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1 / 1)

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以后,进剿红军的各路部队相继传来了失败的消息。

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并配属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可为什么会败在不足四万人的红军的手下呢?尤其当他获悉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连同所部九千余人全被歼灭以后,他真猜想不出这支红军究竟强大到何等的地步;待到以亲信何成浚为武汉行营主任、以李钟鸣为督办,调集近十万人马对鄂豫皖苏区“围剿”失败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劲敌不是冯玉祥和阎锡山,也不是李宗仁和汪精卫,而是朱毛红军。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约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但令他震愕不已的是,红军在半个月中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他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自黄埔建军以来,东征陈炯明,北伐吴佩孚、张作霖,西讨唐生智、李宗仁,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虽说都曾有过险情出现,但从来投有写下过连战皆败的战史。他找不到答案,又绝对不允许红军在他的后院点火,怎么办?他借着张学良坐镇江北之利,又做出了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的部署。

端纳已经到达南京多日了,蒋介石由于为着进剿红军伤脑筋——说得准确一点,没有借以显示自己军威的消息向这位洋大人吹嘘,故一直没有晤面恳谈。蒋介石就要御驾亲征了,再不和这位鼎鼎大名的端纳谈一谈,似觉有失礼仪。为了表示他的热情,在宋美龄的建议下,遂把端纳请到家里做私人谈。

端纳就其政治信仰而言,是坚决主张反共讨赤的。但就其肩负的战略任务来说,是尽力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者独吞中国,并设法把国民党的中国纳入英美的轨道。另外,他在中国近三十年,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下层的黑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国民党的政界领袖知道得还多。他来到南京以后,在这段赋闲的时期,对组建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做了调查和研究。因此,他和蒋介石坦诚相见,给予了批评。正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专著中所记述的那样:“他坦率地批评蒋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他指出,委员长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他没有到各省去看一看。蒋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很内行的,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他依靠的完全是下属向他汇报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他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布命令。

“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渴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同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同样了解‘他的’人民,那么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也不能指望统一全国。他应该出去走一走。尽管他不喜欢乘飞机,但他也应该利用飞机到农村去闯一闯。他可以把美龄带上,让她去同传教士说话。

“结果蒋进行了长途旅行,有时还是冒险的旅行,但在这过程中,蒋仍然一筹莫展,不能唤起人民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是少见的,他从不检查和红军作战失败的原因。据说在他的晚年看到了白崇禧总结“围剿”红军失败的这段文字:“……毛泽东改变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组织民众,提倡党政军一元化,化整体为有机体。凡共军占领区以内无论老弱妇孺都要接受政治、军事之训练,甚至残废者也要接受谍报之训练。因为有此种顽强严密之组织,故能实行总体战,造成广大的作战面,国军凡入其地区,缺乏基层组织,物质之供应、消息之传递,完全陷入绝境。”“检讨此战役失败之原因有:(一)轻敌,当时共军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四个军团,在民间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十八师全师覆灭之惨局。(二)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规,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他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破口大骂:“一派胡言!如果不是你们和我分庭抗礼,共党绝不会在大陆为患!”

蒋介石在王冠与皇权的面前,还经常扮演一位利令智昏的角色。虽说他在江南“围剿”红军迭遭失败,但他依然没有忘记利用张学良在江北造成的和平局面,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在戴季陶、张群等谋士的鼓动下,遂又举起了“约法”的大旗,向着总统的宝座进军。这又遭到了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引出了有关“约法”的蒋胡之争。胡汉民不忍于听张群滔滔不绝地阐述“立宪救国论”,遂起身据理力驳:“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并且我深信是为约法、宪法而奋斗的。实在说一句,当我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制订一个约法、宪法来,但立出一个约法、宪法来,是不是就算实行了民权主义呢?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在蒋介石眼里,胡汉民如此而为,是为了和他争夺总统的位置。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总司令官邸软禁了胡汉民。在历数了胡汉民在党务、政治、经济各方面与蒋为难的罪状以后,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愤然绝食,要求和蒋介石当面理论。关于蒋、胡会面的情形,程思远先生做了如下的记述:

午夜12时,蒋介石来了。王世和持枪侍立。“你近来有病吗?”胡问蒋。“没有病。”蒋答。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胡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你强加给我那些罪名,究竟根据什么?”

之后,蒋、胡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舌战。

胡汉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蒋介石止住他道:“胡先生反对我,我只是……胡先生何以反对张汉卿!”

“反对汉卿什么?”

“胡先生不赞成给汉卿做陆海空副总司令。”

“不错,我的确不赞成。我不赞成,为的是顾惜国家名誉。领导政府,不应当自己为郑庄公,把别人当公叔段。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以行政治军,用不着这种卑鄙手段。”

最后胡汉民表示要辞职不干。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我蒋某人断不肯冤枉胡先生。”蒋介石一面说,一面拍着胸口。

最后蒋介石只好说:“夜深了,胡先生还是先歇息吧。”说罢便出门去了,王世和也跟了去。

这一晚胡汉民被软禁在蒋的总部里,通宵未睡。次日便由吴思豫、邵元冲等率十多名军警把他押送到汤山去了。

三月三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时正式宣布扣留胡汉民。他说:“胡汉民同志负党国重任,不应私自越法失言,淆惑人心。今引咎辞职,中央自当念其过去劳绩,虽不忍坐视姑息,亦不忍其毁弃已往历史也。”……

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行动,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为他始料所不及。李宗仁依赖他这一措施,才能从局处南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收复桂东富庶地区,进而与陈济棠紧密合作,形成割据局面,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在胡汉民手下大将、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铁道部孙科、南京市长和新任立法院长林森先后离开南京南下广东,继而隐居天津、上海、港澳各地。原来反蒋的国民党人也陆续到粤,酝酿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历经多次洽商,两广表示真诚合作,遂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并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讨蒋檄文。在列举蒋介石犯下的三大罪状之后,又在该通电的最后指出:

“总之,现蒋氏之罪,至今已暴露无遗,同志等夙昔之休容,冀其幡然悔悟,戮力国事者,至今日亦成绝望。循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事业,人民为革命无数之牺牲,以及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结果只造成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之人,觍然民上,中国数千年固有之道德,总理所力图恢复者,已供其断丧无余,腾笑列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政府被其一系所割据,政治日益腐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用函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以俟公决。唯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

蒋介石再次处于进剿红军失败和两广军阀重新开战的危机中。他为了击败两广结盟,断然决定召开国民会议;为消灭心头之患的红军,积极准备“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但是,这两项计划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江北的局势是否和平;而取得这种和平局势的关键人物又是张学良。有人说:蒋氏是利用矛盾,消灭异己的能手。这话不无道理。他为了稳住张学良,并使之成为自己对付反对派系的力量,再次邀请张学良南下参加国民会议。同时,还公布了他和胡汉民争论中有关张学良的言论。

张学良获悉胡汉民这些元老不赞成他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后,心里自然是很不愉快的。然而当他细心揣摩胡汉民所持的反对理由,又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想到自比郑庄公的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公叔段的时候,一种愤慨的情绪打心底骤然生起。他毕竟是所谓的“将门虎子”,“未始不把老子张作霖视为偶像,很自然地学着走父亲的军阀道路”。他又懂得这样的道理:在军阀混战之中不使自己沉没,互相借用又是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他那骤然而起的愤慨又渐渐地淡化了。当他再想到胡汉民等人反蒋之终极目的,以及日本人时时都想鲸吞东北的时候,他又自觉自愿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成为蒋介石镇守长城内外的得力干将。

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国民会议如期在南京召开了,张学良被推上了主席团成员的宝座。国民会议期间,蒋介石为了做给世人看,特设家宴款待了张学良。即日夜,张学良患严重伤寒,生命岌岌可危。张学良为安全计,带病北归,入协和医院治疗。

关于张学良此次病因传说纷纭,堪为千古之谜。从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对蒋介石是十分不利的。他为了消除谋害张学良的嫌疑,除公开发表言论关怀张学良的病情,还公然地召见了端纳:“端纳先生!你听到了有关汉卿得病的流言蜚语了吗?”

“听到了,不过……”端纳看了看眉宇不展的蒋介石,“我认为,这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

“是的!是的……”蒋介石急忙连声附和。少顷,他又担心地问,“这不会影响东北军将领的情绪吧?”

“我想是不会的。”端纳充满着感情地说,“蒋主席待汉卿不薄嘛,这都是东北军官兵有目共睹的事实。”

“虽说事实胜于雄辩,可谣言仍旧可以惑众的。”蒋介石长叹了一声,“为了代表我去北平看望病中的汉卿,当然也是为了向东北军的将领说明情况,我希望端纳先生能回到北平去。”

“我是要回到北平去的,但不是代表蒋主席去做说客。”端纳看了看怔然的蒋介石,“我以为像这样的事,还是不说开的为好。”

“对!对……”蒋介石迭声赞同,他转而又问:“你回北平的目的是什么呢?”

“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

土肥原贤二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不久被调回东京。蒋、冯、阎上演中原大战以后,他又受命来华,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开展新的侵华谋略工作。端纳沉吟片刻,又有意地问:“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吧?”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位土肥原贤二。他当年在日留学的好友,事后曾出任他的私人顾问的铃木贞一,就是土肥原贤二得力的助手。中原大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听说土肥原贤二把阎锡山接到天津,偷运到大连,托庇于关东军的卵翼之下,静观中国政局的变化。如今南国又揭起了反蒋大旗,这位天津特务机关长又将在华北作何谋划呢?他不无担心地问:“端纳先生,这位土肥原机关长会做些什么手脚呢?”

“据我所知,他正在平津秘密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端纳有些沉重地说。

“何为北洋派大同盟呢?”

“土肥原趁着蒋主席无暇相顾北方之机,计划吸收原属北洋派的旧军阀参加,并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领袖,在华北结成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主席的同盟。他们伺机在华北制造混乱,妄图把日本的势力由关外扩张到华北一带。”

蒋介石听后大吃一惊,暗自骂了一句“贪得无厌!”然而当他想到北洋元老吴佩孚此刻流亡在川,段祺瑞息影政坛有年之后,又暗自鄙夷地说:“这是两个立不起来的天子!”他漠然地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土肥原的计划是难以得逞的!”

“蒋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

“请问吴佩孚靠什么出川呢?”蒋介石暗示了把吴佩孚困在蜀地的设想,接着又说,“段祺瑞是个老亲日派,自打五四学潮以后,他的威望日渐消衰,到今天,他还有多大的号召力呢?”

“蒋主席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中国结成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南北联盟呢?”

蒋介石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到吴佩孚在北洋各系军阀之中,仍然不失之为一尊偶像,可以利用他招兵买马,和两广军阀拥戴的党魁汪精卫结成反蒋联盟。果真如此,全国的局面就不堪乐观了!因此,他又习惯地蹙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蒋主席,你应当知道蛰居大连的阎锡山也在蠢蠢欲动的消息吧?”

蒋介石当然清楚阎锡山的情况。近半年以来,他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当年士官学校的师兄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等人频频往还,共同谋划着东山再起的大事。一旦他由大连返回太原,被张学良改编的十万晋军也会举起反蒋的大旗,如果他也加入汪吴合作的阵线,全国的局势就越发的危艰了!

“蒋主席,时下最危险的人物是投诚的西北军将领,像韩复榘、石友三这些有奶便是娘的勇夫,一旦看到全国出现不利于蒋主席的局势,或者日本人给了他们更多的好处,他们一定会倒戈反对中央的。”

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用金钱、地位收买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往事,他禁不住地暗自说:“为了金钱和地位,他们可以杀恩师辈的人物冯玉祥的回马枪,又为何不可以和我蒋某人反目呢?”此刻,他的脑海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军事实力对比图:两广为李宗仁、张发奎占有;湘、鄂、赣、豫、皖等省为红军的一块块根据地;山西为阎锡山的复活地;中原数省为北洋派元老和西北军的降将的地盘……他们手中的武器共同指向了南京,指向了他蒋介石。面对这空前险恶的危局,如何才能化险为夷,分而歼之呢?他又想起了张学良!也只有在这时,他才真的明白端纳说的这句话“和我们共同的对手土肥原贤二斗智去”的寓意。他沉吟良久,十分恳切地说:

“端纳先生虽是汉卿的顾问,可也称得上是我蒋某人的孔明。我希望端纳先生此次北归,顺利完成当年诸葛亮东出吴国的特殊使命。如今汉卿病体未愈,更需要你北返辅佐。你我后会有期,就不强留阁下了。”

端纳回到北平不久,果如所料,石友三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趁着张学良患伤寒病不能亲理公务乘机叛变。于学忠将军及时识破石友三的阴谋,临危受任,指挥讨伐战争,前后不足半月,即大获全胜。然而“对于东北方面的影响极大。由于石友三之变,张学良将留在关外看家的大部分东北军调入关内,军火械弹亦运至关内甚多,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便利条件”。

土肥原贤二正在为“北洋派大同盟”失败而懊丧不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帝国参谋本部的命令:接替铃木美通少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怀着怆然之情告别了天津卫,于八月十八日乘车东去。

土肥原贤二坐在舒适的包厢里,暗自思忖着近来东北发生的大小事件。所谓发生在长春附近的“宝山事件”、发生在兴安屯垦区的“中村震太郎事件”,都不过是为日本侵占所谓的满洲制造借口。在他供职天津特务机关长期间,他从旁获知了同窗好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为侵占满洲所做的种种努力。虽说他尚不知调他继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具体任务,但他凭借侵华谋略家的嗅觉,完全猜到了和即将爆发的所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有关。

土肥原贤二抵达奉天以后,遂又获悉了曾和自己一块供职青木机关的本庄繁将军已经出任关东军司令。他完全地明白了,这是帝国在有意调整关东军的阵容,是未来取得所谓满洲事变完全胜利的保证。即日夜,他拜访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

板垣征四郎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家族,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治理日本极北地区古老的南北藩的家臣中具有很高地位。他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与土肥原贤二同班。皇姑屯事件以后,他接替河本大作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他的外貌像一头海豹,光润的圆脸庞上留着修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他像一个老练的巡回剧团的导演那样见人就拍背,曾被天皇称为“当今最笨”的人。但是,他有一种本领,能天花乱坠地吹别人的想法,把它吹得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在政治上能为人接受。他一见土肥原贤二的面,连手都不曾握,上去就拍了土肥原贤二后背一巴掌,开门见山地说:“来得正是时候!石原君的智慧,我板垣的实干,再加上你土肥原的谋略,此次满洲事变一定会获得成功!”

土肥原贤二的预感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他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是为了发动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他严肃地问:“板垣君,此次满洲事变的计划和措施,进行得怎么样了?”

“借用中国的一句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板垣征四郎了解土肥原贤二的脾气——凡事都要刨根问底,他用嘴努了一下石原莞尔,“详细情况,由石原君告诉你吧!”

石原莞尔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是有名的高材生,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留校任教官,他以足智多谋、聪明能干为人称道;但大多数同僚因其说教、耿直和刚愎自用而颇为反感。不久,调柏林任使馆武官,从事军事谍报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他被派往关东军参谋部,负责制订夺取所谓满洲的计划。他的大胆设想是:日本可用一种更像政变而不那么像入侵的行动从里向外来占领满洲。日本在南满路上的通过权,就可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特权,而且渗透和颠覆远比公开的征服代价小,危险少。他取出一份密件,双手呈交到土肥原贤二的手里:“机关长,这是未来满洲事变的全部计划,请你过目。”

土肥原贤二认真地审阅了这份周密的满洲事变计划,蹙眉凝思了好一阵子,方严肃地指出:(一)时下关东军总计一万多人马,而东北军却有二十多万部队.他们从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二)一定要接受皇姑屯事变的教训,此次满洲事变一旦发动,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全部满洲;(三)军事占领容易,政治治理很难,计划中没有善后人选,也没有成立满洲政权的计划。结果,满洲则变成一个多事之地,关东军也就变成治安部队了!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估计进去,那就是帝国政府不赞成军事入侵的手段。”

对此,石原莞尔傲慢地指出:东北军在人数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但如果时机选择得好,如果士兵、官佐、外交官、政治家都经过恰当的指示和训练,我们就能像魔术家一样,在火光迅闪的一刹那拿下满洲。最后,他又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关键是拿下满洲!正如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是从不考虑生下来的孩子是死,还是活。”

“孩子死活的问题嘛,”板垣征四郎突然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主要是看机关长的了!你是最了解我的,我最喜欢的是出主意、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怎么样?把解决你提出的难点的设想讲出来吧?”

土肥原贤二顿觉舒畅多了。他扫了一眼傲岸不逊的石原莞尔,漫不经心地问:“关东军司令部有多余的武器吗?”

“有!足够武装一个师团的。”板垣征四郎说。

“好!三天之内,我在奉天组建一个师团的军队。”土肥原贤二很是轻松地说。

“哈哈……”石原莞尔大声地狂笑起来,“机关长,你可真会说笑话!”

“不!是谈正经的事。”

“是谈正经的事?”板垣征四郎惊得瞠目结舌,“你纵有撒豆成兵的本事,在奉天也变不出一个师团的日本兵来啊?”

“放心!变得出。”土肥原贤二指出,国际性的经济萧条席卷日本,迫使日本许多退役青年来满洲自谋生路,仅在奉天就有一万多人。他有意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有所醒悟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笑着说,“给这些退役青年发放武器,无需训练,就能增加一个师团的兵力。”

“好主意!”板垣征四郎重重地抡了土肥原贤二一拳,“这新装备的部队叫什么名字呢?”

“在乡军!”土肥原贤二看了看缄默不语的石原莞尔,“关于帝国政府不同意军事入侵,我们可以采用‘下克上’的手段促其实现。”

“下克上”这个词形成于十五世纪。那时,日本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试图用暴力手段和暗杀手段由下而上地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土肥原贤二借用该词的意思是,用突然军事入侵既成的事实,强迫帝国政府承认。对此,可谓是不谋而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都乐不可支地拍起了手。他们三人又议了一下成立伪满洲政权的事,就结束了这次初会。

不久,土肥原贤二奉命赴兴安屯垦区,调查被杀的中村震太郎事件。沿途,他考察了地形和民情,验证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成功的可能性。当他看到广袤的松辽平原上无处不是青纱帐的时候,他提出了发动事变的日子应在收割完毕。最后,他们选在了九月二十八日。土肥原贤二回到奉天以后,帝国政府发来了急电,要他立即赶回东京,汇报中村震太郎事件。他望着情绪不高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起疑地问:“帝国政府调我回东京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一定是为了我们计划中的满洲事变!”板垣征四郎气愤地以拳击空,“据帝国参谋本部中我们的人来电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了,在军政两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们一定是为申斥我们的计划而令土肥原君去汇报的。”石原莞尔断然地说罢,又无限忧虑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机关长,我们的这台好戏,就全靠你唱了!”

“请放心!我会借汇报之机掩护我们的行动的。”土肥原贤二也有些沉重地说,“我远离了奉天,满洲的戏就靠你们二位来唱了!”

“光靠我们二位还不行!”板垣征四郎非常着急地说,“万一东京发生变故怎么办?我们预定的九月二十八日的事变不就流产了吗?!”

“决不能流产!我们的原则是:东京变,奉天也变,但满洲事变的决心不能变!”土肥原贤二沉吟了片刻,坚定地说,“请记住:一切行动都要按照我的情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