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蓝天，就像是一碧如洗的大海；朵朵白云，宛似盛开的玉兰花；再体会一下金风带来的凉爽，你会禁不住地喟叹自语：
“啊！好惬意的气候，秋天到了……”
十月一日下午，古城西安的飞机场突然驶来两卡车警察，把本来就不多的旅客一下子封锁在休息室中。大家虽然有说不出的愤慨，但又很习惯于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只有那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欧洲人用英语发着牢骚：
“中国的大员就是有办法治老百姓！……”
有顷，候机室的门前驶来两辆小汽车，侍从们恭敬地打开车门，相继走出两位要人。那位身材魁伟、全身戎装的将军是杨虎城；那位身材微胖、个头矮小、身着西服的长者是邵力子，他们二人奉命赶来机场，欢迎新上任的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省蒲城县人，一八九三年生在一个农民家里。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领导的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时候，他参加了陕西护国军，与袁世凯作战；袁世凯亡故不久，他又参加陕西靖国军，积极反对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他率部驻陕北榆林，认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九二六年率部攻入西安，坚守孤城长达八个月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国共分裂以后，他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保护了许多共产党人；一九三一年任陕西省主席，任命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对开拓陕西做了许多好事。“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他对日本侵略者异常愤慨；长城抗战期间，他向蒋介石要求将所部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他获悉冯玉祥去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消息以后，他不仅通电声援，而且还资助枪支、弹药。但是，他一次再次的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均被蒋介石严令拒绝，遂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懑。
邵力子是位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早年和西北政坛领袖于右任相交甚笃，积极追随孙中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发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后来，经党中央决定退出共产党，但依然和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保持着关系。由于他的特殊经历，遂决定了他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充任蒋介石等人的使者，奔走于诸进步的党派之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察觉到了杨虎城和自己的矛盾，认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集于杨虎城一身是危险的，遂决定免去杨虎城省政府主席之职。由谁接任为宜呢？自然是和西北军有着历史渊源的邵力子。他于一九三三年调任陕西，接替杨虎城出任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和邵力子相偕步入机场，等待着张学良的专机的到来。从他们二人那不同的表情可以知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并不真心欢迎张学良的到来，而邵力子则是无所谓的，谁来西安共事都行。有顷，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杨虎城大步迎上去，握着步下机舱的张学良的手，甚是严肃地说：
“我代表十七路军全体爱国将士，欢迎张副总司令来西安代行‘剿总’总司令职！”
张学良听后觉得是那样的刺耳，真想把紧握的双手抽回来。转瞬之间，他想到了杨虎城救亡抗日的义举，似乎又理解了这位陕西实力派领袖的用意；当他再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后，不免又想起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古训，他便更加用力地握住杨虎城的双手，十分豁达地说：“请代我转告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谁救亡抗日，谁就是我的朋友。”
杨虎城听后怔住了，他真的以为听错了，可是当他一看张学良那坦**的表情，又下意识地感到在这位少帅的身上有着一种凛然的正气，使他不能再随意猜测。杨虎城毕竟是从政、从军多年的地方领袖人物，政坛上的各种演员他看多了，故又漠然地说：
“请代表我向二十万东北军将士致意，我杨某人真诚地希望和他们结为救亡抗日的朋友！”
这时，邵力子面带微笑地迎上来，用力地握住张学良的双手，近似打圆场地说：
“我看啊，首先是咱们三人结成救亡抗日的朋友，对吧？”
“对，对！哈哈……”
张学良和杨虎城自然地答对着，旋即这戒备森严的机场上空响起了三种不同的笑声。
张学良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他指挥所部“围剿”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出他所料的是一一○师在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附近遭受严重的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他于失败的痛苦之中研读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想从明朝将领孙承忠、洪承畴等败于李自成手下之史实中，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教训。但他依然未能悟出其中的真谛，继续向部下宣讲这样的道理：
“我们的老家是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侵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但共产党却偏偏要捣乱，我们要抗日，他们就在后方扰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对日作战。我们不能两面作战。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联合友邦，才能把他们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东北军的前途，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统一事业，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不久，他又获悉当年的顾问土肥原贤二衔命来平津，准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尤其是在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学良对于“平津二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胡乱叫嚣，甚至袭击国民政府机关”十分愤慨。当他听到日本军队加紧在平津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坦克军队纵横街衢的报告以后，当即挥毫疾书，草成一信，“叫参谋王殿禾乘车去北平，把信面交北平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瓒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
正当张学良对“剿共”、救国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高崇民来到西安，并带来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关于这封信的背景和内容，当事人曾做了如下记述：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押于上海曹河泾苏州第二监狱，以舆论关系，颇受优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同去看望。大家利用这个在狱中共同会谈的机会，研讨了国内政治形势，咸认为，蒋介石坚决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我们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须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东北军如被消灭，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大家当时便联名写给张学良一封沉痛的信，提出停止“围剿”、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说服工作。
张学良阅毕这封来信，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紧紧地握住高崇民的双手，异常激动地说：“近期我将赴南京出席四届六中全会，到时我一定去探望杜重远先生。”
就在张学良成行的前夕，突然获悉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进抵陕北。顷刻之间，他又想起了东北军与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交战的惨痛教训，使他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经全面的分析，他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领袖人物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等均出席了会议。早上七点，大会代表依照惯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灵，以示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信徒。九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等候合影。蒋介石以不安全为由拒绝出席合影，晨光社记者孙凤鸣遂演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好戏。有意思的是，一声枪响，秩序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了地下，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吓得钻进了停在旁边的汽车底下。第一个起而和刺客孙凤鸣搏斗的是国民党元老——文官张继，下掉孙凤鸣六响左轮手枪的则是张学良。而汪精卫则代蒋介石倒在了血泊中。四届六中全会以此开场，就可想象出是如何收场的了。
华北自治的风声越来越紧了，吹得待命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无心讨论所谓的政治报告，都在私下议论“华北向何处去”。张学良面对此危局，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他所希望的国民党五全大会，应是誓师救国抗日。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是日夜，张学良心情惆怅地回到下榻之处，咣当一声，关死了屋门，独自走到背阴的窗前，痴然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北斗七星，暗自思忖下一步应该走哪条路？突然，随员何柱国将军未经通报推开了室门，他蓦地转过身来，一看何柱国将军那惶恐的神色，冷静地问：“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报告总司令！西安总部发来急电。”何柱国边说边双手呈上电文。
“念！”张学良说罢肃然双手叉腰，在镇定地听着。
“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在直罗镇中共党伏击身死，所部损失惨重！”
“胡闹！”张学良握拳向空中猛地一击，失态地大吼，“我行前明令严申，在开会期间不准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违令行事？！”
何柱国将军追随张学良有年了，从未看见过这位意气风发的上司发过这样的脾气。他下意识地并拢双腿，成立正姿势，望着快速踱步的张学良，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传我的命令！”张学良倏然止步，“立即飞回西安，从严查处！”
张学良心急如焚，“匆匆告知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为斥责”。
入夜，张学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赵一荻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温柔地说：
“事已至此，你再震怒三次，也不能让牛师长死而复生啊！”
张学良倒在沙发上叹息不止，他望着送来香茗的赵一荻，破例地如是说：
“小妹，你说该怎么办吧？我赴陕剿共不足两个月，相继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照这样下去，我的东北军还能支撑几日呢？”
“说老实话，我也为此事想过不少时间了，”赵一荻看了看蹙眉品茗的张学良的表情，“可我一直想不明白，红军为什么这样厉害？你手下的东北军又为什么这么没有战斗力？”
“咳！一言难尽……”张学良放下盖碗香茗，近似自语地说，“还是谈点现实的吧，我从何处补充这三个师的兵力呢？”
“这还不好办！”赵一荻很是轻松地说，“请你的盟兄——蒋委员长拨给三个师的编制，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对！我回南京找蒋委员长去。”
但是，蒋介石的答复却令张学良愤慨不已：“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三个师的番号自行取消。”张学良虽然知道了蒋介石要他“剿共”的真实目的——消灭红军的同时消灭东北军，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坚决“剿共”的蒋介石，此刻也在私下和共产党商谈合作的事情！
随着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担心自己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被迫下野出走，他抢先举起了所谓的抗日救亡的旗帜，违愿地下令中止张群—川樾谈判；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他迫于全国各界人士的压力，明令通缉；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等国基于自己在华的利益，从过去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反对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公然声明，对华北五省自治不能熟视无睹，呼吁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英国外相贺尔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国政府大为忧虑……”为了支持蒋介石对抗日本，答应借款给南京政府改革币制。
蒋介石是懂得远交近攻的战略的。谁能遏制日本侵略日急的势头呢？唯有苏联，遂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他适时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之后，他委派亲信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会谈。他的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转移攻击他的矛头的同时，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的影响抑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就在北平爆发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时候，他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为适应日本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命令何应钦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结果是华北就要变成“满洲”第二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张学良为了解除自己思想中的苦闷，寻找正确的救国之路，决定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去上海，设法秘密约会老朋友杜重远先生。
近两年来，由于政见不同，杜重远很少拜访张学良。尤其他因《闲话皇帝》一文判刑入狱之后，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卖命“剿共”越发地不满了。今天，这位久违的老友突然来访，真是令他大惑不解。他一见心事重重的张学良，便开门见山地说：
“你还敢前来看我这位‘侮辱天皇’的罪犯，真是令我感激不尽啊！”
“快别这样说，我是专门来沪请教于你的。”张学良异常沉重地说。
“请教于我？实在是不敢当啊！”杜重远再次看了看张学良那肃穆的表情，满腹的怨恨渐渐地消散了，他沉重地问：“汉卿！有什么想不通的大事吗？”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自己从意大利回国以后，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坚定地跟着蒋介石“剿共”，希望国家统一之后再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等言行，十分坦率地讲了出来。最后，他又分外悲苦地说：
“近两年剿共的结果，使我明白了共产党是打不了的，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我必然成为历史的罪人！怎么办？我的确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坦诚地帮着我参谋一下，我张学良，还有二十几万东北军，下一步该怎么办？”
杜重远听后很是激动，他的直感是：张学良又变回来了！他熟悉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因而也很动感情地说：
“汉卿！我早就等着你说这样的话了。咱们还是谈谈过去的事，好吗？”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
“容我直言，你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伤透了三千万东北父老的心了！”
张学良望着杜重远边说边抛洒热泪的样儿，也不禁落了泪。
“你见到高崇民先生了吧？”
“见到了！”
“读了我们写给你的信了吗？”
“读了。”
“你真的认清了这位委员长的用心了？”
张学良低沉地点了点头，旋即又掏出手帕拭去满面的泪水。
“虽说晚了一些，可总比执迷不悟好啊！”杜重远边说边擦泪水。接着，他又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的错误，遂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现在起，我认为你必须另辟一条新路走。”
“请问这条新路……”
“简单地说：那就是设法促进西北大联合，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救国。”
“你的意思是……”
“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二十万东北军的前途，也为了汉卿你个人的荣誉，你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坚定地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杜重远越说越激动，看了看陷入凝思的张学良，突然把话锋一转，“你读过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吗？”
“在西安的时候听说过。”张学良从凝思中醒来，淡然地笑了笑，“但不知该宣言的详细内容，不知你……”
“哎呀呀，你怎么还不如我这个犯人的消息灵通呢！”杜重远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望着不太自然的张学良，“简单地说，《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愿意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
张学良出身军阀世家，自直奉战争迄今，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新老军阀之间的混战，明白处于不利地位的军阀所发出的停战呼吁，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今，突围北来陕甘一带的工农红军也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意在民族国家？还是为了处于危厄之中的红军的壮大？他不能不本能地自问，且又一时没有定见。但是，他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的口中隐约获悉，前来探监的人中不仅有进步爱国的知名之士，还有了解《八一宣言》的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沉吟有顷，问：
“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是本党决定的，还是有着其他的国际背景？”
“据我的朋友说，是根据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做出的决定。”杜重远郑重地说。
张学良在西游欧洲，进行诸方面的考察中，详细地知道了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共产党革命的大本营，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恪守共产国际做出的决定。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真心实意地和蒋介石、和他张学良结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他是不甚乐观的。尤其当他想到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自己也坚决地剿了近两年的红军，遂又悲观地叹了口气。
杜重远望着喟叹不语的张学良，完全地猜到了他的心病，笑着说：“汉卿！对此你有顾虑吧？”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看大可不必！”杜重远为了把这凝重的空气缓和一下，轻松地笑了笑，“在这个问题上，蒋委员长可比你聪明多了！”
“难道他……”张学良戛然终止了脱口而出的话语，难以置信地看着杜重远。
“他是玩弄政治的老手，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杜重远感慨万端地，“他就是这样一位识时务的枭雄，也可以说是他的高明之处，所以你们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请相信吧，不要再追问这件事的详情了。”
杜重远所知道的内幕是这样的：《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冯玉祥率先提出联俄联共抗日，宋子文等也在暗地里附和其议。在这种公开的和阵营里的共同压力下，蒋介石只得秘密寻求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他除去通过驻苏官员邓文仪这条路以外，还通过浙赣铁路建设会长曾养甫，找到他的老同学，与周恩来有密切来往的谌少岑，谋取和中共的联系。杜重远由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悉了这条消息。他当时的直感是：蒋介石太狡猾了，张学良又太憨直了。今天，他望着将信将疑、迟疑不决的张学良，又猝然生出了一种恨爱参半的同情心。他继续讲解了一番共产党的政策和胸怀以后，颇有些情绪地说：
“我希望你遵从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行事，否则，你就真的成了—位时代的落伍者了！”
张学良无言以答，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杜重远为了给张学良思索的时间，有意终止了谈话。顷刻，这间不大的会客室中又有点紧张的气氛。
张学良敬佩杜重远的人格，很快从疑虑的思索中解脱而出，相信蒋介石干得出秘密联共的事来。当他觉察到受骗之后，一种屈辱之感猝然而生。他把头一昂，真诚地说：
“请你详细谈谈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可以吗？”
“当然可以！”
接着，杜重远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是东北人，曾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的力量。最后，杜重远语重心长地说：
“时下，实现‘西北大联合’的抗日条件已经具备，就等汉卿你登山一呼了！”
张学良似乎仍在回味杜重远的话意，但从他那不时点头的沉毅表情可以猜出，他渐渐地下定了决心，准备出马充任“西北大联合”的旗手。杜重远为了坚定其决心，又说：
“目前，全国救亡抗日的**已经到来，蒋介石如果再不抗日，我敢断言：他一定垮台！东北军的出路，你自己雪耻复仇的出路，就看你能不能早日构筑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
张学良几经斗争，终于接受了杜重远的建议：构筑“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但是，他的思想深处还存有许多顾虑。他认为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容易实现，如何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一点底数。加之，自他父亲张作霖杀李大钊等共产党领袖始，有不少革命者死在了他们父子手下，能取得共产党人的谅解吗？因此他有些为难地说：
“造就这样大的事业，可不能像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我想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这个朋友呢？”
“要！一定要！”杜重远为了打消张学良的顾虑，再次讲解了他所认识的共产党。最后，他十分肯定地说，“只要你决心走抗日救亡的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
“果真如是就谢天谢地了！”
“果真如是，我杜重远，还有三千万沦为亡国奴的父老乡亲也谢天谢地了！”
张学良的心蓦地震颤了一下，他望着杜重远那滚动着泪水的双眼，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他为了冲淡这壮烈的氛围，有意难堪地笑着说：“咱们老家有句俗话，烧香要找对庙门，拜佛要认准菩萨，你能帮我找到共产党吗？”
杜重远为难地摇了摇头。
张学良一怔，旋即失望地叹了口气。
“不过，”杜重远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又笑着说，“你何必舍近求远呢，你的身边就有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嘛！”
“谁？”
“李杜。”
李杜原系张学良的部属，东北抗日失败之后，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对此，张学良是知道的。故连忙笑着说：“对！对！李杜算是一个联系人。我的身边还有其他联系人吗？”
“有！”杜重远简单地讲述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然后又说，“你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该校师生是这次爱国学潮的重要力量，我看那位和你相识的学生宋黎，就有可能认识共产党的负责人。”
“好！我立即电请宋黎去西安。”
张学良密访杜重远不久，又找到了寓居在沪的李杜，当面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李杜欣然接受了请托，并表示找到关系以后设法通知他晤面。
张学良回到了南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杨虎城的下榻处，想做彻夜谈，借以消除隔阂。没想到杨虎城神色慌张地说：
“对不起！改日再谈吧，我必须赶到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将军的住处，他因不满委员长‘安内必先攘外’的国策，又痛惜大好河山落于日寇之手，于今天下午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了！”
“啊？！……”
张学良惊得不知所以，几乎失去了知觉。他就像是一位醉汉似的告别了杨虎城，踉踉跄跄地回到下榻之处，想平息一下滚翻的心潮。
夜深了，何柱国将军持一份电文悄然走进，他望着伫立窗前的张学良，声调有些紧张地说：
“报告！王以哲将军由洛川防地拍来一份密电。”
“念！”
“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请求向司令面陈。”
“好！”张学良倏地转过身来，严肃地命令，“立即备好波音座机，明天一早，我要亲自驾机飞返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