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蒋介石依然是在黎明前起床，把一口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伫立一小时，静思剿灭西北红军的战略计划。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

十二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共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

有顷，蒋介石转身走到卧室的后窗前，“向外凝视着花园围墙上面露出的山尖。在朦胧的曙色中，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一百二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公馆大门外骤然停住。首车上的营长命令开门。里面的哨兵拒绝开门。卡车上的军人立即开枪射击。”

“枪声使蒋大吃一惊。他怀疑这是共产党人煽动的兵变。枪声越来越激烈，紧接着传来了呼喊声和外面的人破门冲进公馆的声响。三名副官闯进他的卧室，催促他赶快逃跑。蒋忘记了假牙，撩起睡衣冲向后门。他的副官们在后面紧紧跟随。在翻越花园围墙时，他们推举他用力过猛，他掉下墙的另一侧，扭伤了脊椎和踝骨。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可以藏身之处。蒋急促地爬上山坡，双脚被荆棘划破，脚踝几乎支撑不住身体，脊背疼痛难忍。”

这时，“恰巧遇见了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去，一直跑到相距约一华里多的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后边藏起来。后来国民党文人把这一块石头叫做民族复兴石，由戴季陶题字。蒋的徒子徒孙把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放回的那一天叫做民族复兴节，并在这块大石附近，辟地建筑了一个亭子，也叫做民族复兴亭，周围还刊刻了许多歌颂蒋介石的文字。大陆解放后，这座亭子已改名为捉蒋亭。”此乃后话，补记于此。

“蒋这时认为，叛变可能是局部性的，若叛变者发现他已逃亡，则兵变在黎明前将可能平定下来。”

“当蒋介石等人坐下来休息时，忽然听到四周枪声大作，侍卫皆中弹而死，蒋事后回忆：‘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绝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变；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疚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天渐渐地明了，蒋介石由岩穴中向外探望，看见骊山下已布满了军队，并听见行辕外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声相继响起。他惊吓不已，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我真的会死于叛军的乱枪之下吗？……”

蒋介石是不会死于乱枪之下的，但他绝对逃不脱逮捕被扣的命运。请看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写的如下这段回忆：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倚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孙，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蒋的腰疼，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疼，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获悉捉住了蒋介石，兴奋异常，立即召集双方高级干部，首先由张学良向诸位将领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捉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负责。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派负责人来。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马上分头进行工作。”

当场指定了上述机构的组成人员。很快，向全国、向南京政府发出的通电声明草拟出来了，张、杨阅后十分满意。张高度兴奋地说：

“诸位将军！现在，我和杨主任去看望我们的委员长，以及他的随行的军政大员去了！”

蒋介石坐在驶往西安的汽车里，他的左边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右边是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唐君尧，前面和司机并坐的是副官长谭海。蒋介石皱着眉头，晃了晃上身，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太挤了！”遂又发现自己抱怨得不是地方，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汽车向西安急速地奔驰着，蒋介石微微地倾倒在后排的靠背上，不断地用手抚摸着前胸，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坐在他左边的孙铭九营长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

“哼！怎么办？”蒋介石微微地睁开双眼，颇有情绪地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的。”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孙铭九营长为缓和气氛有意地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介石侧目看了看孙铭九，“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

显然，蒋介石又动气了，孙铭九营长虽有火气，却没有据理反驳。

“你……”蒋介石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把头向旁边一歪，“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介石越说越气，最后完全怒形于色，“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他说罢遂又闭上了眼睛。

孙铭九营长知道身旁的“俘虏”又在摆委员长的架子，他漠然地笑了笑，旋即也缄默不语了。

汽车驶到灞桥附近，因路上军队甚多，汽车被迫时走时停。蒋介石唯恐发生意外，惶然地向车外看着。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侧过头来，主动地问孙铭九营长：“这是哪里的军队？”

孙铭九闻声也侧过头来，瞧了瞧蒋介石那惶恐不安的神色，几乎笑出声来。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东北军！”遂又把视线移向一边。

蒋介石何时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也只好强压怒火，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汽车好不容易驶到了西安城门，嘈杂的声响把蒋介石呼唤到现实中来，他睁眼一看城门下值勤的岗哨，又忍不住地问：“这是哪个军队？”

“十七路军！”孙铭九营长没有好气地答道。

蒋介石一听这答话的口气，真想大声训斥。但一想到自己现时的身份，又只好忍气吞声地闭上了眼睛。

汽车驶入城门，很快就开到了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副官长谭海麻利地打开车门，纵身跳到地上，旋即又打开了后车门，待到孙铭九营长跳下车后，他彬彬有礼地说：

“请委员长下车，您的下榻处到了。”

蒋介石忘记了此时的真实身份，习惯地整理了一下着装，像往日步下汽车那样，蓦地挺胸站起，猝然“哎哟”了一声，随之又倒在了车座上，他匆忙用双手捂着腰部呻吟起来……

副官长谭海循声朝车内一看蒋介石那副狼狈的样子，险些失声笑出来，暗自说了一句：“委员长也有今天啊！……”他一步跨到后车门口，把身体一躬，恭敬地说：“委员长！快趴到我的背上，我背您下车、进楼。”

蒋介石犹豫了片刻，只好遵命，由谭海背出汽车，刚一落地，他又疼得“哎哟”了一声，幸亏孙铭九营长手疾眼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身体，才没演出一幕当众摔地出丑的滑稽剧来。接着，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营长宋文梅赶到蒋介石的另一侧，和孙铭九营长共同把他搀扶进大门，送到下榻处东厢房。

这是一间经过严密检查、经心处理的卧室。唯恐蒋介石一时想不开触电殉命，连电线、电灯都全部去掉了。蒋介石面色苍白，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至此人们才完全看清了他的尊容：他赤脚着鹿皮底圆口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出逃跌伤，腰直不起来；虽说这时气候严寒，他的额头尚存因惊惶而冒出的汗珠。少顷，为了保持他的尊严，蒋介石有些吃力地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停地发出长吁短叹声……

“委员长，请放心吧，这儿是安全的。”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宋文梅营长说。

蒋介石俯首不理，继续长吁短叹。

“您渴了吧？”

蒋介石沉吟片刻，很是勉强地点了点头。

宋文梅匆忙献上一杯凉热适度的开水。蒋介石双手捧着小巧玲珑的杯子，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宋文梅慌忙接过杯子斟满献上，蒋介石又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如此反复，蒋介石创下了生平中喝水的最高纪录：十分钟内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委员长，您还需要什么吗？”宋文梅小声地问。

“我嘛，”蒋介石突然昂起了头，那双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凶狠的目光，“需要见到你们的张副司令！”

“不急，”宋文梅依然是那样的平静，“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您。”

蒋介石叹了口气，又缓缓地低下了头，继续着他的长吁短叹。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来到了新城大楼，先在客厅内听取了宋文梅营长有关蒋介石情况的汇报，旋即走进蒋介石的房间，他一看蒋介石垂首长吁的狼狈相，昔日对他动辄相训的另一个蒋介石又闪现而出，他感慨系之，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潮在心中翻滚。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豁达大度地说：“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一般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大发脾气吗？太不合时宜了。哀怨乞怜吗？太不符合蒋介石自己的身份。怎么办？他只好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儿，依然如故地垂首长吁，不予理睬。

“委员长，请理解我张学良的苦衷。”张学良顿收平静的情绪，非常动感情地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用心地倾听着，似乎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捞到了什么，他缓缓地抬起头，讷讷地说：“你既然为了国家，应先将我送到洛阳，送到洛阳再谈。”

“这，暂时是办不到的。”张学良为了打消蒋介石这不着边际的幻想，同时也为了打动他那颗冥顽不化的心，继续慷慨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全身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一种无名的恐惧感向他袭来，大有不寒而栗之感。当他再一看张学良那凛然正气的神态，遂又禁不住地软了下来，他有些伤感地说：

“过去，我待你是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由群众公裁！真是天地良心安在？”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张学良义正辞严地说。

“那好！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蒋介石说罢又蹙着眉头闭上了眼睛。

张学良仔细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着装，感到实在是单薄了些，急忙命令：“宋营长！快拿一件皮袍来给委员长披上。”

“是！”宋文梅营长转身取来一件滩羊羔皮大衣，恭敬地，“委员长，请穿上吧。”

“我不穿！我不穿……”蒋介石生气了，一挥手把皮大衣打落在了地上。

张学良觉得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向侍卫人员叮嘱了几句“看好委员长”的话后，转身离开了蒋介石的房间，向邵力子的官邸走去。

十一日晚，邵力子参加完张学良举办的宴会以后，于十二时许始回到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酣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他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鉴于情况突然，也无法查问清楚，遂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不久，他的部属前来报告真情，他那不安的心犹如石头落了地。旋即被迁入卫士队长室居住。

张学良驱车赶到卫士队长室，向邵力子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主任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最后，他望着忧虑不安的邵力子宽慰地说：“请放心，委员长已住进大楼，我们一定促他反省，并保证他的安全。”

邵力子的人缘是很好的，各方人士都尊重他，加之多年为国共合作奔走，故晚年享有和平老人的美誉。他听完张学良的话后，很有些情绪地说：“你们的动机在救国，我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

“事情刚刚开始嘛！”张学良有意把气氛和缓下来，“目前，最重要的在于劝委员长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他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我想请你去劝劝他。”

邵力子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同意去新城大楼和蒋介石晤谈。

张学良把邵力子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又调转车头驶往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旅馆。在此下榻的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十二日晨，杨虎城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室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房间窗户边，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之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士兵才把枪放下。

陈诚最为蒋介石所信赖，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在军中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他不是先行逃出，其命运殊难预料。这时的陈诚潜伏在一个贮藏啤酒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押进西京招待所的餐厅，坐在桌旁。诸大员一看陈诚满身沾满尘土的狼狈相，都觉得这位侏儒将军是那样的可笑！然而当诸位大员想到自己此时此景的身份的时候，遂又生出了惺惺惜惺惺的特殊情感，相继又低下了头。

一声“张副司令到——”餐厅中被关押的中央大员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就像是昔日恭候委员长到来时的样子。张学良步入餐厅，一见这不同寻常的气氛，慌忙伸出双手示意落座，非常客气地说：“诸位将军！诸位同仁！快请坐，快请坐，不然我就要折寿了……”

这些关押的中央大员如梦方醒，对自己如此失身份之举懊丧不已，相继坐了下来。

张学良巡视了一遍诸位中央大员垂首望地的样子，取出已经拟好的电文原稿，非常激动地宣布：

“各位，请注意！这是我和杨虎城先生给全国的一个通电。现在，由我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诸位中央大员相继抬起了头，他们那愧疚、惶恐之色猝然逝去，分外紧张地听着张学良宣读给全国的通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符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

张学良念完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电以后，打量了一下诸位中央大员那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遂严肃地点了点头。无意之间，他看到了一个面带笑容的将军向他示意：他就是名噪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张学良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才说：“在这份通电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如各位同意电文的内容，也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在此关押的中央党政大员，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谋士。他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如在这份通电的下面签字，等于背叛自己效忠蒋介石的立场，站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边胁迫蒋介石改变既定的国策，这不仅落个屈服于武力的变节骂名，而且自己的身价也要一落千丈；但是，如果拒绝在这份通电上签名，有可能为委员长殉葬。一想到死，这些中央党政大员们是绝不心甘情愿的；另外，他们都熟悉蒋介石的为人。昔日为了取得军权，可以喋喋不休地叫喊联苏联共；今天为了保住他的权力，为什么不可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呢？他们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一时间，餐厅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

忽然，死寂的餐厅中响起了富有节奏的脚步声，诸位中央大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马占山满面红光，十分坦然地走到张学良的面前，朝着自己的老上司点了点头，遂伸手拿起毛笔，在墨海中饱蘸浓墨，在杨虎城的名字后面写下了马占山三个字。

“随大流”这句俗话，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畅行了数千年。既然马占山带了头，在场的诸位中央大员跟上来那也是自然的事。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钱大钧等相继在通电上签了字。

张学良拿着印好的通电看了一遍签名，满意地笑了。他向诸位中央大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语，旋即又向蒋介石的下榻处赶去。

这时，蒋介石一见邵力子走进，惶恐的神态已趋向平静，一俟邵力子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便疑惑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邵力子答道。

蒋介石明白了邵力子的处境。待到他获悉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的消息后，发现宋文梅站在旁边，顿时雷霆大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

宋文梅为难地摇了摇头，十分客气地说：

“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邵力子急忙又告之：“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介石闻之立即变怒为笑，很是亲切地对宋文梅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接着，和邵力子进行了谈话。

张学良赶到之后，邵力子告之“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张学良沉吟片时，走进蒋介石的住室，双手恭敬地捧上通电原文：

“委员长！这是全体将军共同签署的通电，请你审阅。”

蒋介石先是一怔，继之又倏地抬起头来，他的视线恰好投在张学良双手捧呈的电文上，他急得连接都未接，一口气就读完了这份通电。他一看签名的笔迹均出己手，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擂！”转瞬，当他想到这份通电将在全国引起的重大反响以后，又不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当他想到夫人宋美龄获悉这则通电后的情景，他似乎又从那熟悉的俊颜中看到了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