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这是我在移民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掩去了孩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得失，但我相信，为了孩子，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的，决不只是作为父母的外迁移民。比如说学校，比如说老师。当我来到崇明县港西镇的时候，得知有几位移民的子女在这个镇的中心小学就读，便忍不住跨进校门探个究竟。校门口还挂着另一个牌子:上海市行为规范示范学校。原来这是崇明岛上的一所重点小学，用施局长的话说，移民都落户在各个村组，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他们的子女都应该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但移民望子成龙心切，纷纷把孩子送到镇上来了。中心小学不仅接收了这些孩子，而且向孩子的父母作出了承诺，那就是让移民子女选择最优秀的班级就读，选择最优秀的老师任教，从而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中心小学校长张卫祥告诉我，在新学年开学的升旗仪式上，学校特意安排了第一天跨入校门的移民学生黄丽、张宏伟为升旗手，站在台下参加升旗仪式的，有这两位升旗手的家长，还有另外几位移民学生的父母。升旗仪式过后，学校又举行了一个仪式，那就是向这几位移民学生赠书。书用红绸子系着，绝大部分是趣味性的课外读物，移民学生从台上把书抱回台下以后，一位中专文化程度的移民家长当即解开红绸子，一本一本地翻阅着书名和目录。那时候学校操场上的集会还在进行中，可是这位移民家长突然一声大吼:“哎呀，里头有好几本书我都去云阳书店买过，但是没得卖的，这些都是有钱买不到的好东西哩！”

那天黄丽的父亲没有来，他在镇上的茶馆里和人家商量在农贸市场卖猪肉的事儿。他在老家干的就是这个职业，这里叫屠夫，老家叫杀猪匠。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希望女儿有文化，至于怎样才能使女儿有文化，他却没有任何主张。所以那天黄丽的母亲从学校回来，告诉他女儿当了升旗手的时候，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升不升旗没得关系，只要像老家那样，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就行了。”黄丽在老家读书的成绩，据港西镇中心小学摸底测评，大概在中等偏上。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了。施局长告诉过我，由于重庆库区与上海在教学进度与质量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移民学生入学后普遍跟不上同班学生的成绩与水平。这种情况小学好一些，越到初中高中，差异越发悬殊，所以要想缩短差异，必须从小学开始。黄丽的开始不是补课而是缺课，因为重庆库区在小学阶段压根儿没有设置英语教学，每逢英语课，她就坐飞机，听到同学叽里呱啦滚瓜烂熟的朗读声，她只有急得哭。哭声被青年英语教师朱红梅听见了，她走到黄丽的跟前，弯下身腰，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每天中午你到我办公室来。”午休的时间用了，朱红梅尚嫌不够，她拿出了自己的双休日，到黄丽的家里上课。上海的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黄丽会读 A、B、C、D的时候已是小学六年级，为着让这个移民学生快马加鞭迎头赶上，朱红梅还把班上英语成绩最好的蔡宇佳同学安排与黄丽同桌。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黄丽从第一次单元测验的42分，到第一学期半期考试的68分，再到期末考试的98分，到了第二学期半期考试的99分，她已名列全班第一，并因此而当选为中队学习委员。

利用中心小学课间操的机会，我在张校长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黄丽和另一位升旗手张宏伟。两位移民学生都穿校服，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是来自重庆库区大山里的孩子。我先用家乡话问他们还会不会说重庆话，他们点点头，又问他们会不会说上海话，他们也点点头。我试着用英语向他们提问，没有想到黄丽的口语比我还要流利。稍嫌迟钝的是张宏伟，他用不太服气的口吻对我说他的英语考了72分，不如黄丽，但是他的语文成绩是92分，数学成绩是98分，平均分数不见得比黄丽低。由于他和黄丽同年级不同班的缘故，他还告诉我他们班上另外的优势，那就是移民学生黄帅、黄冲姐弟俩被上海电视台慧眼选中，参加了《小鬼当家》节目组的拍摄。我们以后的谈话全部是用普通话进行的。因为黄丽不断地提醒我，在校园内必须说普通话，这是学校在语言规范上严格的规定。我首先问她如何评价她的英语教师，她笑了笑，说朱老师长得特别漂亮，她长大也要梳朱老师那种发型。又说朱老师特别纯洁，星期天到她家为她辅导英语的时候，她父亲一定要给朱老师钱，说云阳请家教五十块钱一天，行情他都是打听好了的，又说朱老师不收钱的话，下个星期天就不会来了。结果把朱老师搞得很生气，对她父亲说，你要是付钱的话我就不来了，因为我不是你请的家教，我是你女儿的老师。我转身问张宏伟，关于他的父母亲，或范围再大一点，关于外迁来这里落户的伯伯叔叔姑妈阿姨，他是否有过重新的认识？他挠了挠后脑勺，冲口一句:“他们不文明！”我问何故？他说上海市民有个“七不”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他说很多伯伯叔叔都做不到这些，有个别伯伯叔叔到了崇明岛的第二天就砍树，把树干拿来搭猪圈，把树枝拿来当柴烧。黄丽表示同意张宏伟的看法，所举的例子是外迁途中在轮船上的两件事。一件是移民和移民吵架轮船上的舱位有三等舱和四等舱之分，坐进四等舱的移民要和坐进三等舱的移民交换舱位，坐进三等舱的移民又不同意，结果大吵大闹，没完没了。另一件是移民和随船送行的干部吵架:四天四夜的行程过后，眼看就要到崇明岛了，江面开阔，看不见两岸，江水碧绿扬起了波浪。一位睡眼惺忪的移民忽地大嚷大叫:“这不是大海吗？我们已经到外国了！”然后邀约几个移民围住随行干部质问:“我们是到上海落户的，不是到外国打工的，你们为啥子要欺骗我们？”随行干部哭笑不得，耐着性子解释道:“这是长江入海口，前面就是崇明岛。”殊不料那位移民的声音更大了:“这就更不对头了，海口我去过，那是海南岛呀！”黄丽刚刚讲完，张宏伟接着又说，他觉得伯伯叔叔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恰当，稍有一点事情就成群结队地去县里找领导。有个星期天他正好在县里玩耍，看见县移民办门口围了好多伯伯叔叔。他们大多数都是骑摩托车来的，不按照规定没戴头盔不说，上身光着肩膀，下面打着赤脚，最多趿双拖鞋，这在老家见得多了，见怪不怪，可是到了这边，连我都觉得看不顺眼，难怪我听到当地人说，这些移民不懂礼貌，要别人尊敬你，你首先要尊敬别人呀。听到这里，施局长摸着张宏伟的脑袋朝我笑道:“那是刚来的时候，现在好得多了。天气再热，移民也会穿件背心来移民办，而且不再三五成群地来，来时会轻轻地敲门，进屋就声明我不是闹事来的，只是有一点困难需要解决。我们的同志则招呼入座，泡茶敬烟，气氛很好。”黄丽圆圆的脸蛋上又泛出由衷的微笑:“我爸爸也改变了不少，过去只要有伯伯叔叔给他打手机，他就要过去凑热闹。现在不了，有次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说，你们这样把移民的名声搞臭了，我们怎么在这里生存？孩子怎么在这里发展？大家不是为了孩子才到这里来的么！听了爸爸说的话，我心里特别高兴。去年港西镇几十户移民给全县几百户移民写了一份倡议书，头一个在上面按手印的就是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