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到沈阳不久，完成了东北的军政大权的合法转移手续，于六月十九日就任奉天督办；公布张作霖死耗；宣布停止军事、休养生息等政策。六月二十四日，东三省联合通电推举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张作相坚持不接新职，旋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即日宣布就职。从此，张学良代其父亲张作霖成了东北军的最高长官。
然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完成联蒋抗日的方针大计的呢？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其中还有蒋介石自身利益的需要。请看如下的历史事实：
随着东北军的撤退，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长驱北上，云集京津一带，似乎都在觊觎华北这块富饶的地盘。蒋介石根据来自北京的情报：“北京的上层社会和外交使团中，对蒋介石其人不熟悉，无感情，故不希望第一集团军开进北京；对冯玉祥有恶感，他在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时，得罪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这些人害怕他的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比较起来，受欢迎的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遂紧急电令抢先进驻南苑的韩复榘所部原地待命，不允进驻京城，默认阎锡山、白崇禧所部于六月十一日联袂进京，致使蒋介石和冯玉祥的矛盾表面化。
随着皇姑屯的爆炸声的扩散，云集京津一带的各路将领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乘胜追击，直捣奉系军阀的老巢——沈阳。蒋介石除去明晰诸将进取关外的真实动机——扩充地盘而外，他更清楚东北是由张作霖父子等雄踞多年的根据地。如果突然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奉、日重新合作，一场新的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战必然爆发。在长城以外进行战争，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的，更何况他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早有君子协定呢。因此，他一方面电令前线各部待命，一方面命令何成浚火速进京，为他造就行营公署，以备他北上使用。
这时，蒋介石的心中有一本如意的账簿，那就是采用和平的手段，施以报杀父之仇的钓饵，和张学良进行谈判，促其易帜归顺。这时突然传来了张学良悄然完成权力过渡的消息，惊诧之余，他也不得不暗自赞叹：“少见的英才！”经与诸方人士几次会商，遂决定于六月二十六日命驾北上。但却以去香山碧云寺朝拜国父孙中山之灵相掩饰。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偕同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中央委员吴敬恒、戴传贤、李烈钧、张敬江、张群等文武官员从南京登上西去的军舰，于二十八日抵达汉口。早已接到电谕的李宗仁带领第四集团军留守官员于码头迎驾，稍事休息，于三十日夜晚乘上北去的专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随同北上。七月一日专列驶抵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开封赶到郑州车站迎接。翌日，冯玉祥亦随同蒋介石、李宗仁等分乘专车北上。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派前敌总指挥徐永昌到保定迎接。七月三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到达北京。早已进驻北京的阎锡山、白崇禧、何成浚，以及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鹿钟麟、北京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河北省主席商震等人均到车站迎接。蒋介石威风凛凛地步出专列，望着站台上那热烈的欢迎场面，倏然生出了一个很不协调的念头：“这笑脸相迎的背后是什么呢？……”
蒋介石动身离开南京之前，曾电示所谓北京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他在碧云寺预备行营，不住城内，还请他代自己公开声明：当此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梓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志国难。何成浚深知蒋介石此举的用意：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但何成浚又清楚只有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才能扶摇直上，步步高升。他当即命令行营中的工作人员查勘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以及碧云寺的住所。经查勘获知，道路稍加修理即可使用，房舍稍加整刷，亦可居住。何成浚做过这些表面文章以后，遂以蒋介石的安全和办公不便等原因，决定把蒋介石的住所安排在中南海西四所。他一面电告蒋介石，一面向社会公布蒋介石的声明，并借机大肆宣扬说总司令欲住碧云寺，以示对总理无限忠诚与崇敬之心。蒋介石虽然未抵京城，但他的形象却顿时高大起来，尤其和昔日盘踞京城的军阀、政客所为之比，真是大有明君北来之意。
对此，昔日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今天入主京城的阎锡山是很不满意的。
七月六日，天低云暗，一点儿风丝也没有，闷极了！上午八时许，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吴敬恒、戴传贤、张人杰、张群、蒋作宾、李煜瀛、白崇禧、何成浚、鹿钟麟、商震、徐永昌等三十余人去碧云寺祭孙中山先生灵。沿途岗哨林立，十户九闭，格外森严。几十辆汽车结队而行，浩浩****，好不威风！但这些操有生杀大权的新军阀一言不发，有的神色严峻地注视着前方，有的倚着靠背闭目沉思，似乎都在酝酿着祭奠孙中山先生的情绪。
蒋介石一行于山门前下车，徒步拾级而上。他们无心赏鉴雕工精细、形态威猛的明代石狮，也无心朝拜罗汉堂中的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五百罗汉。他们穿过淙淙有声的水泉院，直奔普明觉妙殿，即孙中山先生的停灵处。蒋介石为显示自己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当仁不让地走到了主祭人的位置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依次走到襄祭的位置；其他随行的文武官员匆忙围站其后，甚是狼狈地进入了所谓祭奠的行列。少顷，司仪踱着方步走到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面，威严地巡视了一遍参加祭告典礼的成员的表情，遂拿腔拿调地高声唱喏：
“现在，祭告总理典礼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英灵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突然一声“总理啊……”的呼喊，惊断了司仪的唱喏，也惊得恭敬行礼的祭告人员停止了参拜，一齐循声把视线投向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只见蒋介石扶棺大哭，口中还念念有词：
“总理啊！您仙逝三年有余了，我们这些不肖的学生，仍然没有把您安灵金陵，让您在此遭受孤寂！……”
戴传贤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向来以解释三民主义的权威而傲视他人。今天，他见其好友蒋介石抢在了自己的前面哭表忠心，遂双膝跪在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梓前面，双手不停地捶打着棺木，以高出一个八度的声音顿首号啕！接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张群等人也不甘示弱，哭泣不止，顷刻之间，长年寂寥的停厝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被不同的哭喊声所淹没。
蒋介石扶棺哭祭孙中山先生的目的达到以后，又宣读了忠诚于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祭文：“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心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接着，又带头绕孙中山的灵梓一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灵堂，稍事休息，于上午十一时许离开碧云寺回城，从而结束了这场“哭先人，为自己”的闹剧。
北京七月的夜晚是异常闷热的。蒋介石缓步离开卧室，随意地徜徉在中南海的西岸边。他终于驻步休息了，可他的目光却依然死死地盯住对岸那巍峨壮观——而今变得异常冷落的故宫夜影。是啊！数百年来在这儿演出过多少幕兴衰史剧，又有多少王室中的亲兄热弟死于权力之争的刀下？他作为当代的最高主宰者怎能不望而有感呢！随着夜的流逝，他想起了雍正皇帝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何等明确的“人治天下”的注脚，又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这样一条历代统治者恪守的道理：“权力就是生命！”但是，当他想到自己如何才能达到号令天下、唯我独尊的目的时，他不能不想到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以及那影响久远的削藩诛异、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由此，他又审视了自己的所谓“削藩”计划，直到他满意后才踽踽踱回自己的卧室安歇。
七月八日的上午，蒋介石在行营公署召集各路“诸侯”会议。他带头起立，领着大家宣读完总理遗嘱之后，严肃地说明总理生前意在定都南京，而北京不宜保留京城之名，经和有关人士协商，改北京为北平。旋即又提议：为落实先总理安葬金陵的遗愿，应早日移梓南下，一任让总理的遗风培育后人，也砥砺我们奋勇前进。与会者虽然都明晰这项动议的实质，是蒋介石有意抢孙中山这面旗帜，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的合法接班人，但都出于对仙逝伟人的尊崇，一致通过了。
蒋介石在审时度势、猜测对手的企图方面，有着高人一筹的聪明。他清楚各路“诸侯”随同他来北京的真意，并非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祭告先总理在天之灵，而是由谁来接管奉系出关后所遗留下来的地盘。另外，他还十分了解每路“诸侯”的秉性和内心活动。因此，在河北省和京、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首先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是位少于权谋的人，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唯恐别人说他争权争利。他当众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机说出把河北省、北京、天津二市交给阎锡山的主张。他为了证明这一决定是公允的，进而又说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宜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微笑着直言冯玉祥性情刚直，不宜于搞外交，故应交阎锡山办理为宜。
对于如此重大的决定，冯玉祥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好当众认可；而阎锡山一言未发，遂成了得利的渔翁，一跃变成了合法的华北王。一苦一乐，概源于蒋介石的政治手腕。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了结了分赃之事，旋即又把议题转向削藩裁军、巩固中央方面来。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郑重提出：北伐战争基本完成，民众亟待休养生息，而完成革命最紧要的问题是厥唯裁兵，按照总理的教导，把国力、民力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采矿等方面。对此，握有重兵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但是，当蒋介石亮出预先拟好的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以后，冯玉祥殊感不服，第一个发难。正如当事人所追述的那样，他说：“总司令提出最紧要的问题厥唯裁兵，建设国家，使老百姓早日过好日子，此举势在必行，无可非议，但就目前来说，裁兵原则应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全国北伐军既是直属中央统一指挥，裁遣对象，首先应是新收编的那些部队（当时蒋介石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共约二十余万），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更不应裁遣一部，又重新扩充一部。再者，如对编余各种军校毕业军官、军佐给予特殊照顾，那么，对战功劳绩卓著的行伍出身的军官，又如何安排呢？何况，张学良现仍占据东北三省，虽军力暂时受挫，但觊觎关内之心未死，如果略有举动，则直、鲁、豫等省首当其冲，应稍待东北问题得到解决后，从明年开始大量裁兵不迟，目前，各集团军应先行淘汰老弱为宜。”
在会议上，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也不满蒋拟定的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但他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问题尚未解决，社会也尚未安定，裁兵应从长计议，不宜急于大量裁减，可先裁老弱官兵；对编遣官兵也应先有个具体方案，如果没有具体妥善安排办法，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李宗仁态度稳重，不慌不忙地说：裁兵裨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讲得也颇有道理，‘老则安之’，弱老裁退后，皆能安居颐养；‘裁无功留有功’，利于求进鼓舞人心，不失为上策。裁兵应全面考虑，既要看以往的战功，又要注意军队以后的素质。兵不在多而在精，历史上的官渡、赤壁之战，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很多例子都能说明这个道理，总座优先照顾各军校毕业军官，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看来目前裁士兵容易，裁军官较难，应充分考虑安置办法，以免实行裁编时发生问题，不利于国家建设。”
裁兵会议，不仅未能达到削弱阎锡山，特别是冯玉祥所部实力的目的，而且勾心斗角中反倒显露出新的危机，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正在孕育中。为此，蒋介石殊感不快，他不禁想起了行前宋美龄说过的话语：“我不愿意在死去的姐夫的灵前，看着你唱一出失败的削藩戏。”他思之良久，禁不住地喟叹自语：“不可小视夫人之见……”
已是夜阑更深、万籁俱寂的时刻了，蒋介石依然在独自思索着如何实现“削藩”计划，又不引起当代的所谓安史之乱。可是，每当他想到自己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结盟是各怀心事、各自都希望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时候，他又想不出在这三人中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达到逐次消灭之的办法来。所以，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重压在他的心头，他首先感到宋美龄不在自己身边的孤寂……
突然，谋士张群叩开了屋门，笑眯眯地走了进来。蒋介石的思绪仍然留在方才的沉吟之中，故蹙着眉头叹了口气，客套地问：
“岳军兄，你还没睡啊？”
“总司令，你不是也没睡吗？”张群笑嘻嘻地坐在了蒋介石对面的沙发上。
“我睡不着啊！你……”
“我正在为总司令寻觅安歇的药方。”
“岳军兄，这种药方找到了吗？”
“没有找到，何敢半夜叩门扉呢！”
“快说说看！”
“一句话：从缓裁兵。”
“不行！”蒋介石腾的一下站起来，猝然大发雷霆。接着，他滔滔不绝地指出冯玉祥占据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六省，并且北靠苏俄，还有着渊源的历史关系；阎锡山占据着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平、津二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李宗仁占据湖广四省，与英国、法国素有联系；还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都是一些握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最后，他格外激动地说：“不尽快地削藩裁兵，中央何时才能真正号令这些诸侯呢！”
“在此情势下，这些诸侯不愿臣服于你的领导，怎么办？”张群厉言相问。
“我……”
“我还想告诉你两个消息，”张群待蒋介石冷静以后，方才严肃地说，“其一，共党于六月十八日起，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二，朱德和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上当起了山大王，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你是知道的，朱毛二人非等闲之辈，当年一个农民运动，一个南昌起义就搅得半壁江山不得安宁！如今再任其发展，其结果……”
“我们的后院就失了火！”蒋介石像是斗败了的公鸡缓缓地低下了头。可是当他感到自己的发祥地江、浙、赣、闽一带有赤化的危险之后，又蓦地昂起头，果断地决定：“从缓削藩裁兵，全力消灭共党！”
“万一冯丘八、阎老西在华北一带滋事呢？”
“这……”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总司令，你准备用哪一派势力予以钳制呢？”
蒋介石对此不愿瞻前而思，只好随着轻声叹气而微微地摇首。
突然，蒋介石又走出了山重水复的境地，老天为他派来了救难的福星——何成浚喜不自禁地夜闯辕门，报告张学良派来了和谈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蒋介石大喜过望，难以置信地问：“这可是真的？”
“真的！”何成浚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已经和他们商谈过一轮了。”
“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一、代表已经继位的少帅张学良将军晋见总司令，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二、听取总司令对东北军的处理意见。”
这则飞来的实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强心剂，顿使蒋介石又来了精神。如果张学良真的归服了中央，在北方必然是一支足可威慑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事力量。这样，蒋介石不仅可以大张旗鼓地“削藩”裁兵，而且还可以移兵江西．把刚刚兴起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消灭在摇篮里。然而，多疑的蒋介石一俟冷静，又发出了这样的怀疑：张学良此举是对抗日本的权宜之计，还是决心倒向中央为父报仇？他一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瞬间，他的思绪又闪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天下的不满，为实现南北一致行动讨直倒曹，孙中山先生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派其公子张学良与之应酬。于是产生了有名的“三公子会议”，促成了“粤皖奉三角联盟”，对讨直倒曹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入主北京，于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就在前一天，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阎锡山的代表南桂声到了北京，张作霖在其公子张学良的鼓动下，派出杨宇霆与之协商，并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事先阎锡山通电张作霖，劝他服膺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最为滑稽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时候，竟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次南北停战谈判失败了，方本仁一行回到了南方。蒋介石听说张作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事大为重视，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派何成浚为全权代表秘密潜往北京，先晤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准备协商在北京成立一个军事三角同盟。由于国民党内哄而流产。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其日本好友铃木贞一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张作霖在其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主使下抢先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处决李大钊的问题上，张作霖完全是遵从蒋介石的电示办的。应当说，这次反革命的合作是十分默契的。
一九二八年春二次北伐以来，张学良力主罢兵回关外，重开南北议和，这是时人皆知的事情；而今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为家仇国难计，绝不可能投降日本；相反，为壮大其力量又必然要靠近南京。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断然做出决定：为迅速完成统一，以政治手段解决张学良的问题。他当即命令：“雪竹兄！明天我就召见张学良的代表。”
“慢！”张群蓦地站起，严峻地问，“你对这位少帅易帜，服从中央的事有多大把握？”
蒋介石坦然地伸出右手，像经纪人那样用手势做了个八字。
“如果日本人反对呢？”
蒋介石又被张群这突发的炮弹打哑了。他沉思有顷，以守为攻地反问：
“难道我们应当冷淡这位少帅的代表吗？”
“不！应当热情地接待。”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说，“我的意见，是应当把诸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比方说吧，张学良倒向中央是出自本意，还是为形势所迫？如果说是兼而有之，我们如何促其变被动为主动，早下倒向中央的决心呢？”
“我赞成岳军的见地！”何成浚又进而阐述其见，“换句话说，目前阻碍这位少帅易帜的有两种势力：一是日本人，他们为了鲸吞满蒙的自身利益，是决不会同意张学良改弦易辙，倒向中央的；二，我们了解杨宇霆这些奉系中的元老派，他们是坚定地走亲日路线的，加之他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向张学良施加压力，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蒋介石抢先说出了结论。他扫了一眼张群、何成浚的为难面色，沉毅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复杂的呢？日本人有他的优势，杨宇霆这伙亲日元老派也有他的长处，可不要忘了，我们有占天时与人和的有利因素。”
张群自然明白蒋介石指的天时是中央，人和是反日。他思索了片刻，问：“我们如何克服不占地利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吧……”
“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东北，帮助张学良排除干扰，下决心，对吧？”蒋介石说罢轻轻地哼了一声，“我已经想好了，派一名有影响的全权代表到张学良的身边去。”
“好！好……”张群拍手称赞，转眼看见了面有得意之色的何成浚，忙举荐，“我看，出使奉天的全权代表，非雪竹兄莫属！”
“不！下一步的裁兵会议还离不开雪竹兄。”
“你的意思是……”
“派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去。”蒋介石看了看何成浚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又补充说，“如果方主席受挫，我再派雪竹兄，甚至岳军兄前去。”
接着，蒋介石和张群、何成浚议定了方本仁出使奉天的任务：一为代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前去吊唁张作霖，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明确示意无进军东北之意；二为谋求“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易帜，亦应积极工作，等待时机；三为了解东北军、关东军的动向，以便使中央心中有数，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翌日上午，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对张学良意欲服从中央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旋即说明自己公务繁忙，近期就要返回南京，不能亲赴奉天吊唁张大帅，特派全权代表方本仁前往，希张学良将军海涵。
待邢士廉和王树翰离去不久，何成浚又慌忙跑了进来，甚是神秘地说：
“总司令！桂系的白崇禧决定派其高参何千里为代表赴奉天吊唁张大帅。”
蒋介石立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位何千里原是奉军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和张学良、杨宇霆都属私交。当然，他也清楚白崇禧此举的目的。他沉思有顷，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中，不仅要前门拒狼，而且后门还得防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