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谏囚蒋的同时，释放蒋介石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约集十七路军的几位将领密商，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路，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日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述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期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做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做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从此，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渐露分歧。随着和平谈判顺利的进展，释放蒋介石的分歧越来越明显，除张学良以外，西安三方面的人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崇民所负责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地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共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二）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三）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第三条是主要的一条，也是一致的意见。
杨虎城是一直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的。兵谏以后，他曾和幕僚们商议过，设想要蒋秘密签署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做一次广播，表明态度。杨虎城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曾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杨虎城很高兴。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张学良问杨虎城，如蒋同意团结抗日，是否可以放他回去？杨虎城明确表示应有个先决条件，至少蒋介石应先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释放。杨虎城又说，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面都同意，才好向部队和群众交代。
二十三日下午，高崇民把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意见向张、杨汇报。杨虎城默不作声，张学良听了着急，怕出大乱子。
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在他公馆办公楼上召开设计委员会。他简要地介绍了谈判情况，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还要亲自送到南京。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学良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儿，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学良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张学良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因为二十三日会上曾经有人提出让阎锡山作保，张学良就这个问题又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同和支持。可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还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并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是什么算盘？！这样的人不能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学良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四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学良不必送，怕蒋变卦。张学良坚持要送，并向王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以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回南京，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对此，张学良是同意的，但下面有不同意见，需要做说服工作。二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的安排都是为了办这件事。当天晚上，高崇民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尤其是马占山、杜斌丞等人致宋子文的公开信，完全地把张学良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使得他自小就养成的马上英雄的个性受到了损伤，他当即表示：
“请委员长放心，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
张学良告别蒋介石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已经是二十五日凌晨了。赵一荻依然没有入睡，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她望着张学良那涨红的脸庞，知道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她小声地问：
“还是杨主任不同意放委员长吗？”
“单单是杨主任就好办了！”张学良生气地挥动了一下右拳，“马占山这些人做得也太过分了，竟然瞒着我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恫吓信，搞得我在委员长面前下不了台。”
“他们的用心还是好的吧？”赵一荻以袒护的口吻说。
“好心有什么用？连我的脸面都不考虑了！”张学良生气地踱着步子，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他这越来越快的脚步声，就像是自然加速的节拍器，把室内这紧张的气氛推向了极点。他突然驻步，冷漠地笑了，“我不仅要释放委员长，而且还要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看他们哪个敢阻挡！”
赵一荻太熟悉张学良的个性了，知道他做出的决定，是任何部属和亲友都无法改变的。但是，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她作为妻子是不放心的。怎么办？她于焦虑之中想到了周恩来，忙说：“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你和周先生商量过吗？”
“用不着商量！”张学良很是自信地断言，“周先生不计较私利恩怨，他一定会同意我的举动的。”
张学良完全地估计错了。关于释放蒋介石这样重大的行动，周恩来是无权私自决定的。日前，他给党中央发了紧急电文，请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恰好也是在今夜，周恩来收到了党中央的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地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做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翌日，由于张学良忙于奔波释放蒋介石的事宜，使得周恩来无暇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铸成了历史的大错。
赵一荻非常信任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她作为妻子，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忧心，相反，种种不祥的预兆笼罩住她的心头。她低声地问：“你把一切后果都考虑周全了？”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
“他万一不放你回来呢？”
张学良自信地摇了摇头。
“你有什么根据呢？”
“就是我学良的坦****的君子人格。”
“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兵谏囚蒋，是我张学良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世人——尤其是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看清了我这颗跳动的心；我再冒险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又继续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是大政治家，就一定放我回西安，这样，我们二人就把这出千古美谈的戏演完了。”
“万一委员长食言呢？”
“那我张学良也会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赵一荻听了这番议论以后，第一次未被张学良那浓厚的英雄主义所慑服，相反，她真想说一句“我不愿意你离开西安！”然而她却没有说出口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也在积极策划如何飞离西安。有关这段详情，宋美龄虽有所偏颇——但却很详尽地记录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了：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其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做最后之尝试。然余坚决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绝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做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之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绝，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且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勿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有未知，苟飞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足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做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力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
杨虎城一看蒋介石下榻处的情景，大有启程离去的意思，他趁着宋美龄和宋子文收拾行装的机会，冲着张学良使了个眼色，二人相继走出卧室，他惊诧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委员长他们准备回南京去了。”张学良答说。
“这……”
“这是我做出的决定！”张学良望着大惊失色的杨虎城，忙又解释，“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正欲申辩，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已经由内室走出，他惊得哑口无言。张学良有意碰了杨虎城一下，小声地说：“现在就放他。”
杨虎城不同意无保证地释放蒋介石，更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是，时下的情势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没有他劝说张学良改变决定的时间了。另外，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学良送蒋介石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好违愿地说：“好吧！我陪着你一起去飞机场送委员长。”
张学良很是高兴地走出了高公馆的大门，察看了一下停在门前的两辆轿车，遂伫立在第一辆轿车的旁边。不时，宋美龄挽着蒋介石走出了大门，俯身钻进了第一辆轿车的后门。待到宋子文和端纳、杨虎城坐进第二辆轿车以后，他才钻进第一辆轿车的前门，与司机并坐，说了声“开车！”轿车启动了，渐渐地加速，向着飞机场驶去。
蒋介石望着车窗外被白雪覆盖的古城建筑，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短短的十三天蒙难生涯，似乎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就是在这十三天的囚徒生活中，首次动摇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使他明白了武力并不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唯一法宝，中华民族的心魂才是华夏唯一的精神维系。他虽然还未确立举国一致的抗日方略，但他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不高举救亡抗日的大旗，必然会变成中华民族的众矢之的。与此同时，他看清了自己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也认清了何应钦这些亲日派将领的真正嘴脸，促使他下决心强化自己的嫡系中的嫡系势力。他无意之中又看到了张学良的背影，九年的交往一闪即逝，待他从愤怒的怨恨中清醒之后，在他的前面似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乐观局面。他满意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得意，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分化、瓦解、消灭东北军的机会了。
宋美龄虽然紧紧依傍着蒋介石，但她的心却和蒋介石相距十万八千里。她作为一位权欲极强的女人，自打决定和蒋介石结婚始，就梦寐以求地要实现中国第一女人的欲望。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蒋介石不轻易地俯首听命，把造就第一夫人的一个个机会失去了。近十年来，宋美龄的地位随日逐高，但在全国所获得的声誉，远没有取代二姊宋庆龄。西安事变爆发了，她很快从惶恐之中稳定下来，认为这是她自我塑造第一夫人的时机到了，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在南京舌战亲日派，游说黄埔系的弟子，取消武力解决的计划；在西安会见各方将领，以夫人的身份训责张学良和杨虎城，两次会见周恩来……终于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今天，她陪伴着蒙难被囚的蒋介石回南京，脸上怎能不绽出胜利者那特有的微笑呢！时至圣诞之日，她感谢上帝；但她的视线投向张学良的背影时，她情不自禁地暗自说：“我更感谢你，是你给了我这样一个自我创造的机会！”
张学良和蒋介石结为金兰之好以后，一步步地走上了丧权辱国、被逼下野的失意之路，在一片“不抵抗将军”的骂声中忍辱为生。然而今天——也只有今天，蒋介石精心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被他砸烂了，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这对他那长年受到压抑的心神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捉蒋的戏演得不错，赢得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众口一声的喝彩；放蒋的戏呢，岂不更能流芳百世吗？他望着就要逝去的古城西安，看着大街上满面堆笑的百姓，也情不由己地露出了微笑，他似乎在说：“我感谢西安这座舞台，使我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史剧！……”
汽车就要驶抵飞机场了，蒋介石突然发现机场上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尤其当他看到群众手中那一面面五颜六色的彩纸做的三角旗，得意的心突然缩紧了，低声地问：“汉卿！在机场上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是欢迎就要飞抵西安的傅作义将军。”张学良明白蒋介石问话的真意，遂又有意地说，“时下的百姓，谁抗日就拥护谁，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打了日本人，连西安的人民都这样欢迎他。”
蒋介石一见机场上这众多的欢迎人群，刚刚松弛的心弦又绷了起来。他为了防止意外的事件发生，再次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华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起全责。”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张学良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后，极强的英雄主义又得到了一次满足。他将提前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旋即又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手谕，自今日起由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全体将领听从你和于学忠将军的指挥。”
杨虎城感激地收好张学良的手谕，用力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深情地说：“祝你一路顺风，快去速归！”
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迅速登上了飞机，接着张学良也登上了自己的飞机。待到飞机离地腾空，杨虎城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时针刚刚指向四点钟。
飞机远去了，杨虎城怀着怅然的心情转过身来，只见一辆轿车飞速驶来，他定睛一看轿车的型号，禁不住地自语了一句：“这不是周先生乘坐的车子吗？”
对！这正是周恩来乘坐的轿车。
这日下午，周恩来正在室内办公，和有关的各方人士商谈释放蒋介石的事情。突然，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不安地问：“周先生！您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
“我不知道呀，”周恩来非常惊讶，“他们走了多少时间？”
“有十多分钟了！”孙铭九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周恩来很是着急地责备说。
“我还以为他同你商量过，再说，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孙铭九忙解释。
“立即备车，去飞机场！”
然而，周恩来毕竟晚到了一步，他望着就要消失在云层里的飞机，自言自语地说：
“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