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房子应该叫别墅。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当我来到崇明县三星镇永安村那三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跟前站定的时候，望着那金黄色的锥形屋顶阳台上的铁花栏杆，以及小洋楼南侧的如茵草坪，我忍不住对崇明县民政局长兼移民办主任施惠达说：“这有点儿像我们重庆的高档住宅区锦绣山庄，别墅的造型、颜色以及面积都相差无几。那可是私人企业的老板和外资企业的外方人员才住得起的。”施局长笑了笑:“也有外地甚至外国的朋友说移民的住房像别墅，但实事求是地讲，国家的预算，地方的补助，再加上移民旧房评估出来的金额，都无法达到那样高的水准。移民住房的水准，只能说是普遍高于当地农民的水平而已。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各方面都尽到最大努力了，因为同样实事求是地讲，外迁移民基本上都是上海的贫困户，他们的年均收入普遍低于当地的水平，有的经济条件更差。我们还是先到移民家坐坐吧。”

这家户主叫徐继波，1978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差了十八分而名落孙山。第二年准备再考，却因为家境贫寒而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打算。90年代初他获得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到云阳县里参加蚕桑技术培训班，结业后回到镇上，被当时的安溪乡政府留下来当农技员，推广蚕桑技术。那时他已结婚，他把蚕桑技术第一个推广给自己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从此每年养几张蚕仔，每年挣两三千块钱，这竟成了他一家四口主要的生活来源。至于他，农技员的津贴少得可怜，他跳槽去了云阳县丝绸公司打工，在那里替公司收蚕茧。收蚕茧是个季节性活路，虽说是收得多得到的也多，但一年到头收不到几天，想想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他干脆卷起铺盖回到乡下种田种地，直到田地将被淹没，全家必须搬迁。外迁的时候，他大女儿已进初中，小女儿才上小学，考虑到家庭负担不轻，到了上海不可能再添置什么，因此在规定体积的范围内，他带走了老家的全部旧家具。现在，旧家具在新房子里已经各就各位。宽大的客厅里，有一对竹编的凉椅，一个做工粗糙且没上漆的茶几，剩下的空间则被两个体型臃肿倒红不黑的方柜占据着，上面虽然放有电视机，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老家用来装米或装谷子的。两个女儿的房间稍微整洁一些，木床和条桌无疑是老式的，而且油漆脱落，陈旧不堪，然而墙头上歪歪斜斜的几幅明星照片，多少让这间屋子游动着几丝现代的气息。处于原始状态的便是徐继波夫妇的卧室了，缝着补丁的蚊帐悬挂在已见裂缝的木**，被盖没有叠折，布毯皱成一堆，和屋子角落塑料盆中的一堆换洗衣服遥相呼应。窗框原本是铝合金的，不挂窗帘也还好看，可是这里偏偏贴上了报纸。主人的忙碌可以想见，刚从地里回来的徐继波的妻子又到院后喂猪去了，但是对照这幢房子的别墅式的造型，我却有了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印象。这种印象是和发达的上海与贫穷的山区在经济上的悬殊相一致的，只不过当两者集中到一幢房子里来的时候，这种印象便愈加强烈愈加刺眼罢了。好在女主人豁达而乐观，她先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厂里上班，现在还不可能回来，然后告诉我们，由于外迁的时候徐继波下船走在最前面，所以她丈夫被上海媒体称作第一个踏上崇明岛的移民，并且让我们看了记者当时拍的照片。“徐继波双手抱了个花盆，里面栽的什么花呀？”我指着照片问。“不是花，是树，老家带来的黄桷树。”女主人朝屋前的院子边上努了努嘴，“带来的当天就栽到土里去了，活是活了，但长得不好，水土不服吧，难怪崇明岛上看不见一根黄桷树。”黄桷树是重庆市树，以顽强的生命力著称，又以坚韧的渗透力见长，姑且不论它能否在这里枝繁叶茂，单凭在异地他乡愿意厮守一株来自老家的树苗，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便让我怦然心动！我提出想见见徐继波。在计处长和施局长的陪同下，我们驱车来到上海能仁机械厂。其实徐继波家离厂里不远，骑自行车也只需几分钟时间。徐继波正在车间上班。车间很大，有几十台车床在运转。徐继波是车工，使用的是专用车床，也就是六角车床。车床比普通的要大，活路也似乎比普通的要多，以至我们在车间看见他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由于是私人企业，我们有必要为耽误他一点时间向老板请假。老板很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而且腾出楼上自己的办公室，亲手为我们为徐继波每人沏了一杯西湖龙井茶。和老板相反，徐继波和我这个老乡见面的时候，却显然缺少应有的热情。个头矮小的他，穿一套合身的工作服，走在路上我相信肯定是神采奕奕的，可是坐在这里，他一开始就显得心神不定。你找我谈话，要谈好久？他首先问我。计处长告诉他:“时间你不用考虑，已经和你们老板讲好了，两个小时以内。”“能不能只谈二十分钟。”他用恳求的口吻对我说，“因为这批加工件我是计时不是计件，耽搁久了我觉得对不起老板。”徐继波已经讲清了原委，可是我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不为什么，为人处事，你好我好才是。”他现在有话要说了，“上海这个地方，没有本事是很难呆下去的。承得施局长和镇上领导关心，把我安排到能仁机械厂打工。可是你晓得的，我只是来自云阳的一个普通农民，虽然高中毕业，但是对机械一窍不通，所以进厂第一天，老板就派我去浙江嘉兴学习，我学的是六角车床，整整学了三个月，所有费用都是老板出的，你们替我想想，我能不好好工作去报答我们的老板么？”我点点头:“工作来之不易，自然应当珍惜。不过，除了领导关心安排进厂而外，你自己就没有考虑过如何自谋生路吗？”“我今年四十一岁了，比不得敢拼敢闯的年轻人。”徐继波想了想说，“再有，上海也不是他们说的冒险家的乐园，一切比我们云阳那个小地方还要正规。和我一起来崇明岛的有个周炼平，今年才二十九岁，她老公和她同年，两口儿在老家经营一辆从奉节到康平的中巴车。移民过来以后，两口儿闯了一回大上海，奔波了好几个月，却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她老公有驾照，想开出租车，要考服务卡，交通规则没有问题，行车路线就麻烦了，上海那么大，她两口儿再跑几个月也未必记得住所有街道的名字，所以考了三次，三次都差分，不得不打消念头，回到崇明岛开了家洗头店了事。”计处长说:“周炼平的洗头店我去过，新近她老公又在附近开了家理发店，取名叫做移民形象创意工作室。我问了情况，生意还不错，两个店每个月能有三千块钱纯收入。周炼平告诉我说，住在县城里收入虽多，开支也大，单是她那个六岁的儿子进幼儿园，每月就需要千把块钱，不过她说这是应该花的，移民到上海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