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光元则没有王延华那么幸运，慌乱之中他来到二号楼，进了地下室，看见吴绍之正在床边上站着，他就哭着对吴绍之说：“梁主任和五姑娘刚刚喝药死了。我浇上汽油，把他们烧了。”

吴绍之也哭了，悲痛得说不出话。停了好一阵，才对柏光元说：“能逃你就逃吧，以后有什么事找我。”

解放军已把二号楼的地下室门口堵了，向下面掷了一个手榴弹，炸死炸伤了几个人，还喊着叫地下室内马上派代表出去。

谁都不敢出去，最后只有赵世铃大着胆子去和解放军接头。

解放军又喊：“想活命的，赶快把武器扔出来！”

柏光元佩着美国马牌八音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当时就把枪和子弹解下来，往门外扔去……

后来根据柏光元交代，解放军很快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从男尸口袋里找到了梁化之的图章，再经医学专家检验无误后，才向党中央确认梁化之已经自杀身亡。

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一九九七年四月中旬，梁化之的儿女从美国专程来到太原，想在清明节这一天为父亲扫墓。但因城市建设的扩展和地形的变化，当年负责埋葬的人员带着他们找了很久，也终究未能找到梁化之与阎慧卿准确的埋葬地点。

这时是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至十时，赵佩兰脸色惨白，慌慌张张地由钟楼下跑过来，朝二号楼地下室方向喊了两声：“健三！健三！”

徐培峰闻声出来，拉着赵佩兰跑进避弹廊里。

赵佩兰说：“化之和慧卿自杀了！”说罢夫妇俩跪倒在地，相拥而嚎。

哭了一会儿，徐培峰带着妻子来到了二号楼地下室，赵佩兰向高干们哭诉说：“化之和慧卿已经服毒自杀，并已自焚其身。”

接着，她把一份阎锡山拍给梁化之亲译的电报稿掏出来交给吴绍之。这份电报，二十三日中午绥署机要处曾向吴绍之汇报：“阎有电报。”但因报头上清楚注明“化之亲译”，机要处没敢破译，吴也不便打听。此时接过一看，电报上写的意思是：为了保护干部，军事上不能解决，可以政治解决。

吴绍之看后一声长叹：“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被迫投降！”

这份电报让高干们传阅后，立即决定给徐向前、赖若愚以及其他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写信，说明守城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请求停止攻打。乞降信仍由大笔杆子吴绍之执笔，然后由秘书们抄写了四份。

可谁去送这四封信，却成了问题。

此刻，不断有人往地下室跑，外面已经打得炮火连天，弹片子弹在绥署大院里满天飞，投降就能活命，没谁愿意在能活的时候出去送死。

地下室已经人满为患，挤得人连气也透不过来，由于缺氧，连蜡烛照明都有些困难了。解放军已经攻入绥署，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在大院中响成一片。这就说明阎锡山的侍卫部队仍然在坚决抵抗。

孙楚说：“这时候出去，不死也得受伤，谁肯出去送信。”

吴绍之“哗”地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皮箱，揭开盖，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洋。他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有四封信要送给共军头子，谁愿意去，先到我这儿领一百块大洋！”

这世界上果真有要钱不要命的，“嗖、嗖、嗖、嗖”站出来四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先把一百块大洋塞满了身上的口袋，然后赤手空拳地冲进了枪林弹雨之中。

不料解放军已经攻到大堂附近，四个人上去眨眼工夫，两个人负伤逃了回来。

尽管有两人被打回，可毕竟还有两个人拿着信上去了，估计解放军一看到信，就会马上停止进攻。吴绍之这时也不征求负责军事的王靖国的意见了，拿起电话给仍能接通的阵地和指挥员下达了全面停止抵抗的命令。

可是信送出去三四十分钟，解放军的进攻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枪炮声依然凶猛无比。高干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像尊黑铁塔一样端坐在一张蒙有虎皮的太师椅上的王靖国，拿着把左轮手枪在手里玩，闷着声不表示意见，其余人也就不敢把投降的意思表述明白，害怕他突然翻脸杀人。

阎锡山走后，王靖国便成为了太原城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将部队整编为两个兵团，孙楚担任第十五兵团司令，王靖国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阎军将领商得功病逝后，前往吊唁的王靖国触目感怀，哀叹道：“我继得功之后，大去之期，亦将不远矣。”这是王靖国对坚守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但是，对阎锡山的绝对效忠却促使他冥顽不化地顽抗到底。

作为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虽然为保卫太原而殚精竭虑，虽几番血战却每况愈下，先失小店、武宿，再丢东山要塞，“百里防御圈”被一步步压缩，战线直逼太原城垣。

太原被围困后，军粮主要依靠空投，供应日趋紧张，晋绥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的“红大米”，数量不多的白面大米只能供应给残留日军、中央军以及伤病员。太原战役后期，市内各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一万五千人，有关官员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来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伤兵们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奔赴战场，而是潮水般涌入精营西二道街王靖国的公馆，用拳脚与拐杖发泄着内心的愤懑。很难想象，身心疲惫的王靖国从前线归来之后，看到满院的狼藉时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没有人怀疑他对阎锡山的忠诚与付出的努力，但是，内外交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徒唤奈何！

一九四八年的中国北方，风雨飘摇，红旗漫卷，一座座大城市先后易手。这年冬天，整个华北只剩下北平、天津、太原仍在坚守。昔日巅峰时代，晋绥军曾用血肉筑就的防线赢得善守之名，如今，守卫平津的傅作义、陈长捷也都是晋绥军的旧将，平津的存在，成为王靖国与太原守军在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然而，这点微弱的烛火很快就湮灭在狂风之中。一九四九年一月，拒绝放下武器的陈长捷全军覆灭于天津，阎锡山的十几封电报也未能坚定傅作义，北平随即宣告和平解放。此时的太原，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赤海孤城，支撑王靖国信心的又一根支柱轰然倒下。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王靖国在北平读书的四女儿王瑞书突然回到太原。父女重逢，没有喜悦，直面以对，相顾无言。王靖国未必知道傅冬菊在傅作义起义中的关键作用，却能够意识到女儿归来的原因和用意——她不会无缘无故在这个时候回家，她一个弱女子，更没有能力穿越严密的封锁线。

牌总是要摊的，王瑞书拿出了徐向前的亲笔信，劝父亲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

王靖国又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守卫平津的两位昔日同僚，一个沦为阶下囚，一个被奉为座上宾，面对前车之鉴，王靖国何去何从？相对于当初谢绝蒋介石的重用，坚定不移地把宝押在了阎锡山身上，这一次的抉择无疑沉重得多。

王靖国最终拒绝了女儿的劝谏，他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爸爸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阎会长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会长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临难背主，毫无人格，我决不做他那种识时务的俊杰。你革你的命，我尽我的忠吧。”

为表忠诚，王靖国还把女儿被共产党派回来策反自己的事向阎锡山如实作了报告。阎锡山飞往南京时，曾嘱王靖国将其女由阎携往南京转送台湾。但父女之情毕竟血浓于水，胜过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王靖国最终还是决定将女儿送出太原，前往北平。

隆隆的炮声时时惊扰着城中人，硝烟的味道不时随风飘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而动摇，王靖国素为亲信的一些文职人员婉言劝他应变形势，均遭严厉痛斥。王还荒谬地给大家打气说：“我们能守一天，就能守三天，能守三天，就能守三个月，能守三个月，就能守三年！”

就在城破前两天，王靖国还亲自前往城外阵地巡视，将作战不力和丢失要地的两个团长就地正法。

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作最后争取，减少城中百姓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赵承绶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晋绥军前沿的一个团部，打电话给王靖国，以多年袍泽之谊，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效仿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并不顾危险，愿意进城与王进一步面谈。

王靖国以“老头子不在家，被俘人员不得进城”为由，拒绝赵承绶进城和谈。同时劝说赵承绶不要执意进城，如果铁了心跟随阎锡山走到底的梁化之对赵一旦起了杀心，他是无法保护老袍泽的。

作为绥署秘书长，吴绍之这个文官此时反倒成了主事的角色，他大声道：“送信的人是死是活，信送到还是没有送到，咱们躲在这洞子里，甚也不知道。大家说，这该怎么办？”

绥署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深知吴绍之想法的梁恺卿鼓足勇气嚷道：“我看只有挂白旗了。”

此言一出，地下室人声全无，唯剩下或粗浊、或纤细的呼吸声。

大约一分钟过去，吴绍之反问梁恺卿：“现在上哪儿去找白旗？”

梁恺卿随手从旁边**抓起一块白褥单，说：“把这撕一半下来，不就成白旗了。”

不料孟际丰却愤慨地大叫起来：“别动我的，副官处有的是，要打白旗自己去副官处领。”

梁恺卿在上党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过，还在太行军区俘虏招待所学习过一段时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些了解。这时被孟际丰当众呛了一嗓子，就生气地说：“你还想怎么样啊？你要学梁主任，我马上去给你找汽油。”

孟际丰说：“我不是军人，更不想做英雄，我也知道，打下去还是挂白旗的后果。不过，你要搞清楚，待在这洞子里的人今后可都是要入史的。将来中国的史书上载，说太原投降时挂的白旗，是我孟际丰的褥单，这会遗臭万年的，我不做这种辱没祖宗的事！”(1)

吴绍之懒得理睬他，沉下脸，把自己的褥单抓起来，“刷”地撕成两块，又问梁恺卿：“往哪儿挂？”

梁恺卿说：“往大堂楼顶旗杆上挂，把上面的青天白日旗降下来，把这块白褥单挂上去就行。”

吴绍之：“谁肯去大堂楼顶旗杆上挂这褥单？”

梁恺卿挤到皮箱前吼道：“一样悬赏啊！”抓起一大封银元拦腰折断，让银元“叮叮当当”地从指缝间落下去：“谁愿去，马上到我这儿领一百块大洋！”

这么一嚷嚷，竟然有好几个士兵争着去。梁恺卿挑了个副官处会升降旗、体格也很健壮的人去挂。

这一招果真有效，白褥单挂上旗杆不一会儿，满城的枪炮声立即停了下来。

吴绍之弯下腰去，双手端起绿帆布箱子往桌上一放，说：“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钱，现在没用了，大家拿去花了吧。”

他这么一说，当兵的也就用不着客气，争着上前在箱子里大抓特抓，眨眼间便抓得一块也不剩。

枪炮声停止后，地下室的人情绪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头头们则是各怀鬼胎。

不一会儿，只听解放军在二号楼地下室的南面口子上大声喊：“下面的人，先把长短家伙传出来！”

凡有枪的都规规矩矩地传递了上去。

有人掏出一张白手帕摇晃着一边往外走，一边嚷：“长官要和你们谈判……你们等着，不要下来。”

解放军又喊：“将官留下，校官上来。”

梁恺卿是个上校，正准备上去，吴绍之拍拍他的肩膀，心情沉重地摘下自己上衣口袋里的英制派克金笔，插在梁恺卿的衣袋上，充满感情地说：“这下生死由天定了，留个纪念，你先出去吧。”

梁恺卿感动得不行，不好在这样的时候离开自己的顶头上司，就说：“我不出去，是死是活，我也陪着你。”

这样一来，吴绍之的表弟、少校干事韩道周也不好意思丢下他出去，也留下来、陪着吴绍之。

校官走完后，解放军又喊：“现在轮着将官出来。”

剩下的将官们鱼贯而出，梁恺卿和韩道周前后夹着吴绍之。上到二号楼大门前面，就让依次排队站整齐，先是拍照片，接着拍新闻电影片。

吴绍之没见过这洋玩意儿，悄悄问梁恺卿：“恺卿，那解放军肩上的长筒筒对着我们干什么？”

梁告诉他：“那是拍电影。”

就在这时，绥署大院里的梅山上，侍卫队的一个连拒不听从吴绍之下达的投降令，继续向解放军射击、扔手榴弹。

解放军在俘虏中找出侍卫总队上校总队长刘有泰，让他向梅山上喊话，命令侍卫们停止抵挡。可这个连不但不听刘有泰的，反而对他指责辱骂，并开枪将刘打倒。

解放军立即调来山炮，架在现在的太原市实验中学门口，对准梅山直接瞄准，连发数炮，将这个连一个不剩，全部歼灭。

等梅山上清净下来，解放军先把将官押出了绥署大门。

浩浩****的俘虏队伍出了晋府大门，上了大街。打头的是三名被解放军宣布为战犯的孙楚，王靖国、赵世铃。吴绍之一路上拉着有被解放军俘虏经验的梁恺卿的手不放，害怕得浑身直抖，以为这是被解放军押出城去枪毙。

走到北司街南口时，他压着嗓子问梁恺卿：“这是把咱们往哪里送啊？不会是往鬼门关里送吧？”

孙楚（三角）、王靖国（圆）、赵世铃（高个）被押出绥靖公署

梁恺卿说：“你不要害怕，现在命是保住了。解放军的政策是：缴械不杀，优待俘虏。看这情况由于你们是高级干部，下面处理不了，可能是往高级司令部送，由解放军的高级首长来处理你们。当俘虏，越高级越好。”

不一会儿，就到了柳巷大街的杭州饭店（现在的柳巷饭店），进院后到了一间宽大的房子里，同来的孙楚、王靖国、赵世铃等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就像阎锡山的高级干部们在这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来了一位身材不太高、年纪不太大，不过三十岁出头、清瘦而精神十足的解放军首长，后面跟着好多腰缠九龙子弹带挎手枪的警卫员。

首长一进门就红眉毛绿眼睛地喝斥王靖国：“王靖国，你这死硬到底的家伙，看看把太原破坏成了什么样子？你要早几天投降，太原哪会打得这么烂！”

王靖国满脸不屑地盯了一眼解放军首长，反驳道：“上有副主任（指绥署副主任孙楚），下有参谋长，我不过是个兵团司令，哪有那么大的权力。”

“嗬，虎死不倒威啊，鸭子煮烂了嘴巴还梆硬呀。”首长见王靖国做了自己的阶下囚竟然还敢还嘴，更生气了，兜头便是一通喝斥，随后命警卫员搜他身上。没想这一搜，还真搜出个东西。王靖国的裤腰带上，竟然拴着一尊拳头般大的纯金佛。

然后，首长命令参谋把他带出去，押上大卡车轰的一声送走了。

这位时年仅三十四岁、把王靖国修理了一顿的高级首长，就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的军长。

王靖国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当众喝斥他的这位年轻的解放军将领是谁了，在太原监狱中，他拒不认罪，毫不动摇地继续保持着对阎锡山的愚忠，两年后病死狱中，终年五十九岁。

首长让警卫员送来几条普利门香烟，分发给俘虏们，大声说：“烟可以随便抽，随便抽。”

吴绍之原本不抽烟，此时心中害怕加烦乱，也想拿这东西来麻痹一下神经，也就跟着大家吞云吐雾起来。

首长又环视了一下满屋的高级俘虏，眼睛落到了吴绍之脸上，突然快步向他走来。

吴绍之吓得心都快蹦出来了，他还以为王靖国激怒了这位解放军的高级首长，一个人被押上大卡车拖走，肯定是押赴刑场枪决了。心想，莫非这么快就轮到自己了？

孙楚（右二）及王靖国（右三）

没想首长走到自己面前，竟然面露微笑，一脸和气地说：“我姓郑，叫郑维山，你这个阎锡山的秘书长是做了点好事的。你放心，我们共产党明察秋毫，会区别对待的。来，咱们单独谈一谈。”

吴绍之惴惴不安地跟着郑维山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当他十几分钟后从首长那里回到大家所在的大屋子时，脸上的神情分明已经轻松了许多(2)。

提及昔日的督军府、现在的山东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太原市环卫局离休干部陈勇夫老人便感到格外亲切。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太原最后一役中，十九岁的陈勇夫第一个冲进督军府，亲手活捉了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和第十兵团司令兼太原警备司令王靖国，荣立了特等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至今，老人还保存着由当时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亲自签发的嘉奖证书。

四月二十四日拂晓，攻打太原城的冲锋号吹响了，目标直指绥靖公署。那时的陈勇夫，长得高大威猛，是解放军华野第十八兵团十五纵队四十四旅一三〇团二营四连的一名机枪手。这场战役中，他所在的连被定为尖刀连，他则因为在太原城长大，熟悉地形，被委以向导兼突击手的重任。

从五龙口一带出发，一路上，怀抱机枪的陈勇夫打打冲冲，始终跑在连队最前面，经上马街、桥头街、海子边、柳巷街口几场激烈的巷战，上午九时左右他已经冲到绥靖公署门前，趁守敌不备将一个小侧门爆破，第一个冲了进去。在前院，没费太大力气，他们便俘虏了阎锡山的一个侍卫连。

冲进第二个院子后，大家都忙着抓俘虏，队伍一下子散了。陈勇夫回头一望，紧跟在他身后的，只有二班长赵双一人。

解放军攻占太原绥靖公署

当时发生的一件有趣事，今天想起来，陈勇夫老人还忍俊不禁：他们看到前面不远处走着一炊事员模样的人，肩上的担子一头是雪白的小馒头，另一头的白布下露出烧鸡腿，看样子不是给普通士兵的！陈勇夫和赵双悄悄地跟在后面，窄窄的回廊几步一拐弯，三绕两绕间，赵双趁炊事员不备抓过了几个小馒头，很快对方换了肩，烧鸡到了后面，赵双暗示陈勇夫去拿，不料用劲太大，压得担子往下一沉。炊事员扭头一看，大惊失色，将担子一扔，馒头烧鸡满地滚，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

两人冲上二楼，将躲在这里的二百来名守敌全部俘虏、移交。陈勇夫一边下楼一边又开始琢磨，刚才的炊事员到底去了哪？

这时，在楼下的拐弯处，他看见一个小门，里面黑洞洞的，隐约可见有楼梯通下去，好像还有说话声。这时，连里的工作员徐义保也赶到了，二人对着下面一番喊话，交代俘虏政策，不一会儿便有一人摇着白手帕走了上来，一边走一边说：“长官要和你们谈判……你们等着，不要下来。”

陈勇夫大喊：“将官留下，校官上来。”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陈勇夫、徐保义、赵双等人冲到地下室洞口、用冲锋枪指着躲在里面的敌人，勒令他们缴枪投降时，绥署参谋长赵世铃第一个从俘虏堆里走出来，还想和陈勇夫等人握手，陈勇夫等人当然不会理睬他。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孙楚，他从俘虏堆里走出来，拿出他亲笔写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的一封信，说他已下令守军停止抵抗，希望中共迅速派代表来和他谈判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简直是可笑复可悲！

地下室里当时有多少人，陈勇夫老人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缴下的各式枪支堆满了房间里的两张床。怕出意外，徐义保跳上去坐在枪支上，手里再拎两把手枪。

在众多俘虏中，陈勇夫看到有两位似乎身份不同，即便大限已到，身穿皮大衣、脸上贴块纱布的黑脸胖子仍靠在虎皮褥子上，一个精瘦小老头静坐一旁。在陈勇夫要求下，黑脸胖子写下了“放下武器投降”的字条。事后得知，胖子居然是王靖国，瘦子是孙楚！

此外，绥署参谋长赵世铃和几名日本顾问也在其中。押着俘虏们走出地下室时，外面已经可以听到太原解放“号外”的叫卖声。

(1) 笔者注：孟际丰，五台人。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回太原，后为阎锡山手下十三高干之一。太原解放四个月后，与杨贞吉、白志沂、薄右丞同一天被枪决于太原。

(2) 笔者注：太原解放后，吴绍之被太原市军管会任命为山西军政人员联络处主任，为军管会做了大量工作。后任太原市工商联主任，一九六〇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