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张学良在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了依附于蒋介石的时期。他赞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坚决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把驻扎在华北一带的大多数东北军南调，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他为了取悦于蒋介石，同意解散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主体的抗日组织“复东会”，与蒋介石的CC组织联合成立四维会，并要求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军人打成一片，结成同盟，“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为建立巩固的法西斯蒂蒋家王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但是，这种依附、服从式的军事和政治蜜月是不会美满的，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对张学良这样一位马上英雄而言也是痛苦的。他虽然一方面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剿共”；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忘记东北是在自己手中失去的故乡，每每想起“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就像是两把无形的尖刀刺在他的心窝上，使他那颗抗日御侮、复土还乡的良心不能泯灭。请看他会见余日宣教授所率考察团的这份历史记录吧。
这时，考察团一位成员提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舆论对将军提出指责，认为将军不抵抗，一溃千里，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请问将军有何感想？”张学良将军听了提问，立时显得心情很沉重。他沉默好一阵后，“咳”了一声，便垂头流下了眼泪。后来，他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责任要我张学良来负，我确负不起啊，我当时是奉命撤退的！”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个人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哪会不抵抗呢？多年来，我的部下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我也如是，否则，对不起三千万东北父老同胞。至于舆论对我的指责，那是促我醒悟的动力，我不责怪他们。”
说话间，他那刚毅的脸上表现出深深的内疚，流露出一种新的觉醒的自信。考察团成员按照预先准备好的问题，又提出：“将军奉命调到西北来同共产党打仗，共产党越打越壮大，将军对此有何看法？”
张学良将军对此似乎早有感触，他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贫苦了。他们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时候，只要有人说跟着他来就有饭吃，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的。”
张学良将军说话时，就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坦率，考察团的同学们也就毫无顾虑地提出：“将军认为谋求中国的出路和前途，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张将军紧接着提问者的话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个人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张学良愿为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张学良在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逐渐发现共产党这个“内”是难“安”的。加之东北军无心内战，又不熟悉红军战术，在“剿共”战争中常常吃亏。开始，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东北军不能吃苦耐劳，是娇、骄二气作祟。待到东北军一一五师在湖北长冈岭与红军二十五军遭遇，被消灭一个团后，他于震愕之余，又禁不住地自问：
“共产党、红军何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
张学良由此想到了蒋介石连年“剿共”、连年失败的历史，想到了他在欧洲考察诸国的时候，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当他想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终于醒悟到：共产党是全球性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极其强大的社会潮流。既然这股强大的潮流已波及中国，那就必须研究共产党。唯有如此，才能摆对“剿共”与抗日的位置。
早在张作霖时代，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有过许多矛盾，但在“反共讨赤”方面却是一致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他赞成其父的政见，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指派军警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并秘密绞杀；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学良赞成其父张作霖出关通电的讨赤政见：“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世变，但期与民有益，无事不可牺牲。所冀中华国祚不因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
张学良易帜之后，他的势力局促于关外四省。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在东北发展较平津一带迟缓，另一方面他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把共产党看作一个政党，仅是政见不同而已，遂坚决改变其父残酷杀害共产党的做法。他曾公开讲过：“无论任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未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对革命的要求。”一九二九年秋天，同泽中学有十几个学生被捕，说他们是参加社会主义小组集会。张学良接报后，立即下令全部释放。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以证据不足释放。张浩等人被捕，关而不杀，“九.一八”事变时取保释放。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处置，和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做法也有天壤之别。在张学良这时的心目中，“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因此，当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借召开国民会议通过“剿灭赤党”一案时，张学良嘱咐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另外，当他获悉蒋介石妄图插手东北的共产党案件之后，他断然拒绝，遂命令东北的司法机关审理被捕的共产党，并特别关照不准用刑。
对此，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
张学良西游归来，对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不同。他出任豫鄂皖“剿共”副司令之后，自然要和红军作战。但是，他对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仍然采取保护态度。请看有关专著的记述：
一次，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说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已发展了十几个人，开列了名单，要张严办。刘澜波是刘多荃（芳波）的族弟，是中共党员，自一九三三年即入刘多荃都从事秘密工作。此时刘部一○五师驻孝感一带。张学良将此案交机要处，由秘书李金洲做个假调查报告，说刘澜波不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人或是狂言乱语，吵吵要抗日，或是行为不检，联络抗日，但都不是共产党员，已分别予以禁闭、开除等处分。然后张将这个报告亲手交给东北军军法主任李春润，说：“刘澜波这个人我知道，没有什么，你给委员长拟个复电。此事不必让其他人知道。”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依然“对共产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时下，他为了摆正“剿共”与抗日的位置，毅然决定研究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但从何起步呢？他几经犹豫和揣摩，终于由“欲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话得到了启示，当即命令曾参加过共产党的黎天才等南下武昌，当面请教。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字渤海，山东蓬莱人。后来写文章取笔名黎天才，沿用成习。他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期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继刘伯庄之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于一九二七年冬被张作霖逮捕后叛变投敌。
不久，黎天才以其罕见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先后充任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蒋系渗透、瓦解东北军，他又帮助张学良组建了东北情报网，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视。
也正因如此，黎天才为蒋介石所注目。就在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不久，蒋介石企图把黎天才拉过去。一九三三年，蒋介石第二次去保定，在专车上召见了黎天才。他简单地询问过东北情况以后，又嘱咐黎天才：
“张副司令出国，你还要照常服务，有困难可以找何部长（应钦）与戴参谋（笠）。”
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之领袖风度，又当面写了一封夸奖黎天才的介绍信给何应钦。按其常理推断：背叛过共产党的人也一定会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这样一来，东北军的情报网就和盘纳入了戴笠的特务系统。
但是，黎天才不为所诱，就是蒋介石的亲笔信也搁置起来，继续办张学良交代的工作。尤其当张学良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他对黎天才的信任就非同一般了。因此，张学良分外热情地说：
“天才，我不仅欣赏你的组织才干，而且对你的忠诚我也是满意的。我调你来武昌，一是委以机要处少将处长的重任，再是请你为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
黎天才感激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但他却不肯独自做讲解共产主义的先生。当张学良坦诚讲出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目的后，黎天才又谦虚地说：
“我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修养是不足的，让我给副司令请一位于共产主义造诣很深的人来执教吧。”
“谁？”
“潘文郁！”
“哈哈……我知道他。”
潘文郁原名东周，字文郁，号向友，笔名冬舟，湖南人。他早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奉调回国以后，曾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因北平市委遭敌人破坏而被捕，旋即自首释放，赋闲在家，精神十分消沉。
这时的黎天才，在负责东北情报工作的同时，主持《北方公论》的笔政。由于他和潘文郁昔日相交甚笃，遂资助精神消沉的潘文郁翻译《资本论》，并相继出版五六册。“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黎天才把《北方公论》交给潘文郁负责。这时的张学良因不战而丢失东三省，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潘文郁除去旗帜鲜明地宣传救亡抗日，还公开撰文责蒋、为张不平，因而深得张学良的青睐。今天，黎天才荐贤任师，张学良自然认同，当即任命潘文郁为中校机要秘书，实际是张学良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先生。
从此，张学良在黎、潘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为了确保读懂马列主义的经典之作，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对笔者说：“那时，张学良将军读书是用功的，只有赵一荻小姐作陪，且不会客，有时一读就是一天。每逢这时，他就对我说：小伙子！我读书了，任何客人来访都不要通禀。”对此，张学良的一位日本朋友曾形容他是“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文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正当张学良研读共产主义理论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突然祸起萧墙，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一份密电，大意谓：
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共党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谍报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押解来京。
张学良见电愕然，暗自说：“黎天才、潘文郁原来是共产党，后来都自首叛变了，他们又是怎样变成共产党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即找来黎天才，严肃地问：
“你脱离共产党以后，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黎天才敏感地意识到发生了问题，遂断然地答说：
“没有！”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
“潘文郁后来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不清楚。”
“他有什么把柄落在那些人的手里吗？”
黎天才清楚张学良说的“那些人”，是指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他沉吟片时，答道：
“可能有，但要问问。”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黎天才为什么怀疑潘文郁可能有把柄落到特务的手里呢？这是有前因的：
黎天才叛变之后，依然襄赞张学良救亡抗日，而且和蒋介石集团有一定的矛盾，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中共北方局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由北方局特科出面，派吴成方同志说服黎天才为党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了。未过几天，吴成方又要黎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目的是争取张救亡抗日，并负责收集一些情报。黎天才有碍于党在白区工作的禁忌，从未问过潘文郁是否重新入党的事。但作为曾任过两次北京市委书记的他——依照党的白区工作的惯例，仍能猜到潘文郁的政治身份。
黎天才猜对了，潘文郁的确又重新入了党，介绍人是吴成方，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北方局特科。
张学良十分器重潘文郁的才识，夸奖黎天才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能。他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密电，以自己和蒋的特殊关系，认为仍有回旋的余地，不足惧。但是，他最怕的是蒋系设在武昌的特务猝然绑架潘、黎二人，引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为此，他当即给黎天才派了四个卫兵，又发了两支手枪。接着又问：
“潘文郁有枪没有？”
“有四支手枪。”
“不够！再给潘家发四支手枪。”
“是！”
张学良看着黎天才有些不安的表情，十分镇定地安慰说：
“你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令他们有潘文郁的证据，怎么还要押你一同晋京？你是我用的人，那么我得一同被押晋京？他这样做法，真叫我这样衷心拥护他的人伤心，他批评我过去用腐败的官僚，今天我用了有才干的人，他又责备我用共产党。天才，你充其量犯了失察的过失，你回去代我安慰潘秘书。过几天要开四中全会，你们跟我一同去南京。你回去把潘秘书叫到你家里住，叫他不要怕。”
黎天才感激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说罢这段话后，仍然放心不下，他当即给潘文郁写了一个便条，要黎天才立刻给潘送去，并再三叮嘱他们二人不要随便出门。
国民党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张学良带着黎天才、潘文郁飞赴南京。会议期间，他亲自登门向蒋介石说明，希望蒋介石刀下留人。他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也清楚自己在蒋家王朝的天平上的分量，二人一见面，他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说：
“黎天才如因用人不当，而与潘文郁同罪的话，我也只有辞职不干了。”
蒋介石淡然一笑，毫不生气，从文卷中取出潘文郁送给中共北方局有关豫鄂皖总部的军事情报、图表，往张学良的面前轻轻一放，不冷不热地说：
“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送出去的。不相信的话，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个叫杨青林的可以当面作证。”
张学良完全地怔住了，他望着这些“实物”，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汉卿，”蒋介石又换作另一副嘴脸，分外亲热地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吧！”
张学良在斗智方面，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蒋介石的招数高，未经一个回合的较量，营救黎天才、潘文郁的策略就失败了。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特务强行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家，以及黎在北平的办事处，找不到任何与潘案有关联的线索。因而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又匆忙赶来宽慰黎天才：
“蒋孝先把你说得太过火，我是知道的，今天领袖对我说过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还要劝劝副司令，不要为这小事不干，太小题大做了。”
黎天才无罪，去了张学良一半的心病，但是，他一想到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就又动了恻隐之心。遂又以潘文郁“通共”有罪，但有才，懂得六国文字等为由，再次向蒋介石求情，力保潘文郁不死。
信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蒋介石，自然不会因张学良求情而“开恩”，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催问潘案如何发落。又过了几天，蒋孝先奉命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处理结果，并声称一周之内来武昌奉命查办潘案。
至此，张学良再也无法保全潘文郁的生命了。可是，当他想到潘文郁一旦被蒋孝先带往南京，必定要受酷刑，万一熬不住严刑审讯，又必然牵连更多的共产党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历经痛苦的权衡，遂决定在武昌处决潘文郁。当天，他亲自通知潘文郁：
“我保护不了你了，我不杀你，蒋介石也得杀你。”
对此，潘文郁早有准备，他望着痛苦的张学良，镇定地答说：
“副司令，你在这里处置我好了。”
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大步踉跄地走去。即日夜，他又派部属吴裕忠去看望潘文郁，问潘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还有什么话要说。潘文郁想了想，说了下边这些史有所记的话：
“请转告副司令：叫他有自信心，他是有前途的，他一定会实现他的抗日目的……我死以后，我老婆叫她赶紧回到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去。这两个孩子念到高小毕业，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做个工人农民就行了。我老婆和我感情最好，她疼爱我，不过我死了，她还年轻，叫她赶紧嫁人，生活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潘文郁是自愿牺牲的，他从容就义，死前还留下遗言给共产党，可惜没有交到。诚如一篇专著所评述的那样：“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终于成为新时期联俄联共政策之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潘文郁的工作是立下了功劳的。潘文郁战斗在国民党敌特的心脏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应当永远怀念他。”
潘文郁牺牲之后，张学良十分难过，他当即给了潘文郁的家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传说是六七千大洋之多），并送潘的老婆和孩子回乡下老家去了。翌年夏天，他对刘鼎谈及此事，仍深为内疚地说：
“杀朋友是最难过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不过，张学良从潘文郁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气节，为不久的明天，和共产党人共结抗日同盟打下了基础。
话再说回来：
一年多的“剿共”结果，红军突围西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却深入到平津、华北的腹地了！面对华北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的现实，张学良逐渐地明白了蒋介石“反共救国”的真正目的，因此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
六月的武汉骄阳似火，大有把人烤熟之势。张学良驱车赶回东湖官邸，看见赵一荻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翻阅着茶几上那一摞报纸。他操着自我嘲讽的口吻说：“看来，在我们这个家中，只有我的心是分成南北两半的啊！”
赵一荻匆忙站起，为张学良打水净面。这时，已经懂事的闾琳从内室走出来，非常天真地问：
“爸爸！妈妈说北平的家、沈阳的家，都比这个家凉快，是吗？”
“是啊，是啊……”张学良一边洗脸，一边随意地答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北平的家和沈阳的家呢？”闾琳走到张学良的身旁格外认真地问。
张学良擦了擦脸上的水和身上的汗，顺手把毛巾丢到脸盆中，他望着正在等待回答的儿子，一种异样的情感涌入心头。他蓦地俯身抱起心爱的闾琳，把自己的面颊紧紧地贴在那细嫩的脸庞上，大颗大颗的泪水滚了出来。他近似啜泣地说：“闾琳！总有那么一天，爸爸会带着你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
“不！不……”闾琳近似撒娇地，“这儿太热了，我现在就要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
张学良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只有紧紧拥抱着儿子落泪不已。这时，赵一荻倒掉了脸盆中的污水，快步走到近前，从张学良的怀抱中接过闾琳，放在地上：“快到里屋画画去吧！爸爸累了，需要休息。”
闾琳噘着小嘴向里屋走去，但他要求回北平的家、回沈阳的家的话音，依然回响在张学良的耳际。赵一荻挽着张学良走到双人沙发的前面，依傍着坐在一起。她回身取来一把精致的岳阳纸扇，一面为张学良摇扇送凉，一面关切地说：“你注意到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的后果了吗？”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遂又眯上双眼，向沙发背上一靠，仰天长叹了一声。
“于学忠将军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吧？”赵一荻惆怅不安地问。
“岂止是不好过啊！”张学良从公文皮包中取出一纸电文，愤慨地说，“看吧！这是前几天委员长发给我的密电。”
赵一荻双手捧着电文细看：“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蒋中正”赵一荻放下电文，气愤地说：“汪精卫和何应钦都是出了名的亲日派，蒋委员长怎么会听从这些人的建议，免去孝侯的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准确地说，蒋委员长不是听从汪精卫和何应钦的建议，而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张学良愤慨地叹了口气，接着又把日本借口平津排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说了一遍，遂又悲痛地说：“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你同意了蒋委员长的建议了？”
“我当然不能同意！”张学良从公文包中又取出一纸公文，“这就是我给委员长回电的底稿。”
赵一荻双手捧着文稿细看：“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她放下这纸底稿，宽心地吐了口长气，说：“孝侯保住了河北省主席，你在华北就有了一块打回老家去的基地了。”
这时，谭海副官手持三份电文走进，颇有些愤愤不平的情绪，说：“副总司令！您看看这些电文吧。”
张学良接过电文一看，最上面的一份是蒋介石的秘书杨永泰发来的，电文是：“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气得把电文往茶几上一摔，自言自语地：“岂有此理！难道有鬼了不成？！……”接着，他阅看第二份电文，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签发的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命令，他愤然掷掉手中的电文，腾的一下站起身来：“真是有鬼了！”他站着又看完第三份于学忠发来的电文，大意谓：“我被免职之后，日本又向何应钦提出如下要求：一、取消河北省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张学良边看边气得双手颤抖起来，待到他阅罢这份密电以后，浑身就像是患了严重的疟疾一样筛糠不止。他一边快速踱步一边气愤地自语：“我要亲自找委员长问个究竟！……”
不久，张学良应邀飞赴成都，参加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会议。他当面询问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将军撤职一事，蒋介石竟以电线出故障，未收到张学良的电报来搪塞。这无疑刺激了张学良为将的自尊心。蒋介石望着沉默不语的张学良，故作亲热的样子说：“汉卿，孝侯一事，成命难收，你看应该改任何职合适？”
“我看就调往距华北较远的甘肃为宜！”张学良很有情绪地答道。
但是，张学良这句气话正合蒋介石之意，遂当面欣然应诺，做出了于学忠出任甘肃省主席的决定。对此，张学良并不知其寓意。蒋介石追堵突围西去的红军已近一年，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时下，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退入川康边陲。蒋介石认为此地藏汉杂居，以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加之天气变幻莫测，夹金山以北又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以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泥沼草地，红军就是长了翅膀也难以飞渡。因而他在成都设立了行辕，召集幕僚将佐汇集于锦官城，商议消灭川西红军的事宜。但是，他对此役能否战胜红军是没有把握的，万一红军突围北去，落脚点只有陕甘二省。所以，他同意了于学忠的任命。
蒋介石的成都会议做出了两项决定：一、调集薛岳和胡宗南所部十四万中央军及川军，共计二十余万，集中优势兵力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并迅速加以包围、封锁，企图将红军困死于草地；二、派亲信陈诚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接受所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的法西斯思想，以及“先安内而后攘外，要安内必先剿共”的既定的卖国政策。
张学良怀着抑郁不快的心情回到了武汉，遂又陷入了困惑与矛盾之中。一天，他刚刚走进卧室，赵一荻匆忙送上一张当天的报纸，异常愤慨地说：“杜重远先生被捕了！”
“啊？！……”张学良惊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他呆滞了片刻，慌忙又接过报纸……
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以后，杜重远南下上海，和李公朴、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共同创办救亡抗日的刊物。正如他向邹韬奋所说的那样：“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是年五月四日，他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的文章，触怒了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惩办编者和作者。杜重远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驳得法官理屈词穷，赢得了爱国民众的称赞。但是，南京政府却悍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张学良看罢这篇抗日非法、爱国有罪的报道以后，悲愤地说了一句：“天理安在啊！”
顷刻之间，杜重远那刚直不阿、热情救国的形象化作了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动不动地耸立在张学良的面前；少顷，蒋介石高呼着“剿共”的口号从远天飞来，蓦地落在了杜重远的雕像面前，大声地斥责着。他忘情于幻景之中．情不由己地呼唤：“杜重远先生是无罪的啊！……”
“你是怎么了？”赵一荻望着有些失常的张学良，惊恐地问。
张学良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来。他面对这是非不分的现实无处去申辩，更谈不上为好友杜重远去申冤。怎么办？他只有伸出双手，重重地捶打着前额，不停地说着：
“我这是为谁而战啊！……”
“九月的一天上午，张学良独自在办公室中阅读有关红军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的情报时，副官谭海走了进来。他习惯地问：“有什么大事报告吗？”
“委员长来电，鉴于红军突围出川，要副总司令立即飞赴成都，商议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事宜，并征询副总司令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意见。”
张学良接过电文匆匆阅毕，沉吟了好一阵子，遂喟然长叹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