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劲的朔风扑打着北国的大地，似乎要把古国遗留下来的所有垃圾都淸理干净！
天空乌云漫卷，那翮滚飞渡的云海肆疟逞威，似乎要永远主宰神州的一切！
一声汽笛长鸣，冲破乱云低垂的重压，随着强劲的朔风任意扩散，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画大地。
循着长鸣不息的汽笛声声，只见一列长长的客车宛如一条黑色的巨龙，穿行在赤地千里的华北大平原上。
这列长长的客车始自故都北京，满载着京城各界百姓，穿过首都的门户天津卫，沿着津浦铁路驶往上海。
在一节二等车厢中，倚着车窗相对坐着两位青年，他们面部表情凝重，谁也不和谁说话，侧首看着窗外疾驰而过的疮痍满目的大地，似有千斤重的心事，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坐北朝南的那位青年，颀长的身材，淸癯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穿着一件北京大学时兴的黑色的对襟上衣，透过衣领依然可见，他靠身穿得是一件丝棉小棉祅……简之，他是一介典型的家境较好的书生。
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王昆仑。
王昆仑，时名王汝筠，字鲁睹，生于光绪十八年七月一1902年8月1日，江苏无锡人氏。据锡山王氏家谱记载，王氏迁锡泰定桥自六世始，以经营包发的头巾著称于当地，时称“王包头家”。王氏自八世祖王恩授始步入仕途，并于淸朝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中举人，终谥武愍公，其夫人杨氏诰封一品夫人。王昆仑的父亲王镜明，为锡泰定桥王氏十世，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一直在北方直隶、山东等地为官。因此，王昆仑出生地不在无锡，而是直隶定州。其时王氏家族已名列无锡八大家之首，而王昆仑却很少回故乡饱览太湖之美，这就很自然地为这位南方才子铸造了北方人那特有的豪侠性格。
王昆仑生于直隶定州，长于淸末民初的政治中心北京；幼年就读于北京新开路小学长至十一岁，升入正志中学越二年，转北京四中读书；1917年，辫帅张勋刚刚演完复辟丑剧，北京人尚未从枪战中平静下来，少年的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上述学历来看，王昆仑成长的历程，恰是淸王朝解体，共和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换言之，各种救国主义纷纷出笼，各种救国志士粉墨登场，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而且也塑造着玉昆仑成长的思想和救国的志向。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文化运动业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向着没落的封建体制和腐朽的文化进击！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王昆仑为了寻找自己的救国主义，遂放弃喜爱的中文，由中文系转入哲学系，潜心学习、研究哲学。
这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办学宗旨“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指导下，已经成为当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园地。其中陈独秀高举着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开战；而李大钊也相继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公然向国民昭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时间，北京大学变成了各种主义演练、交锋的战场。而这时只有十七岁的王昆仑不甘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主义，追求先进的救国之途。不久，他被北京大学一年级全体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
恰在这时，巴黎和会传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爱国的学生基于民族义愤，掀起了外抗强权、内惩卖国的学生运动。王昆仑以一年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积极奔走，八方串联，在五月四日的清晨，他高举着“打倒卖国政府”的标语，走在北京大学一年级队伍的前头，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不仅参预了东交民巷递交抗议书的活动，而且还带领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王昆仑历经“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看到觉醒了的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淸了卖国政府的虚弱。就在群众结社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北京大学校园蔓延开来以后，他经过深思熟虑，遂于1922年创建了“民治主义同志会”。由于这一群众团体在日后演化成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社会基础，并成为王昆仑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托，很有必要做一介绍。
据史记载：“北京大学学生王昆仑、傅汝霖、钟天心、陈君朴、谭克敏等于1922年春组织的标榜民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团，曾创办《民生》周刊。”我们由《民生》周刊的名字可知，这时的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完全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换言之，王昆仑业已结束了寻求救国主义的阶段，他的最高信仰是三民主义他的理想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但是，他因在北大校园读书，至今无缘拜会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就在王昆仑等创建“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前后，北国大地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亊在京汉线的长辛店、津浦线的马厂一带展开。直系和奉系两大军事集团逐鹿华北大地，杀得天昏地暗，生灵涂炭，终以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外结案。王昆仑静观战亊的发展，潜心研究战事的起因，终于看淸直奉大战的背后，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本军国主义的角逐。从而坚定了王昆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决心。
王昆仑透过车窗，看着疾驰后移的广袤大地，似又看见了直奉交恶的残烈战场，似又听见了逃难百姓的凄凉哭喊。他缓缓地移过头部，合上双眼，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复又睁开双眼，看着对面就座——依然侧首看着窗外的那位书生，低沉地说道：
“日葵，你在想些什么？”
这位叫日葵的书生是王昆仑南下的同行者黄日葵。
黄日葵，广西省桂平人，长王昆仑四岁。他早岁在故乡读书，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因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遂于1918年愤而回国。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滇团、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宣传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积极参加和领导“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计划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出任中共北京地委的宣传委员。虽然他和王昆仑的政治信仰迥异，但他们因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且又都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因而不仅是稔熟的校友，而且还是革命的同路人。他听了王昆仑的问话，回过头来，笑了笑说：
“我看着窗外直奉大战的疆场，在想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自然，也在想我们在教育界搞的这场驱彭，运动将会有个什么结果？”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直系势力入主北京。但由于直系吴佩孚的军事实力日渐壮大，和其顶头上司曹锟分庭抗礼，从而使直系分洛派（吴佩孚）和保派（曹锟）两大派系。曹锟急于登上北洋政府的总统宝座，而吴佩孚又想做当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满。结果，在组阁问题上展开了幕前幕后的激烈角逐。这就是黄日葵所担心的第一个问题：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时下，在曹锟和吴佩孚入主北京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内阁，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而在直系控制下的第三十届内阁中唯有一人是曹吴共识认同的，那就是教育总长彭允彝。黄日葵所说的“驱彭”运动，就是京城教育界为反对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而开展的一场运动。而王昆仑和黄日葵出京南下上海，也正是这场“驱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费些笔墨介绍一下彭允彝。
彭允彝，字静仁，1878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市。他早年就读于明德师范，后留学日本，先入瞀监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三年毕业，遂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被任命为军政府外交顾问。自此以后他就像是一条变色龙游弋于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府中。他忽而出任南方革命政府的要职，忽而又充任北洋政府的参议员。但是，当直奉战争一俟结束，他就又投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睡下，积极为直系控制北洋政府效力。为此，曹吴一致同意把最为棘手的教育总长赏给他。不出所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一经传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起而反对，很快就在京城教育界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
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驱，和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体制是势不两立的。自然，对封杀教育革命的顽固派也是誓不为伍的。“五四运动”之后，历届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侉发教授的薪水。至去岁，在李大钊、马叙伦等人的带动下，京城教授掀起了震惊中外的索薪运动。当时的彭允彝站在北洋政府一边，指责教授的行为过火，视被军警打伤的李大钊、马叙伦等教授为咎由自取。这不仅激怒了教育界的同仁，而且也为教育泰斗蔡元培所不耻。因此，当传出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以后，蔡元培则公开声明辞谢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大师生为挽留蔡元培校长，遂在京城大专院校中发动了“驱彭”运动。而当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王昆仑和黄日葵，又成了这次“驱彭”运动的中坚力量。为达“驱彭”运动的彻底胜利，他们循着“五四运动”的样儿南下济南、上海等地寻求外埠师生的援助。同时，他们也准备向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请教革命的方略。
王昆仑听了黄日葵的答话，他认为直系曹吴二派的明和暗斗暂时不会引发内讧，因为南有髙喊北伐的孙中山，东北有虽败不服——且时时都想挥师入关复仇的胡帅张作霖。因此，他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此行的目的在于驱彭\因唯有驱彭，成功，才能大长革命的志气，大灭直系军阀头子曹吴二人的威风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见解。”黄日葵说罢看了看王昆仑那愕然的表情，进而指出只要彭允彝的后台——直系头子曹锟和吴佩孚不倒，京城教育界的“驱彭”运动就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最后，他有些沉重地说，“我以为驱彭，是表面文章，发动群众打倒直系军阀头子曹吴才是我们的根本之途。”
“我认为驱彭和倒直是两篇不同性质的文章，而驱彭的实质是意在倒直——或者说是倒直的先行。”王昆仑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正确，又补充道，“否则，你我就没有必要肩负京城师生的重托南下了！”
黄日葵自知一时难以说服这位颇有主见的小师弟，遂冲着表情严肃的王昆仑笑了笑，说道：
“我同意你的见解，此次南行，主要目的是驱彭。”
这时，走来两位同行南下的学生，一个是共产党人李国喧，一个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屠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二人坐在了另一节普通的车厢中。王昆仑急忙起身让座。李国喧忙笑着说道：
“你们二人一定又在进行舌战，连济南到了都不知道。”
王昆仑和黄日葵忍不住地笑了，遂穿好棉衣，拿着随身带的简单的行囊，与李国暄和屠安一起走下了客车。
山东——尤其是青岛问题，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引发点，因而北京的大学生和山东的大学生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王昆仑等四人冒着扑面的朔风，在预先约定好的一家小客栈中迎来了一位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他用很浓的胶东话自报家门：
“我叫李济时，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
这位叫李济时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的军师康生。他听完王昆仑、黄日葵等四人的介绍之后，大包大揽地说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革命一家，不分你我，更不分北京和济南。总之一句话：我们济南的学生一定参加并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运动！”
王昆仑一行四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虽然久闻大明湖畔的大鼓和琴书誉满神州，但由于“驱彭”重任在肩，遂又匆匆告别泉城济南，乘车南下上海。
但是，当火车就要驶入申城上海的时候，王昆仑等四人的话题遂又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一个：
“孙中山先生能见我们吗？……”
1922年，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征程中受挫折最为严重的一年。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护法讨袁失败之后，几经坎坷挫折，于1922年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6月27日命粤、賴、黔各路大军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以免他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顒之忧。两广统一之后，亲率北伐大军七个兵团，四万余人，联合奉、皖两系军阀，共同打倒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由此开始了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但因粤系军阀陈炳明对孙中山先生阳奉阴违，并和湖南的杀人鹰王赵恒惕结成联盟，阻止北伐军假道北进。孙中山被迫回师广州，重设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陈锏明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6月16日起兵发难，炮轰孙中山先生的住地观音山。虽说孙中山先生化装逃离险地但孙夫人却在出逃的路上小产，永远地失去了她和孙中山先生的爱果！对此，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段话：
文率同志为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1922年，又是孙中山先生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
在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期间，回顾了自己多年来和封建军阀斗争的亲身经历，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在操纵。他进而又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提得正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开始心悦诚服地接受。为此，他邀请李大钊南下，共同商讨救国之途。
李大钊南下上海，和孙中山先生多次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期间，李大钊于8月下旬赶赴杭州西湖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幵的特别会议，做出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决定。接着，李大钊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加入国民党。旋即，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对孙中山先生实行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唤醒民众、建立自己的武装……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为确立并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恰在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征途再现柳暗花明之机，王昆仑、黄日葵等四人来到了上海。他们相继“接触了学生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接下来，他们就想拜会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亲耳聆听对“驱彭”运动的教诲。但是，由谁做引荐人才能见到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呢？他们终于找到了时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谢持。由于谢持对王昆仑前期革命有着重大的影响，有必要做一扼要的介绍：
谢持原名振心，字铭三，于1876年生于四川富顺。他早年在故乡就读，遂又以教书为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907年，加入同盟会，因谋成都起义，未发事泄，被通缉潜往上海。武昌起义后，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出任都督府总务处处长等职。宋教仁被刺之后，他与同乡——曾和汪精卫行剌摄政王而名噪一时的黄复生相约北上，谋炸窃国大盗袁世凯，事泄被捕，不久获释，避居日本，遂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副长。从此，他一直跟随孙中山其右，并成为元老和亲信。在陈炯明发难观音山之前，谢持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他代行秘书之职，处理日常事务。
王昆仑等是如何找到谢持的呢？在此之前，王和谢并无交往。
像他等之身份，在暗杀成风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贸然求见孙中山，谢持是不会通禀的。事后推论，很可能是黄日葵。
黄日葵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较高，且又和时在上海的张国焘等要人稔熟。这时，张国焘以中共领袖人物的身份经常出入孙中山先生的官邸，自然和谢持等人时相过往。由张国焘——或其他中共要人牵线是合情合理的。
是年岁末，王昆仑一行四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邸，由当时任孙中山秘书的谢持引见，见到了孙先生，宋庆龄同志也在场另外，当时负责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后右转为西山会议派的张继也在座。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起这次拜见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依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见到的第一个伟大人物是孙中山。我对他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印象很深。
孙中山先生随着救国之主义的变异，他的革命战略也由倚靠军阀武装平定天下转为唤起民众，建立自己的军队。因此，他认为要彻底实施北伐，首先打垮实力最强的直系军事集团，就必须在北京——尤其是北方革命的中心北京发动各界百姓，掀起工运、农运、学运等革命风暴，动摇直系的社会基础。同时，争取、分化直系实力派冯玉祥。因此，当“孙先生坐在他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听取了我们汇报北京学生的情况后”，他对王昆仑等四人做
了如下史有所记的指示：
“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起孙中山先生的这段教诲，还激动不已地写道；“孙先生一席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因为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讲话的实质是：“对中国来讲，要独立，要反对军阀，打倒列强；对世界来讲，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当时，孙中山先生讲的虽然“不是用这些词，但实质如此，我们很长一个时期相信这个。”
王昆仑的思想有此变化，还有严酷的斗争现实给了他很大教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北洋政府第三十届内阁是短命的，合计支撑了十天。换言之，在王昆仑一行四人到达上海不久，就获悉了内阁的倒台。在王昆仑的认识中，筹组下届内阁的时候，彭允彝不会再入阁出任教育总长。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正廷为国务总理的第三十一届内阁宣布成立的时候，彭允彝依然是教育总长。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有先见之明，决心跟着孙中山革命终生。同时，他也想到同行的黄日葵在火车上和他说的话，认为共产党人在“驱彭”问题上的看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见解相近。
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王昆仑第一次见到了雍容华贵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起这次相见的时候，用无比景仰的口气写下了这段话：
当时，宋庆龄同志不是以大人物夫人的面貌出现，她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司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3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这时，素有太子之称的孙科也在上海，他听说北京大学来了几位大学生，向父亲求教“驱彭”之事，甚感兴趣，遂主动约见了王昆仑等四人。关于这次会见，未留下任何史料。俚是，从王昆仑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可知，他们这次相见谈得十分融洽。其中，王昆仑和孙科由此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孙曾主动要王做自己的秘书。王虽以大学尚未毕业为由婉拒，值为王日后成为太子派的骨干打下了基础。
王昆仑自从见到孙中山先生以后，对心中的伟人越发地景仰了！为探寻救国之主义，特别想单独拜见孙中山先生。不久，他们四人在上海的活动做了不同的分工，他在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之后，贸然叩开了谢持的家门。谢持惊诧地问道：
“汝筠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单独拜见孙中山先生！”
“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
“那是四个人一块拜见的！”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向孙先生请教吗？”
“有！向孙先生求教救国、救民的主义。”
或许是王昆仑的精神感动了谢持，他答应为之联络。但孙先生有否时间召见，他没有把握。
也可能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孙中山先生于日理万机之中，不仅再次约见了时为大学生的王昆仑，而且还挤出一个单元的时间与之长谈。孙中山先生说罢“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等革命道理之后，又动情地说道：
“你们要驱逐彭允彝是革命的行为，我全力支持。为达此目的，你们懂得到上海来找我，很好。我再次向你说明，我要革命，要打倒北洋政府，这就需要你——还有大多数爱国学生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下决心找更多的人参加革命。”
王昆仑坚毅地点了点头，并深沉地说了一个“好”字。接着，他又求教：
“我相信孙先生的理论，但我不知从何做起？您能不能对我点拨一下呢？”
孙中山先生沉吟片时，问道：
“要革命，就需要核心。这革命的核心，就是指革命的政党。你参加什么党派没有？”
王昆仑微镦地摇了摇头。
“你想加入我的国民党吗？”
“想！因为我抱定决心跟着您革命。”王昆仑说罢又有些惶恐地问道，“我怎样才能加入国民党呢？”
“简单，你明天去环龙路四十四号，那儿是国民党党部，找谢持、张继等同志，就说我同意了，履行一个入党手续。”
“我一定照孙先生说的去办！”王昆仑忍住内心的激动，又继续请教，我回到北京以后应该怎样去做呢？”
“在学生中间放手发展国民党组织孙中山先生说罢又问道，“在你的周围有赞成我的三民主义的学生吗？”
“有！”接着，王昆仑详细介绍了“民治主义同志会”，遂又问道，“这些同学可以加入国民党吗？”
“可以，可以。”接着，孙中山先生又向王昆仑讲述了发展组织，秘密在北京学生中间建立国民党支部以后，又以沉毅的口吻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只有这样才有前途！”
王昆仑怀着极大的满足告别了孙中山先生。翌日，他又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赶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王昆仑一行四人南下上海的任务完成了，行前，王昆仑作为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批准加入国民党的新党员，他又赶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邸辞行，再次当面聆听领袖的教诲。孙中山先生就像是一位严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形势之后，身旁的人取来一沓封好的宣传品，请王昆仑秘密转交有关的人士。王昆仑双手捧着这沓宣传品，十分严肃地说道：
“请孙先生放心，我一定把它安全送到接收人的手里。”
“你怎样躲过车瞥的检查呢？”
“我……”王昆仑犹豫一下，马上果断地说道，“我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王昆仑对付车警检查的办法是什么呢？多年之后，他做了如下的回忆：
临回北京时，他让我带点东西去，要我去找徐侃、可庭。把一些宣传品交给他们。我去买了一个藤条包，为了怕搜，买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帽子，给王素、王枫（王昆仑的两个妹妹）穿的，放在上面，买票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那个车站下车，可以不搜……回京后，先与徐侃联系好了，把东西带给他。
王昆仑一行四人圆满地完成了南下的使命，搭乘北上的客车，迎着北方吹来的强劲的朔风，飞速地驰向故都北京。他们兴致极浓地谈者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风采和宏论，计划着回到北京之后如何掀起更加猛烈地“驱彭”风暴。但是，王昆仑想得更多的则是：怎样落实孙中山先生交给的革命使命——把：化京学生运动纳入全国的革命洪流之中。换言之，如何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起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民主国家！
王昆仑一行回到北京以后，用他多年以后的话说：“我从此开始了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新年——1923年伊始，王昆仑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希望有些新的气象出现。出他所料的是，他所敬重的校长一代教育宗师蔡元培先生辞职了！他当时所得到的辞职原因有二：一，北洋政府第三十一届内阁再次请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长期欠发教授的薪水依然拒绝补发；二，直系保、洛两派的角逐导致财政部长罗文干被捕，理由是罗利用职权“秘密签订合约，罗文干得了八万賄款，却使国家损失五千多万元”。而罗又是北京大学的兼课教师，被捕之前未和校长打个招呼。而真正的辞职原因是什么呢？事后，蔡元培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钓任君（即罗文干）忽以金佛郎问题被捕，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唷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砜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为有表示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
明眼人一看便知：蔡元培先生这段文字隐去了直系保、洛两派在组阁问题上的争斗。自然，向以淸高自诩的蔡校长也就不谈难以与军阀共事之苦了！他在这篇长文结束前，只用“重往欧洲，表示决心”八个字表白他的心迹。
对于蔡元培校长的辞职，王昆仑的情感深处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他不仅景仰自己的恩师，而且他和这位一代教育宗师有着不错的师生之谊。对此，王昆仑在晚年撰写了《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一文，不仅记述了他们师生间的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蔡元培先生的一生做了髙度的颂扬。其中，特别写了他大姐王兰进北大读书就是蔡元培特批的往亊，读来感到是那样的亲切。由于王兰进北大读书在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现把王昆仑和蔡元培写的有关文字录在下面：
王昆仑回忆道：
北京大学从前没有女生。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到北大来找人，社会上就传说北大有了女生，有人骂“男女混杂伤风敗俗但是蔡先生是支持妇女逬入高等学府的。那时，我姐姐（王兰）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她就进了北大，做了第一个女生。后来又有两个女生，这就开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以后，我的姐姐又带头剪了短发。
蔡元培记述道：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巳过，故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道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对于蔡元培校长的辞职，作为学生的王昆仑是愤恨不已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拜见孙中山先生之前，他一定会带领北大的同学打上教育部的大门去，向直系安插在教育界的走狗彭允彝讨个公道，再次掀起“驱彭”运动的**。但是今天，他却较为冷静地对待蔡校长的辞职。这是因为他想起了他景仰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彭允彝的阿题，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一个人不行，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因此，他越发淸醒地认识到：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革命，就要义无反厥地跟着孙中山先生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列强！
蔡元培校长辞职的风波尚未平息，“二七惨案”犹如晴天的霹雳撼动着华北的大地，也展动了故都北京。每天，王昆仑从报纸上以及各界群众的口中获悉：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吴佩孚派出大批的荷枪实弹的军瞀，残酷地杀戮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为此，他的热血沸腾了！再次地动员北京大学的同学走上街头，声援受难的铁路工人，声讨军阀的残忍和无耻！历经这次伟大的工运风暴的战斗洗礼，他越发坚定了孙中山先生以反帝、反封为目标的三民主义革命立场。
在王昆仑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作斗争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在南方领导的革命给他带来了胜利的審悦：孙中山先生在召见王昆仑一行四人的同时，他秘密组织了东西两路讨贼大军，于1923年1月4日发出通电讨伐陈炯明，采用分进合击的战咯，向广州进发。由于粤第一师、第三师等起义响应，陈家军土崩瓦解，迅速渍败。1月16日，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守惠州。2月21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建立了大元帅府。
王昆仑于庆幸胜利的同时，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临别时的嘱托：“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为此，他决心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间发展国民党员，建立第一个秘密的国民党支部，借以响应和支持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国民革命。为在神州大地建立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发展国民党员的目标是“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据史记载广同年冬，经谢持、张继介绍，全体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根据国民党入党手续，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加入国民党，必须先由人选择发展对象，然后才进行发展。依据这一常规，王昆仑先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成员分别谈话、摸底，然后再报告经常往返京沪间的张继（这时的张继负责同苏俄、中共联系。恰好在此前后，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先生和苏俄代表越飞秘密举行有名的《孙越谈判》，张继需要经常到北京苏俄驻华使馆进行联络）经国民党党部研究、批准，方可以谢持、张继为介绍人，介绍“民治主义同志会”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对此，王昆仑从未谈及自己的功劳。
在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是非法的党派组织。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秘密的中共基层党组织遍及北大乃至各高等院校学生中。但至今尚未发现国民党基层支部在大学生中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昆仑以“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基本骨千队伍的国民党党员，是经孙中山先生提议发展的首批党员。而以王昆仑为核心的秘密的国民党支部自应是北大学生中的第一个国民党秘密支部。
王昆仑是学习、研究哲学的。因此，他对理论有着特殊的一甚至是近似痴迷的追求。在他积极发展秘密的国民党党员的同时，他又奋发研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代表著作。但是，由于他受着特定的阶级立场的局限——桊尚民治主义，从开始就没跟上孙中山先生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记的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支持者的理论根源。对此，他在多年之后，仍以自责的笔调写下了这段话
我思想上认为中国的革命，“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应当以国民党为领导，联合共产党，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至于将来的中国应当如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建成一个十八世纪华盛顿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不应该变成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在北京所参加的青年政治团体是以北大学生为中心的“民治主义同志会”，是当时青年群众中的右翼
王昆仑在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用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学与朋友。对此，孙晓村在晚年曾写道：“我和王昆仑来往之后，他做我的工作，借给我孙中山先生写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很多著作。他希望我参加国民党，我便参加了。”据孙晓村的记载，“与王昆仑家常有来往的人，还有傅汝霖、姜绍谟、钟天心、周一志（当时名德润）、张平江、谌小岑、李大超、傅岩、黄惠平”等人。从上述开列的名单可知，日后多数成了国民党上层的要员。
王仑的家为什么能成为这么多青年学生的活动中心呢？除去他个人的学识、人格魅力以外，他还有一位热情、好客的母亲，
使这些进京求学的莘莘学子一进王家的大门，就有着一种到了家的感觉。诚如孙晓村所记述的那样：“我们常常见面，并一同在王昆仑家吃饭。王昆仑的父亲在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经常发不出薪来，因此，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都要欠薪。我有时看到王昆仑的母亲包一包衣服让子女去当掉，拿回钱来供我们吃饭聚谈。当时这样做真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反对直系军阀——尤其是反对直系保派头子曹锟贿选运动的开展，王昆仑亲自建立的这个秘密的国民党支部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以此为核心，在北大学生中间逐渐团结了一批右翼青年学生，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青年学生发生对立，时而还为争夺中间派的青年学生展开辩论。其中，年长王昆仑六岁的傅汝霖是右翼的代表，迅速地把这批青年学生推向极端，成为日后“西山会议派”的青年骨干和群众基础。
王昆仑就是在这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中成长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自视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歒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但客观上他却成了阻碍孙中山先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绊脚石。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是年夏天，王昆仑结束了北京大学的学业。就要吿别学习和战斗长达六年的母校了，真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就要走上社会了，遂又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南方，可我的生活的出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乱、最为黑暗的时期。真可谓是疮痍大地，满目萧索，横尸遍野，民不聊生。军阀政客只知抢钱夺权，谁也不顾百姓的死活！失业、欠薪本是寻常事，于水火之中的人民都忘了问个为什么？
王昆仑大学毕业了，这就意味着独立谋生的开始。然而在毕业等于失业的时代，在京城找者谋生糊口的职业是何等的难啊！由于王昆仑在读书期向热衷于学生运动，和长年供职濟廷、民国的父亲关系不睦。加之王昆仑在“五四运动”中参预了所谓过激的火烧赵家楼、痈打卖国賊章宗祥的活动而激怒父亲，一度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因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家待业，再白吃父亲的饭！另外，王家是名门大户，光在京城的家就有近十张口要吃要喝，遇上欠发薪水的月份，也只有靠借、当维持生计。这就要求王昆仑必须尽快找到职业，以缓解家庭危机！
王昆仑四处奔波，求人托友，依然在京城没有找到职业。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来到天津卫南幵中学教书。
王昆仑虽然是登堂执鞭的新手，但他的教学方法却是进步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教学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跟上时代的大潮，成为改造旧中国的生力军！为此，他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述我所愿》。这样，他根据作文的内容，就掌握了所教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未来的人生志向。
王昆仑在北大就学期间喜欢听两门课：一门是李大钊应蔡元培校长所请开设的《唯物史观》，一门是鲁迅先生讲的《小说史》。他一直到晚年，“回想起来，还感到兴奋和幸运因此，他除去教授应讲的课本以外，还鼓励学生读鲁迅的小说。尤其推荐并辅导学生读《狂人日记》和《阿正传》。多年之后，他的学生还怀着感激之情回忆道：“在王昆仑老师引导下，我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小说，特别是《阿正传》和《狂人日记》。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对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笔锋的犀利无比敬佩。”
王昆仑虽然出生在名门之家，但他的身上是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的。由于他历经革命风雨的洗礼，抱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穷苦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另外，他深信“相士知贫，相马知瘦”是真理，对班上家境贫寒的学生多方给予帮助——甚至亲自出面求校方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对此，当年的穷书生——日后的大学问家勾适生先生曾做了如下回忆广王昆仑于1923年代我向张伯苓校长请免交学费和书费，张校长答应了，一直继续到南开大学毕业。”
王昆仑很快以自己的道德和教学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从那时起，有的学生跟他很接近，特别是我（勾适生）、周恩寿、童家骥、许邦和、邢桐华；还有：王衡、刘嘉祥、万家宝（曹禺）、魏思昌”等同学。即使半年以后王昆仑离开南开中学，还有许多同学和他保持通信联系，有的日后还成了同事或战友。
由于周恩寿同学是周恩来的弟弟，王昆仑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还结识了当时天津女权运动的领导人邓颖超，并由此结下了多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据当亊人回忆：邓颖超经常和周恩寿一道来拜访王昆仑，谈起“五四运动”，谈起天津学生支持北京学生“驱彭”运动等事十分亲切。当王昆仑获悉不足二十岁的邓颖超已成为天津妇女运动的领袖，并创建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且担任教务长之后，打心底生起敬佩之情。
是年冬天，王昆仑结束了南开中学的教学，回到了北京，在找寻工作期间，他又把精力投在了以“民治主义同志会”为基础的国民党秘密支部的活动方面。恰在这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各地需选代表参加。近半年以来，王昆仑因在南开中学教书，北京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傅汝霖主持，因此，由傅当代表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他们这个秘密的国民党学生支部，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过问建立的，因而傅汝霖这个不足三十岁的青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傅汝霖作为右派青年的代表，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他回到北京以后，站在右派元老的立场，向王昆仑等传达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并追述了右派元老张继、谢持等人提案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斗争，以及张继等被孙中山先生关押等事由于王昆仑既景仰孙中山先生，又赞同右派元老张继、谢持等人的立场，因而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他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提问：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王昆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学生的思想就比较活跃，加之党派和社团林立，经常发生口角和斗争。据王昆仑回忆，“无政府主义者很不得人心，有一次，一部分学生受外面坏人影响，公然借端反对蔡校长，闹到校长室。开大会的时候，那些捣乱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学生砸会场，遭到全校大多数同学反对和制止”。而今，两个秘密的党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刚刚合作就又开始分裂，未来在北京髙等学校的同学中将会闹成个什么样子呢？为此，他一时失却了主张。
不久，依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宣告成立。傅汝霖给王昆仑等带来了如下这份《北京国民党执行部报告书》：
第一项北京执行部成立及改组之经过：北京执行部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成立后，即在北京织染局二十九号租定房舍一处，分设各部办事处，开始办公。
第二项组织及职员姓名尨京执行部最初成立之时，其组织及职员姓名如左：（一）秘书处常务委员丁惟汾（会务）、王法勤（党务通信）、石瑛（财务）。文书科，主任傅汝霖，助理佘惟一、何孟雄，录事管涤我。会计庶务科，主任刘范祥，录事孙鼎元。（二）组织部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统计登记路友于，组织指导陈兆彬。
王昆仑看罢这份报吿书，从名单上可知多是师长和同学。其中，丁惟汾、王法勤、石瑛等人是国民党元老，而石瑛和其同学傅汝霖是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李大钊是自己的恩师，对其道德文章打心底敬服。可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且又得孙中山先生的倚重，而此次国共合作的促成，他应算是中共方面的第一功臣。在他的周围不仅有中共要人蔡和森、何孟雄等，而且还有国民党左派路友于等。为此，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是一个左派、右派势均力敌的国民党执行部，未来怎样开展北方的革命工作呢？自己又该如何处理这种错综复杂的党务和人事关系呢？……”
但是，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毕竞是属于旧民主主义体系，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加之傅汝霖等人的影响，他很快坚定了立场：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这就是他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思想根源。
与此同时，王昆仑为生活计，一边从亊他理想中的所谓国民革命，一边在北京的一些中学教书或兼课。也就是在师大女附中教国文的时候，和学生范映霞开始了时称飞洋伞——恋爱的日子。自然，在此之前，王昆仑还曾有过一次十分罗漫蒂克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由于王昆仑一生在爱情生活方面打有明确无误的时代烙印，所以很有必要费些笔墨做些剖析和介绍：
王昆仑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而新的社会尚未确立的大动**的时代。作为成长中的靑年，他抨击的是方死而又未死的没落腐朽的封建习俗，他所向往的是方生而又未生的全新的美好生活。王昆仑生在官宦之家，早期受的是严格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在人生成长的路途上——尤其是在北京大学长达六年的学习中，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教育。加之，他是一代热血靑年的学生领袖，他更是为旧社会的消亡抽薪，为新社会的诞生助燃。因此，必然和生养自己的封建家庭发生矛盾——甚至是对抗。这就是王昆仑的父亲一度宣布和儿子断绝关系的根本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说王昆仑的思想中没有封建文化，相反，这封建的遗俗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还影响——甚至左右着他的行为。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爱情问上。
王昆仑的父亲为使儿子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为他请了一位造诣颇深的国学教员许先生私授四书五经。王自幼聪慧，且有填词賦诗的天分，深得这位许老先生的青睐。说来也巧，许老先生有一位和王昆仑同庚（一说长王昆仑几岁）的女公子——许大小姐长得楚楚动人，并十分喜爱作陚吟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似贾宝玉和林黛玉式的靑年男女很自然地会产生爱慕之心。据说在直奉交战期间，两家人曾避难天津，同住一宅。王昆仑和许大小姐久存的爱慕之心升华为爱情。两人不仅痴爱如醉，而且还信誓旦旦地私订终身。
但是，王昆仑的父母却反对这门亲事。其中王的母亲反对的理由更是难以成立：许大小姐比王昆仑年长。要知道在旧社会，向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的啊！为此，王昆仑在前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客房，请弟弟悄悄找来许大小姐，未等弟弟离去，就迫不及待地说；
“我们家不同意咱们俩人的婚姻，你说怎么办吧？”
许大小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急得一时失却了主意，不知该做何回答。
“你怎么不说话啊？”王昆仑有些急了，“当年我们二人说的话还箅不算数？”
“算，算——”
“那就快表个态吧！”
“我……听你的。”
“那好王昆仑十分郑重地说道，“我已经决定了，为和封建势力抗争，我们从今天起一块出走、逃婚！”
“什么？逃……逃婚……”
“对！只有出走、逃婚，我们才会获得幸福的爱情生活。”
许大小姐犹豫了好长时间，希望王昆仑能缓几天再做决定。
王昆仑同意了许大小姐的请求，怏怏不快地回到自己的家，焦急不安地等着许大小姐的回话。令他失望的是，许大小姐一是没有为了爱情殉身的决心，再是也怕逃婚的名声不好，几经斗争，她终于把王昆仑要她一块逃婚的决定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这位纣建文化的传道者和卫道者听后大为光火，他不仅训斥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把王昆仑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向王家告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王昆仑遭到了父母的坚拒和指责。
王昆仑面对自己追求和向往的爱情以及封建家庭的横加阻隔作何选择呢？他为了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所谓的孝心战胜了爱情，非常痛苦地了却了人生最为美好的第一次爱情！
“五四前后的青年，十分崇尚西方的一句谚语：爱情只属于人一次。王昆仑是否也受此影响？不得而知。但在他痛苦地结束了和许大小姐的爱情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和女性发生过恋爱。像他的才华——在同学中有江南才子之美誉，他这样的名门望族——无锡八大家之一，在较长时间中没有涉足爱情的确是不多见的！但是，这并不说明王昆仑万念倶灰，像风流才子李叔同、苏曼殊那样遁入空门，进入另一神境界中生活。相反，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俗缘难了的才子加政治家，一旦遇上一位能点燃他爱情之火的女性，他依然会爱得轰轰烈烈的！就在他在师大女附中教国文的时候，遇上了小他六岁的美人范映霞。
范映霞彖境贫寒，后成为一个孤儿。她在师大女附中就读的时候，和乇昆仑的妹妹王枫同班，二人十分要好。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范映霞经常到王家做客，并因长得貌美、聪慧大得王昆仑母亲的欢心，主动提出认范映霞为千女儿。这时，王昆仑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
王昆仑回到北京以后，虽偶然见过范映霞，但因是妹妹的同学，也未曾萌发爱的火焰。不久，王昆仑应聘到师大女附中教国文课的时候，范映霞非常爱听王的课，且有着陚诗填词的才分。几经诗词唱和，二人就坠入爱河之中，这时，王昆仑不足二十三岁，而范映霞才刚满十六岁。在今夭看来，范映霞还不到十八岁花季的年龄，谈恋爱实在是太早了然而在时尚推崇二八佳人的封建社会恰是正当年华。要知道林黛玉死的时候刚刚十七岁，可她早已演完了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
王昆仑的性格是属于坦****的君子型，向不隐瞒自己的爱和恨。当他认为自己和范映霞爱得难分难舍的时候，他决定向自己的父母表明态度：他爱范映霞，并决定和范映霞结为终生伉偭。这次，无论是王昆仑还是范映霞都认为一切如愿，因为王家喜欢范映霞，王母还主动认范映霞为千女儿呢！
但是，王昆仑和范映霞完全估计错了！首先，王昆仑的妹妹不赞成，理由是简单的：和范映霞做朋友可以，做姑嫂不行。接着王母又以属相不和（王昆仑属虎，范映霞属猴，按生辰八字说，虎猴不到头），坚决反对儿子和自己的干女儿成亲。但是，王家上下反对这门亲事的实质却是门不当户不对。像王家这样的名门望族怎能娶范映霞这样一个贫穷的孤儿做儿媳呢！
这太出王昆仑和范映霞所料了！他们为不能终生相爱而痛苦。其中，第一次投入爱河的范映霞的痛苦——或说精神压力更是大，她只有和泪水相伴度过这种相爱而又不能爱的日子。王昆仑或是成熟了抑或是接受了上次恋爱失败的教训，他表面装得十分平静，内心中却做好了抗争到底的精神准备。为此，他用恋人那特有的语言来宽慰范映霞，使纯情而又美丽的少女范映霞安心读书，等待他们结合的时机。
正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的爱情受到家庭阻隔而不能结合的时候，北京的政情又因直系军阀头子賄选总统发生重大变化，迫使王昆仑理智地从个人爱情受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大无畏的卓命姿态投入到新的革命大潮中去！
当王昆仑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的时候，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3年6月逼走他一手捧上总统宝座的黎元洪，急切就任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但是，当时的议员因多数离京南下，使得所谓新的总统选举无法进行。急切想当总统的曹锟在其幕僚的策划下，派人设立议员倶乐部，以四十万元收买国会议长，并收买议员北上，规定出席选举的议员每人五千至一万元。同时，对反直派——主要是反对贿选派采取武力胁迫。10月5日，受贿议员五百九十人选举曹锟为总统。时人称国会为“猪仔国会”，称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称曹锟为“贿选总统”。曹锟贿选之举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也必然遭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以及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坚决反对。在曹锟任贿选总统一年零十多天的期间，这神斗争愈演愈烈。
在反直倒曹的斗争中，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中的左右两派也向着两极迅速地分化着。白天，他们走上街头，一致对外；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又因革命方向的不同而争论。随着反直倒曹的深入发展，他们遂又发展为争夺群众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时的王昆仑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左派——尤其是反对共产党人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24年5月下半月，张国焘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等一枇中共要人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幸喜内线有人，曹锟为总统的北洋政府才未抓获在北京的国共两党的要人。但曹锟指示内务部下“海捕文书”，通缉李大钊等革命党党魁，借以免除后顾之忧。一时间，故都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敌人的搜捕，王昆仑等暂时忘却了内部的纷争，把斗争的矛头又一致对准了曹锟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他利用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四处游说，八方串联，为救恩师李大钊——并进而向反动的北洋政府示威，推动北京大学举行第十次教授评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致函教育部，质问通缉李大钊事，郑重指出不得随意毁谤教授。在此斗争中，王昆仑淸醒地认识到北洋政府是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随时都可以杀害革命党人。
直系曹锟和吴佩孚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懑，也引起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和改组。孙中山先生不失时机地秘密派人北上，和受直系打击与排斥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孙段张反直大三角同盟。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指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把工作重点移到策反直系受曹、吴排挤的大将冯玉祥的身上。为此，王昆仑在李大钊、王法勤等的领导下，参与策反冯的部属的工作。由此始，王昆仑不仅为冯部发动所谓北京革命尽了力，而且还为日后策反西北军奠定了基础。此乃后话，略。
是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再次爆发。受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影响的冯玉祥将军决计倒戈，向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杀个回马枪。正当直奉主力在冀东一线激战犹酣的时候，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从热河前线回师北京，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对此，史称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军自称是北京革命。
王昆仑等一是看到反直倒吴的目的实现了，再是因为自己曾为此出过力，因而他打心底是髙兴的。
然而，王昆仑很快从兴奋的热点冷却下来。不久，他虽然也看到冯玉祥将军将所率部队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公然表示倾向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并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皇宫。可是冯又以谦谦君子之风拱手出让领导权，违心同意奉系张作霖的势力入主华北，请皖系老政客段祺瑞组阁，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结果，事与愿违，北京政变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对尚无革命经验的王昆仑而言，真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更令王昆仑等不安的是，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这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人看来，冯玉祥给孙中山先生出了一道难题。旋即，王昆仑等又围绕着孙中山先生应否北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王昆仑久居京城，深知北洋政府对孙中山先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虽说冯玉祥将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人格为担保，但他依然为孙中山先生的安全担心。因此，他无论是从理智还是感情，都不赞成一代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与大小军阀、政客共商国是。
不久，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开会商议孙中山先生应否北上，多数人和王昆仑持同一观点，坚决反对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又获悉孙中山先生重病在身——很可能是肝癌并到晚期，因此，他于心情万分沉重之中遥祝导师健康的同时，又增加了反对北上共商国是的分量很重的砝码。同时，他和他的同志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南方国民政府的党政要人是决不会同意孙中山先生北上的。
但是，出王昆仑所料的是，孙中山先生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刻日北上，共商国是。他认为当前“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不久，王昆仑等又读到了孙中山先生昭示国内外的《北上宣言》，他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主张之后，还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最后，他公然宣称：“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日：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王昆仑为其景仰的革命导师的胆略所折服，尤其当他想到孙中山先生不顾病疾折磨，依然为国家、为人民尽心尽力的时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油然浮现于脑海，他禁不住地自语：“天下为公！
王昆仑于折服革命导师北上的胆识的同时，依然没有解除其内心的疑虑。正当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开会商议如何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之际，北方政局又猝然逆转，这就更增加了王昆仑等国民党人的疑虑和担心。事情的原委如下：
段祺瑞出任执政之后，很快就在执政府中安插了大批的亲信爪牙，并与奉系张作霖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排挤冯玉祥将军及其国民军。苜先，他焊然下令免去冯玉祥将军的陆军检阅使，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责令近期班师出塞，移兵张家口。其次，冯玉祥将军虽然愤慨异常，但他内心又矛盾重重。其一，自己搞的所谓首都革命落得个换汤不换药的结果，无脸见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二，他由于无力回天，故想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去地僻人稀的张家口，一则可以藏拙，再则可以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遂愤而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