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区在移民来这里落户的前一个月还叫奉贤县，一个月以后才撤县建区。显然是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年近七旬的蒲耀金老人还是一口一个“奉贤县”。又由于他牙齿脱落，嘴型凹扁，说话不关风，所以至少在我听来，他是一口一个“缝线线”。我是在结束南汇区的采访后，由计处长亲自开车把我送到奉贤区来的。这里距离南汇和距离上海市区都是三十公里，在交通地图上像是个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从结构的原理讲是最稳定的。在与奉贤区人大副主任张昌涛、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俞凯丰和区移民办副主任夏宝勋谈到移民稳得住的问题时，张昌涛首先使用了这个结构上的名词:“落户奉贤区的八百多个移民中，十八到六十岁的有五百人左右，他们全部参加了区农村养老保险，和当地人一样，实行社会救助。十八岁以上的移民全部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六十岁以上的移民全部享受当地村民同等的退养金待遇，所以他们生活稳定，情绪稳定，生产稳定，像三角形那样稳定。”俞凯丰完全同意这个比喻，不过他想再精确一点儿:“这个三角形却不是等边的。由于他们年龄不相同，考虑的问题和面临的问题也不相同，一般说来，移民中的老年人存在精神方面的负担，中年人存在物质方面的负担，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物质方面的负担容易减轻，精神方面的负担依然沉重，这在稳得住的问题上，我认为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夏宝勋补充道:“在移民方面，他们自己有个说法，那就是落户到这边来，年轻人是一种收获，中年人是一种奉献，老年人是一种牺牲。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他们的观点无疑给了我及时的帮助，因为如此，我决定去拜访移民中的两位老人。

第一位老人叫陈大全，六十二岁，和老伴一起随儿子儿媳落户在齐贤镇白沙村。当计处长驾车直抵他家院落时，老人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站在门口迎候我们。入座之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好一番打量，然后冲口而出道:“我认不到你，重庆太大，去过好多回了，也没有碰见过你。你要是到过我们云阳县双江镇的话，只要说陈大全三个字，不要说每个人，就是每条狗都认识我！到这边来就不行了，没得哪个晓得我，除了在家里，在外面话都没得哪个跟我说，说了我也听不懂，人家还跟你说啥子？”我顺着他的思路问他:“你在老家这么有名，大概不是庄稼汉而是手艺人吧？”“我是果农，几十年的老果农，老果农就是庄稼汉中的手艺人。要是不外迁，双江镇园艺站王站长还要聘我当技师哩。”陈大全开口笑道，“不是自吹，在老家我种的广柑是最黄的，橘子是最红的，味道是最甜的，我有这方面的手艺。移民外迁的时候，好多人心痛自家的果树，把果树砍来烧了，边烧边哭。我心想，要说对果树的感情，我比他们哪个都深厚，我都没有哭，他们哭啥子？所以我跟他们说，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只要有本事，带到上海不就行了吗！”我点了点头:“上海出产好些水果哩，我在崇明岛看到了黄桃、水蜜桃，在南汇还吃了移民种的西瓜和甜瓜，特别是这里的瓜果大棚，连新疆的马奶子葡萄都能生长哩！”陈大全却摆了摆手：“两回事。我们的手艺和这边是两回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结一方果。大棚只能解决温度问题，解决不了土质问题。移民外迁的时候，我专门从老家带了四根脐橙树苗过来，结果栽死了三根，长活了一根。长活的这根有点儿栽头:新叶子长出来了，可是形状和旧叶子大不相同，我倒要看看隔两年挂果的时候，能够挂个啥子妖怪出来……”幽默、大度、直爽、勤劳，在陈大全身上，我倒看不出多少故土难离的精神负担。生活是现实的，他必须向前看。我又顺着他的思路问他:“你过去靠果树养活全家，现在儿大女成人了，他们靠什么养活你呢？”“我有六个子女，四个女儿都在开服装店，一个在老家开，三个在北京开，都挣了钱。”陈大全不无自得地道，“移民过来的一儿一女也不错，儿子在镇上一家台资企业打工，月薪千把块钱哩。女儿和儿媳在村子里的玻璃厂上班，收入也还可以。”说到这里，陈大全自己把话题拉回老家去了，“他们说我们移民外迁是舍小家为国家，我心想我那个小家算啥子？几间土墙房子，修了十几年了，屋基还是老人留下来的。在老家的时候，吃水要到井边去挑，洗衣服要到河边去洗，哪像到了上海，一切都是现代化，我和老伴也可以享几天清福了。”我问:“你的老人都健在么？”“死了，死了二十多年啦。”“那，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去坟前看看他们呢？”“没有。我是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家里穷得叮当响，可是她们都念了书，偏偏我没有进过学堂，父母把我害了一辈子，我还去看他们干什么？”陈大全说得很认真，甚至还有些理直气壮，这多少让我感到吃惊与费解。昨天对于他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恶梦，一个阴影，而对于故土的眷恋之情，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心里的压力正在减轻。当然，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随着环境的改变，物质上的满足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只有遇见家乡人的时候，才能唤起他对往事的热情与记忆。

第二位老人蒲耀金比陈大全年长六岁，口齿有些含混，但是大脑特别清晰，当我们来到四团镇南拾家村移民安置点的时候，他不仅一下子认出了计培钧和夏宝勋，而且马上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夏宝勋先前在车上告诉我，蒲耀金50年代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复员军人。当年保家卫国，他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而，移民外迁时，他却没精打采迟迟不肯离开故乡的彭溪河。他曾对他的四个儿子说过:“你们去吧，我这把岁数了，当年没有死在朝鲜，现在也不能死在上海。我都落叶归根了，你们还忍心让我在外漂泊么？”四个儿子没有说话，隔了一会儿，蒲耀金的老伴突然哭了，边哭边对他道:“你愿意死在老家，我没有意见，可是儿子儿媳们都走了，你最喜欢的孙儿孙女们也都走了，天远地远的，你叫我们七老八十的两个人怎么活呀？”蒲耀金也不说话了，一个人坐在那里抽闷烟，抽完整整一包烟后，他对四个儿子开了口:“既然不走不行，那我就走吧。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你们爷爷和婆婆的旁边……”蒲耀金从没有到过上海，落户奉贤区四团镇以后，他首先被南拾家村移民点上那属于蒲氏家族的四幢小洋楼怔愣住了，其后，夏宝勋代表区民政局给他送来了当月的复员军人优待金。“怎么这么多？”他又被怔愣住了。“你在老家每月七十元，那是云阳的发放标准。你在新家每月四百八十三元，这是上海的发放标准。”夏宝勋解释道，“其实标准的制定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根据当地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蒲耀金把钱交给老伴，然后如梦方醒地道:“难怪你要我到上海来，因为你晓得，这是我前世修来的！”新奇与欢悦，着实让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精神焕发了好些时日，兴奋到极致的时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蒲耀金居然让老伴给他买了件价值不菲的新衣服，每到赶集那天就早早地穿在身上，一个人从镇头走到镇尾，再从镇尾走到镇头，直到天黑才打道回府。但是，当一切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蒲耀金反而不平静了；当生活刚刚习惯的时候，这位老人反而不习惯了。他脱下了新衣服，从此不再穿上，赶集的时候非但不再出门，反而把房门也紧紧地关上了。我们正是四团镇赶集那天叩开他的房门的。他在见到计培钧和夏宝勋表露出瞬间的惊喜与热情后，便躲在沙发角落里抽闷烟，依然是一支接一支地抽。我自然不知其故，以为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好在趁着计培钧与他说话的机会，他的老伴悄悄告诉我说，前不久他的一个老战友在云阳老家死了，从此他情绪低落，思乡心切，要不是她拼死拼活地拉住他，他早就回到从小摸鱼抓虾的彭溪河边去了。我与蒲耀金说话的时候，试图寻找一个让他快乐的话题:“听说你四个儿子在这边都很有出息，老大老二不仅进厂上班，而且由于工作出色，被厂方破格录用为材料管理员和后勤管理员，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那倒是，老大一个人管十个库仓，老二一个人管两百多人的吃喝拉撒，比在老家威风多了。”蒲耀金很快接过话题，而且笑容可掬，“老四也在打工，收入比老家高出三倍。可是最有本事的还要算老三，他承包了二十亩土地，种西瓜，种葡萄，还种水蜜桃，半年多一点就挣了两万块钱。全家人的生活嘛，肯定要比老家好，但是，好有什么用？”蒲耀金的笑容消失了，“儿子不再是过去的儿子，但是我还是我。哦，不，过去我会说话，现在是会说话的哑巴，这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整天像坐班房似的坐在屋头。他们说到上海来换个活法，我只能到上海来换个死法。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说的就是我呀！我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好想在死之前回到我的狗窝去，那里热和，那里不寂寞。”夏宝勋安慰他道:“你是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大家都希望你保重身体，在这边安度晚年呢。”“贡献谈不上，比起国家对我这个老复员军人的照顾，更觉得羞愧难当。”蒲耀金忽地掉过头来，直愣愣地望着我，“你是写书的，你应该晓得牺牲二字在一个军人心中的分量。那么，我愿意毫无愧色地说一句，对于国家的三峡工程，我蒲耀金是作出了牺牲的……”

这句话还有谁说过？哦，想起来了，出发采访外迁移民的前一天，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例会上，我碰到了市移民局局长刘福银。“你什么时候走？”他问我。我说明天。“你要去上海崇明岛吧？”他又问。我说当然。他把我拉到会议外面的走廊上:“去年除夕之夜，我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电话号码是我在崇明岛上看望我们的外迁移民时留给这位老人的。他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我让他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那天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他说没有，只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想念家乡，心里难受，所以想给我说说心里话。他说子女们各忙各的，他成天一个人呆在屋里，感到孤独，甚至感到恐惧。找邻居聊聊天吧，他听不懂上海话，走亲戚串串门吧，这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他说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恐怕翻不过今年的年坎了。他希望我能转告家乡的人民政府，这辈子他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对三峡工程是作出了牺牲的……”刘福银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眼睛潮湿了。随后他嘱咐我到了崇明岛上，一定不要忘记代他去看看这位老人。崇明岛上，我记住了他的嘱咐，却忘记了老人的名字，刘福银的电话又久打不通，我只好向计培钧求助。计培钧告诉说，寻找这位老人是困难的，因为几百个移民当中有几十个老人，而像这位老人的心情与处境的，又何止一人两人？也许正是由于老人的烦闷与焦躁，老人与子女的家庭纠葛也时有发生。我们到岛上三星镇看望一家移民的时候，父亲正在与儿子吵架，为的是一部谷风车的事情。父亲已经年届花甲，与很多老人一样，把用了几十年的谷风车带来上海，希望在这里也能派用场。可是这里的耕作与收割已经全部机械化了，儿子要把那部毫无用处的谷风车从客厅里拖出去，然后劈烂当柴烧。然而父亲不准，虽然是木头做的，但是他和那部伴随了他几十年的谷风车有了难舍的感情，所以他对儿子高声吼道，你要劈它就先把我劈死算了！在我们的劝说下，儿子作了让步，他把那部谷风车从客厅搬到门外的屋檐下面，然后用一块塑料布把它遮盖起来。与那部谷风车大小和形状都一模一样的一部谷风车，却**在外边供人参观。那是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岛屿的下午，为着消磨在南门码头上等船的时间，计培钧带我去了附近的崇明县博物馆，博物馆所在的崇明学宫系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本身就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崇明民俗陈列室里，复原了一条20世纪初的商业老街，在传统民宅“四厅头宅沟”里，紧靠着一部古老的织布机的，就是一部我们只能在移民家中看见的谷风车了。当然，这不是从移民家中拿来的，反言之，移民家中的谷风车只能拿到这里来。把外迁之前尚在使用的农具放进博物馆，成为迁入地珍藏的稀罕物，固然不是这些移民老人的初衷，但是由于差异而需要承受的压力，也就不得不强加在他们的心上了。这样想时，我对那位打电话给刘福银的老人，也算多了一点儿理解。博物馆陈列室的橱窗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崇明岛，万里长江在亿万年的流动中演示着沧海桑田的神奇。这句话写得不错，因为神奇继续在演示着，浓郁着这里的田园景色，壮丽着这里的滩涂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