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离“万字楼”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经过九天的审理，原第十总队少将副司令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原第十总队三名团长住冈义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十三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被推上被告席之前，抗拒改造的河本大作与岩田清一已双双病死狱中。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共有三百四十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五十余名八路军女兵。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亲眼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十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这位原第十总队第六团的连长回到日本时，身穿中山装式的军便服，头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徽章，从服饰到气质，都与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无异。山下正男后来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书，记述了“残留日军”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十五年后被提前释放，回国之前，他向狱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参观、谢罪的请求，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接待组。
一九六四年三月间，城野宏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工作站中校副台长），由中国红十字会派人陪同来太原参观访问。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城野宏（左一）等最后三名日本战犯被裁定释放后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谈话
城野宏等人抵达太原后，接待组将他们接到条件最好的并州饭店，城野宏等人没有想到能“享受到贵客的礼遇”，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这次是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的。”
城野宏说：“我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
看上去，他十分伤感。他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拜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表达他们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城野宏还提出要拜访老朋友赵瑞（日伪时期，曾在城野宏手下担任山西省保安副司令）、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孙凤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的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致以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凤阁梁战场遗址，并希望能够故地重游“山西省绥靖公署”（即晋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复兴楼”（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旧址、山西省军区司令部机关大楼），以及他曾居住过的东华门十九号寓所。
城野宏并没有提出游览万字楼，但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他再一次来到了文瀛湖畔，一边是他实施残留活动的万字楼，一边是他接受审判的海子边大礼堂，当年他在海子边大礼堂接受审判时，几十米外的万字楼，正是他参与残留活动策划与组织的罪证，如今，当他向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面对近在咫尺的这两座建筑，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万字楼、海子边大礼堂、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三座见证城野宏人生重要历程的建筑，就这样奇妙地被集中组合在了文瀛湖畔。
接待组满足了城野宏等人的要求，并安排首长陪餐一次，在长风剧场看晋剧一次，增加游览市容一项，每人送一件御寒棉大衣，赠送一套太原活动照片。
城野宏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与妻女会面
通过参观访问和接待组的友好接待，这两个前日本战犯深感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也进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成就，从而受到了深刻教育。
城野宏说：“参观太原后，我的思想又比抚顺监狱大大提高了一倍，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们难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地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军国主义，现在我说什么赔情道歉的话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日友好的使者！”
他还在一张白纸上用中文工整地写下“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两句话交给接待组。
城野宏还告诉接待组说，他在监狱里写了一些文章，准备回国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几年后，山西方面果真收到了城野宏一九六五年在东京《中央公论》十二月号上发表的正题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军诞生记》，副题为《人民军队胜利之秘密》文章的中文译本。城野宏非常令人惊异地写道：
用最新的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六百万大军，在四年的时间里，即被九十万装备低劣的军队全歼。完全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的军事奇迹。可是在十五年前，这一奇迹竟然在中国的大陆上变成了现实。以往日的常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正因为不能理解，所以有人认为其胜利殊属可疑，或相反地把它视为近乎神秘莫测的超自然的魔术。
从我自己与解放军作战吃了败仗的体验中，要解释在中国进行的那场即使在世界上也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内战及其结果，只凭陈旧的“先验论”是解释不通的。而且，日本在对中国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所形成的无数偏见，更是成为理解这一现象的障碍。
通过这次战争，我深深感到群众支持的理性力量。我们常在总体方面占据优势，但在主要战场上，却总是处于绝对的劣势。由于主动性被夺去，所以我们终于陷入全面的失败。这就是群众支持的具体作用。在祁县城外的战斗中，我方的火力虽然远比对方强大，但在构筑野战阵地的速度方面，却总是落后于对方。村里的群众卸下自己家里的门板，盖在壕沟上，很快就为解放军筑起了掩体。解放军在作战的弹药、粮食等后勤供应方面，统统都是群众负担。他们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往前线运送。收容伤亡人员、看护和往后方护送伤兵等工作，也是由志愿的群众进行的。解放军部队一开始行军，要到的村庄在事前就备好了饭菜和茶水、鸡蛋，所以行军的速度显著提高。
解放军部队消耗的粮食、被服、鞋子乃至日用品，几乎全都由农民心甘情愿提供。在共产党占领地区，不管到哪里，都使用名为“粮票”的东西来调配粮食。对农民来说，因给解放军交纳的“公粮”只占其总收获量的一成，与给地主的高达六七成的收成相比，负担很轻，所以踊跃交纳。手榴弹、地雷、弹药等武器的制造，大部分也是依靠广大农村的手工业者制作的。
由此看来，群众的支持，绝不是单纯的精神声援的问题。通过国共之战，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利而强大，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何等的软弱，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觉悟的战士，因为士气旺盛所以就无往而不胜！
城野宏回国后，写下了回忆录《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回顾了他在山西的这段历史。他后来成为知名的演说家和三国研究专家，著述颇丰，《战略三国志》等专著曾在中国翻译出版。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一部由山西残留日本老兵奥村和一讲述二战后在中国山西作战经历的口述实录电影《蚁兵部队》在日本上映，轰动了整个日本。
由日本导演池谷熏导演的《蚁兵部队》，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得“人道关怀”特别奖，随后于二〇〇六的八月五日开始在东京各个电影院上映。
《蚁兵部队》是一部记录片，主人公奥村和一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于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随即被送到中国山西。
奥村告诉人们，在那场战争中，杀人是日军新兵的必修课，名曰“新兵教育”。只有杀人动作干净利落的士兵才算是合格的士兵，才有可能晋升。奥村和一第一次杀人时非常恐惧，他不知道自己杀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死。他浑身发抖，闭着眼睛，用刺刀刺死了三名无辜的中国人。就这样，奥村被训练成为合格的“士兵”。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奥村成为山西残留日军中的一员，中文名字是燕兴东。一九四七年，奥村和一被解放军在山西俘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释放后回到了日本。
影片展示了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以后，驻扎在山西的侵华日军第一军中的一万五千名官兵，违反关于日军全部解除武装的《波茨坦协议》，根据长官澄田睐四郎的命令以“祖国复兴”的名义滞留山西，编入了阎锡山的部队，并参加了对解放军的作战。可是，时至今日，日本官方并不承认这段历史，他们认为老兵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是他们当时“自愿留下，愿意继续参加战争；也是战胜国的行为”。而老兵们则认为，“我们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像蚂蚁一样默默地留下来参战了”。
《蚁兵部队》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军队在山西的残留问题”，奥村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世人战争中、战后所不为人知的一面。
残留山西的日本军人战死者姓名不能入靖国神社，侥幸活下来的老兵回国以后，也被国家与公众视为逃兵，受尽歧视，生活非常艰难。与如今一般的日本家庭相比，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依靠社会救济为生，有的人因为负伤而终生残疾，也有的人已经接近百岁高龄，风烛残年。
二〇〇五年，为了争取残留军人参战的恩给补偿，奥村与活着的残留老兵走上法庭，请求法律援助，可是他们失败了。日本当局仍然以“因个人原因自愿留下”为由拒绝给予他们战争补偿。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向世人展示历史的真相，集战争加害与受害一身的奥村和一到处奔波，与摄制组一起走访了健在的残留军人和相关部门，后来在“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协议会”和摄制组的支持下，重新来到山西，来到他们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地方，五寨、宁武、太原牛驼寨要塞，走访了山西省档案馆、检察院，访问了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被日军奸污的妇女，阎锡山的机要秘书等人，以历史事实证实了日军在山西残留问题的存在。
再次目睹自己过去经历的残酷历史，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奥村指点着档案卷宗记载的被俘日军的交代材料，指着阎锡山写给孙连仲，托其关照化名逃亡的山西日军最高指挥官澄田睐四郎在通关、回国给予方便的信，连连说：“这就是！这就是！”
当山西电视台的记者问奥村和一当初为何要选择残留在山西时，奥村一声苦笑，回答说：“你要知道，日本人天生的性格就是绝对地服从命令呀！就像蚂蚁一样，只知道默默不语，成天瞎干，就像我们在山西一样。”
影片结尾告诉人们，日本政府拒绝对山西残留军人给予国家赔偿，而且法庭判定不再诉讼。
《蚁兵部队》放映过程中，电影院里一片抽泣声，观众被“我们像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的侵华日军的阴暗过去所震撼。战争的残酷惨烈，也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站到了“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呼唤中日永久和平”的正义阵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