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到九月初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住在协和医院东北角地下室内休养。在此期间，关内东北军指挥大权交由于学忠将军执掌，而有关张学良治病、调养的内事由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小姐照料。
三个多月以来，先是宁粤操戈，继之是石友三叛乱，搅得重病在身的张学良难得过上一个平静的日子。华北局势刚刚平稳，又迭次传来日本鲸吞东北的消息，真是多事之秋啊！九月十一日的上午，张学良感到精神好了许多，在副官谭海的搀扶下来到了院中，他坐在一条涂着绿漆的长凳上，望着绿草如茵的坪地，听着叫个不息的蝉鸣，喟叹不已地吐了一口长气，似乎是在说：“我终于又从樊笼式的病室中走了出来！”
“闾琳，快叫爸爸！”
张学良闻声转过身来，只见赵一荻领着刚刚学步的小闾琳朝他走来，他高兴地说：“小妹，放开手，让小闾琳自己走。”
“不行！他自小身子弱，摔倒了怎么办？”赵一荻反对地说。
“不怕的！”张学良似有所感地摇了摇头，“人嘛，不摔几跤是长不大的。”
赵一荻明白了张学良的话意，很不情愿地松开了领着闾琳的那只手。
张学良举起自己的两只手，有意引逗地说：“不要怕，朝前看，大步走……”他望着闾琳像个小醉汉似的样子，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看见闾琳一溜歪斜就要摔倒的样子，便猝然起身欲要去扶儿子，可是两只眼睛突然失去了视力，面前一片黑暗，顿觉头重脚轻，大有腾云驾雾之感，如若不是身边的谭海及时相扶，他一定会先于闾琳栽倒在地上。
闾琳的哭声，又把闭目坐在长凳上的张学良呼唤到现实中来。他匆忙睁开眼。看见赵一荻一只手扶着闾琳，一只手轻轻地掸那衣服上的尘土。他有些不安地问：“小妹，闾琳没摔坏吧？”
“没事！”赵一荻领着闾琳边走边问，“方才，你……不要紧吧？”
“也没事！”张学良伸出双手，抱住走到近前的闾琳，“摔痛了吧？”
“痛！痛……”小闾琳又委屈地咧着小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张学良取出一块手帕，边帮着闾琳擦泪边说，“男子汉大丈夫，脑袋掉了都不哭，摔个跤子又算了什么？”
赵一荻依傍着张学良坐了下来，双手把闾琳抱到自己的双膝上，有些不高兴地说：“是啊！脑袋掉了就没法哭了。闾琳，咱宁可哭也不掉脑袋，对吧？”
“对！对……”闾琳噘着小嘴，害怕地伸出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张学良望着闾琳那滑稽的样子，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谭海十分了解张学良的习性。他知道大病初愈的司令向往着自由，希冀和心爱的赵一荻小姐，还有这刚刚牙牙学语的小闾琳多呆一些时间。但东北军岌岌可危的形势，又不容许他过多地颐享天伦情趣。因此，赵一荻每次带着闾琳来医院探望张学良的时候，谭海都适时地把闾琳引开，让他们夫妻之间说些知心话。今天，他又恰到好处地说：“闾琳，喜欢树上叫的知了吗？”
“喜、喜欢……”闾琳习惯地挣着要从赵一荻的双膝上跳下来。
“好！跟叔叔捉知了去。”谭海双手抱过闾琳，边说笑话边大步走去。
空旷的草坪顿时安静了许多。赵一荻望着神情有些沉重的张学良，知道病中的丈夫在为东北一触即发的局势担忧。作为妻子，她不愿意用民怨、国难的消息增加丈夫的精神负担，影响他那十分虚弱的病体的康复；但是作为贴心的秘书，她又不能因此而失职，一旦真的出现传言中的不测事件，她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且也必然会因为她的失职，把病中的丈夫送上历史审判台。她几经斗争，还是很不情愿地打开随手带来的皮包，取出当天出版的有关报纸，声调凄然地说：“给你，这是我挑选的几份报纸，不过……你看了以后，不要过分地担忧。”
张学良接过报纸用心地翻阅着，诸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不是“东北危在旦夕”，就是“日本人将要发动满洲事变”。每一条消息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重重地刺在了他的心窝上，这种隐痛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他缓缓地抬起头，把视线移向远方，当他看见那如潮涌的乌云扑面滚来的时候，他又愤慨地长叹了一声！似乎是在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有顷，他又想起了中日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自八月份以来，有关日本入侵东北的消息源源而来。首先是驻日大使汪荣宝回国述职，过平相告：日本政府为转移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全国各地大搞游行示威，武装侵占满洲的空气充斥朝野；接着，欧美各国为了自身在华的利益，纷纷派出记者考察满洲的形势，一时间，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全线架好了大炮，满洲事变在即的报道风行中外；待到他获悉关东军司令部改编，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完全地感到了东北局势的严重性！他支撑着病躯，把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于学忠等人召到病榻之前，商讨应变的计划。正当他欲要调集重兵出关应变，突然，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发来了有名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怎么办？他陷入了人生最大的矛盾之中。集结重兵应变，落得个对抗中央的名声；按蒋介石的“铣电”行事，万一东北沦落于日本之手，他在国家、民族的面前必然又成为千古之罪人！几经斗争，遵从蒋介石“铣电”行事的思想占了上风，遂决定向东北军诸将领转发“铣电”。
“小爷！你又在想些什么？”赵一荻终于打破了这窒息的沉寂。
“我……”张学良从沉思中醒来，感伤地说，“我在想，万一日本人发动满洲事变，并占领了东北全境，我将以何脸面见东北的父老？全国人民，又将如何评议我张某人！”
这也是赵一荻多次思索且又没有结论的一件心事！虽说她预感到了中日交恶的迫切性，但她绝对不相信满洲事变就要发生。她出于妻子之心，安抚地说：“仗哪能一夜之间就会打起来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应付就要爆发的满洲事变，你也应当先把身体养好。”
张学良作为丈夫，十分理解赵一荻的心，但是他作为东北军的统帅，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种论调，故感叹自语：“咳！真乃是妇人之见啊……”
“难道支持你立即率兵出关，就是丈夫之志了？”赵一荻不服气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张学良沉重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怕背历史的罪名，怕对不起东北的父老！”赵一荻看着微微点头的张学良，“这能怪得着你吗？你是在执行蒋主席的命令嘛！”
“话是这样说，就怕有一天……”张学良愤慨地摇了摇头，“我张学良全身是嘴，也讲不清楚啊！”
这时，谭海抱着闾琳匆匆走了回来，神色甚是严肃地说：“于学忠将军有要事求见。”
张学良的面部猝然又蒙上了一层阴云，他有些吃力地站起来，在赵一荻的搀扶下向着自己的病室走去。
于学忠是一位有着民族气节的将军，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非常愤慨；同时，他又是一位很讲义气的军人，对张学良如此信任、重用他这位直系将领，一直怀有报知遇之恩的想法。他眼见中日交恶在即的危局，认为自己不向张学良痛陈利弊，不仅是失职，而且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开门见山地说：“容我直言！完全执行南京方面不抵抗的指令是不对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可以委过于你，可你却不能抬出他来做挡箭牌。到那时候，三千万东北同胞将沦为亡国之奴，就说这几十万跟着你南征北战的东北军将士，也将无言答对全国人民的质询！”
于学忠的谏言就像是当头棒喝，再次惊醒了张学良集结重兵出关应变的决心。他心情沉重，一言不发，暗自思忖着应变的措施。这时，于学忠又激动地说：“你应当了解土肥原贤二吧？据来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说，他不是回国汇报中村震太郎事件的，而是向参谋本部报告关东军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情况。”
张学良越发地感到局势严重了。他按着沙发的扶手慢慢地站起身来，刚欲踱步沉思，蓦地打了一个喷嚏，接着就又流起了泪水和鼻涕。于学忠忙说：“快进屋去打一针吧！”
“不！我……”张学良话刚出口，又连着打了三个喷嚏。他急忙又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前额，十分痛苦地自语，“这……都是日本人捣的鬼……我……一定要戒掉它……”
于学忠知道张学良吸毒是因为生病引起的。那时，日本大夫用鸦片代药为张学良治病，不久病好了，却又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张作霖被炸死以后，他立誓戒毒，没想到杨宇霆又请来了一位大夫，天天为他注射毒剂，以控制戒毒过程中的痛苦。结果，鸦片烟瘾未除，又离不开注射毒剂过活。为此，于学忠是十分同情这位年富力弱的上司的。他低沉地说：“现在不是戒毒的时候，还是快进里屋去注射一针吧！”
张学良敌不过毒剂的引诱，在赵一荻的搀扶下走进了内室。五分钟后，张学良俨然像一位精神旺盛的将军走进客室，果断地说：
“事关重大，我准备再电南京政府，一俟有了明确的答复，我们立即备战应变！”
谭海走进了客厅，将一份密电呈交给张学良，转身退下。张学良迅然阅毕，蹙着眉头沉思了片刻，又把这份密电推到于学忠的面前，低沉地说：“你看吧，这是蒋主席发给我的，要我明天赶到石家庄和他晤谈。”
于学忠看罢电文，被打入了五里雾中，猜想不出蒋介石突然邀见张学良的目的。他望着依然蹙眉不语的张学良，试探地问：“你知道蒋主席为什么邀见你吗？”
张学良沉重地摇了摇头。
“我想是为了东北的局势。”于学忠望着陷入凝思的张学良，“我希望你能当面向蒋主席痛陈利弊，改变他对日所采取的不抵抗的政策。只有积极应变备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国策。”
蒋介石邀见张学良不是偶然之举，而是他治国方略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也是他对日政策中的一个很主要的组成部分。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在军政各界，乃至于黑社会中都有许多朋友，自然清楚日本对华的外交政策。但是，在他的治国方略中，第一位的不是对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是借助于外国的力量消灭国内的一个个军阀，把自己推上独裁者的地位。基于此点，他第一次下野之后，借向宋美龄求婚之际，拜会了田中首相，并以后生晚辈的口气说了这段话：“中国之所以排日，只因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余虽明了并谅解日本之态度，但厌恶军阀的中国国民则认为军阀依赖于日本。因此，日本有必要协助吾等同志早日完成革命以解除国民误解。如此则满蒙问题亦不难解决，排日自当绝迹。”
蒋介石借用日本人之手，除掉了奉系军阀头子张大帅，完成了长城以南的所谓统一；接着，他又利用张学良和日本人的矛盾，没费一枪一弹，和平地完成了东北易帜。但是，他很清楚张学良所谓的“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只是形式上的服从，几十万东北军依然牢牢地握在张学良的手中。东北军这个隐患不除，张学良就有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后尘的危险。由于中原之战须借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击溃强大的西北军和晋军；继之“围剿”红军的战役，又须借助张学良的东北军稳定江北的局面，致使如何解决东北军的计划尚未提到日程上来。石友三之乱平定之后，他认为是到了解决东北军的时候了！
然而如何在“围剿”红军的同时，又无需用兵而解决数十万东北军呢？蒋介石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的。依据他和新旧军阀混战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东北军就是张家军。换句话说，东北军是张氏父子逐鹿华北、问鼎中原的忠实工具。时下，只要张学良在，谁也指挥不了这几十万东北军。蒋介石在军政两界的角逐中，一向欣赏这句古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遂决定了先把张学良拿下马来，进而再瓦解、消灭东北军的计划。
蒋介石不愧是一位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进而消灭异己的政治老手。他清楚和张学良构成主要矛盾面的是日本，双方矛盾的主要焦点是所谓满洲。只要能假借日本人之手，使得张学良丢掉他们张氏家族的发祥地——满洲，他就失去了政治资本；如果再能给张学良戴上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在国人面前就变成了罪人。这样一来，将张学良拿下马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随之，几十万东北军就可调离东北、华北，纳入“围剿”红军的作战序列了。
这样做的结果，既不违背当年和日本人达成的谅解，又符合他制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这当口，日本人入侵满洲的气焰甚嚣尘上。他和谋士戴季陶、张群等人进行多次密谈，决定利用这天赐的良机，遂给张学良发去了那份不准抵抗的“铣电”。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之后，他预感到了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可能提前。为了实现借逼张下野，进而达到消灭东北军的既定目的，他断然决定亲自和张学良晤面。
蒋介石于九月十一日深夜由武汉乘专车北来，十二日上午抵达石家庄。这时，张学良的专车业已停在站台下边。为了所谓的安全，蒋介石命令侍卫人员将两辆专车合拢，他独自坐在自己的车厢里，静候张学良的到来。
俄顷，张学良在谭海的搀扶下走进了主席专列，他一看偌大的车厢中空无一人，遂明白了这次晤面是高度保密的。他和蒋介石寒暄过后，屏退了随侍谭海。
蒋介石一看张学良那过于羸弱的身躯，不由得暗自惊喜。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想起了三气周瑜的故事。是啊，如果能在逼张下野的好戏中气死这位少帅，他还真愿意学着诸葛亮的样子，继续演它一出吊孝的戏。他按照既定的晤谈内容首先发言：“汉卿！今天请你前来，是为了统一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看法。怎么样？你先谈谈情况吧。”
张学良满怀悲愤地讲述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后，进而又凶相毕露地把枪口对准了整个满洲。三千万东北父老义愤填膺，几十万东北军官兵同仇敌忾，气势空前的反日、排日浪潮席卷了整个满洲。最后，他仰天长叹了一声，低沉地问：
“你是怎样看待这一触即发的局势呢？”
“满洲的局势不是一触即发！”蒋介石把眉头一皱，扫了一眼惊愕的张学良，突然又把话锋一转，“最近，我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
“啊？！……”张学良惊得下意识地站起身来，极力稳住自己的情绪，“那……我们怎么办？”
“简单地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蒋介石如此武断地下了结论。
“难道我们就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吗？”张学良全身颤抖了，愤慨不已地质问。
“这怎么能叫拱手出让呢？”蒋介石也蓦然生起气来，“明明是日本人用枪炮从我们手中夺去的嘛！”
“可我们手中的枪炮并没有用啊！”张学良火气猝发，大声地抗辩着。
“用和不用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吗？”蒋介石望着全身发抖的张学良，“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张学良的肺都快气炸了。这时，于学忠说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可以委过于你，可你却不能抬出他来做挡箭牌”的话，再次回响在耳边。他沉默有顷，突然把头一昂，义正辞严地质问：“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以何理由答辩全国人民的质询？”
“这全都和你无关！”蒋介石也发怒了，他倏地站起，以训斥的口吻说，“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
张学良就像是散了架似的瘫在了座位上。他望着怒目直视的蒋介石，一种肃杀之气喷射而来；他再一思索方才的话语，又觉得不能等闲视之。他几经痛苦的斗争，严肃地问：“你真的打算让日本人白白地占领满洲吗？”
“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早就考虑成熟了，只有提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蒋介石的怒气顿消，复又坐下，胸有成竹地说，“天地自有公理在，到那时，日本人再乖乖地把抢到手的东西还给我们。”
“这……靠得住吗？”
“我想是靠得住的！”接着，蒋介石滔滔不绝地分析了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以后，又有些得意地说，“欺侮软的怕硬的，虽说是一句俗话，可却是一句真理。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他也得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色！”
张学良沉默不语了，集结重兵应变的决心也渐渐地软了下来。
“我们的老祖宗，是最讲以夷制夷的嘛！”蒋介石又如数家珍似的讲起了历史，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以夷制夷的典型事例。最后，他又自信地说，“相信我吧！满洲这盘危棋由我来下。”
张学良终于被说服了，但他的心里就像是吃了只苍蝇似的，觉得是那样的恶心和不舒服。
“你的身体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蒋介石看着沉重点头的张学良，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欣喜。他分外关切地说，“安心休养，万一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你的舆论，由我给你承担。”
对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结束了这次突然袭击式的邀见，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平协和医院。一进门，就又见到了南京外交部发来的急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旋即又倒在了病床之上。
东北的局势越来越严重了，坐镇东北的辅帅张作相派人来平请示方略。对此，当事人李济川做了如下的记述：
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府。”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力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骤恶化，张学良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但是，当他决定派万福麟、鲍文樾飞赴南京请示蒋介石的时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蒋主席不在南京！”他大为震愕，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去什么地方了呢？”他稍许沉吟，遂断然命令：
“蒋主席就是上天入地，也必须找到他！”
近几天来，赵一荻望着愁容难开的张学良格外心焦，生怕他旧病复发，不可救药。为了能使张学良开心，她和于凤至夫人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九月十八日的上午，她们二人带着闾琳来到协和医院，尚未步入张学良的会客室，一缕韵味十足的皮黄散板扑面飞来：“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她们姐妹二人同时想到了张学良爱好京剧，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今晚陪张学良听京戏的要求。张学良自然明白这良苦用心，出于宽慰二位夫人之心欣然同意了。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事人洪钫详细地记录了这天晚上——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几天发生的大事：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是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是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在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随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稚德、陈篆、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次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
张学良那惶恐不安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几次要南京的电话都答说：“蒋主席于九月十八日再次离开了南京。”他感到惊诧不已，多次自问：“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难道还有比‘九.一八’事变更重要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