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七日，冀东平原天低云暗，不时传来几声隆隆的沉雷。啊！就要变天了。
突然，由西边驶来一列火车，它犹如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仰天怒吼，穿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向着东方急驰而去。这就是奉系“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少帅张学良的专列。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乳名小六子。生于一九○一年旧历四月十七日。他的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其曾祖过继于舅父张氏，始改姓张。父亲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领袖。因早年参加胡子为盗，时人背后称之为胡帅。他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随母在乡间度过幼年。母亲谢世以后，由卢氏照管。早年在家读私塾，后于沈阳研读古典文学和英文。随着新知识的日趋丰富，先拟学医，后以医用药品皆来自海外，又立志拟出国学习制药，以应国家之需要。但父命难驳，遂于一九一七年入讲武堂学习陆军，由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今天的张学良，一扫往昔那倜傥、潇洒的英雄气概，活像是一位未老先衰的大兵，身着灰色的士兵军服，默默地伫立在车窗前，望着车外呼啸逝去的庄稼，陷入了极度悲苦的回忆中……他想起了六月三日的凌晨，他坐在父亲的汽车上，“浴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的眼睛，竟闪着光亮”。
“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于月台。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光，荒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张学良透过昏暗的灯光，看见父亲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是啊！“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张学良为了抚慰父亲的悲苦之心，朝着行将离去的父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旋即小声地、有些微微抖颤地说：“祝父亲一路顺风，平安出关。”
张作霖明白儿子这句送别话语的寓意，日本驻华大使芳泽不就曾威胁地说过“您此次出关回奉天，我们就不保护您的安全”的话吗？他强忍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凄楚地说：“小六子，不要担心我这个臭皮囊。为父唯有一事不安，明天就是六月四日，我不能在京为你过生日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位“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的胡帅在败走麦城的时候，依然还没有忘记六月四日是自己儿子的生日。张学良听后心颤了，手抖了，他含着泪花，悲凉地说：“今年的生日不过了，您走后，我即刻赶往前线，安排军队的撤退事宜。”
翌日，张学良乘车赶到邯郸北临洺关车站督师，获悉父亲于晨时五时三十分在皇姑屯遇难，但死活不详。由于晋军商震部跃进到保定西北的满城，准备进犯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情况紧急，不能返奉奔丧。为稳定军心，他于悲哀中仿其父的口吻草拟了一份《告前方将士书》：“余不幸归途遇险，臂部受伤，经医治疗，想不久当可痊愈。希望我前方将士袍泽同人，务依照余佳日息争通电，努力和平，促成统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幸勿以余个人为念。”
张学良在回京城的路上，想起了动身赴前线的时候，看见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在公馆里扶乩问事，他很感兴趣地凑上前去，询问父亲的行止。岂知，乩语上批出来四个字：“大帅归矣。”那时，他奚落吴泰勋：“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但皇姑屯的爆炸声犹如炸雷轰顶，张学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魔力在捉弄着他们父子，他的神志有些陷入混乱，他于茫茫然中感到虚脱而无力。他暗自说：“六月四日，是我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为何这样的巧，今天又是我父亲的死日？……”
张学良回到京城之后，看到热心的部属依然在忙碌着为他做生日。他当众宣布：六月四日，不再祝贺他的生辰。当晚，他悄悄命令随行打点行装，启程离京。为防不测，他在崇文门上车，而乘坐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东便门装上火车，这列威严的专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出京城，在黄土坡稍事休整直驶北仓。时天色已明，他命外籍随员伊雅格下车，驾驶着由专车上卸下的小汽车进入天津，于下午四点钟返回，带来通过美国通讯社证实的“大帅”被炸的通讯。他当即下令专列路过天津不要停留，直开军粮城。就在专列行进的途中，他让随侍理发员把他那漂亮的“背头”剃光。当晚，专列抵达滦县，和军团长杨宇霆住进车站附近一座山顶上的小庙里，警卫部队就在山脚搭设帐篷安营，负责保卫。
黑黢黢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凉飕飕的风，把闷热的空气吹散。一支淌着蜡泪的烛光随风摇曳，映出空****的小小的庙堂，显得是那样的凄凉。张学良伫立在神案前，默默地望着那尊虽有些斑驳，但仍不失去其威严的六郎神，一种难以名状的情丝缠绕在心头。他喜爱哼唱两句皮黄，很自然地想起了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杨令公，也想起了为宋雪耻、为父报仇的杨六郎……他们父子用尽忠报国的赤诚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千百年来享受着祭奠的香火。不时，他又从杨令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从杨六郎想到了奔丧的自己，一种悲怆的情感打心底油然升起。
张学良毕竟是一位处变不惊的年轻将领，他的思绪很快从这种父子之情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随着思虑父亲被炸的原因，又自然地怀疑起真正的凶手是谁？由此，他又想到了数十万东北军如何才能安全撤退出关，以及自己怎样才能幸免于难，回到奉天重整军威……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忽而现出的是跃跃欲试的关东军，忽而闪出的又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以及老冤家冯玉祥、阎锡山，新对头李宗仁和白崇禧……面对着这内忧外困、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如何才能确保东三省不落于日本人之手？又怎样遏制蒋介石二次北伐停止追击到关外呢？他真是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
“报告！杨军团长到。”
张学良闻声倏然转身，紧跟在侍从副官谭海身后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将军。他匆忙驱散满面的阴云，执礼甚恭地笑着说：“杨军团长，请坐，快请坐。”
这位杨军团长，就是奉军中大名鼎鼎的杨宇霆将军。
杨宇霆号邻葛，辽宁省法库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习武，与日本军政两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国后，投在张作霖的麾下效力，步步高升。“为人不能说无本领，能以一个士官学校的洋学生，在老将张作霖面前攒红，就算仅长于揣摩上意，亦自有其‘当差’那一套。果断明快，如是这一面；刚愎跋扈，就是那一面。长短互为表里，因而造成错误甚多，结局自招杀身之祸。张作霖一生成败所系，确以杨之屡次鼓动参加内战为其重大关键。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仍居镇威军总司令，未设副司令，杨以参谋长调度全军……民国十六年夏推张为‘海陆军大元帅’，主将军政府于北京；杨宇霆一面俨然形同太上阁揆，诸阁员多半由他推荐，一面代韩麟春为第四方面军团长。”他虽然是老帅张作霖的左右手，但却因为死敌郭松龄为张学良的挚友等因，和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有着较深的芥蒂。如今，老帅被炸，政局动乱，他自认为收拾东北残局者非己莫属。因此，他越发地显得目中无人了。他对于陷入极大悲痛中的张学良漠然小视，俨然以监护人自居。这些天来，他自炫聪明，乱出主意，搞得张学良很是不悦。今天晚上，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香案桌旁边，未等张学良走到香案桌的对面，便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副官谭海是张学良部属中的亲信，十分看不惯杨宇霆的派头，他强压火气，轻轻地“哼”了一声，转身走出了庙门。
“杨军团长，日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张学良十分客气地问。
杨宇霆取出一份长长的电文往香案桌上一掷，顺势又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按着电文，刷的一声，推到了张学良的面前，冷漠地说：
“你看吧，这是日本军方的公开声明，对炸死老帅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了。”
张学良了解杨宇霆和日本的关系，从他这简单的话语中完全明白了这份公开声明的内容。一方面为了明晰日方对皇姑屯事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伤害这位父执的面子，张学良遂认真地拜读起这份声明：
……四日上午三点钟左右，有三个行踪可疑的中国人想爬上满铁线的堤上。我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投炸弹。于是我士兵遂刺杀其中两个人，一个逃走。检查中国人的尸体结果，发现两颗炸弹和两封信。其中一信是私收，一封是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的断片。由这些，可以断定他们是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从爆炸的情况来判断，所用炸药的数量相当地大，因此绝不是投掷的。又，当时，张作霖所坐列车的开车和到达时间都属于极机密，无从得悉。日方甚至以为，三日深夜，该列车已经通过了呢！
按照日本的声明，炸死张作霖和关东军毫无关系，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便衣队队员所干的。这真是扯了一个弥天大谎！对此，张学良是清楚的。为了不给关东军侵占东三省以借口，张学良有意在杨宇霆的面前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随意附和着说了几句，又巧妙地把话题一转，问：“有关部队的撤退还顺利吧？”
“基本上没出太大的乱子。只有鲍毓麟旅被冯玉祥所部缴了械。”杨宇霆淡然地说罢，打量了一下张学良惊诧的表情，又故作沉重的样子说，“时下，我军已撤到滦河以东，可以凭险据守，不会发生太大的意外。关键是第一方面军团有点吃不消，张军团长要求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寻机为老帅报仇。”
所谓张军团长，即张宗昌，字效坤，时送绰号“狗肉将军”，山东掖县祝家庄人。早年在营口为赌棍、帮闲，且与扒手小偷为伍。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乘国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回到烟台，不久又跑到上海当上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他于徐州背叛国民军，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并得其宠信，升任为侍从武官长。随着北洋政府的更迭，他为吴佩孚所反对，遂改投张作霖的门下供职，逐渐晋升为义威上将军，并成了独霸山东的军阀。他的生活极端奢靡腐朽，山东人民送之“三不知主义”，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此次北伐之役一败涂地，不少官兵被阎锡山收员，投降了晋军，所谓十万大军已去大半。张作霖被炸以后，他暗中和日本人勾结，借口出关整训部队为名，妄图夺取张作霖遗留下来的权力。
对此，张学良心中是有数的。同时，他也清楚杨宇霆不愿意张宗昌率部出关，和他分庭抗礼的心理，故直言张宗昌到处招兵，毫无军纪，经常不发饷，任其部属贩毒抢劫，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他一旦率部退守关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学良说罢看了看点头称是的杨宇霆，又果断地说：“传我的命令，要他所部在唐山一带集结、整训，并详报花名人数，以便按月发饷。”
杨宇霆听到“传我的命令”这句话以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但是，当他获悉张学良做出拒绝张宗昌率部出关的决定以后，又大有正合寡人之意之感，故未露不悦之色。另外，他十分清楚张学良不急于回关外奔丧的原因：一是为了保住东北军的实力，再是静观张宗昌溃败的部队的动向，以及各方政局的变化。因而他有些傲慢地说：“汉卿，大局已定，这儿由我支撑着，想必不会发生意外，你应当赶回奉天奔丧了。”
张学良极度悲伤地点了点头。
杨宇霆离去之后，副官谭海气汹汹地走进庙门，说：
“这位姓杨的也太盛气凌人一点了吧？可他在日本人面前，软得又像是面捏的一样。”
“不准胡言乱语！”张学良厉色制止住他，旋即又站起身来，“传我的命令，六月十七日赶回沈阳奔丧。”
临行前，张学良换上了灰色的士兵服，剃光了胡须，率亲信副官、卫队官佐刘多荃、谭海、苑凤台、崔成义等人登上专列，不一时火车头便传来了汽笛的长鸣，随着那由慢而快的隆隆的响声，专列向着东方飞也似的驰去……
张学良终于又从悲痛的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他望着随行的部属，低沉地问：“你们知道老帅遇难了吗？”
随行人员早已知情，但由于未公布于世，全都习惯地摇了摇头。
“老帅遇难了，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张学良吩咐。
随行人员均深沉地点了点头。为真实地记述张学良沿途的情况，现将卫队营崔成义营长事后撰写的回忆录摘抄如下：
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日本宪兵三人向我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沈阳干什么，我答以回沈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答以不在。日宪兵始离去。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半小时后继续开行。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皆分别否认了。
专车从新民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嘱咐我说：“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专车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通过京奉、南满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此地距皇姑屯车站还有一里余），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沈阳西边门车站，时为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
专车安抵车站，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见黄显声一人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先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他回“帅府”，张学良扑到停厝待殓的父亲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几乎昏绝。
这时，张作霖的卢氏夫人、戴氏夫人、许氏夫人、寿氏夫人，以及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等人赶到近前，先是同声悲哭，继之规劝张学良止哀节悲。张学良终于停止了悲哭，回到了客厅。接着，卢夫人又讲起了张作霖被炸以来的情况……
六月四日清晨，大帅府为欢迎张作霖回沈阳忙得不亦乐乎！先于一天回到大帅府的五太太寿夫人，深知张作霖此次出关的沮丧心情，为了博取其夫的欢心，把卧室收拾得格外的整洁、舒适。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惊得大帅府中的主仆愕然相视，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二太太卢夫人说罢“准是关东军的炮声”，上下才又各就各位，有说有笑地忙碌起来。然而五太太寿夫人因明晰此次出关的内幕，心里顿时笼罩上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坐卧不宁，盼着张作霖快些回到大帅府！
少顷，当差官慌忙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到达大门。”随着“嘀嘀……”不息的汽车声，汽车已从花园门口驶进了帅府的庭院。车尚未停稳，司机便纵身跳到了地上，望着惶恐不安的人群大声说：
“愣什么神？还不快着把他从车上抬到屋里去！”
顷刻之间，庭院中有的哭，有的叫，乱成了一锅粥。二太太卢夫人毕竟上了年岁，匆忙钻到汽车中看了看丈夫的伤情，命令侍从人员把张作霖抬下汽车，放到门板上，就近送到五太太寿夫人的卧室中。她压抑着内心极大的悲恸，严厉地命令：
“谁都不准哭叫，立刻回到自己的住处待命，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来寿夫人的房中。”
很快人去院空，偌大的庭院死一般寂静，很是恐怖、瘆人。
卢夫人急忙走进寿夫人的房中，看见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守在昏迷不醒的张作霖的身边，失却主张地在小声啜泣着。当她看见张作霖遍身是血，帅府的军医处长王宗承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的时候，她禁不住悲从心来，泪水冲开了闸门，无声地滚淌而下，模糊了视线。俄顷，她又从屋内不同的抽泣声中感到了自身的责任，遂挥起衣袖拭去满面的泪花，对军医处王处长说：“快去给老帅请大夫！”
“是！”王处长挺起身，习惯地立正站好，“夫人，请哪一国的大夫？”
“千万不能请日本的大夫！”聪明的五太太寿夫人说罢和卢夫人交换了个眼色，“去小河沿医院接英国的雍院长。”
“是！”王处长转身走去。
昏迷中的张作霖终于渐渐地醒了过来，他望着啜泣不止的四位夫人，无力地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难过。接着，他又忍着极大的疼痛对卢夫人说：
“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
张作霖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六月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有顷，军医处长引盛京陪医院雍大夫走进卧室，见张作霖已经停止呼吸，这位英国的雍大夫做了一个无法挽救的动作。卢夫人知道王处长和这位雍大夫相交甚笃，希望他对张作霖之死暂时保守秘密。王处长沉吟片刻，遂操着英文说：
“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帅已死，只能说负伤。”
这位英籍的雍大夫为人忠诚，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秘密。当驻在奉天的英国总领事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但这位雍大夫却因此而丢掉了院长的职务，并被迫送回英国。数年之后，他曾对我国的一位朋友说：“总领事认为我对大英帝国不忠实，不能再在那里继续工作，遂撤销我的院长职务，令我回国。”此乃题外之话，附记一笔。
其间，“日本方面无论关东军，领事馆，都渴望获知张作霖的生死；千方百计，打听消息，而张家对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如张学良的秘书陶尚铭以亲日出名，即被禁止进入内宅，其中五夫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别有作用的‘日本太太’们，如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之妻等。这些‘日本太太’，遥望张作霖卧室，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夫人面无戚容，从容应对，都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伤……”
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起身朝着四位姨娘鞠躬致谢。四位夫人盼来了张学良，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度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卢夫人扫了一眼大家过分困乏的神色，忙商量地说：
“这些天来，小爷鞍马劳顿，大家也伤情耗神，都暂回自己的卧室休息吧！”
卢夫人说罢带头走出屋去，接着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等依次退出。陪着张学良为父守丧的只有一位年过三十，但容貌端丽、风韵犹在的中年女人，她就是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
于凤至于一八九七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屯，长张学良四岁。其父于文斗，经商出身，靠“丰聚当”商号起家。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性情温柔、贤淑。在延师读书期间，为同学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大家闺秀。后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当年，张作霖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于文斗的照拂，因而张对于许下了一个私愿：一旦得势，他的子女必与于家结为姻亲，用以相近相报。后来，他在于家客厅中目睹于凤至的风采，暗自称赞叫绝。经算命先生卜算，于凤至为“凤命”之体，遂认定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这“将门虎子”，应和“凤命千金”的于凤至联姻，经人作伐，当场说定。
但是，张学良不满意这门亲事。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婚姻自由的幻想，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反对态度。张作霖只好让步、折中：“你的正室元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二太太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张学良只好忍受和服从，但正如一位后人所说：“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愿的不满。他潜意识的要去另辟蹊径。”张学良十五岁完婚，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夫妻感情倒极和谐。
于凤至是位知书达理、善于控制自己情感的夫人。她深知此时此刻丈夫身系数十万东北军之安危。她望着默默啜泣的张学良，甚为达观地说：“小爷！亡故的老爷说得对，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这些天来，张学良强抑着个人的情感，于悲痛中完成了东北军的撤退，拒张宗昌所部于滦河一带。而今，这无声的悲哀化作了响雷，把理智中的自我炸得粉碎，并淹没在情感的怒涛之中了。当他听完爱妻劝慰的话后猝然失态，蓦地扑到于凤至的怀中放声地哭了。
于凤至爱怜地抚摸着那战栗的身躯，禁不住地悲从心来，两汪热泪扑簌簌地滴在了张学良的身上。可是当她再次想到张学良身担的重任时，又把那悲苦的泪水送回心底，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边为张学良拭泪边说：
“虽说男儿有汨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可也该知道还有比哭更大的事等你去做啊！”
张学良终于止住了悲哭，抽泣着点了点头，遂在于凤至的搀扶下向帅府东小院走去。当他们夫妻步入临时下榻的卧室之后，于凤至取出预先备好的臂缠黑纱的白夏布大褂，帮着张学良穿在了身上。接着，她自己也脱去遮人耳目的艳装，换上了孝服。
张学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旋即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流个没完，搞得他就像是散了架似的没有了力气，竟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沙发中。他无比悲愤地自语：“这嗜好太可恶了！……”
于凤至明白这可恶的嗜好是鸦片烟。她清楚地记得，那年张学良得了中毒性的感冒，一时难于治愈，遂求治于日本大夫，这位别有用心的日本大夫治好了张学良的感冒，却因用药是鸦片使他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把体格健壮的张学良搞得每况愈下，家人多次劝其戒除，终因中毒太深难以履行其言。今天，她看到丈夫这痛苦的样子，主动地说：“小爷！快抽两口吧。”
“不！”张学良仰起涕零满面的头，“大姐，从今天起，我再不戒除此恶习，誓不为人！”
张学良戒烟的许诺，并未给于凤至带来喜悦，相反，一种仇恨日本人的情绪再次生起。她知道戒烟的痛苦，也清楚这种恶习的顽固，为了渡过这危难的关口，她说：
“时下不是戒除恶习的时候，你要利用鸦片带给你的精神力量挽狂澜于既倒。”
张学良遵从了。他吸过鸦片以后，顿时又来了精神。夫妻二人正欲安歇，副官谭海引外交处王家桢处长走了进来，未等落座，张学良有些紧张地问：“王处长，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吗？”
“有！”王家桢取出一页公文纸，“这是一份整理过的审讯记录，清楚地说明炸死老帅的凶手根本不是日本说的南方革命军所为，而是关东军一手干的。”
张学良急忙接过文稿，细心阅看：“我们数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铁路桥的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不久，大帅的专列就被炸翻在这座桥下。”张学良阅罢久久不语，两道浓眉耿立着，两只大眼睛喷射着怒火，就在这无声的沉寂之中，他终于构想妥了今后的行动方案，只见他挥起右拳狠狠地砸在了沙发的扶手上，自语道：“不雪此国仇家恨，誓不为人！”
“当务之急，你必须成为老帅法定的接班人，以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发布命令，安葬老帅，稳定三军。”王家桢焦急地说。
张学良坚毅地点了点头，似成竹在胸。
王家桢常年负责和日本办外交事务，熟知张作霖为了避免日本方面逼他签署任何文件，一直强调他不通文墨；但对内而言，凡有命令皆以张作霖亲自签名为凭，此点实为日本人所深知。此刻，如说张作霖已死，而并未指定继承人，必将引起日本的干预。倘谓已指定张学良继承，则亲笔签名的手令何在？若无亲笔签名，必仍不为日本所承认，生出麻烦来。所以他疑虑不安地问：
“老帅留有亲笔签署的遗嘱吗？”
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这，可就复杂了……”
张学良淡然地一笑，起身走到书桌前，提笔蘸墨，飞快地草就了如下一道手令：
我不幸被炸，在我养伤期间，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张作霖
王家桢走近一看，愁容顿逝。真没想到，张学良仿其父的签名竟达到乱真的程度。少顷，他又不安地问：“军团长，善后之事，想必都安排好了吧？”
对此，张学良已经完成了腹案：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首先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始可有济。他镇定自若地点了点头，颇有些沉重地说：
“总的方针是变朋友为死敌，化干戈为玉帛，逐渐形成一个联蒋抗日的政治局面。”
王家桢完全理解这一方针的内涵。但他深知变日本这个朋友为死敌是何等的危险。至于和蒋介石化干戈为玉帛，则更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是胜利之师，会和战败的东北军罢战言和吗？万一蒋介石趁着父权子接的混乱局面落井下石怎么办？尤其当他再想到东北军中的新老派系之争，更是有着一种惶恐之感。他疑惑地问：“你有把握实现这一方针大计吗？”
“有！”张学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想过多次了，一切成败得失的关键是蒋介石。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条件地和他握手言和。”
“这行得通吗？”
“我自有办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