多星期去世了！

当时，由于国家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一代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遂决定中山先生的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以待全国统一后再国葬。王昆仑怀着极大的悲痛，“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车到香山宋氏别墅歌足。”十分凑巧，两年前在此养病期间相识的好友——“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二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这时的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革命志向可谓是南辕北辙，但他们之间的私谊弥笃，并和金满城三人戏称“三剑客”。

王昆仑沉浸在领袖仙逝的极大的悲恸中！加之，他在丧礼过程中多次见到自己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一一右派元老张继等，必然受其政治影响。换言之，更加担心国民党的革命宗旨改变——成为苏俄和中共的工具。因此，他对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但是，他和右派还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深信孙夫人是未来国民党的希望。请看他写的这段文字：

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二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萆命不会中断。

孙中山先生暂厝安灵仪式结束了，王昆仑望着他景仰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遗容，默默地背诵着：“革命潮流，浩浩****，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先生暂厝安灵仪式结束不久，留居京城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党政要人相继离开故都北京，途经陆路、海路南返广州，去争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党政军大权。不久，孙夫人也怀着异常怆凉的心情，依依惜别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南下维护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其未竟的革命事业——三民主义革命！因此，以孙中山先生北上为引爆点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猝然之间平静下来，似乎北京的一切都凝滞了！

但是，王昆仑却无法从这党国——乃至自己生平中最大的悲哀中解脱出来，加之他对党国未来命运的担忧，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下来。恰在这时，他有一个东游日本的机会，为使自己能从悲恸中尽快地平静下来——自然也想于休息中考察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遂告别祖国，乘船东渡。

王昆仑于东游日本期间，他不但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而且也较为全面地认识了大和民族的凝聚力和他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较为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以及未来中国革命的前途。当他来到孙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地凭吊之时，突然又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的信心。待他来到日光华严大瀑布前观光飞流而下的景点时，突然诗兴大发，把自己追求革命的理想和践行革命的意志，全部化入这首《观日本日光华严大瀑布》中：

华严名瀑下重密，

白练垂空信可观。

注壑千寻鸣巨吼，

出山一泻作洪澜。

源高何处前途远？

流急方知返顾难。

入海成江从此去，

清波万里任人看。

王昆仑虽然被友人尊称为江南才子——从这首七律也可看出他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气横溢的诗人，但是，正如他在读书期间决然放弃喜爱的文学而专攻哲学一样，他情有独钟的依然是革命一一按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创建一个自由、平等、富国、民强的中华民国。因此，他很快结束了旅日生活，又回到他为之奋斗的祖国！

王昆仑回到京城不久，上海传来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此为契机，迅速在全国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

“五卅惨案”的缘起是简单的：是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了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成为“五卅”流血事件的导火索。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斗争，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演讲学生一百多人。随后，上海各界群众万余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首集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汀死十余人，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对此，中共中央立即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

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北京全城立即沸腾起来了！王昆仑也带着极大的民族义愤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北京国共两党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各界群众组织起来。王昆仑的工作重点依然在北京高校，在学生中组织了“沪案雪耻会”。遂又于6月5日，又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相继在6月3日、10日、25日连续举行了三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其中第三次示威游行有三十万人参加，形成了一幅火热的群众斗争的壮丽图景，一扫这反革命统治下的古老北京的沉闷空气！

每到这种时候，王昆仑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振臂髙呼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指挥着浩浩****的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感到觉醒的人民是无敌的，古老而又落后的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中右三派为争夺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日渐激化。首先，国民党右派元老——王昆仑的入党介绍人张继、谢持以及邹鲁、石青阳、茅祖权，再加上王昆仑北大同学——共同发起“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傅汝霖等人聚首北京，要求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由广州移到北京召开，借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暂厝香山碧云寺，实质上是避开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打着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夺取国民党的最髙权力。对此，跨党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李大钊、于树德，国民党左派中央执委王法勤、丁惟汾、于右任等人早巳洞察右派元老的夺权阴谋，遂据理反对。据史记载：“李（大钊）等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之理由，谓该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这时，汪精卫急欲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力主在广州开会。结果，南北配合，终于促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会议于6月15日在广州召开，并推选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等。

国民党右派元老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欲筹备“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大会，以否认汪（精卫）胡（汉民）等之行动，日来正在磋商一切进行方法云”；另一方面汲取失败的教训，采取国民党右派元老南北结合的办法，从所谓左派汪精卫的手中夺回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王昆仑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一边的。

随着国民党左派右派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发展，真正的左派领袖廖仲恺遂成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攻击的中心。右派元老胡汉民、邹鲁、许崇智等人躲在幕后精心策划，指示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等，于8月20日上午八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刺杀了廖仲恺，史称《廖仲恺被刺杀案》。蒋介石借机利用汪精卫赶走了握有实权的右派元老胡汉民和许崇智。自己顺势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权。为了它日再利用右派赶走假左派汪精卫，遂有意让邹鲁、谢持等一批右派元老潜往上海。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王昆仑因不知其详，只是凭着正义的良心，他强烈地谴责刺杀革命先驱廖仲恺的行为！

国民党右派元老向以把北京视做他们的发祥地。就在刺杀廖仲恺的前后，他们公然派人到北京制造舆论，发展队伍，为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创造条件。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记述：

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忽然从当时革命根据地广东到北京来了一个“国民外交代表团以国民党老中委林森、邹鲁为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而实际目的是要到北京来召开一个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与在广东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他们通过一个青年中委傅汝霖开始和我们逐渐接触，谎言欺骗地说共产党要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广东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完全被汪精卫、蒋介石和俄顾问鲍罗庭把持，汪精卫巳改名“汪季新”，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应当团结起来救“亡党”之祸，以免中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这祥就引起我们原来思想向右的青年们的极大的忧虑、恐惧，更加坚定地反共反苏。

国民党右派元老向以把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做他们的避难地。这时，不仅云集着失意的绝大多数右派元老，而且以宣传、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所谓理论大家——并多年得到孙中山信任的戴季陶也避居上海，以他那支秃笔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公然反对阶级斗争和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反对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但影响了王昆仑等右翼青年继续向右滑去，而且还成了即将造成的“西山会议派”的理论基础。

所谓“西山会议派”，系指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他们是邹鲁、林森、居正、石青阳、覃振、石瑛、叶楚伧、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谢持等。其中，张继因病未能出席，但同意其政治立场，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干将。

所谓“西山会议”，系指上述国民党右派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假借“中国国民党届四中全全”的名义开的会。这次会议主要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多项议案。非法选举林森、單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还通知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是停止职权”。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右派元老自成体系、自立组织、分裂国民党中央、破坏统一战线的一次非法会议。

王昆仑在这次非法的“西山会议”中不仅赞同其反动的政治立场和组织路线，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多年之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

不久，从各地陆续来了一些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就决定在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和若干左派中委以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他们又否认广东的国民党中央，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国民党孙中山的“正统”。这个会后，就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并号召各地孙中山“忠实信徒”都各自成立自已地方的支部，以与原来的国共合作的地方党部分裂，对抗。

受到他们影响很深重的我和一些右派青年对他们这些主张都拥护，并到西山他们的会场外边担任护卫（他们谎说段棋瑞将派人来打会场），会后，他们派由广东田南京来的两个青年和我担任“中央党部”的秘书，而“民治主义同志会”和他们关系最深的傅汝霖、姜绍谟、陈兆彬等（年纪都比我们大十岁上下）只在幕后参与密谋，叫我们年纪轻的充当公开出面支持，摇旗啊喊，这样我们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这就是我青年时代一段最可耻的反动罪行。

王昆仑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换言之，他喜欢对革命的理论问题问个为什么，哪怕他得出的结论是锗误的。那时，他赞成“西山会议派”不仅是受着特定的立场所决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戴季陶主义的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宣传者。在这期间，他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为“西山会议派”张目和壮胆，起到了很坏的社会效果。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还受到过毛泽东同志撰文批评。对此，他做了如下记述：

和西山会议差不多的时间，戴季陶写出了他的两本反动理论的书，（1）《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2）《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我读了他的书，思想上又进一步地深入中毒，以为这可找到了反共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主要是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用阶级斗争就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使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共产党硬要制造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本无阶级的“国情”等等（原文记不准确）。

在看了戴季陶的书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国民党内讧与共产党》，在北京一家反动的报纸“晨报”上发表，就是后来受到我们伟大领袖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严正批判的。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有一段事实经过，就是“西山会议”负责人曾有与段祺瑞勾结的秘密（段是当时破坏孙中山“国民会议”而反得北洋政府“执政”的大军阀头子），从前曾做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的杨庶堪，竟做了段政府的农商总长，他利用一个青年们的集会上来讲演，公然为段政府宣扬，主张国民党与段政府合作。还有两个北大学生王文彬、江伟藩又说这一类反动的话，意思是说要反对共产党就不要反对北洋军阀，当时引起争辩。我当时看到多年跟随孙中山的杨庶堪更一旦投敌做官，否定学运跑来煽动青年，引起愤怒，就起来发言驳斥，大意是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但我们是要革命的。所以也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和一切反革命，我们决不允许国民党向军阀政府献媚投降。我们要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我在自己所写的文章里就是以在会上发言的中心语句为基础，又加以扩充，还有恶毒地攻击了共产党为“祸国叛党”，为阴谋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寄生政策”等等反动透顶罪恶深重的话。还有一些很坏的内容记不起来了。我发表这篇文章是把国民党左派主张奉行孙中山联共方针和“西山会议”背叛孙中山主张（加以调合），主张开除共产党，两派“内讧”的责任归罪于共产党，是向社会、向广大国民党员号召起来打倒共产党，在青年的国民党员中，对右派，更助长了他们反共的思想祸根和对共产党的敌视。对广大中间分子，是以引起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在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就有阉一志和程元斟（当时我们都互不认识）先后写了两篇和我意见相类似的文章发表，这都是我的反动言论所引起恶果的明显例证。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广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也做出了相应的《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其主要参加者做出了幵除党籍的严厉处分。“西山会议派”在南北国民党左派的攻击下，越来越处于无人理踩的地位。就连曾经拥护他们的右派青年——包括王昆仑在内，也看出他们老朽无能，对他们逐渐疏远、冷淡，他们所设立的“中央党部”更是门庭冷落，无公可办。于是就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北京。

正当王昆仑等右派青年失去所谓政治靠山的时候，“孙科由广东到了上海，和西山会议的人们秘密发动在各大都市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并通知了北京民治主义同志会，希望统一组织，统一行动。”诚如前文所说，王昆仑和孙科是老相识，且关系一直不错。时下，孙科业已倒向右派，不仅是太子派的首领，而且也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当然领袖。因此，倒向孙科是百利无一弊的政治举动。“这样民治主义同志会就以原来的基础加了一个北京孙文主义学会的名称，也增加了一些成员，就用这个会的名义积极参加运动。”从此，王昆仑正式成了太子派的成员，并逐渐发展成为骨干分子。

王昆仑有了太子派做后盾，遂又坚定地站在右派立场上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并积极地开展反共反苏的活动。他们为了和国民党左派——跨党党员李大钊等领导的东城翠花胡同市党部唱对台戏，又自立门户，在南城南花园成立了国民党右派市党部。继续拉起右派的旗帜和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斗争。

王昆仑的立场是站在右派一边的，但他和右派元老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据孙晓村同志回忆：当年游行示威，王昆仑被群众推为登上天安门前石狮子向群众宣讲《建国大纲》。王昆仑也曾撰文说：“我们和共产党员，左翼青年，广大中间群众共同举行过……冲击丧权卖国的关税会议，冲击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和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以及围攻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家等一系列群众斗争。我们常常在白天一起开大会，游行示威，和军阀肉搏，反对共同的敌人，但到晚上小会场，就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青年展开争论主要的矛盾在于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我对于对敌斗争和对内的两派矛盾都是积极参加的。”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王昆仑作为指挥者之一率领各界群众聚首天安门，并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决议和通电。会后，他又和其他的指挥者一道带领群众游行示威，到执政府请愿。段祺瑞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重伤二百多人。史称“三一八慘案”。

王昆仑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名字业已上了北洋政府通缉的黑名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京，李大钊等人避居苏联大使馆，鲁迅先生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偕许广平女士南下厦门。而王昆仑又将去何处安身呢？恰在这时一也就是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又在右派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了“三二事件”。王分析过南北形势和全国大局，遂决定南下参加国民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