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美龄的心目中，周恩来是有着许多个迥然不同的形象的！

远在大革命初期，宋美龄曾随二姊宋庆龄赴广州住过几天，她曾听二姊讲过有关周恩来执教黄埔、率部东征的一些情况，至今依稀记得周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干、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的美男子；她印象较深的是，周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屡建功勋，和蒋介石配合得不错。

大革命失败以后，寓居上海的宋美龄，静观国民党惨杀共产党的政变。但出乎她预料的是，在南昌高举反蒋义旗的领导人，竟然是曾任蒋介石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她天真地问过二姊宋庆龄：“你为什么要站在周恩来的一边反对蒋介石？”宋庆龄只是气愤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蒋介石背叛了总理所倡导的革命！”

不久，宋美龄和蒋介石结为优俪，为建立蒋家一统天下共同谋划着。冯玉祥的数十万西北军、阎锡山的十多万晋军、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以及割据为王的桂系、滇军、川军、粤军……都相继败在了蒋介石的手下，不得不向蒋介石臣服。然而，唯有周恩来等人所领导的红军却越战越强，始终未被剿灭。她不止一次地问蒋介石：“你这位老部属有什么超人的智慧吗？”蒋介石无以为答，只有微然摇首，唏嘘长叹。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美龄曾经怀疑过幕后主持者是共产党。为此，她又困惑不已地自问：“为什么张学良和杨虎城要听共产党人的指使？”很快，宋子文由西安返回南京，告之周恩来住在张学良的公馆内，但他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再次把疑虑不安的宋美龄打入了五里雾中。

宋美龄同周恩来谈判的理由很多，除去政治上的需要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想看看周恩来究竟是一个何等的对手。

对宋美龄的为人，周恩来了如指掌；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周恩来也十分知根知底。近十年以来，宋美龄依靠英美诸国的支持——当然还有她自己政治上的特殊才能，使她从一个权欲很重的女子爬上了第一夫人的宝座，就连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也要惧怕她三分。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她以第一夫人之躯力排众议，阻止亲日派借此时机窃夺党政军大权，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今，她又亲自飞来西安调解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也是很有胆识的。因此，周恩来一见宋美龄便迎上去热情握手，寓意深长地说：“欢迎蒋夫人的到来。历史必将做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

这太出宋美龄的所料了！她望着面前的这位风度倜傥的中共领袖，不禁地惊诧自语：“他就是委员长的老对手？真不可思议！”但是，当她的视线和那双烁然有神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又感到了一种超人的智慧向她袭来，令她为之肃然起敬！她极力地保持镇静，仍以天下第一夫人的口吻说：“见到你很高兴，希望你们的行为也功在国家。”

宋美龄在与周恩来会谈的同时，她和兄长宋子文使蒋介石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二十二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表示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做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做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二十三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宋子文和张学良相交素笃，和杨虎城也共事有年，自视谈判气氛会融洽和谐的。但因有周恩来出席，在宋子文的心理上就增加了无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想起和周恩来相识的历史往事……

宋子文和周恩来并无深交，但远在一九二五年就相识了。那时的宋子文深得孙中山的宠信，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是主要的财神爷之一；孙中山谢世，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以而立之年出任广州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商务部长。从此，为建立蒋家王朝东奔西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清楚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评价，也知道二姊宋庆龄对周恩来的赞誉，当然他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内幕也了如指掌。然而他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位不足三十岁的周恩来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南昌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整整十年了，蒋介石为悬赏周恩来的头颅出过何等大的筹码，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蒋介石为消灭这位老部属堪谓伤透了脑筋！但是，他和他的红军虽有失败——乃至于重大的挫折，却从未在中国的大地上绝迹！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戏耍蒋介石：他做梦都想捕杀的周恩来，今天竟然前来参与释放蒋介石的商谈。对此，宋子文只能仰天长叹。他为了美国在华的利益，也为了宋氏家族自身的兴衰，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慨系之地说：

“周先生！让我们都遵照先总理的教导：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来办事吧。”

这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了当年上海流传的一句话：蒋介石和宋美龄联姻，等于是蒋介石和宋子文结为政治上的夫妻。这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宋子文在蒋家王朝的地位和作用。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子文采取了和何应钦截然相反的举动，这代表了蒋家王朝针锋相对的两大派系之争。对此，周恩来是清楚的。另外，周恩来还知道“宋子文来，偕因《活路》事件被误捕的郭增恺同行，目的是要郭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了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了解了杨虎城的态度，很高兴，郭增恺会见了周恩来，说宋子文同情西安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早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所以，周恩来听罢宋子文的话后，遂借题发挥地说：

“我完全赞成！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奋斗不息。”

张学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匆忙接着周恩来的话意大加引申：“好！只要大家真的举起了先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大旗，失去的国土可以收复，日本侵略者也一定能够打败！”

杨虎城是个讲求实际的将军，他一看这见面的气氛如此和谐，忙指着谈判用的会议桌，笑着说：“让我们都遵照先总理的教诲，坦诚地商谈吧！”

会谈开始之后，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下午继续谈判，宋先就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组为抗日政府。他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长进行调整，并吸收进步人士入阁。

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再回南京。

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领导，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

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

这一天谈判后，周恩来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放蒋介石。

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是日夜，宋氏兄妹回到了蒋介石的下榻之处，如实地禀报了会谈的经过和内容。蒋介石蹙着眉头沉思了好久，才很不情愿地对宋子文说：“你立即去告诉汉卿，我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实施联红容共，改组国民党，联俄、联英、联美，抗击日本的方针。至于如何改组国民政府，首先你和汉卿商定组阁名单。关于对亲日派的处置，一俟被扣的中央人员离开陕、甘，我就下令何应钦出洋考察。”

宋子文应声离去了。蒋介石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不无伤感地问：“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

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感慨。瞬间，她想起了周恩来那英俊的仪表、潇洒的风度，以及令人折服的纵谈宏论。但是，当她转念想到南京国民政府中那些争权夺利的官场小人，又禁不住地赞叹：“难得的治国之才！”

“这也正是他的危险之处！”蒋介石望着宋美龄那敬佩不已的表情，匆忙补充说。

“我自然懂得这一点！”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残醋无情的政治所致吧！”宋美龄依然是唏嘘摇首，“我原来不理解二姊，她为什么要站在共产党一边和我们作对呢？我似乎从周恩来的身上找到了某种答案。”

对此，蒋介石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有品评香茗的味儿是苦还是甜。

“达令！”宋美龄似在提醒蒋介石，“我在会谈桌上，一边听这位周恩来纵论国家大事，一边曾做过这样的自问：这样才华横溢的定国之才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走呢？”

“无知的自问！”蒋介石有些生气地放下茶杯，愤愤然地说，“他不把我黄埔的学生拉到他那一边去，我就感谢上帝了！”

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往事！三年前，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救命恩人陈赓在上海被逮捕了。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有恩不报非君子的胸怀，并借此以分化在红军中的黄埔弟子，不但没有处决陈赓，反而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令宋美龄不解的是，这位陈赓竟然做了这样的答复：宁可做红军的师长和旅长，也不当蒋介石的卫戍司令和副总参谋长！最后，他终于采用孙膑和蔡锷的脱身之法，从壁垒森严的监狱中逃走，回到了红军中，领着装备很差、数量又很少的红军和校长交战。宋美龄难以理解地叹了口气，又感慨不已地说：“达令！有人说，你是靠黄埔起家的。依我看，也正是你黄埔的部属、弟子和你为难。不是吗？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左权、陈赓、宣侠父、林彪……”

“不要去说他们了！”蒋介石痛苦地合上了双眼，喃喃自语，“家有不孝之子，师有不义的学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你这个校长就没有自责的地方了吗？”宋美龄不服气地争辩着，“汉卿是你的盟弟，也曾是你剿共的得力助手，为什么他会那样的敬重周恩来呢？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呢？……”

对此，蒋介石也不知想过多少次了，他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如今连自己的夫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不能不受到震撼。他又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小声地自责：“安邦之道，恩威并举。看来，我是有点太迷信威力了。”

“恐怕你还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宋美龄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突然地问，“如果在西安被囚禁的是周恩来，你将会如何处置呢？”

“杀！”蒋介石本能地说。

“可周恩来呢？对你的被囚禁却主张放。一个坚持杀，一个主张放，恐怕人心就在杀和放的上面起了变化。”

蒋介石无以为答，再次闭上了眼睛。

这时，宋美龄想起蒋介石不久以前给徐向前写了一封信，说到西安交邵力子润色后发出。她小声地问：“达令！你写给徐向前的信发出去了吗？”

“现在用不着了。”

“为什么？”

“他已经失去了我写信的价值，因为他率领的西路军败局已定。”

宋美龄赞同地点了点头。她感到有些疲倦了，遂点燃一支喜爱抽的英国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复又缓缓地吐向空中。猝然之间，周恩来的形象又再现在眼前，她商量地问：“达令，周先生有意和你面商国家大事。”

“我不和他谈！”蒋介石习惯地操着领袖的口吻，断然地回答。

“不！你一定要和他谈。”宋子文一步闯了进来，“你想回南京过圣诞节吗？没有这位周先生从中斡旋，你恐怕是难以离开西安的。”

在生死的关口上，领袖往往比百姓更看重生。蒋介石为了重登位极至尊的宝座，自然也为了尽快改写自己西安蒙尘的历史，他也想到了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断然地答说：“我立即召见周恩来！”

蒋介石从不隐晦消灭共产党人的决心。因此，当他听说周恩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消息以后，犹如平地响起了炸雷，险些把他击昏。他当时的直觉是：“完了！全都完了……”但是，局势的发展却令他瞠目结舌，周恩来不仅不要他项上头颅，而且还积极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后来，宋氏兄妹飞抵西安，宋子文曾感慨地说：“事情就是这样有趣，委员长的嫡系将领力主置委员长于死地，周恩来这些不共戴天的死敌却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也曾怒气十足地责备：“达令！你为什么把周恩来这样的干才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呢？”对此，蒋介石只有摇首哀叹，并且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自问：“周恩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若忠心耿耿地跟我征战，至少官至陈诚、何应钦之上吧？可他却抛掉这样的地位，冒险和我为敌，真是不可思议啊！”

今天的蒋、周会见是富有戏剧性的。长年被视为共党首领的周恩来变成了主人，国民政府的最高主宰者——蒋介石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阶下囚。是冤冤相报吗？这是蒋介石最为害怕的，也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很自然的心愿。但是，历史却要求周恩来这些共产党人以德报怨，把剿杀自己同志的刽子手拥戴为抗日救国的领袖。这无论是对周恩来而言，还是对蒋介石来说，无疑都是痛苦的。今天，周恩来把个人、政党的恩怨理智地压在心底，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陪同下走进了蒋介石的下榻处。他望着倒在沙发中的蒋介石那苦颜难堪的表情，主动地趋步近前，豁达地笑着说：

“蒋校长！你我一别十年，能有今天的相逢之机，可真不容易啊！”

“这、这……”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猝然之间，他又下意识地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嘛！当年在黄埔，你是我的部属，我待你也不薄嘛！”

对此，周恩来只能一笑了之。但是，蒋介石却误解了周恩来的本意，进而又说：“你既然承认是我的部属，今后就应当服从我的领导嘛。”

“请放心！”周恩来认为是到了既表明态度，又不伤害蒋介石的面子的时候了，他郑重地答说，“只要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周恩来服从你的领导，而且红军也可以听从你的指挥。”

蒋介石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习惯地“这、这……咹，咹……”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说出一句可否的话来。周恩来觉得应当加温了，他猝然变得严肃起来，十分动感情地说：

“蒋委员长，事到如今，难道你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吗？为什么还不愿放弃内战的政策呢？”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宋美龄匆忙笑着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赶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习惯地“咹，咹……”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宋美龄所说的意思。

接着，周恩来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经验，讲到了这次西安事变发难的起因，转而又把话锋一转，说：“夫人和我们会谈的时候，子文先生曾引述了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愿意以此和委员长共勉。”

蒋介石听后暗自说：“名不虚传，真是咄咄逼人啊！”这时，宋美龄送来了会意的目光，他吟哦有顷，说：

“我赞成周先生的意见。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提出三点建议和周先生协商：（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都应受我的指挥；（二）继续由夫人和子文、汉卿代表我，和周先生解决已经商谈好的问题；（三）一俟我回到南京以后，周先生可直接和我会商。”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三点建议，是达成停止内战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因此，他当即表示同意了。为了这次会见的气氛更富有人情味，周恩来突然把话题一转，有意地说：“我想说句题外的话，整整十年了，不知委员长原谅了大公子经国先生的言行没有？”

蒋介石听到蒋经国的名字以后，脸色立即沉了下来，是父子之情的诱发吧，使他的思路又回到了那个风云激**的年代……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考察列宁的国家，蒋介石受命赴苏联访问。他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体制，但他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为了表示和苏联亲善友好，他把年仅十六岁的大公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不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已经加入苏联青年团的蒋经国登报骂蒋，公然表示和蒋介石决裂，一度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转瞬过了十年，留居苏联的蒋经国音信皆无，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都不曾找到蒋经国的足迹。随着日月的流逝，蒋介石的心中那难以泯灭的父子之情时隐时现。尤其他在政坛失势，或者和宋美龄发生情感纠纷的时候，他是何等地想和自己的儿子说说心里话啊！今天，周恩来突然把他藏之十年的心病讲了出来，他自然明白说者的用意。他想，如果共产党真的帮他找回了儿子，这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他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理智地答道：

“只有我最了解经国，当年那些声明，还有那些文章，我从不相信是出于经国之手！”

“我不想和委员长辩论这件事情的真伪，因为我的同志中有很多是经国的同窗好友。”周恩来有意停顿了一下，巡视了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那不同的表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委员长很想见到经国先生，我们是可以从旁相助的。”

宋子文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仅知道周恩来此时施放这一钓饵的用意，而且还清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经国问题上的不同心态，所以他抢先笑着说：“我熟知周先生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如能成委员长父子团圆之美，当是受世人传颂的美德和佳话。”

“我们一定尽绵薄之力。”周恩来笑答。

蒋、周会见在极其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后来，蒋介石提到这次会见，他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他还在另一个场合深情地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总之，周恩来以他灵活的外交才能，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周恩来离去不久，子夜的钟声敲响了，蒋介石有些疑虑地问：“夫人，明天就要过圣诞节了，难道上帝会安排你我在此聆听天使传报的佳音吗？”

“不！我们一定要回南京去过。”宋美龄焦急地看了看表，“汉卿应该到了。”

“孝先！”蒋介石下意识地命令，“快去请张副司令！”

“达令！孝先已经捐躯了。”

蒋介石悲痛地合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我回到南京以后，一定要厚葬孝先！”

这时，张学良神色沮丧地走了进来，宋美龄急不可耐地说：“汉卿！结果怎样？”

“我没有说服杨主任！”张学良叹了口气，“彼等言，子文和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索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

“岂有此理！”蒋介石怒拍沙发扶手，蓦地起身，“哎哟”了一声又坐在了沙发中，边揉腰边自语，“难道真的在西安过圣诞节吗？”

有顷，侍卫给宋子文送来了一封信，他阅后大惊，惶恐地说：“我们在圣诞节恐怕走不了啦？”

“为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惊愕地问。

“汉卿的部属给我写来了信，”宋子文看了看张学良，“他们依然坚持释放委员长的那些条件。否则，虽然张、杨二位将军答应了，他们也将誓死反对！”

蒋介石闻声倒在沙发的靠背上，一对乞求的目光盯在了张学良那沉毅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