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就要离国绕道欧洲去莫斯科，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各地红军的发展。或许是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且又发生事关建军原则等重大分歧，因而，他一直关注着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的变化。
是年岁末，他终于收到了毛泽东于十一月下旬在蛟羊养病期间写给中央的信，大意谓：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信收到了。他向中央报告：“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羊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水平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
接着，周恩来又收到红四军写给中央的报告，大意谓：“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随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军九大的召开做了认真的准备。毛泽东在军内进行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对此，周恩来是深感欣慰的。尤其当他认真读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后，认为该决议案“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可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因此，他除去建议向各地红军推广红四军的建军经验以外，还向中央建议，把“古田会议决议案”呈送共产国际。
周恩来远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就认识毛泽东。他从大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对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等留有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对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甚至像批评由他执笔写的中央“二月来信”这样的信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至于由毛泽东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他更是重视，并向贺龙等领导的红军推荐。时下，他读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被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所震慑，并认定红四军由毛泽东领导，必定能发展壮大。现摘录他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红四军问题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有关段落如下：
省委所虑的好像还没知道润之同志病愈复职这一件事。四军由粤境退入闽西，润之便已病好，见着陈毅后，便复职且来一信致中央，声明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因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同时，周恩来还十分关心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发展。他除去及时地向贺龙等同志介绍毛泽东、朱德在创建红军方面的经验外，还亲自关注湘鄂西红军的组织建设。不久以前，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孙一中、许光达前往工作。一九三○年春节，红六军团成立，孙一中任军长，周逸群兼政治委员，许光达为参谋长。六月间，这支部队就同贺龙直接率领的部队在洪湖地区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在红二军团和湘鄂边的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为红二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
当时，鄂豫皖地区有三块发展很快的红军根据地：“一块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在商城南部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早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周恩来就与时任军事部长的杨殷同志商定：派徐向前等同志到鄂豫边，负责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工作。为了推进在鄂豫皖交界地区的这三块根据地的发展，周恩来报请中央批准，派出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前去视察，然后视情再作出组织决定。就在周恩来离国赴苏前夕，郭述申回到了上海，周在百忙之中多次接见了郭。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介：
一九三○年一月，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豫边和豫东南地区巡视后，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一天，一个穿着长袍大褂的人到他住处来找他，说：“这个地方环境不好，不便于谈话。”两人就到街上边走边谈。郭述申作了详细的汇报。那人听完后说：“我要向中央汇报。”大约是二月底。通知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到法租界一个地方去开会。那个穿长袍的人又来了。他说：“我是周恩来。”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桌旁，装成打麻将的样子。周恩来说：我已将鄂豫边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俊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三月间，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军部正式成立。它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雏形”。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在我军建设中的特殊贡献。
自然，周恩来在我军创立初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红军和苏区，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干部的输送。”当时中共中央曾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保定等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这些军事干部，大部分由周恩来派往各个苏区”。为了弥补军事干部的不足，“周恩来又在上海主持举办了军事训练班。孙一中、许光达就是从这个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工作的”。另外，他还指示“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和电器、机械等店铺，用来向苏区输送物资，并作为交通联络点”。
简言之，周恩来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真是做到了呕心沥血。但是，当他就要离开这一中心指挥位置的时候，他依然感到是那样的放心不下，生怕在他离开之后发生不测事件。这就是我们的周恩来啊！
与此同时，周恩来深感由于交通不便，中央难以及时地指挥各地的苏区和红军，这种情况制约着中国革命发展。为此，他更加迫切地希望把党的无线电事业发展起来。就在他准备出国的前夕，他一直关心着的李强、张沈川等同志，终于给他传报了喜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电台诞生了！对此，当事人曾三同志回忆道：
一九二九年冬天，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他们终于组装成功了第一部电台。他们利用这部电台同其他的业余电台试行通报，效果良好。同时，张沈川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后来，党又派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电台业务的黄尚英同志和他们一起工作。同年十二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一九三○年一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
对此，周恩来是非常兴奋的。他指示中央特委视情建立通讯科，任李强为科长。
周恩来在离国他去的前夕，认真地分析了国内的局势。他认为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混战不断扩大，必然要导致中国革命出现新的高涨。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同时也为了更有效地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避免更多的同志落入敌人之手，他感到中央特委仅仅有打入上海敌人内部的杨登瀛、宋再生是不够的，一定要在南京国民党中枢机关里安插我们的耳目。为此，他准备行前与顾顺章、陈赓等人谈谈他的这一想法。
事有巧合，陈赓也正要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南京中央党务调查科一事请示周恩来。由于他们三人号称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在未来情报战线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故笔者这里先作一简介：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初在北京挂牌行医，后转到京绥铁路附属医院任医生。不久，在李大钊等同志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并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结识胡底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宣传革命，扩大党的影响。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与胡底同志南下上海，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领导的法租界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不久，钱壮飞考入以陈立夫为后台、以徐恩曾任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由于钱壮飞与徐恩曾是小同乡，再加上钱才华出众，工作“勤勤恳恳”，遂得到徐的赏识。待到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钱壮飞则被任命为该局的秘书。一九二九年四月，徐恩曾受命到杭州主办“西湖博览会”，钱壮飞随徐来到杭州帮忙——实际上具体事情均是钱壮飞操办，该展览会取得空前的成功，并得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一致赞赏。从此，钱壮飞更加得到徐恩曾的器重，一跃成为徐的私人秘书。
胡底，安徽舒城人，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与钱壮飞相识，并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文艺全才，会演、会写，可以说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南下上海，入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后被敌人发现，隐居钱壮飞家，协助钱做一些秘密工作。
李克农，安徽巢县人，早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即参加进步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只身来到上海，遂与阿英等同志从事文化工作。在此期间，他写过不少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剧本。在敌人公开审讯任弼时前后，他由钱壮飞引荐，经中央特委批准，打入以徐恩曾为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该局广播新闻编辑。
也就在这前后，徐恩曾出任南京中央党务调查科总务主任。徐走马上任之后，立即调钱壮飞来南京，出任他的机要秘书。为此，钱壮飞通过胡底会见李克农，讲了徐恩曾调他去南京出任机要秘书的事情。李克农一听事关重大，遂通过关系找到了陈赓。
这也就是陈赓面见周恩来的原因。周恩来听后沉吟片时问道：
“壮飞同志在扩大的党务调查科中能起什么作用呢？”
“据克农同志说，徐恩曾表面上是一个学者型的正人君子，实际上呢，他生活上糜烂到了极点，天天和各种女人鬼混。用徐恩曾对壮飞同志的话说：我只管大事，一切具体的事情都由你来处理。”
“照这样说来，他们的核心机构将由我们来管。”
“就其本质来说是这样的。另外，徐恩曾还要钱壮飞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联络站，一切设备都启用最先进的无线电通讯。”
“你考虑过由谁担任上海联络站的工作吗？”
“我想，就由克农和胡底同志来负责。”
“很好！”周恩来很是兴奋地说，“你们把它拿过来！这样，敌人在全国的动向，尤其是对付我们的核心情报，就都会及时地送到我们的手里来了。”
“这是高度机密的大事，必须建立严密的组织关系。今天，请你对此作出决定。”
周恩来是一位慎之又慎的领导，他既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清楚这项工作的危险性。为此，他认真地思索了相当的时间，最后郑重地说：
“我提议：壮飞、克农、胡底三同志成立特别党小组，由克农同志任组长，直属中央特委，经由你陈赓同志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就这样，在周恩来亲自关照下，一个打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时令就要送走一九二九年，正在准备迎接任弼时出狱的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开准备会，然后到苏区开正式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有关会议的通告。因此，周恩来在除旧迎新的新年中，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他在该通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新的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目前“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我们还不能预言这一实行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坚信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并不是很远的将来的事”。他在通告中“号召全国各级党组织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自然，“有关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均由周恩来负责拟定，并报请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事后追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召开这样大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很危险的。但是，既然这个大会是共产国际提议召开的，且又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讨论决定，周恩来作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不仅要坚决服从，而且他这位中央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虽然近期就要离国他去，也必须确保这次大会的成功。为此，他数度与顾顺章、陈赓等人研究、讨论安全方案。对此，《陈赓大将》一书作了这样的记述：
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的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应付查电表、收水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赓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
另外，据李一氓同志回忆，中央特委会为确保会议的安全，“开会以前，中央指定由我去做这个开会的房子的主人。那时赵一敏和李一超（女，又叫李坤泰）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就让他们一个当我的弟弟，一个当我的妹妹。当然那时我还有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可惜的是，李一超，她是个四川女同志，是以产五粮液出名的宜宾人，就是后来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牺牲了的鼎鼎大名的赵一曼。”“这个机关是顾顺章他们精心组织的，我不过以一个房主人的面目对外……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实事求是地说，会议是成功的。
周恩来就要离国赴莫斯科了。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除去和中央主要负责人讨论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内容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如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浪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政治局则应集中政治的指导”。在谈到军委的设置时说：“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同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加入组织局。
也就是在这前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被捕事件，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王明以工人的身份，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由于会议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正当会议进行之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二十多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捕房，后又被引渡到提篮桥监狱。王明被关在阴暗的牢房中，听着上海的夜空响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真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为此，他又诗兴大发，低吟着“爆竹声知旧岁寒，狱中何处有春风”的诗句，为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自鸣不平。
王明被捕时的身份是工人，在他的身上又没搜出可以证明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材料，就常理而言，仅仅是所谓的嫌疑犯，花些钱，要不了多少时日就会被释放出狱。但是，他耐不住狱中的寂寞，时时都在想走出狱门的办法。这时，一个想借此捞一笔钱的看守告诉他：
“像你这样的人，只要想办法搞点儿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
王明一听喜从心起，他以试探的口气对这位看守说：
“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出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这是王明一相情愿的想法，这个看守怎敢带着犯人出狱找保钱呢？双方几经协商，这个看守答应帮他送一封信。于是，王明提笔给自己的好友潘文郁写了一封求援信。
潘文郁，时任中央宣传部的干事，是王明在苏联留学时的好友。后被捕叛变，但未出卖同志，经组织审查，再度入党，并奉命做张学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老师，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又被戴笠等人查明他的政治身份，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他自愿让张学良处决。是为后话。
由于王明让看守送信，这就等于暴露了中央宣传部一个机关的住址鸭绿路。所以，当中央特委获知王明被捕并派人送信求援这件事后，很快报告了主管中央特委的周恩来，他感到问题严重，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宣传部这一机关立即搬家。对此，当事人邵珍回忆道：“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同时，周恩来又指示中央特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明尽快出狱。
接着，中央特委分析了王明被捕的情况，由于他没有暴露政治身份，遂动用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终于使王明于一九三○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后，通过潘文郁等人获知，中央认为他让看守给党的机关送信是错误的。虽然这个看守只是图钱，没有发现这是党的秘密机关，也未造成什么大的损失，但这毕竟是属于泄密问题，其错误是严重的。王明深感问题严重了，遂在他出狱后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亲笔信，报告了他被捕的原因以及在狱中的表现。自然，他也承认了让狱中的看守给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是错误的。
中央，尤其是主管组织的周恩来收到王明的信后，立即指示中央特委的有关人士查明事情的真相。同时，周恩来赞成中央的决定：在查清王明的问题之后，要作出严肃的组织处理。
经调查：王明向中央写的报告基本属实。
接着，中央给王明回了一封信，郑重指出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是：
一、泄漏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二、让“看守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四、说什么“‘中央解决我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据此，中央作出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
这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
事后追论，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的确是犯了错误，中央批评教育乃至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出乎中央大多数同志所料的是，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很快就利用批判立三冒险错误的机会，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此乃后话。
也就是在处理王明被捕事件的前后，周恩来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同志处获悉：鲁迅先生完全赞成“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考虑到参加“左联”的党员作家多为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他决定亲自将没有介入这一文坛论争的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调出，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
由此可见，周恩来做工作是何等的细心啊！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就在周恩来动身的前一天，他一直关心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终于成立了。
查中央政治局会议三月三日开会的记录：“冠生（周恩来的化名）病入院。决：准假两月。”事实上，他没有生病住院，而是在这一天动身去莫斯科了。
据史记载，“周恩来这次出国，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过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假的，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前来送行的陈赓同志最为担心的是周恩来的安全，因为在上海认识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为此，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不测问题。这时，周恩来转身取来一本护照，交到陈赓的手里，说道：
“这是你在黄埔的同事，近期就要去德国留学，让你辨认一下，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陈赓打开护照本，用心地看着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青年学生，遂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在黄埔没有这样一位同事啊！”
周恩来顺手拿过护照，有些得意地说道：
“好！能够骗过陈赓的眼睛，就一定能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混上轮船。”
“是你？”
周恩来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信。
周恩来凭着这本护照，再加上刻意的化装，终于安全地登上了西去的外国客轮。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远远离去的上海、祖国、同志和人民，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他的内心中似乎只有这样一句话：
“再见了！祝愿一切顺利；再见了，我会很快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