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于十一月十七日被捕了，这对党中央，尤其是对负责中央特委工作的周恩来而言，震动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彭湃、杨殷等四位烈士才殉难一个多月啊！因此，周恩来听后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等他的情绪稍许镇定以后，又低沉地问陈赓同志：

“知道弼时同志被捕的原因吗？”

“还不太清楚。”

接着，陈赓讲述了任弼时被捕的经过：十七号那天上午，弼时同志冒着寒意袭人的初冬阴雨，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竟业里参加江苏省团省委扩大会议。据内线传出来的消息说，当时弼时同志没有发现异常迹象。但是，他看准门牌号码推开大门，突然从门后走出几个暗探，不容分说将他逮捕，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候审。

周恩来清楚江苏省团省委的地址位于华德路竟业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在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中。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命中央特委把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偕四岁遗孤郭志成调来上海，以保姆的身份看守团省委机关。时下弼时同志被捕了。他很自然地又想到李灿英母子的安全：

“李灿英和孩子还留在团省委机关吗？”

“他们母子先于弼时同志被捕。是与赶来开会的周朴农同志一起被捕的，也押在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里。”

周恩来听后沉吟片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必须尽快查清他们被捕的原因，然后我们再设法营救他们出狱！”

陈赓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查清了任弼时被捕的原因。不久以前，敌人逮捕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抄到了一个竟业里的地址，敌人就凭着这个线索前来竟业里搜捕，一举逮捕了任弼时、周朴农、李灿英母子。另外，还从内线获知，敌人从任弼时的身上，除搜到一张电车“派司”以外，没有搜到任何党的机密文件和材料。在狱中的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号码，被误抓进巡捕房的。与任弼时先后被捕的周朴农原是上海内山书店的职员，他一口咬定自己的这一身份。后敌人找内山书店对质，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出面作证，搞得敌人十分狼狈。敌人为了从任弼时、周朴农身上获取有用的情报，对他们二人用重刑。事后，周朴农回忆道：

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周恩来听后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任弼时同志的被捕不是叛徒所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另外，任弼时同志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敌人只能以所谓赤色嫌疑定罪。像这种情况，只要通过上层关系和能“通神”的金钱，是不难营救出狱的。为此，他暗自凝思一会儿，低声地问道：

“你们知道敌人下一步棋的走法吗？”

“知道。据杨登瀛先生说，敌人近期准备开庭公开审讯。”陈赓说罢又补充道，“杨先生还向我们建议，开庭那天，我们最好能延请上海最有名的律师出庭辩护，案件就比较好解决。”

“你们在延请律师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我曾和老顾等人商议过，目前，上海最有名的律师是章士钊和潘震亚，和我们有关系的章大律师不在上海，而潘大律师和我们这些人又没有关系，不知你有没有门路请到他？”

周恩来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是，当他一看陈赓那为难的样子，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当即命令道：

“陈赓同志，请通知小开，让他陪我去拜访一位名人。”

小开，即潘汉年。周恩来请他安排拜会的名人是杨度先生。就常理而言，安排与杨度相见，是陈赓的任务。但是，周恩来为什么要潘汉年安排呢？他是想借此机会，过问文坛那场争论的情况。

党中央作出“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文坛争论的决定以后，潘汉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由于潘汉年最讨厌自吹的品格，再加上世人皆知的“潘案”等因，致使潘汉年所起的历史作用被湮没在历史海洋中了。但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的具体内容，以及潘汉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为惜墨存史，现把当事人吴黎平、阳翰笙、冯雪峰三人的回忆摘抄如下：

时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吴黎平同志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说：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阳翰笙同志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秋天，大概是九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李富春同志先问我：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我说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果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在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冯雪峰同志生前身处逆境，且“潘案”尚未解决，他在回忆潘汉年的谈话中还是如实地讲了这段历史：

据我所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一九三○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是十分关心文坛这场论争的。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越发地感到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另外，随着蒋介石极力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地位，他也看到了蒋氏在对地方实力派进行讨伐的同时，调动军队对红军和苏区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动用一切舆论手段对上海乃至全国大中城市展开了文化“围剿”。若想把中国革命推向**，打破蒋氏的这两个“围剿”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团结鲁迅，并以鲁迅为旗帜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为了建立党在文化战线上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自然，也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因此，作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的周恩来，分外关心这一带有战略性的决策。

周恩来听了潘汉年的上述汇报之后是满意的。他再三指出：停止文坛这一论争，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他与李立三多次商量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一定要贯彻执行。最后，他很动情地说：

“一句话，今后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旗帜是鲁迅，遇事要多征询他的意见。我再重复一遍，关于名字是否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要听听鲁迅的意见。如果鲁迅先生不赞成‘左翼’二字，我看可以去掉。”

“我一定向鲁迅先生转达您的意见。”潘汉年说。

“不要说是我的意见，因为这是党中央决定的。”

“是！”

“近来杨度先生可好？”

“他一切都好。最近，他在幕后，我在台前，串联了包括鲁迅、郁达夫等在内的一大批爱国知名人士，准备成立以反对独裁为宗旨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为什么突然要拜访杨度呢？当时上海滩所谓高等华人圈中，无人不晓杜月笙府上的客卿杨度先生的大名。另外，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而且与当代最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等是好友，请他出面延请大律师潘震亚自应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周恩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晢子先生，我们有一位负责同志在租界被捕了，他的身份没有暴露，近期就要过堂，我们想请一位知名的大律师出庭为之辩护，遗憾的是章大律师不在上海。”

“一家人嘛，就不要客气了，你们想请哪一位大律师为之辩护，翔宇兄只管吩咐好了。”杨度也十分爽快地说道。

“晢子先生，您是长辈，千万不要用吩咐二字，否则我就要折寿了。”周恩来不安地说道。

“唉！当差当久了，积习难改啊！”杨度说罢一笑，遂又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你们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有了，”周恩来点点头，“我们想请潘震亚大律师为之出庭辩护，但不知你……”

“可以！”杨度断然地答说，“我虽然与潘大律师相交不深，可他是上海滩第一大律师章士钊先生的老友，而且富有正义感，我出面请他出庭辩护，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此结果，是在周恩来的所料之中的。这次，他亲自登门拜访杨度先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利用敌人的法庭，打一场伸张民族正义的政治仗。所以他又接着说道：

“晢子先生，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潘大律师可否借审讯之机，把法庭变成声讨敌人欺压百姓的舞台？”

“好！是要打一打这些洋鬼子在华胡作非为的威风，长长我们中华民族的志气。”杨度说罢大包大揽地说，“翔宇兄，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如何操作，请他……”周恩来指着潘汉年，“协助潘大律师做些具体的事情。”

潘震亚，江西南城人，生于一八八九年，毕业于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后在南昌执律师业，并兼任江西《民报》编辑。辛亥革命之后，他先后出任《新共和报》总编辑、上海《新闻报》及《时报》南昌特约通讯员。自一九一八年始，历任众议秘书、国会非常会议秘书、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大理院兼管司法行政处主任、《革新评论》编辑等职。不久，南下广州，受聘广东大学讲师、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议事科科长、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教官、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裁判所庭长、武汉国民政府司法处处长等职。在这期间，曾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东下上海，继续执律师业，并兼任上海多所大学的法律教授。这些年来，由于他坚持正义，不与那些权贵武人为伍，深得各界人士的尊重。在他执律师业的过程中只相信法律的权威，专打那些有着各种背景的大案和难案，成了上海滩与章士钊齐名的大律师。

再者，潘震亚大律师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痛恨蒋介石统治集团与租界中的洋人联手，杀害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因此，当杨度先生亲自出面，请他为任弼时一案出庭辩护之后，他当即调阅了有关的档案，很快答应：一定帮着被告打赢这场官司。

十一月二十二日，位于北浙江路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根据司法程序，先将任弼时、周朴农、张永和提到候审室，与大律师潘震亚见面，主要听取了任弼时的口供。接着，任弼时等三人被带到公堂的进门处。法庭上坐着几名头戴假发的英国大法官，故作威严状；兰普逊和杨登瀛等坐在陪审席上，不时用英语小声交谈着；旁听席上散坐着几十位不同性别、年龄的听众，好奇地回身看着等候传审的三个被告；另外，还有数名不同国籍的记者走来走去，对着被告抢拍照片……简言之，这座不算大的公堂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少顷，坐在法庭中央的那个法官拿起面前的铜铃，十分斯文地摇了几下，待到公堂安静以后，法官操着生硬的华语说道：

“下边，请被告的辩护律师潘震亚先生出庭！”

时过不惑之年的潘震亚大律师昂首走进公堂，他目不斜视，任凭中外记者抢拍镜头。他走到律师席前，冲着法官微微点首，然后又转身朝着旁听席上各界群众示意，便端坐在律师席上。

接着，法官大声传唤：“带被告彭德生！”

化名彭德生的任弼时戴着手铐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进法庭，不卑不亢地站在了被告席上。

“被告姓名？”法官威严地问。

“彭德生。”任弼时平静地回答。

“年龄？”

“二十五岁。”

“职业？”

“无业。”

“籍贯？”

“江西。”

“你的籍贯是江西，为什么跑到上海来？”

“找个职业混口饭吃。”

“既然是来上海解决求职问题，为什么要去和赤党有关系的地方？”

“我不知道什么赤党不赤党的……”

“赤党就是共产党！”

“我也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我因为急于找个混饭吃的事由，记错了门牌号码，把学校当成工厂了。”

“我看你完全是在有意抵赖！”法官有点儿气急败坏地吼道。

这时，潘震亚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请求：

“法官，我请求为被告辩护！”

这位法官当然知道潘震亚的大名，他一看潘大律师的神情，忙停止追问，客气地答说：

“好，好！下边请被告的辩护律师发言。”

潘震亚是久经法庭的大律师了，他自然知道在什么火候发言。方才，他从上述例行公事的问答中，终于找到了破绽，遂以守为攻地反问道：

“请问法官先生，在您的一生中有过记忆错误的时候吗？”

“当然有过。”

“再请问，法官先生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有过走错地方的时候吗？”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是难免的嘛！”

“好！既然法官先生有过记忆错误的时候，同时又有过在上海走错地方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就不允许一个中国青年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呢？”

法官张口结舌，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法官先生在上海走错了路，中国的司法机关可否说阁下是共产党呢？”

法官突然暴跳如雷，大声地反驳：“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是外国人，有治外法权，懂吗？”

“法官先生息怒！既然你不允许中国人诬说你这个外国人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们这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就可以诬说中国人是共产党呢？”

法官再次结舌：“这，这……”

“这说明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在你们这些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眼里，永远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人！”潘震亚激动了。

“不！不……”法官不知所措地说。

“请问法官先生，那又是什么呢？既然在你们的眼里，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平等的，你们为什么可以随意逮捕中国人呢？这只有一个结论：你们西方国家嘴上说的是自由、平等，可实际上呢？仅就彭德生一案而论，你们能自圆其说吗？”

法官气得脸红脖子粗，终因理屈难以回答。这时，潘震亚提高嗓门，无比愤怒地大声说：

“我必须郑重警告法官阁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滥捕无辜的中国公民，是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

这时，法庭大乱，有的听众为潘大律师的辩护大声喝彩，用力鼓掌；有的看着被驳得狼狈不堪的法官大笑不止。自然，那些新闻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潘大律师，不停地拍照。就在这时，那位法官突然拿起了铜铃，一边用力摇一边大声喊：

“休庭！休庭……”

潘震亚大律师的辩护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几天来，上海各大小报纸都抢先刊载这一新闻，搞得租界洋人的脸上好没面子。就常理而言，南京政府应当出面，向洋人设在上海的工部局提出抗议，保释任弼时出狱。但是，这些官老爷是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的，更何况是洋人帮着他们消灭租界中的共产党人呢？故表面上装作不知有其案的样子，在私下又通过不同渠道，向丢了面子的法官表示慰问。洋人在得到南京政府的默许之后，又第二次开庭审讯。或许是接受了第一次审讯的教训，他们这次所谓审判只是向中国的听众宣布如下的判决结果：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张永和刑期两个月；判处任弼时、周朴农刑期各四十天。接着，又把任弼时、周朴农关进上海时称西牢——后来的提篮桥监狱中。或许是任弼时等使洋人在法庭上出了丑，中国狱卒们又奉上司之命，让任弼时、周朴农等同志在狱中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

对于任弼时等同志被捕有这样的结果，周恩来以及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派周恩来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矛盾的由来及内容，权威著作《周恩来传》作了详细的论述，现摘录有关文字如下：

一九二九年春夏间，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不同，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之后去同他们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八月中旬，共产国际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到达中国。远东局认为，因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反对；主张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写上党纲。周恩来认为：将带封建性、地主性的富农与资产阶级性的富农分开来看，这不是中国的事实，其实许多富农是兼有这两种性质的。他批评远东局是按照俄国的土地关系来解释，将农村主要矛盾改成地主和资产阶级性的富农在一边，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出发点……在这前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以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双方也发生了争论……

矛盾的激化是在这年的十二月初。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而通过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在决议案的中国问题部分中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的错误，主要有三点：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有动摇……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不同意远东局这个决议案，希望他们再作一个决议案加以纠正。并且反过来认为远东局本身有着一贯的右倾错误，如放松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

会后，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三人去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连开了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谈得很僵。远东局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并且说：“这一决议是对国际的，给中国党看是礼貌。”他们抓住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说“这就是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要求中共中央解除项英的职务。这样，双方的争执已难以解决。十二月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只有派人到共产国际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中央政治局初步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际报告与远东局的矛盾。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是当时中央实际上的负责人，他离国之后，他所担负的中央工作将由谁来接手，遂成了中央也是他自己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举例来说，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登贤是副部长，由于罗登贤大病在身，实际上主持不了组织部的工作。他走之后，又由谁来接管组织部的工作呢？他想到了恽代英。

恽代英在党的六大之后，出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要负责编辑党刊《红旗》。在这之后，他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宣传党的六大路线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但是，不久，他和时任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发生分歧，被李指责为右倾。由此可以想见，他们二人是很难再在一起工作的。为此，周恩来几经权衡利弊，经中央同意，决定调恽代英任组织部秘书长。

时至岁末，周恩来约恽代英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见面，当他听完恽代英讲述与李立三的矛盾后，颇为感慨地说：

“如果立三同志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看重你的才能，你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就大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些什么吗？”恽代英愕然相问。

“今年春天，中央曾经动议调他和朱德同志离开苏区。他来信说，请派恽代英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吧！”

“那中央为什么没同意毛泽东同志的请求呢？”

“中央也需要你啊！”周恩来看着微然叹气的恽代英，“我已经向政治局正式提出，自然也得到了立三同志的认同，决定把你调到组织部，给我当秘书长。”

“我一定给你当好助手。”恽代英变得兴奋起来。

“仅仅当好助手不行，”接着，周恩来把自己就要赴莫斯科的事扼要地讲了一遍，“因此，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准备。”

恽代英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