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拿我没有办法，她隐约明白我性格里的鹜气，只好试图潜移默化从其他方面影响我。七十年代学校教育是扯淡，教师多是根红苗正却没读过几年书的贫下中农，他们更适合坐在讲台下学习，学生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的一个语文老师以她学术上的大胆和勇气，给她教授的所有学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同学请教“黝黑”两字的正确发音，她很响亮的回答，“这不是‘黑幼黑’吗？”因为最高指示，白娘子的故事是正面读物，有人问老师为什么长老法海要拆散许仙和白娘子，老师毫不犹豫的说，“白娘子的血统不好！”虽然那个时代讲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被描写得如同仙女一般的白娘子会血统不好，联想到西游记里的白骨精，我们只能猜测血统好的都要丑点。

另一个老师一本正经的解释亩产万斤的正确种田方法，插秧培土时候，只有全部横着踩，长出来的庄稼才能高产。我们虽然不是种田长大，可也有机会去过郊区农村，从来没有想到踩土脚步的横竖不同，就能够导致万斤粮食的差异。

学校学不到东西，不算是特别坏的事情，起码就我的例子来说，因为我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如同我创造自己独特的搏击战术一样，我没有被很多的思维陋习所限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可以想，什么不可以想。一个人思想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也应该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我自认为独特的成长过程给了我这些，让我能够后来面对压力、陌生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我的思想是我最大的武器，让我不断去适应和学习，也让我能够生存下来，要知道不是肉体的能力决定我们的存在。

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性造就了我们每个人的遗憾和渴望，如同一个宣布“我有世界上最幸福的童年”的人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最好的，一般的，还是最坏的。我不会知道如果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按部就班地升学、考试、就业，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科学家、律师、工人、普通职员、混混、罪犯？

大概如同西谚所说，半杯水是够还是不够，全在于看的人如何去想。我愿意去想自己很幸运，不这样做的话，大概需要和心理医生谈话。

谈到教育，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上中学不久我发现了学校的藏书。我的学校曾经是这个城市条件最好的，经历了日伪统治、国民党和新政府，学校的藏书种类繁多。运动开始后，图书馆被封闭，有些图书被烧毁，有些下落不明，没有人能够再去阅读。我却无意中发现原来学校的藏书被堆放在地下室的仓库里，历经学校人员的变迁，多数人已经忘记了这码事。通过一处废弃的管道我可以爬进仓库，我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从此上学期间，我每天躲到角落里，阅读发现的藏书，当然没有人知道我看些什么，因为图书的封皮是贴上去的毛选语录。大概有心人知道老人家的语录不可能有如此魔力让我如醉如痴，但他们更喜欢我看书，而不是打仗，有书读，我不会在学校修理其他男孩。

我看的书很杂，没有什么系统，完全是由着性子，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著名作者的书我都有涉猎。我很喜欢鲁迅，他的杂文很犀利，却有些让我害怕，他的眼光实在毒辣，直面社会的丑陋令人心痛，所以他的书多半是偶尔翻阅。胡适的书有些看不懂，他吹嘘的“少讲主义”完全是谬论，起码新中国的表现已经验证了他的理论的失败。林语堂的书同样让我一知半解，却很吸引人，他的《吾国吾民》让我大开眼界，还不知道原来乔装打扮就能变腐朽为神奇，这本书曾经在四十年代的美国洛阳纸贵。谈到林语堂，不得不提到他在抗战期间的作用，他在美国用一支妙笔描写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人的英勇，日本驻美国大使不无感叹地说，“林语堂先生顶得上中国十个师。”一介书生能得到如此评价也算是无上的荣誉了，不过再想也不能太当真，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概有些问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中国作家是萧军，倒不是别的原因，完全是腐朽的乡土观念，他是东北五十年最杰出的男人，作家、军人、诗人融为一体，我不记得他写过什么，我记得他敢于对最高领袖的做法说不，当然他的反对没有什么作用，可男人不是看结果而作选择。而且他和萧红的爱情很荡气回肠，读起来令人扼腕。你还能要求一个男人更多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我看到的古装本《金瓶梅》，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今天的名气，我选择它完全是好奇装桢的古色古香。好像我看了一半，差点没让我给扔到火炉里，因为实在是无聊。它延缓了我青春期的发育，我无法理解其中的描写，感到十分的恶心。大概缺乏必要的荷尔蒙，我们的情感如同化学配方，不起作用。总而言之，这本中国古今第一奇书给我的直接影响是，我避开了这类书籍。wWw.后来我曾经看到《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翻两页就觉得索然无味被我扔在一边，多年后再次阅读，我无法理解当时自己为什么对此竟没有一点兴趣。别人的性启蒙多半是通过这类书籍，而我的却与它失之交臂。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翻译书籍，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中国的文人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面积的污染读者的视野。我先是从苏联文学看起，因为数量最多。《静静的顿河》给我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按照荣格的心理分析，也许多年后的流浪就是潜意识里的模仿。书中哥萨克人的放荡不羁、勇敢自由、战争场面的雄壮、男女爱情的荡气回肠，彻底的毒化了我。后来我才发现难怪俄罗斯的作家都愿意喝酒，因为酒精让他们忘记描写事情的另一面，流浪的人们没有安全感，战争带来死亡和流血，爱情让男人发疯女人发狂。苏联人一度禁止《静静的顿河》发行不无道理。

我还看了其他苏联作家，应该算是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老实说，印象都不是很深，《战争与和平》很厚，阅读那么大块头的毛选让人惊讶。《安娜卡列尼娜》给我感觉俄罗斯女人很好骗，我一度想要找个俄罗斯女人做老婆。普希金的诗歌很肉麻、很愤青，我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决斗，他不过是假别人的手去自杀而已，他寻找的爱情、他幻想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的。

说苏联的作品，不能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和苏联学生一样听说过书中最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记得自己也无数次被英雄的伟大情操所感动，但偶尔也暗地里琢磨过，要是不太麻烦，还是等着别人来解放我要比我去解放别人容易些，谁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一样愿意被解放呢？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的文学作品。《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野性的呼唤》《白鲸》成了我私人的藏书，莎士比亚让我知道小资情调原来可以如此震撼人心，马克吐温的小说绝对好玩，不过当我在学校尝试其中的幽默时，别人看我的眼光中多了一些可怜。

当然了，我也不是完全的不学无术，我尝试过阅读马列著作，共产*主义的开山祖师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看了三天。马克思的渊博学识让我大开眼界，我很佩服他的勇气，一个人敢于尝试要解释世界，揭示人类组合的秘密，只有天才能做得出来。每个人活的够长，都会对社会有自己的观察和结论，能够有条有理的写出来已经不是一般人，敢于宣称这是人类终极的道路，而且信誓旦旦，那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眼泪、汗水和鲜血。不过，我没再读下去，因为本能的怀疑，如果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可以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如果世界就是按部就班的前进，我们人类个体间没有差异，一个思想，一个主义，这种生活是否值得去过？我总想起另一部小说《1984》。

不谈学术造诣，马克思生活上同样有让我敬佩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他数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写作，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完成警天巨著《资本论》，可他还居然能挤出时间来制造庞大的家庭，他养活了七八个孩子，这样的男人实在是所有男人的典范。

日子就这样一过去，我每天花上两个小时身体训练，上学读书，放学打仗，回家继续看书。母亲有些担心我，她本能的怀疑书本的腐蚀力，她无法让我停止阅读，就给我找了引导的老师，隔条街住的童先生。

大概整个城市没有比童先生更合适的老师了。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年轻时留学欧美，精通英法两国语言，回国后是大学的教授，从来没有结婚，但听说他和很多女学生交往甚密。运动开始大学关门，他倒是没有受罪，找到份轻松的工作，开始扫大街。他也不在乎斯文落地，很兴致勃勃的挥舞着扫把，别人看到他的态度也不好过份指责街道依然肮脏。

童先生答应教授我，与其说是有心培养我，不如说好奇，好像一个人扔到泥土里一粒不知名的种子，每天观察最后会长成什么东西。

童先生给我上课的方式别具一格，他开始主要教我英文，没有固定教材，教会简单的英文字母和基本语法规则外，他给我一本英汉双解字典和英文读物，让我自己阅读和用英文作文。每天他给我上大约两到三个小时的课，会解释一下英文作文的错误，然后就英文原著的内容和我讨论，内容不受限制，经常延伸到很远的时空和环境。我回到家里会有五六个小时的功课，阅读十页英文原著，写一篇内容自定的英语作文。第二天同样的事情重演，一直持续了四年。

我从童先生那里得益最深的是和他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学生活着年龄小而轻视我，而是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多数时候他和我的谈话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他不说自己知道答案，而是问一系列的问题来让我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英美的法学院通常采用这种教学手段，来训练学生的思维敏锐性和广博性。我很多的时候让童先生的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明明平常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经他一问，我竟然看到很多的荒谬。我很难说自己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具体的知识，更多是他的问题触发我去思考，阅读时候带着问题，寻求自己的答案。这对于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虽然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我依靠自己的阅读和观察，每一个环境下都走的很远。

高尔基说“我的大学是在挣扎谋生过程中目睹俄国底层民众生活所领悟”，我的中学是在童先生处得到的。第一年的学习中，我翻烂了一本英汉双解字典，第二年我用的是牛津英英字典，偶尔借助英汉字典。第三年我基本上用的是英英字典，已经可以阅读通俗英文小说。第四年童先生开始教我法语，我们重新走当年学习英语的道路。不同的是有了英语的底子，法语学起来容易很多。作为同是罗马语系的两门语言来说，很多的英文单词是从法语转变过来的，一年下来，我可以阅读简单的法语读物。

纯粹的原文读物并不好找，童先生家里有一定量的藏书，但远远不够。我还是去了大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堆放书籍的仓库，里面的原文读物都让我给转移到家里来。童先生知道后，对我的偷窃行为有些两难，偷窃不好，可书籍的被监禁同样不好，他最后让我保证有一天大学恢复我要把偷的书都放回去。童先生的道德感让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伟大的毛先生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一点都不过分。

不管怎么说，给童先生当了四年学生，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心血，算得上倾囊相授。高考恢复后，他又帮助我补习。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童先生很满意我的状态，考试前他说我考上大学没有问题。

童先生虽然扫大街，可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是有学问的人，也知道他看人很少走眼。我参加了1977年12月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高考，有数学、语文和政治三门。考场里看到语文作文的题目是wWw.“我在这战斗的一年中”，我差点没有笑出声来，改成“战斗的一生”就是自己真实的写照了。我不记得写了什么，可三天考试过后，我很有把握能上大学，唯一问题是去省内还是省外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