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不啻为晴空霹雳。回响于长空，摇撼于大地，无一国家、无一组织不亮明自己的旗帜，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工人们的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及抗战大计”。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护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四川的刘湘闻讯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做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绥远的傅作义因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加之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积极，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事宜，因飞机迷航迫降河北易县未达目的；冀察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基于自身利益计，宋偏向于南京方面，韩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山西的阎锡山一改事变之前的态度，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
自然，西安事变对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一极大的震动，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伦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仍是两种意见。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由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汪精卫接电后，先后召集驻德、意等国大使听取各国反映，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
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十六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前线中央军开始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雪，气候不利飞行，未能轰炸。
面对何应钦借兴兵讨伐张、杨，以达到夺取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的危局，宋美龄毅然挺身而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幕前和幕后的活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详细记述了有关情形：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做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共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宋美龄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且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呢？除去她已经成为很成熟的政治家而外，她自沪回宁之前，已从孔祥熙处初步获悉西安事变的真相。对此，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做了如下记述：
是晚八时左右，得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南京长途电话，谓有要事报告。余亟谢客，出就他室通话。敬之首诘余：何日曾接蒋院长电报，亦知院长此时尚留临潼或入西安否？乃就余所知告之。敬之始谓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然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嘱余就近通知蒋夫人。余在电话中告以有外宾在，且蒋夫人有微恙，倘无重大非常之事，不便深夜造次，仍盼其续以电话相报。语止于此，而余已深虑其真或有变。
旋外宾既散，京都秘书处电话续来，谓接得张学良、杨虎城丑文电一件，主张国是八项……电中对于蒋公只有“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之语，仍未详其劫持之经过。余乃一面通知蒋夫人，一面拟乘夜车立即返京……余正拟首途，又得京部电告，谓张学良续有“震”电，系单独致余者，电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之语。蒋公之被困西安，至是完全证实……
因学良“文”、“震”两电全文，皆仅由秘书于电话中向余口述大要，事关国家存亡，领袖安危，余因不能即是独定政策。但转念学良既于通电之外，独对余另发震电，是已明示尚有转圜余地，益以蒋公安全，在其掌握，尤不能遽闭谈判之门。时机既迫，乃召某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文曰：“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至余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石，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需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电既发，余乃偕蒋夫人等于是晚入京，翌晨（十三）七时抵京。
……
宋美龄怀着异常焦虑的心情熬过旅途的长夜，遂又忐忑不安地驱车回到官邸。她尚未落脚询问京城情况，机要人员送来了张学良于事变之后，发给她的如下这通电文：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是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宋美龄手捧电文，反复阅读。随着阅读遍数的增加，她那激烈跳动的心渐渐平息下来，似乎从电文中看出了希望所在。不时，她的思绪又从电文转移到张学良的身上……
宋美龄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稍许冷静以后，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必然的。她想到此，心中又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悔恨感。同时，她认为张学良电文中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是真情实语。换言之，蒋介石时下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当局出兵讨伐，有意激化矛盾，张学良出于一时之义愤，事情就复杂化了！因此，她当即给张学良发去如下一则电文：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唯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接下来，宋美龄为了蒋家王朝的整体利益，立即和孔祥熙、宋子文等行动起来，他们密切配合，力排众议，朝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道上艰难地跋涉着。请看宋美龄的回忆：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做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做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做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做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辞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做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赖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做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做不必要之牺牲；不日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日最少我投身做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鹧淡凄怆。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至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徒增烦扰。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做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
……
正当端纳踏上西去之路的时候，蒋介石惶恐不安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他已完全感到了张学良并无加害于他之心。但由于被囚消息闭塞，他错误地判断西安事变为张学良一人所为，杨虎城未介入其事。因此，他认为自己住在隶属杨虎城管辖的新城大楼是安全的。即使是邵力子前来劝他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他依然严词拒绝说：
“我绝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绝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
转眼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越发地觉得张学良陷入了“捉曹容易放曹难”的困境，遂越加摆起了领袖的架子，他向看守的宋文梅营长要来了笔墨，补写了如下这段日记：
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凛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
是日下午，端纳自洛阳乘机抵达西安，和久违的老朋友张学良相见过后，便进入了正式会谈。他站在英美诸国立场上，自然是反对何应钦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当他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蒋抗日以后，他更是愿意从中斡旋，早日以和平的方式了结这猝发的事变。
是日夜，端纳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来到新城大楼。蒋介石一见端纳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真被这位异国顾问的所谓真挚友谊感动了，他忘记了摔伤的腰疼，蓦地站起，踉跄向前，长时间地拥抱着端纳，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竟然无声地从眼眶中溢了出来……这不同寻常的相见结束以后，端纳又取出一封密封的信，用汉语说：“给你，这是夫人的信。”
蒋介石似乎惊喜过望，愣了一下，未敢伸手去接。但是，当他看见信封上那十分熟悉的笔迹之后，情不由己地一把夺过信，迅速拆阅起来。信的大意如下：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蒋介石读罢信，慨然地长叹了一声，一种很少体察到的人情滋味扑入心头，令他久久品味不已。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首次感到了什么是夫妻之情。短暂的沉吟后，他复又把目光盯在了来信的最后一句话上：“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霎时，留在南京的军政要员的形象又在脑海屏幕上闪现，当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何应钦一动不动地定在眼前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了时局的危艰，也猜想到了宋美龄难处的地位。因此，他有些伤感地问：“夫人的身体好吗？”
“很好！”端纳轻声地答说。
蒋介石微微地摇了摇头，算是一种理智的否定，旋即便皱起了眉头。
端纳很是理解蒋介石此时此景的矛盾心理，稍许沉默片时，主动地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西安和张汉卿将军见面谈话以后，可以向蒋先生告慰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全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的主张。蒋先生如能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国家的命运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都取决于蒋先生自己。”
蒋介石听完端纳这一席长谈，知道了杨虎城也是这次事变的主谋人，伤痛之心犹如扎了一刀，倍加愤恨。但是，他又从端纳的话中了解到张、杨兵变的真意，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遂又生出了一种不幸中之大幸的特殊心理。加之又看见了友人端纳，阅读了宋美龄的来信，态度有了转变，也露出了笑容。当张学良再次提出迁居之事以后，他欣然同意搬进玄风桥高桂滋的公馆去住。这时，他尽管已经知道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为了表示领袖的所谓气节、风范，仍旧提笔给宋美龄写下了这份有名的遗嘱：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端纳久居中国，广交军阀政客，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份所谓遗嘱的真意，遂交由黄仁霖转呈宋美龄。而自己这一夜也陪着蒋介石住在高桂滋的公馆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到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和在西安与张、杨面谈的情况。端纳原拟十六日飞南京，因气候关系，不能起飞，在电话上和宋美龄交谈之后，宋请端纳当天再飞西安。端纳十六日下午又飞到西安，首先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大意说：因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为了蒋的安全，让蒋先对南京方面下手令停止战争。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然后端纳第二次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宋美龄请蒋下手令停战的要求，蒋答应考虑。
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的信，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戏中戏”，固然表示恐惧，恐惧战争一起危及他的生命，但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张、杨原来同意停战，在于从容讨论问题，蒋介石却只肯停战三天，不肯让步，结果照蒋介石意见写了上面的信。蒋介石并且要求将这一封信由蒋鼎文送往南京。张、杨为顾全大局，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十二月十七日午，蒋鼎文带了蒋介石致何应钦和宋美龄各一封信，乘飞机离西安，当晚宿洛阳，十八日上午抵南京。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信蒋介石的手谕会延缓南京的军事进攻，但是如何才能完美地了结久悬未决的西安事变呢？张、杨二人依然拿不出“补天”的方案来，他们的脸上渐渐地又生起了一层愁雾。这时的静寂比枪炮声还刺激英雄的心！张、杨二位相对无言，陷入了沉默之中。不久，他们二人的心又想到了一起，似乎都在焦急地自问：
“陕北的红军代表何时到达西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