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来西安，是南京国民政府中战和两派争斗的结果。请看康泽有关的回忆：
国民党即调集陆海空军部队积极部署向西安进攻，以援救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反动头目和黄埔系以及复兴社多数分子的拥护。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复兴社重要分子桂永清自愿请求率领该部教导总队打先锋。何在家中忙着组织成立所谓“讨逆军总司令部”，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害的可能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据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在西安外围已合围，何还自鸣得意，认为西安聚歼在望。当时有一传说，何电张、杨要置蒋于死地，不要释放。
另一派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不同意用军事进攻的方式去援救蒋介石，更反对用飞机去轰炸西安新城，怕把蒋介石炸死。他们主张用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方式营救蒋介石。但是当时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不多，因此，宋氏兄妹最初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主和派人少能量大，决不允许主战派的阴谋得逞。其办法有二：一、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二、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关于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孔祥熙以“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为标题，做了如下回述：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对于情感方面致力者不尽余一人。而学良自发动西安事变，亦既无一日不与中央及余通电讯。致余之电，辞旨亦最诚恳，足证谈判之门，固始终未闭也。
余初意以学良既已发难，令其径送蒋公回京或有困难，故拟劝伊先送蒋公赴太原，而已斡旋之任托百川阎公，当余电托百川时，并愿以身家保证汉卿之安全。电于删咸（均十五日）拍发。翌日即得百川复电并转抄张杨复电，语虽执迷，而对蒋公安全，迄无恶意。百川老谋深算，知汉卿意在力求转圜，则坚持如欲由伊疏导，必须伊之代表能单独与蒋公谒谈，始允调处。此意阎于十八十九两电，密告余及敬之，并嘱汉卿之代表李金洲先以此意返陕，面征学良之诺。余与中央诸公密商之后，决付阎以全权处理之任，但须蒋公安抵太原为条件。并派黄绍竑主席赴晋与阎面洽。
对此，当事人黄绍竑这样记述：
虽然十三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已决定讨伐了，但孔祥熙等裙带关系及另一些对这次决定有顾虑的人（他们所顾虑的主要是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问题），尤其是宋美龄极力反对。宋美龄那时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代理院长名义，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我也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昌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命令顾祝同率部向潼关以西进迫，并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轰炸西安。孔祥熙说：阎百川（锡山）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于是决定派我和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到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主要是请他调停，因为我以前同阎曾打过几次交道。派刘、王同去是想利用阎锡山的电台向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此外，宋美龄已派外籍顾问端纳飞洛阳，在那里直接与张学良通消息，并即飞西安打探情况，宋美龄与张学良也直接有电信往来。
说到这里，要补述一下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失败，阎锡山仅保存山西老巢。他们对蒋妥协服从是不得已的，总是希望有机会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一九三○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一九二九年（应是三○年——本书作者注）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入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
……
但是，由于各方钳制——主要是张学良不买阎锡山的账，致使太原调停有始无终。
关于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孔祥熙记载道：
何敬之部长既得学良巧（十八）电与蒋公手谕，乃于皓日（十九）与居（正）孙（科）两院长，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蒋夫人诸人会商于余寓，决定二项：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
……
孔祥熙的这段回忆，有意回避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的争吵内幕。而宋美龄却是这样记述的：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做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来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宋子文飞抵西安以后，径直闯入蒋介石的下榻处。正如斯特林.西格雷夫所描述的那样：
蒋在**抬头看见子文走进他的卧室，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子文把蒋夫人的信交给他。信上说：“如果三天之后子文还没有返回南京，我就到西安来和你生死与共。”委员长心软了，眼泪涌了出来。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回避一下。
他们单独交谈了半小时。
除了其他事情以外，蒋对子文说，绑架他的人在看了抄查到的他的日记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因为日记上面表明，他的最终目的是保卫中国抵抗日本。然后他重复了端纳的警告：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叛军，而是来自亲日派。亲日派那时正在进行轰炸西安和蒋本人的最后准备。
那天晚上，子文同少帅一起来到蒋的住房，进行政治上的激烈讨价还价。他们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趁子文在这里期间办成要办的事，否则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子文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他调解，南京各集团达成了休战三天的协议。但是他们只给予三天期限。至于子文皮包里还有别的什么向他的妹夫施加压力的计划，那从来没有泄露出来。但是，他仅仅花了二十四小时（而不是三天）就说服蒋勉强同意叛军提出的最重要的几项要求：改组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防止内战。
就在这次蒋宋会晤结束不久，周恩来通过一位姓郭的朋友转告宋子文：希望与他面谈。这大出宋子文所料，他本能地感到问题复杂化了，觉得“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加之他顾虑何应钦抓把柄，于他不利，便不敢单独和周恩来见面。但碍于所谓的政治家的面子，又婉转地辞谢：
“请代我转告周先生，此次西安之行匆匆，没有时间和他晤谈，深以为歉。”
“周先生希望我向您转告中共对此兵谏的处理方针，不知您……”
“我当然愿意知晓，请谈，请谈！”
“周先生说：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先生认清大势，权衡利弊，劝说委员长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
“一定！一定……”
“另外，周先生还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各界人士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后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至此，他既弄清了西安三方的态度，又看到蒋介石的处境是安全的，遂决定回南京报告。
星期一下午，宋美龄终于盼来了赴西安的宋子文和端纳。正如她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所记述的那样：
“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象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并能以余信心感其迷懵。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于是，宋美龄决意亲赴西安，在端纳等人的陪同下，登机启行。然而，她并非没有顾虑，她曾经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起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循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日：‘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猬集，怅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唯一目的。”
当天晚上，“他们乘坐的三个引擎的‘福克’式飞机随着拉纤牵索的鸣响在泥土地上逐渐停了下来。这几位疲倦的乘客蹒跚地走下飞机。头戴羊皮帽的满洲兵高举着火把在他们四周围成一个圈。为了抵御蒙古刮来的寒风，蒋夫人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子文近年来长胖了许多，很难分辨他的下颏和围巾的界线。他头上戴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丰满的脸起伏不平，像一只皱皮的葡萄柚，上面装饰着一张翘起的大嘴和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在他旁边，冷风里站着满头灰发、脸色苍白的端纳；他神情忧郁，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在他们身后跟着穿着讲究、保持警惕的戴笠。他那漂亮的面孔看上去温和而充满着智慧，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房顶，寻找像他这类人隐藏的迹象。
“最后走下飞机的两个人是蒋夫人的女仆和厨师。她无论到哪里去都要带上一名厨师，因为始终存在被人下毒的危险。几年前，少帅前去赴宴时，在委员长本人的餐桌上中了毒，险些丧命。他这次在西安举行宴会时可能回敬一下，蒋夫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宋美龄步下飞机的言行，较为详细地记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这部分史料虽有“只讲过五关，不言走麦城”之嫌，我依然摘录有关章节如下：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行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系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做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致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警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乎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做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商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将武力以强迫委员长做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唯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之举动可以成功者，唯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唯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
翌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宋美龄商议谈判事宜。躺在**的蒋介石翘起头来，提出两个原则，即：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实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原则。接下来，又一块商议参加谈判的人选，张学良稍事沉吟，十分坦然地说：“我方除我和杨主任参加以外，还应包括委员长的老部属——中共要人周恩来先生。”
“不行！不行……”蒋介石猝发怒火，本能地大声反对着。
“夫人不是有言在先，”杨虎城为了缓释骤起的紧张气氛，有意激将地说，“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吗？在此非常时期，如言而无信……”
“请放心，我不会食言的。”宋美龄稍许停顿过后，异常严肃地说，“我同意和这位周恩来先生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