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是很自谦的,远在1928年就曾以笔墨自遣:“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就是到了晚年,他依然借诗明志,写下了这首五言绝句:
白发催年老,
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云。
抑或是暮年的张学良将军真的到了视“世事如浮云”的境界,他多次向新闻媒体坦言,他的一生任人评说,从不答辩。然而由于历史或张学良将军自身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那光明磊落的一生留下了许多疑点。多年以来,这些疑点不仅成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且也很自然地变成我此次美国之行的采访重心。我回到北京之后,向有关的朋友谈了我这次采访的感受,他们认为我有义务把这些采访到的内容,经过适当的剪裁告之世人。我思之良久,遂以我个人的理解为主线整理了如下的事情:
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九十高龄的张学良时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当年,我读到这段报道的时候就曾发出这样的自问:周恩来见蒋介石已经成为历史,蒋、周之间的谈话内容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秘密。如果说宋美龄的回忆录有自嘘之嫌,不足全信,难道张将军就不会想到周恩来会把这次会谈的内容电告中共中央吗?就在今年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了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19时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现摘录有关段落如下: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在美国采访的时候,我把珍藏在大陆的这通电文的内容告诉了被采访者,并问道:“我用心分析过这些内容,怎么也找不出张将军不愿意回答的原因?”
被采访者(因未征得本人的同意,恕不署名)说道:“我也搞不清楚。王作家,你注意到张将军讲的另外一段话吗?”
“请说说看。”接着,他念了张学良答日本记者的另一段话: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虽说他的回答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这段话又引出了我另外一个话题:“你认为张将军说的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当中,包括哪些人呢?”
“我看就包括周恩来总理。”
“我不同意你的见解。”我说罢沉吟片时,又问道,“你有什么证据吗?”
“海外不少的华人都知道: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
“你能说出具体的批评内容吗?”
“不便由我的口里讲出。”
对此,我是存疑的。同时,我也清楚由于政见不同,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历来海峡两岸对有关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事是有着各种传说的。但是,我从来不曾听说过:“张将军对周恩来是有批评的。”为此,我在华盛顿专门采访了王冀教授。
王冀教授的父亲是张家两代重臣王树常将军的公子。从他的名字可知:王冀出生在他父亲出任河北省主席的时候。他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朝鲜部的负责人,是知名的历史学家。由于他的出身和地位,得以多次拜见张学良将军,是当代不多的了解张将军的知情人。
王冀听了我的提问之后,断然地答说:“绝无此事!”接着,他又向我们一行讲了他亲自听张将军讲的有关对周恩来的评价:张学良佩服周恩来。他一见周恩来就很投缘,认为周恩来政治上很强,有见地,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周恩来在,心里就有底。“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张学良的那些鼓动他逼蒋抗日的部属都没有了主意。而周恩来一到西安,就说出了令各方都接受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来。如果毛泽东没有周恩来,共产党就不会这么快地得天下。张学良说过:如果周恩来是头,他也支持周恩来。周恩来的头脑很清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意)。
我认为王冀教授讲的是实情。为了印证王冀教授转述的这些评价,我又想起了张学良亲自对日本记者说的这番话:“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接着,我有意地问道:“王教授,您认为张将军怕得罪的许多人是指谁呢?”
“我认为主要是指宋氏兄妹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王冀说罢沉吟片时又接着说,“张将军与宋家兄妹有着很好的私交,在解决‘西安事变’尤其是在放蒋这件大事上,宋家兄妹是对张将军打了保票的。可是蒋先生回到南京之后,他们在西安说的话都变成了一纸空头支票。而今由张将军的口说出当年的事实,不仅对活着的宋美龄不敬,就是对宋子文的后人也不好嘛!”
我折服于王冀教授的分析,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到张将军与蒋夫人的关系,张将军还亲口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王冀说到此处有些幽默地笑了一下,“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的势力扩张到了江南,张将军也因此到了上海。这时,宋美龄恰好在上海参与基督教会的工作,他们二人就在一个教会的活动中心见了面,并由此相识。因此,张将军很是有些得意地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识蒋夫人比委员长还早了两年呢!’”
我和我的朋友们听后禁不住地笑了。有顷,我有意地问:“您知道张将军对宋美龄的评价吗?”
“知道,他对蒋夫人是很佩服的,认为蒋夫人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王冀教授很是深沉地接着说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软禁张将军的问题上,蒋夫人是不同意蒋先生的意见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管束岁月中,如果没有蒋夫人的关照,我想张将军的日子会是很难过的。对此,张将军也是心领神会的。这恐怕也是张将军不愿伤害蒋夫人的原因之一吧!”
“台湾的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与宋子文曾提议释放张学良,并由张将军率国军挺进东北,他们还认为果真如此,东北的战局绝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呢?”我问道。
“据我知,当然也听我的父辈说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山城重庆对释放张将军有两种意见:一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他们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私谊而言,都应当释放张将军;另一种意见是陈诚和杜聿明等人,他们不仅不同意释放业已管束了整整十年的张将军,而且还多次向蒋先生建议:借口杀掉张将军。”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接受释放张将军的意见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张将军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他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并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没想到,这件事被戴笠他们侦知,并报告了蒋先生。结果,张将军就被押解到了台湾。”
我虽然写过两部有关张学良的专著,也曾采访过原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张将军的幕僚,但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因此,我很认真地问道:“王教授,您知道这幅写有‘东山再起’四个大字的红绸子最后落在谁的手里了吗?”
“知道,在北京。”王冀说罢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烧了。”
“您知道是在哪位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抄走的吗?”
“知道。但现在不便说出名字。”
我虽然极想知道内情,但也不好再追问王冀教授。少顷,我只好把话题转到张学良为什么说很想回国,却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最后却定居在夏威夷这件事情上来:“王教授,我听朋友说,您在1991年曾参与过张将军回国的事,经过是怎样的?”
王冀教授坦陈自己参与过此事,并扼要地讲了他参与其事的经过。最后,他不无遗憾地说:“现在,还不是说清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在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张将军真诚地想回到大陆看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几十万东北子弟兵带进关,多数都死在了关内,我作为他们的最高长官,必须向东北父老有个交代!’可惜的是,正当大陆的人民欢迎张将军归来的时候,他却终未成行。接着,他就飞赴美国探亲访友去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不为之叹息。但是,我也由此解开了研究张学良将军的另一个谜团,那就是他赴美国探亲访友离开台湾之前,在贵宾候机大厅与记者交谈的这段对话的背景和用意。
当记者询问他是否有可能回大陆东北老家看一看时。张学良告诉记者:“军人哪儿都是家,只要有机会,哪儿都想去。”张学良继续补充道,“我不排除有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有记者问道:“您是否考虑过有回东北定居的可能性。”
张学良回答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回事,我什么时候想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记者又问道:“您曾用过诗句‘两字任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不知‘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半生?”
张学良以幽默的口气说:“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提问也很聪明。”……
啊!我终于懂了“我回答你的提问也很聪明”这句话的“聪明”的原因和内涵了。
说到张学良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我也知道一些内幕,且想把一些内幕搞个清楚,故又有意地问道:“王教授,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张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的呢?”“在1991年春节之后,也就是张将军请我出面斡旋回大陆那一次。”
“当时,张将军是怎样和您说的呢?”
“他一见我的面就说:‘王冀,我想出远门。’”
“张老伯,是想去香港看看吗?”
“不!去香港不算出远门”。
“那……您想去什么地方呢?”
“去美国。”
“去美国做什么?”
“看女朋友。”
我听后忍不住地笑了,一个年届91岁的人还要去美国看女朋友,听后真是有点像天方夜谭。
“‘我就是去看女朋友嘛!’从张将军的口气听出,似在批评我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还封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在大陆还有女朋友呢!’”
是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哪一位帝王将相敢于坦言有女朋友呢?没有!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离不开女人。另外,就说是一些被称之为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吧,如武松、宋江等人,他们可以结交天下的男人为朋友,唯独不把女人放在眼里。再看看与张学良同代的军政要人,不是也没有一个像欧美诸国的政治家那样,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女人吗!相反,只要一说结交女朋友,很多人就一定会往那些所谓不正经的事情上想,真是封建、落后,甚至是可气啊!
或许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说到张学良结交女友,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的确是留下了不少趣闻。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留意张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的有关报道中,发现了几处难以解答的疑点。请看如下的报道:
5月31日,“纽约华美协进会设暖寿宴会为张学良91大寿致喜。当张学良在贝祖贻夫人的陪同下,步入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万寿宫餐厅时,掌声雷动……”当时,我就自问:赵四小姐哪儿去了?
不久,我见到了一幅为张学良祝九十一华诞的新闻照片:与张学良并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女性,雍容华贵,风韵逼人,看上去绝不会超过60岁的样子。当时我就曾自问过:她是谁?她难道就是报道中的贝祖贻夫人?赵四小姐为什么不在其中?
后来,我的一位知情的朋友告诉我:贝祖贻原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裁、大建筑学家贝聿铭的父亲。这位陪同张学良进入宴会大厅的贝夫人则是贝祖贻的最后一任夫人。当年,曾是张学良时相过从的女友。这次张学良来纽约就是住在这位贝夫人的家里。为了能采访到有关张学良弥足珍贵的史料,我们一行到了纽约,在陈诚的外甥女胡太太的引荐下拜访了这位贝夫人。
纽约曼哈顿花园街是有钱人的天下。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遗老遗少,多数都住在这里。就说业已度过101岁生日的宋美龄吧,也住在这附近。
我颇为感慨却以调侃的口吻说了一句话:“当年毛泽东说:四大家族带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跑到美国去了。这话一点也不错!”
贝夫人就是住在曼哈顿花园街一幢非常高级的公寓里。采访那天,她用她最爱吃的中国北方的小吃款待了我们。她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我们看上去绝对不到70岁。她的身材没变,就说她那未加修饰的脸上不仅没有老人斑,而且连皱纹也数得过来。我不得不暗自发出这样的赞美:贝夫人驻颜有术。
“贝夫人,张将军留住纽约期间是住在这幢公寓里吗?”
“是的,”贝夫人说罢,引我们来到一间卧室,指着一张很像我国南方式样的木床说道,“他当时就住在这里。”
“您能谈谈张将军留住纽约时的生活情况吗?”
“可以。白天,我安排他会朋友。晚上,我们一起打打小麻将,有时还听听京戏唱片。”贝夫人边说边指着临窗的一摞唱片,“我这儿有很多京剧唱片。总之,张将军在我这儿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张将军的视力不好,你们二人打小麻将的时候,恐怕您赢的时候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贝夫人听后开心地笑了。
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下意识地举起照相机,对着这张木床按下了快门。
“贝夫人,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张将军好吗?”我的朋友抓紧时机问道。
贝夫人落落大方,从容地谈了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以及对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愤懑。当谈到张学良的人格时,她很动感情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生引为朋友的人。”
这时,她拿出张将军赠给她的书画给我们看。我打开一本画册,张学良在扉页上的亲笔题签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士云贤妹惠存”。我禁不住地小声问陪同我们的胡太太:“贝夫人就是当年北平有名的交际花蒋士云女士吗?”
胡太太微笑着点了点头。
据我所知:蒋士云女士是苏州人,出身门第不高,但颇有文化教养。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平的所谓上流社会,可以说无人不晓蒋士云。张学良也就是在主政北平的时候,与这位蒋士云女士相识的。这样算来,这位贝夫人早已庆过八十华诞了!
为了能多知道一些张学良被软禁时的情况,我有意问道:“贝夫人,在张将军被软禁在台湾的时候,你们之间有联系吗?”
“有,他经常有信来,我也常去台湾看他。”
“可以把张将军写给您的信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不过不在这里,我都放在乡下别墅里了。”贝夫人看着我们那遗憾的表情,笑着说,“等你们下次再来,我带你们去乡下住的地方,那里存着很多张将军送给我的东西呢!”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光顾美国,但有贝夫人这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贝夫人,您认为张将军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
“不爱私利,对朋友无限真诚。”
“您认为张将军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呢?”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贝夫人说得是何等的好啊!总结张学良将军的一生,他的确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统一”是当代的一面大旗
我在美国采访了二十多天,无论是大科学家袁家骝,还是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家,他们都一致认为:过去,人们同情张学良,那是因为张学良举的是一面祖国统一的旗帜;今天海内外的华人还没有忘记张学良,又是因为张学良举过的这面祖国统一的旗帜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海内外的华人都清楚,两岸统一是历史赋予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所以,每一位受访者都义正辞严地指出:李登辉等人搞台独是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就在张学良将军的祝寿宴会上,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台湾政坛要人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国共两党打了几十年,我们败了无话可说;而今,我们如果再败给台独分子李登辉之流,我们就是汉奸,也就是亡国奴!”
也是在同一个宴会上,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先生在纵谈了两岸统一的政见之后,向我转赠了陈立夫先生写的如下这幅字:
国父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日本神户对记者谈话: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陈立夫时年九十九。八七、四、十七。
梁肃戎转赠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这时,我想起了童小鹏同志讲过的一段话:总理在病危的时候,曾经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以及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并且嘱咐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他认为第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学良将军,这也包括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的陈立夫先生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就是退到台湾以后,他们也是赞成统一,反对分裂的。
事实正是如此。王冀教授告诉我们,不仅在台湾的陈立夫先生赞成祖国统一,就说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女士也坚决反对李登辉之流搞台独。
如果说张学良将军是最早站在祖国统一这面大旗下的勇士,那么在今天就更需要有更多的像张学良这样的勇士挺身而出,高举着祖国统一的大旗向前迅跑!
我在美国的采访中不仅看到了这样的勇士,也感到了他们正在举着祖国统一的大旗向前迅跑。
统一是祖国的大潮,它必将淹没那些泛起的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