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不久，所谓的长城抗战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蒋介石为了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坚决“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于五月三日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自己的老友——亲日派头子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事宜。
黄郛克日率领一批亲日分子北上就职，积极地和日本订立卖国的城下之盟。旋即又命军政委员熊斌也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会谈，并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一线，不许进行“一切挑衅或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加之协议规定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三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处在了日本的威慑之中。对此，蒋介石却连声称道：“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聘请希特勒的得力军事将领塞克特等人为顾问，策划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正当他纠集一百万军队，配备二百架飞机，于十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发动罪恶进剿的时候，具有光荣的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闻之十分惊恐，自任所谓的“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十余万军队向十九路军发动进剿。
与此同时，蒋介石故伎重演，借平叛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消灭地方实力派，命令东北军开赴福建，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并进行“剿共”内战。令他惊愕的是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拒不受命，使他再次明白了这样一个现实：东北军只听命于张学良。待到他的情报机构获悉十九路军——乃至于两广反蒋实力派胡汉民、李宗仁等秘密策动东北军起而反蒋以后，他只好改变初衷，急忙电令远在欧洲的张学良回国。
张学良于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受着忠君体国思想的驱使，违愿地代蒋受过，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告别了北平，乘机南下上海，在等待办出国手续的日子里，宋子文劝他戒除嗜好，养好身体，未来生活才幸福，事业才有前途，何况这次又要出国，宋说：“你出国代表着国家，一个青年将军吸毒有碍国家观瞻，有损国体。”这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他暗自说：“出国考察是代表国家，我怎能给国家丢脸，怎能让洋人笑我中华大国呢？”
这时，张学良又想起了一位大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偶然一次相识的机会，张伯苓先生严厉地批评他吸毒，并指出一个靠毒品维持生命的将军，如何率部打仗？如何能抗日、雪耻，救民于水火呢？张学良将军敬服于这位教育家直言指责，他当即拜张伯苓先生为师，并许诺坚决戒毒。由于国难迭起，军务繁忙，戒毒的许诺一直未付之行动。今天，他听了宋子文劝诫戒除此嗜好以后，当即挥拳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大腿上，发誓似的说：
“从现在起戒毒！”
关于张学良戒毒经过有着各种传说，现摘引先为张作霖大元帅府教书先生，后为张作霖、张学良秘书的汪国藩先生的回忆如下：
十二日，张氏偕随行人员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号。宋子文给张请了一位德国有名的医生、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这位博士对张学良将军闻名已久，一见面便说：“要消除嗜好，必须从根本做起，脱胎换骨，五脏六腑都要翻滚起来，这是非常痛苦的，将军能忍受吗？”
张学良知道这位洋博士有顾虑，马上说：“米勒博士请放心吧！我已下必死的决心，尽你的力量去做吧。”张又告诉赵妮说：“我在戒除嗜好时，把门锁好，我在室内无论怎样痛苦，也不许任何人进入。你必须和卫兵在门外守住，这是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入。”
就这样，张学良熬过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七天七夜。事后医生说：“当时为了防止张将军忍受不了苦痛把身体抓伤，把他的手和脚都捆在了椅子上，张在苦痛中挣扎，只能带着椅子翻滚。”他吼叫，翻滚，晕过去，也无人敢闯进去解救他。如果不是宋子文先生的劝告，不是米勒博士的医术高明，不是张学良将军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嗜好是不容易戒除的。
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时，曾认识了一个意大利朋友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他是意大利驻华公使，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女儿爱达的丈夫，是众议院议长、海军上将、意大利法西斯党重要人物老齐亚诺的儿子。一个是法西斯首相的女婿、将门之子，一个是军阀的儿子、年轻的将军，两个人在外交场合相识后一见如故，他们情趣相投、嗜好一致，常在一起跳舞、游泳、打高尔夫球，往来频繁。
因为齐亚诺的关系，张出国考察选定先去意大利，但他并不是为了欣赏威尼斯美丽的风光，而是想通过齐亚诺到意大利去取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经。他当时认为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运动，使意大利走上复兴的道路，他也想以法西斯主义为资本来复兴中国，准备将来回国东山再起。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挽救中国。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次子张闾玕、三子张闾珣、女儿张娴美、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出海，意大利公使齐亚诺夫妇也随行。一路上张心情舒畅，谈笑风生。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期间，继续恢复因戒毒愈加消瘦的病躯。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危厄的祖国，以及沦亡中的东北父老乡亲。当他获悉蒋介石捎来的口信：“希望你在欧洲多考察一段时间，现在回国也没有你的适当职位，安心等待时机吧！”他去国怀乡，怅然无限，经常对眷属、随员发牢骚：
“我几时才能回国重整军威，共赴时艰呢！”
对此，汪国藩先生做了如下记述：
于是，张决心收拢散落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在国外继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准备早日收复失地。在八月间电邀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赴罗马，交换意见。当张学良知道《塘沽协定》签订的内容后心情十分沉重，料到华北危亡也在旦夕，预感到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决心要在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这样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不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张氏准备访问苏联，他请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苏联当局怕影响日苏关系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谢绝张氏访苏，张学良深为不满。是不是因为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反苏人物，一直耿耿于怀呢？还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张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而拒绝张氏访苏呢？恐怕最主要是怕得罪日本人，对苏联不利。由于苏联的谢绝，张氏在旅途中一直情绪不佳。
到英国之后，安排孩子们上学，暂时定居，自己又会英语，生活上很方便。
是年，圣诞节刚过，张学良正准备去德、法、美等国继续考察，突然收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立即回国。
张学良收到蒋的电报以后，心情是异常复杂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回国问题实在非常踌躇，有两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萦绕：一是东北问题在我张学良身上背负着，一是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改善。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与能力？尤其是我能不能约束自己？对这两点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回来。”
张学良西游归来回到香港，“福建事变”已经接近尾声。粤系领袖胡汉民和陈济棠为造成南北揭竿讨蒋的新局面，匆忙联袂赶到香港，希望张学良赴广州去谋反蒋大事。张学良断然拒绝胡汉民和陈济棠的反蒋动议，很快启碇北来上海，等候蒋介石的召见。
然而，业已解决了“福建事变”的蒋介石，似已忘记了归国的张学良，他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入赣，继续向中央苏区发起残酷的“围剿”。
就在这时，南京发来了密电，报告张学良西渡归来，在上海等候委员长的召见。蒋介石阅罢电文稍许沉吟，看着微笑的宋美龄问：“夫人！对会见这位少帅有何高见？”
“先不忙于召见他。”宋美龄成竹在胸地说，“我意先请他的顾问端纳先生来南昌。”
“首先从旁了解这位少帅考察欧洲的情况，是吗？”
“是的，但不完全。”宋美龄有意停顿了片刻，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想劝说端纳先生辞去这位少帅的顾问之职，一心辅佐你创建大业。”
“他会同意吗？”
宋美龄淡然一笑，遂又微微地点了点头。
是日夜，蒋介石忙于听取“进剿”红军的战况以及部署新的战役，南昌行营客室就剩下宋美龄一人，她拧开收音机，听了一会儿英、美诸国对华政策广播，接着又欣赏了一阵儿西方古典名曲。并信手翻开刚刚送来的迟到的报纸，“张学良回国后发表书面谈话”的标题跳入眼帘，她先是一怔，遂又匆忙俯首，认真地读了起来。
不知何时，蒋介石走进了客室，他一看宋美龄那专心看报的情态，忍不住地微微一笑，他稍许沉吟，有意大声地说：
“夫人！你一定是在读汉卿的书面谈话。”
宋美龄闻声愕然，她抬起头再一看蒋介石那得意的样儿，有些茫然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
“他张汉卿是说给我蒋某人听的，夫人当然要认真地研读了。”
“你读过了？”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汉卿这篇书面谈话说得真好，我看对东北军的影响——乃至于对全国的政局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噢，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有！你听听这篇书面谈话的第一段。”宋美龄说罢展开报纸，颇有几分**地读了起来：“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她读后抬头，一手击报，啪的一声，激动异常地说，“听到了没有？他是在号召全国军民拥戴你为领袖呢！”
对此，蒋介石报之淡然一笑，他微微地摇了摇头，不冷不热地说：
“夫人，你再读一读汉卿书面谈话的第三段，好吗？”
宋美龄的热情猝然降温。六年的共同生活使她明白：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准有比她高明之处。但是今天她沉思良久，仍猜不出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故只好又双手展开报纸，毫无情绪地念起来：
“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仇，否则唯有亡国。”
“明白了吧？”蒋介石看了看依然不解其故的宋美龄，“汉卿号召全国军民拥护我做领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救亡抗日。”
“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和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相悖逆的！”蒋介石说罢猝然变色，异常严厉地，“而今我所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带领东北军帮我剿共的张汉卿，懂吗？”
“懂！”宋美龄始有所悟，遂又问道，“你何时召见他的顾问端纳呢？”
蒋介石果断地说：“越快越好。”
端纳应邀赶到了南昌，向蒋介石介绍了张学良赴欧考察的情况。当他讲到张学良在欧洲曾有过失足的沉沦表现时，蒋介石喜不自禁地问：“他是被西方的金发女郎迷住了？还是又加重了吸毒的恶习？”
“一言难尽！”端纳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不过，他很快就迷途知返了。”
蒋介石失望地摇了摇头。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这一特殊的心理，为了打破这沉寂的气氛，她打趣地问：“这位少帅变成回头的浪子，是你的功劳，还是那位赵四小姐赐爱的奇效？”
“兼而有之！”端纳操着敬佩的口吻，“这位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她不但给失意的汉卿以爱的慰藉，而且坚定地支持汉卿下大气力戒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汉卿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汉卿要从事任何西方的娱乐活动，她便很快地学会，陪伴汉卿一起娱乐！”
“这位少帅戒毒了吗？”宋美龄问。
端纳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宋美龄有些惊讶地问。
“完全地康复如初了。”端纳答道。
这太出宋美龄所料了。在她的记忆中，大凡有吸毒嗜好的人，是难以在意志消沉的时期戒毒的；一旦步入西方的花花世界，就一定会在吞云吐雾中毁掉自己。然而这位嗜毒成性的少帅，竟然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戒毒获得成功，并康复如初，这需要付出何等的精神代价啊！她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叹了口气。
“汉卿的思想有何变化吗？”蒋介石怅然不已，小声地询问。
“他的思想嘛，和他的身体一样，判若两人喽！”端纳望着猝然蹙眉的蒋介石，忙又笑着解释，“请放心，他变得越来越和委员长的思想接近了。”
“果真如此？”蒋介石惊愕地问。
端纳坦然地笑了。
“我谢谢你！”蒋介石一步跨到端纳的面前，紧紧握住这位匆忙起身的老者的双手，充满着感激之情地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生，怎么样？做我的顾问吧！”
端纳十分喜欢宋美龄，因为她坚定地走英美路线，和自己肩负的战略使命是吻合的；端纳不喜欢蒋介石，因为这位委员长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承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一切谋略和手段，这和他的思想体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是，作为一名战略谍报人员，他清楚应遵循的好恶标准：放弃个人的情趣爱好，把对手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清楚宋美龄的能量，靠她一人单枪匹马相伴这位新军阀，是难以改变其立场的；假如再加上他这一份力量，蒋介石在对日、对英美的态度方面或许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是愿意充任蒋介石的顾问的。但是，他又十分懂得中国人最讲的一个“义”字，在这当口，是不能做出对不起张学良的事来的。他极其聪明地说：“如果汉卿真心听命于委员长，我是愿意留在委员长和夫人身边的。”
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以及流亡在沪的东北的社会贤达，均不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明确提出要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此，张学良回答说：
“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绝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张学良除去坚定地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外，也曾表示坚决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他曾一度主张“剿共”。请看他回国后讲过的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当然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二十万东北军能行吗？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把握，何况国内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人民大力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要求中国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敌。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做中国的领袖，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唯有拥护委员长，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国家达到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外抗战，才能达到收复东北，挽救国家危亡，进而复兴国家之目的。”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有着自己的经验的，他不仅笃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俗话，而且他还要通过各种手段考查其思想和品行。越是受到重用的经国干才，越是要亲自谈话、验证，他望着精神焕发、身体强健的张学良，直觉反应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也有如此大的变化该有多好啊！”他亲切而又随便地问：
“汉卿！听说你到了英国，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民主！”接着，张学良说他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那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好处。”
蒋介石听后为之一惊，待张学良的情绪平静以后，又不露声色地问：“英国的民主政治固然好，可在我们中国能行得通吗？”
“绝对行不通！”
“为什么呢？”
“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英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一代开明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是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说得在理，说下去，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有些难以控制自己了，喜不自禁地说。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使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就说国家的建设吧，要想迎头赶上去，亦只有此路可通。”
“好，好！再说得明确一点。”
“我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共产主义这条路线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我赞成委员长的意见，因为你考察过苏联。那么，剩下的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了。换言之，我们只能仿效德国、意大利的治国之路，方能迅速地复兴中国。”
蒋介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而且还看得出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赞成墨索里尼的这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旋即，张学良又介绍了德国、意大利的资本家不许工人罢工、彻底执行法令等等。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中国如果采取这样坚定的做法，一定会很快复兴！”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放声地大笑起来，他望着愕然的张学良，满意地说：
“汉卿！你说得句句在理，但时下行不通，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蒋介石圆满地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考试，接下来又以商量的口吻征询张学良对工作的安排。对此，张学良事后回忆：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的请求呢？因为尚有二十余万东北军驻扎华北，而且不听从他蒋某人的调遣。他当即宣布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实是一石二鸟之效，一、防止东北军因急切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被力主抗日的实力派拉过去，重演新的“福建事变”；二、借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之职，把东北军自华北南调，在所谓“剿共”的战场上逐渐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对此，张学良不仅没有觉察蒋介石所包藏的祸心，而且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带兵是不食前言。所以，他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任命，遂走马上任，驻节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