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阳明山七星岩公路旁，有一条荒草丛生的山间小径，路的尽头，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阎锡山的墓园。与同在台北郊区泰山西坡、宏伟壮观气象万千，并树有巨大纯铜座像的陈诚墓园比起来，规模和气派远不能同日而语。阎锡山的安卧之地因久断香火而显露出的荒凉与冷寂，不免寒酸得让后人颇为感慨。
四十六年来，只有阎锡山昔日从太原带出来的贴身侍卫张日明，独自一人由青年到中年，由中年到垂垂白发老翁，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孤零零的墓园，陪伴着他昔日爱戴的老长官。
二〇〇四年二月下旬，山西旅游协会访问团拜访了台北山西同乡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客人自然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台湾孔孟学会会长、台北山西同乡会理事长三职一身的梁尚勇先生，阎锡山生前机要秘书，随阎从太原撤至台湾，在阎最困难的时候虽也曾动摇，但终因老长官一句话而放弃逃离“菁山草庐”念头的原馥庭先生，也不顾年迈，前来出席。
台北山西同乡会总执事赵清福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五台乡音致欢迎词，还特意请阎锡山的堂侄儿阎志昭先生，陪同访问团参观了阎锡山在阳明山中的旧居“菁山草庐”。
菁山距台北市二十几公里，系阳明山之一廓。阎锡山在这里亲自设计、监造了三间带有明显山西窑洞风格的砖石建筑，这也算得是他和日思夜念梦牵魂绕的家乡，最后的一点难舍情结吧。
阎志昭介绍说，窑洞刚建成时，窑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可几场台风过后，稻草就被刮得不见了踪影，主人只好在窑洞上抹了一层厚厚的水泥。
原馥庭对山西老乡们说，在山西当个首领也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七北洋十五年，山西就被进攻过十次。比如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十三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他还谈到阎先生有四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原馥庭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阎锡山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个小国家，要让身边人都拥护他，也要花很多心思才行。
张日明在阎锡山的灵位前
在外人眼里，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原先生这样的身边人看来，阎锡山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锡山也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
原馥庭回忆说，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阎先生，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也不见。原馥庭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随行人员四五十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三十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九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侍从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就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五间房。当时蒋介石将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阎先生时，赠了他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三年后电力接通。为了改善生活，侍从警卫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阎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一百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十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刚一增加伙食标准，阎先生就走了。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侍从卫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就慢慢地离开了。
阎锡山在“种能洞”里用餐
原先生还说：“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十点准时入睡。阎锡山平素话不多，他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锡山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把该写的写完了，差不多也应该走了。所以，我并不寂寞。”阎锡山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也不肯。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有一个庆祝会，阎锡山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坐也不行、躺也不行，侍从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原馥庭等身边人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客人们走进“菁山草庐”，看见窑洞墙壁厚得难以想象。窗户很小，光线十分暗淡。当年阎锡山住的一间窑洞面积不大，分别为客厅、卧室、书房。空置了近半个世纪，里面早已杂乱无章，简朴的家具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客厅里摆放着五十年代的沙发，早已破烂不堪。书房里靠墙立着书柜，柜里堆着尘封已久的书籍，阎锡山晚年所著《世界大同纲要》、《三百年的中国》摆在醒目的位置。书案上堆着发黄的书和稿笺，书案下边，几个书画框子歪歪扭扭倒在地上。卧室里更乱，让人几无立足之地。光线也更暗，张开的蜘蛛网在空中飘飘袅袅。透过一丝窗光，勉强能看到阎锡山死后蒋介石送的四个字：“怆怀耆勋”。房前屋后，满目疮痍，野草萋萋，更增添了几分荒凉落败的氛围。
走出窑洞，客人们发现门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极不规则、质地很次而又发黄的石刻，仔细看才能分辨出字迹。原来是阎锡山搬来这里后刻的碑文，名曰“种能洞”。这个名字正如当年抗战时阎锡山将行营所在之地改名为“克难坡”，带有阎氏语言的鲜明特点，令人难得其解。碑文系白话，浅显易懂，主要是交代为什么要在这深山沟里来建这处窑洞式住所。让客人们同样惊奇的是，阎锡山躲进深山，两耳不闻窗外事，目的竟然是为了躲避“台湾的炎热与台风的侵袭”？
阎志昭先生说，阎锡山住进“菁山草庐”后，少会客、不出山，不与外界联系，过着古人般的隐居生活。阎的儿孙亲眷都在美国和日本，居台的阎氏家人只剩下他一个，也只是在大年初一上山给堂伯父拜个年，逢堂伯父生日时上山去磕几个头，除此以外，彼此几无往来。
在离“菁山草庐”不远的七星岩阎锡山墓园，客人们见到了随阎锡山撤往台湾的侍卫张日明。
张日明，山西朔县人，给阎锡山当侍卫时还是个刚满十六岁的半大孩子，随阎到台湾时二十二岁，阎逝世时三十二岁，现在离八十已经不远。自打阎锡山去世，他就一直住在“菁山草庐”里，虔诚地守护着这座无人祭祀、早已被社会遗忘的墓园。
“美不过乡中水，亲不过故乡人”，见了故乡人，昔日的侍卫官很兴奋，他热情地引领着山西老乡参观“菁山草庐”和阎锡山墓园，回答老乡们提出的各种关于阎锡山的问题。
让客人们心中蓦然一颤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一提起阎锡山的名字，张日明脸上、眼中依然充满发自内心的景仰神态，对老长官的深切怀念之情，点点滴滴，溢于言表。他说：“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号那天，谁也没想到老先生会走得那么快，对我们来说……哎呀，那就是天塌下来了啊！”
张日明在阎锡山故居过道上
人走茶不凉，中国人历来崇尚“仁义值千金”，但这些曾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已经难寻踪迹。而在台北市郊这座清风徐来、草木葳蕤、可以依稀看见著名的荣总医院的山坡上，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依旧卷不走沉甸甸的仁义和真情。这让客人们深深地触摸和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忠诚，什么叫做“义节可风”。虽然自小受到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犹如黄钟大吕般在提醒警示，他们的山西老乡阎锡山是个罪恶滔天的反动派！臭名昭著的大坏蛋！可他们依旧难抑这份独特的感动。
五十年如一日地清扫老长官墓园
客人们问起张日明的家庭、身世、生活、子女时，老乡告诉他们，朔县老家还有他的弟弟和妹妹，但没钱，没有办法回大陆去看看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阎锡山的私人随从，并没有纳入国府军队的编制，阎锡山就是他们所有人的“主子”和衣食父母。穿了一辈子的军装玩了一辈子的枪，末了却不能算个兵！什么荣军退休金、养老金与他们一概无缘。四十多年了，他一无所有，独自住在这深山沟里默默地守护着老长官，吃的穿的，一靠从地里刨，二赖儿女们接济。
谈到家庭，老人沉思片刻后说，原来不想成家，国民党曾宣称十年后光复大陆。可十年、十五年过去了，才发现光复大陆不过是个梦。梦醒后，才手忙脚乱赶紧去台北找个女人成了家。因为自己各方面条件差，也就直接影响到孩子，受教育少了就难得有出息，如今全属台北的底层平民。他还说，前些年修公路，差点儿把阎锡山的坟推了，是他慌不迭找了山西同乡会出面，四处求爹爹告奶奶向有关方面上书陈情。后来台北派了几位国史和文化方面的专家到这里考察一番，最后说阎锡山的坟不能推，公路还得给这坟让道，这才把墓园保存了下来。
临别时，老人依依不舍，他托客人们向家乡人问好，向朔县的弟弟妹妹以及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侄儿侄女们问好。
他站在公路边，目送海峡那边过来的家乡人上车，汽车刚发动，眼中已是老泪溢溢，光彩夺目。客人们心中酸涩得紧，强扮笑脸争相向他挥手告别，祝福他有生之年，能够回一趟祖国大陆，和亲人团聚。而心底里，谁都知道张老乡的回乡梦，恐怕不太有条件实现。
原馥庭（右一）近乡情怯。故乡领导宴请原先生
果然，同年六月，台北山西同乡会由梁尚勇、原馥庭率领，回乡观光寻根。客人自然变成了主人，安排得风风光光，照顾得无微不至，连省市领导也都拨冗出面亲切会见，席间作陪，给足了面子。可令曾去台湾访问的主人遗憾的是，十六名团员中，果真没有张日明。他们当然清楚是何原因，不是他不想回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没钱”。
让人感叹的是，张日明这位近半个世纪来忠心耿耿陪伴着老长官的“义仆”经媒体曝光后，台湾寻常百姓对他的关注，似乎已经超过了在人们眼中早已渐行渐远的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