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是一位有血性的中年军官。自“九.一八”事变退出东北以后，一直跟着张学良“追剿”红军，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由于身受家乡沦丧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越来越强烈。每当他看见流亡关内的故乡的难民，就情不由己地想起沦为亡国之奴的亲人；每当他听见士兵对月谈论白山黑水，澎湃的心潮就翻滚不已。他不止一次地质问军长王以哲将军：

“我们何时打回老家去？”

不久以前，高福源随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率部北上，开到陕北洛川至延安一线布防，准备进攻红军。随着一一○师在劳山被歼，军长王以哲将军也被困在了延安。为解救王以哲军长返回军部，高福源亲率六一九团进驻鄜县以北的榆林桥，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他便被红军的一位医务工作者俘获。他当时向红军提出三条：一释放他；二使用他；三枪毙他。红军未照他的条件做，只是告以少安毋躁，将来你还有重要的任务，会释放你的。他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留在了红军中，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红军表示要重新做人，甘愿为抗日救国奔走。不久，便被红军释放，见到了王以哲将军，在洛川等待张学良的到来。

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飞来。他怀着异样的情感鸟瞰隆冬时节的黄土高原，想到了在此争雄的汉武帝、唐太宗、周文王、周武王和秦始皇，以及他们为自己修建的雄伟的陵寝，暗自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青史，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亦只不过黄土一抔。”不知何故，他竟然又想起了自己吟咏的登华山有感的诗句：“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但是，当他的座机飞临黄帝陵上空的时候，他禁不住地自问：

“在此国难危艰的时刻，我张学良足以彪炳青史的建树是什么呢？……”

张学良飞抵洛川，就被王以哲将军接到了军指挥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一位头戴红军的八角帽，身着黑色对襟棉袄、棉裤，脖围防风白毛巾的红军汉子伫立在屋中央。他尚未从愕然中醒来，只见这位红军汉子双腿并拢，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瓮声瓮气地说：“报告总司令，团长高福源在此恭候多时了！”

啊！他就是我熟悉的高福源团长？难以置信！若倒退三个月，我张学良一定会就地枪毙了他。但是，他现在的真实感情却是：高福源若真的是一位红军将领该有多好啊！他有些惨然地笑着说：“福源，你变了，你变得真的不像我们东北军了。”

“原谅我吧，总司令，用弟兄们的话说：我的思想变红了。”高福源沉重地低下了头，近似啜泣地说，“容我说句越礼的话吧，我真希望总司令也变了啊！”

这句话犹如平地猝然而起的炸雷，几乎把张学良击昏过去。他望着一直忠于自己的团长高福源，近似浑浑噩噩地自语：“你怎么会变得这样快呢？……”

“人家红军办的事占理，”高福源蓦地抬起了头，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我不变行吗？”

“你能把红军办的占理的事说给我听吗？”张学良说罢无力地坐在了太师椅中。

高福源沉重地点了点头，遂讲起了他被俘以后在红军中的见闻。接着，他又大着胆子指责蒋介石是假革命，借用革命口号欺骗全国人民。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攘外”是幌子，“安内”才是本意。真心抗日救国的是共产党，是红军。高福源越讲越激动，最后竟然失声痛哭地说：

“总司令！人家红军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敢断言，再继续围剿红军，您的二十万东北军就全都完了。”

张学良望着号啕痛哭的高福源，心里就像是翻倒了五味瓶，真是各种滋味混搅在一起，分辨不出究竟是什么味道来了。他起身走到高福源的身旁，亲手挽着他坐在自己旁边的那张太师椅上，凄楚地说：

“不要过于激动，喝口茶水，平静一下，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室内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张学良和高福源、王以哲整整地交谈了一夜，待到报晓的雄鸡唱过头遍以后，张学良依然是忧心忡忡，未露笑颜。他沉吟顷许，说：

“高团长！你谈得很好。你先在军部好好地休息一两天，然后再赶回红军那边去。我想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和他们正式商谈一下，不知你能否办到？”

“报告总司令！”高福源习惯地站起，双腿并拢，成立正姿势，分外严肃地说：“我一定能办到！”

“好，好……”张学良示意高福源落座，“王军长，你还有什么见解要说吗？”

“我以为高团长行事，一定要缜密，防止发生意外。”王以哲提醒说。

“有什么征兆吗？”张学良问。

“自从高团长回来以后，弟兄们之中纷纷传言：高福源变了，赤化了，已经不是从前的高团长了，变成政治人物了……我担心有的无知的弟兄办蠢事！”

“不怕！”高福源蓦地站起，挥了一下拳头，加重口气地说，“我什么都不怕！”

“光不怕还不行，重要的是一定要完成我交给你的特殊任务！”张学良严肃地看着微微点头的高福源，深情地说，“今后，你可以放心地去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谢总司令！谢王军长！”……

张学良圆满地结束了洛川之行，翌日又飞回了西安。他走进官邸客室，赵一荻笑着迎过来，双手接过斗篷和军帽，精心地挂在那古香古色的衣架上。张学良坐在那原色的牛皮沙发上，望着已经转过身来的赵一荻，轻轻地拍了拍身旁的沙发，深情地说：

“小妹，来，我们一块谈谈政治大事好吗？”

“不！不……”赵一荻知道张学良的个性，向来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也绝不受妻室的影响，因此她近似本能地否决了。

“不要这样，是我请你谈议的嘛。来，来……我们坐在一起谈谈。”

赵一荻有点勉强地依傍着张学良坐了下来，就像是一个怯场的学生陪伴着主考的严师那样，显得是那么拘谨、被动。张学良为了打消赵一荻的顾虑，坦诚地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事只能和你商谈，所以从现在起，你可以大胆地参与我有关的军政之事。”

赵一荻是个极其聪明的女子，虽说她花去了很多时间教养她和张学良的爱情果实——闾琳，但从未间断阅读中外报纸，有时依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消息剪下来，供张学良参阅。因此，她的心中装满了天下大事。另外，她在陪伴张学良的生活中，也完全地感到了心爱的人儿处在了极度的苦闷中。她略加思索，小声地问：“告诉我，你还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吗？”

“这正是我要请教于你的。”张学良坦诚地答说。

“你想过没有？近两年来的剿共结果，除去损兵折将以外，华北就要变成第二个东北了。”赵一荻侧首看了看十分沉重的张学良，鼓足勇气说，“再这样走下去，二十万东北军必将损伤殆尽，中国大片大片的领土也真的会被日本人蚕食、占领。”

张学良没有说什么，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突然，赵一荻转过身来，紧紧地抓住张学良的双手，格外动情地说：“为了从你手中失去的土地，也为了你在历史上的毁誉，改弦更张吧！”

张学良用力抓住那双颤抖的手，望着那对滚动着热泪的眼睛，激动不已地说：“小妹！我……是正在考虑改弦更张的大事啊！……”

这时，室外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赵一荻匆忙抽回自己的双手，旋即又擦了擦滚动欲出的泪水，起身走到门前，迎进了副官谭海。

“有什么要事禀报吗？”张学良问。

“有！”谭海气呼呼地说，“省党部中有些狗很不像话，专和我们东北军的弟兄过不去。”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和他们发生摩擦！”张学良严肃地说。

“是！”谭海有些不服气地，“另外，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由北平到了西安，等候总司令传见。”

“先请他把北平的有关情况写份书面报告转给我，等我忙过这一段后再和他深谈。”

“是！”

“另外，王以哲军长那面有消息，要立即呈报。”

“是！”

高福源于一月十六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同志做了汇告。不久，李克农同志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面受到了鼓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在李克农出发之前，党中央于二月十九日，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由此开始，中国的历史又打开了新的一页。

有关“洛川访问”、“延安会谈”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曾做了如下客观的记录：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高福源做向导，李克农同志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洛川，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

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

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口头协定。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座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的问题。

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做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二、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三、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代表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后，李即日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六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请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等均在前方）。李克农在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他特地选派了一个亲信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多次与张交谈，根据张学良的提问，回答如下：（一）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全部沦为敌有。因此，张学良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二）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张学良因此受到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三）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在西北，都很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这能算打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做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为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最所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使他不得不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三月十六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和张学良所提出的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同志一同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

李克农时任中央联络局局长。在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学良为防蒋介石派驻西安的耳目，化装成一位富商风尘仆仆地赶到洛川。李克农一见愕然，遂握住张学良的手诙谐地说：

“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是位政治家，遂以政治玩笑的口吻，借题从容作答：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由此可见，张、李会谈是融洽无间的。

但是，诚如张学良事后所记：“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被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另外，李克农与张学良举行的洛川会谈，其他政治、军事诸问题进展顺利，很快取得一致的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简而言之，这涉及到中国未来革命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时下主张的“抗日反蒋”路线，还是张学良主张的“联蒋抗日”路线。对此，李克农是无权回答的。

再者，李克农奉命和张学良举行洛川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二月二十日给他的训令是：“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他在谈判中只能奉训令而为。事后，他赶到山西石楼，把张学良力持“联蒋抗日”的主张报告党中央。

中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以后，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赶往肤施（即延安）和张学良进行深入的会谈。由于变“抗日反蒋”路线为“联蒋抗日”事关重大，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尚适用。”对此，周恩来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抱着继续听取张学良意见的态度去肤施参加会谈。

周恩来应邀参加肤施会谈，多少有点出张学良的所料，因而他当时的思想是矛盾的。对此，他多年之后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之，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猝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以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事关国家、民族兴亡大业，双方十分重视。有关周恩来参加肤施会谈的准备工作，当事人做了如下记述：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

张学良久闻周恩来是出了名的美髯公，加之事前刘鼎对周恩来的形象、风度所做的介绍，因此那天**在天主教堂门口一见周恩来的面，就主动地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

“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传奇故事、生活中的风流韵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但没有机缘面识。今天初次相见，就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了张学良一番，风趣地说：

“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矢口否认，“谁人不晓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他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一下就喜欢上了张学良的性格，他不无感慨地说：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张学良听后怔然，禁不住地问：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

“张将军有所不知，”周恩来深情地解说，“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的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啊！”张学良分外高兴，“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算得上半个老乡了！”

王以哲一看周、张二人相见时的愉悦情景，也禁不住地凑趣说：

“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王以哲的趣谈引来一阵阵朗朗笑声。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但没有随着笑，而且还十分认真地说：

“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

在场的人听后顿感惊诧，就是周恩来一时也不免疑惑。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接着，张学良讲起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劝他戒毒，事后拜张伯苓先生为师的往事后，又笑着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不敢……”周恩来匆忙拱抱起双手，非常高兴地说，“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好！”张学良肃然转身，指着天主教堂的大门，“周先生，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