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携手，推进联共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更加坚定地执行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既定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是多事之时。日本国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结果南进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批力主侵华南下的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人军权在握，从而加速了侵华南进的步伐。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公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红军东征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唯恐红军借抗日之名壮大队伍，遂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三十三万人马，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的晋军阻截、消灭红军。可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呢？他在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六月一日爆发了旨在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公然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改所部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府。
与此同时，张学良积极着手执行肤施会谈的协议。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他先商得杨虎城的同意，以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培训干部为词，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于六月开始筹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地点在长安县王曲镇，正式名称是长安军官训练团。时人又称王曲军官训练团。
两广事件爆发以后，张学良认为可能成为逼蒋抗日的契机，遂加快了筹办军官训练团的步伐，第一期于六月十五日开学。
军官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亲自驻团，住在太师洞，这一带多住窑洞，因窑洞潮湿，他砌了砖房。他全神贯注，和学员一起生活，不但给学员讲课，有时一起讨论，听学习汇报，还和学员轮流同桌吃饭，为学员选择了一批救亡歌曲。”对此，应德田回忆道：
训练团使用的饭桌也很别致，值得介绍一下。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两边是挖好的同样长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将军和教育长、总队长坐在中间，学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吃过，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也是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有一天，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南北，蒋介石屈膝投降、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热烈又悲壮。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感动，站起身，环视一下四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着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
张学良将军简短地讲完后，大家欢呼声、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将军，对于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教大家唱歌，是利用从西安带到王曲的留声机和唱片进行的，主要是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及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我们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教学员们唱。刚开始时，学习的人不多，后来人数逐渐增加起来。有时，我们也到太师洞去请张学良将军和我们一起来唱，张学良将军对教唱这些歌曲非常重视。……鼓励我们要把抗日歌曲坚持教下去，做到深入人心，人人都唱，他还对我们的教法精心地做了指示。唱了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这几个歌好是好，但一下子都学，比较难记，全体恐难一时都学会。最好是把《义勇军进行曲》让大家先学会，能合唱。这个歌的意义鲜明正确，曲调慷慨激昂，非常好，鼓动性很强，也较易普及。”
……
简言之，在张学良将军的亲自领导下，王曲军官训练团办成了一所培训联共抗日骨干的新型学校，极大地影响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前进方向。自然，也吓坏了蒋介石派到西安的大小特务。
一天，张学良的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转来了一份绝密材料，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直接写给蒋介石的情报。此刻，忙于解决两广事件的蒋介石无暇北顾，遂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手段，以表示对张学良推诚相与，把这些报告的原文抄给了张学良，要他亲自答复。张学良阅罢这些材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惶恐不安地自语：
“啊？我的行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
怎么办？他暗自沉思片刻，遂走到写字台前，提笔给参谋长写了如下这封信，希晏道刚在蒋介石的面前代为说情：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
张学良愤然掷掉手中的毛笔，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信的内容，又禁不住地自问：
“他下一步又将采取什么手段呢？……”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着联共抗日的向前发展，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军官发生了矛盾，几乎是冰炭难容。
首先，“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在张学良面前飞短流长，攻讦黎天才。黎感到难以忍受，尤其对孙铭九，因为在武昌时期，由黎和陈旭东联名向张保荐孙的。一次，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黎不辞而别，回山东老家。张学良回陕后，对孙等大加责备，函电交驰，催黎回陕，因黎不作复，又电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和烟台专署张骧武专员派员促驾。黎只好复一电说身体不好并派其妻孙菩缘赴陕请训。孙菩缘回蓬莱后，将张学良对她优礼相待的情况告诉了黎，谈到黎不辞而别的事，张还掉了眼泪，孙又带回张学良的一封千余字的亲笔信，信中充满了感情，并约法五章，如：表示接受黎的意见，提高警觉，给黎工作权限，连黎常说的‘咬人的狗不露齿’等也列入这五章之内。黎见信也感激涕零，遂回西安”。
其次，随着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以及抗日同志会的筹备，东北军将领中的所谓保守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突现出来。以孙铭九、应德田、苗钊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甚至公开讲演联共抗日；以王以哲将军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不赞成此道，加之他在训练团中讲授中庸之道，遂被少壮派军人攻讦。一天，应德田气呼呼地走进太师洞，向张学良报告：
“王以哲对人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
这引起了张学良的警觉。
接着，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迭次向张学良进言，说王以哲在训练团中酝酿拥王代张的势力。张学良凝思良久，毅然免去王以哲教育长之职，率部离陕赴甘。
这时，王以哲将军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共产党业已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而这种特殊的关系又为张学良所不知，二人就自然地产生了暂时的误会。王以哲认为张学良支持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如此而为不妥；对张学良解除他教育长一职也有情绪。他把孙铭九等人掌握人事大权，喻之为宦官包围皇帝。有人劝他向张学良进言，他却喟然长叹，颇为不满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副座豢养这群人物，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如去说，不是招致副座的怀疑吗？”
东北军内部派系的分歧，使张学良认识到东北军的封建属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九二八年易帜之前，它“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他夹在这派系争斗之间，一时又调解无方，日子非常不好过。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中共中央了解到张学良的处境以后，曾经举行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讲了这样一段话：
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肤施与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
张学良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后，他很动情地说：
“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共产党以此吃掉对方’，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并吞，是司空见惯的。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
不久，王曲军官训练团打来紧急电话：蒋介石派驻西安的特务潜入驻地，和学员发生冲突，并抢走了进步刊物，以及有关救亡抗日的宣传品。张学良听后勃然大怒，大骂：
“这些疯狗，竟然咬到我的家门口来了，非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不可！”
“副司令，”刘鼎急忙阻止，“不要忘了狗仗人势这句话。另外，千万不要忘了这些疯狗的主人……”
“这我清楚，”张学良不无鄙夷地笑了笑，“这些疯狗竟然忘了，我和他们的主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再说，蒋委员长正忙于平息两广事件，也没精力顾及西安的事。”
张学良的判断是大错特错了。西安的特务很快把抢来的材料转到南京，由已晋升为宪兵三团团长的蒋孝先呈报蒋介石：
“这是西安省党部发来的密件，请爷爷当机处置。”
这是一份密报张学良通共的材料。大意谓：张学良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团”，张自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教员中有共产党嫌疑分子刘澜波，以及激进的知名人士高崇民、孙大胜等人。平时给学生教唱进步歌曲，校园中无处不是《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更有甚者，他们秘密地印刷了联共抗日，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的小册子《活路》。蒋介石就怕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红军雄踞西北，为了给胸怀二心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敲敲警钟，他于是祭起杀鸡给猴看的老办法，当即要蒋孝先密令西安省党部：逮捕所有的共党嫌疑分子。
立刻，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以及张学良的副官关沛苍等人被抓。在押送途中，勇敢机智的宋黎向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大喊：“土匪绑票，救人呀！”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将宋黎和特务一起截获，押至宪兵营审讯。
张学良闻悉震怒，立即派人把这位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宋黎接来，问明情况——尤其是获悉刘澜波等人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就要解送南京审问以后，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准备搜查省党部，救出被捕者。他在下令行动之前，临时请来智囊黎天才。
黎天才一进张公馆，“看到五辆卡车载满武装士兵，已启动待发。进入客厅，只见谭海、周文章、应德田肃立在张学良身旁，孙铭九手持驳壳枪，一副待命出发的模样”。黎天才见此场面，不觉吃了一惊，忙说：
“副司令，你找我？”
“对！”张学良声色俱厉地说，“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命令已下，马上行动，想听听你最后的意见。”
“副司令为何要杀人？”
“省党部的特务，随便逮捕总部职员，殴打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后，东北子弟随我流亡，我连他们的身体自由都不能保障，太对不起他们了。”张学良越说越气，最后挥拳击空，已示决心，“我准备查抄省党部，救人并杀掉特务行动队长。”
黎天才听后冷静地思索了片刻，认为张学良如此处置不妥，遂郑重说道：
“泄一朝之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立即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可以。否则，只为痛快，授人以柄，陷自身于不利，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张学良听后颇为动容，认为句句在理，他立即从孙铭九手中收回手令，要谭、孙等人去外面待命，随即关上屋门，把住黎的手说：
“天才，你对了。不过这一幕怎样收场呢？”
“那容易，去搜查省党部的特务部门，查抄文件，捉主要特务，全案交军法处依法办理，但避免直接杀人。”
张学良听后完全同意，随即命令孙铭九带人去查抄省党部。同时，他又唤来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怒颜厉声地质问：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抓我机关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
邵力子跟随蒋介石有年，熟知蒋介石的为人和用心。对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的性质和作用，他更是了如指掌：任何人都无权指挥。换言之，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是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的，他们只向蒋介石负责。今天，他面对年富气盛的张学良的指责，淡然地笑了笑说：
“此事我不知情，容我查后禀报。”
不久，邵力子去而复返，心情十分沉重地叹了口气，严肃地说：“省党部所为，系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等共产党分子，事前未向副司令请示，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
张学良一听邵力子的口气，是想拿委员长镇住他满腹的怒气，这对张学良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当即反驳：
“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委员长的命令，还不是他们在捏造罪状，诬陷好人？哼！老虎拉碾子——我张某人不听（挺）他们那一套！”
“这……就叫我为难了。”
“这件事，你不用为难！”
“那你……”
“我自有办法！”
张学良立即命令卫队营出动，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被捕多时的刘澜波等人，并将中统特务头子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候审。
张学良十分清楚，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待到被绑架的同志释放以后，他亲自向蒋介石拍发了电报，请求处分。很快，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张学良看了两遍蒋介石的电文，冷漠地笑了笑，转而对赵一荻说：
“小妹，你看看委员长的电文，他为什么会如此回复呢？”
赵一荻接过电文认真地看了一遍，稍经思索，心情有点沉重地说：
“我个人认为：一、是慑于全国救亡抗日的趋势；二、是南方的两广事变尚未平息；三、怕你因此和杨虎城将军、和红军结成反蒋抗日的同盟。”
“高见！高见……”张学良格外高兴地夸奖说，“看来，我得刮目相看小妹了！哈哈……”
“不过，”赵一荻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有意提醒，“你千万不要忘记，一旦委员长认为时机到了，他什么都会报复的！”
张学良满面的喜悦之色消失了，显得那样的沉重。
“我认为对付委员长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赵一荻看了看张学良用心倾听的表情，“那就是搞好和杨虎城将军、和红军的团结，早日实现你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的计划。”
张学良何曾不愿早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啊！然而在那军阀长年割据、各怀异志的年代里，谁不是见面只说三分话，留得真意在心中？联合又谈何容易呢？……
是日夜，杨虎城匆匆赶到张公馆，详细地问过搜查省党部的事后，表情严峻地说：“一定是那本《活路》出了岔子！”
“何以见得？”张学良愕然相问。
“方才晏道刚参谋长约我去了他的总部，对我说，当年，何敬之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虎城沉吟片时，持重地说，“他说这番话，一定是事出有因的。另外，我再向你报告一件事，我的参议郭增恺，已经被他们秘密捕送南京，据说，和这本《活路》有关。”
张学良顿感形势严重，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大发感慨地说：“看来，你我的耳目不如他们灵。今后，我们的行为更应谨慎一些才是。”
“同时，还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杨虎城蹙着眉头思索了片刻，“另外，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一定会改变对我们的策略。他是很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话的。你们可不能书生气太重，一定要做强者。”
张学良赞同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