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钟，阎锡山召集高干们，在晋府东花园内北厅开会。到场的有孙楚、王靖国、孙福麟、赵世铃、高倬之、韩步洲、赵恭、曹国忠、刘效增，还有刚升任第三十军军长的戴炳南。文职高干有梁化之、李冠洋、薄毓相、孟际丰、王谦、杨贞吉、吴绍之等。在不大的办公室内的长桌两侧，高干们坐得来满满****。

阎锡山一进屋就吩咐他的秘书长吴绍之：“你把李德邻（李宗仁的字）昨天来的电报给大家念念。”

吴绍之展开电稿，高声念道：“百川兄，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待我诸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印。”

吴绍之念完后，阎锡山说：“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关于咱们山西的事，李德邻非同我商量不可。但是太原情况紧急，我去不去，也拿不定主意。如果这个电报是以李代总统的名义发的，我可以不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但他是以兄弟的口气发的，不去就不给他面子了。我觉得还是去一趟好，不能不讲兄弟情谊嘛。我现在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和大家交换交换和谈的意见。”

个子高高的赵世铃首先站起来发言：“我们第一要求共军撤出周围六十里之外，第二要允许外面源源不断地运粮食和物资进太原。首先满足这两条，再和他们谈什么解放办法。”

阎锡山白了赵一眼，说：“现在和马歇尔来主持军调时的情况不同了，你这是不合实际的想法。”

赵世铃一开腔便碰了个硬钉子，大家一时都不说话了，全闷着。

阎锡山靠着椅子，双手搁在略微有点发福的肚子上，两只手交叉抄在一起，两个大指头相互绞动着，过了好一会儿，他见没人说话，便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

孙楚说：“能不能在南面给我们开一条路？”

阎说：“共军杀人不眨眼，他们可没这菩萨心肠。”

孙楚再说：“会长到了南京，让星如（杨爱源字）回来负责。”

王靖国也说：“会长声望中外皆知，特别在华北最高，去了以后，如参与和谈的话，让共军退至雁门关外，退出后再和他们谈。”

阎锡山冷笑道：“你们高看我喽，我还能指挥得了共产党？”

于是又沉闷下去，时间相当长，足足有三分钟没人吭一声。

第四十三军中将军长刘效增感到闷起太难受，便开口说：“我们的部队能不能到西安？”

阎说：“你这意见和萃崖（孙楚的字）的一样。”

大家又低下头去，谁也不再说话。

阎就说：“你们说，我这次去，是把我的意见和李德邻说说就回来，还是等决定后再回来？”

省民政厅长李冠洋说：“会长当然要等事情决定后再回来。”

薄毓相等文职高干也都随声附和李的意见。

阎锡山说：“我本来只打算去和李德邻交换交换意见就马上回来，只带侍卫长一人，现在看来得把厨子也带上。”说罢拍了拍手，侍卫长张逢吉马上从室外进来，阎就叫他准备厨子。

随后，阎再问谁还有意见。

赵世铃说：“要求空运的粮食必须准时运到。”

阎说：“这个自然，一切能争的，我都会尽力争取。”然后，他扭脸对梁化之说，“咱们向台湾陈辞修（陈诚字）要房子的事，他怎样回答的？”梁化之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阎又说：“我已去电向陈辞修要三百套房子，以备大家的家眷过去住。他回电说，台湾房子太困难，他只能给一百套，你们可以安排家眷先去上海，以后再想办法。”

接下来，阎锡山便宣布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并将守城重任交由以梁化之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然后向大家说道：“也许三五天，也许七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马上赶回来。”

这时快到四点钟了，张逢吉进来催他。

阎站起后，对梁化之、孙楚、王靖国三人说：“你们三个每天上午八时，晚间九时，和我在报话机上联系。”

阎锡山走到门口，又问薄毓相：“粮食还够吃多少天？”

薄说：“最多够吃一个星期。”

接着，他问樊明渊：“车准备得怎样？”

樊答：“准备好了。”

阎锡山又对曹国忠说：“你先走吧，回去以后，马上向共军阵地打三千发炮弹。”

薄毓相自言自语地说：“一发炮弹可是一石麦子哩。”

阎锡山出了东花园，由阎慧卿陪着上了已经发动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出了绥署，直奔西门外红沟机场。诸位高官也纷纷登车，络绎跟上。

车到大堂，阎锡山下车说：“现在情况紧急，诸公责任重大，不必送到机场，除敦厚我还有事拜托外，其余都请回吧。”

除梁化之外，其余高官随即原车返回。

梁化之暗想，太原危如累卵，会长这一去，恐怕再不会回来，必然要带他生活上须臾不能离的五姑娘同行。

不料登机之前，阎却对五姑娘说：“我这次去不了几天，你就不必去了。你留在城里，尽量多到街上、阵地上露露面，帮我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阎锡山在机场与五姑娘、梁化之话别

五姑娘说：“大哥说甚就是甚，我等着大哥早些回来。”

阎锡山说：“你放心，我已经发誓要和太原共存亡，大哥说甚也不会做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此时飞机已经发动，机场上震耳欲聋。

众人登机时，阎锡山突然回头指着准备随他去南京的侍从王延华大声说道：“延华，你也不去南京了，回去挑上二十名卫士，从今天起，你就专门保卫我妹子。”

言毕，阎锡山带着机要秘书原馥庭，以及张日明等侍从和副官匆匆登上了飞机。

“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蛾。”这是南唐后主李煜在离开故国时的写照。可是当飞机升空后，阎锡山俯看着已被炮火摧毁得残破不堪的太原外围防御工事，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解放军对太原的总攻击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全面打响，经过两天激战，四大要塞均已落入手中。

解放军趁热打铁，对全部龟缩到城里的守军发起了最后一击。二十四日凌晨五点三十分，在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统一号令之下，全线一千四百门大炮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太原城墙猛烈轰击。顷刻间，雷霆万钧，山摇地动。经一个小时火炮摧毁，厚八十尺，高五十尺的城垣多处倒塌。六点三十分，解放军分成十二个突击箭头，先后突破太原城垣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太原城外城里的战斗，并没有出现秋风扫落叶、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场面。等到突进满地废墟的城区后，解放军官兵这才发现守城部队将太原城分成了许多区域，矗立在十字街口的五洲大药房、复兴饭店，屹立在柳巷大街的大和饭店等高大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一个个坚固的堡垒，所有有利位置都布置了轻重机关枪，以及敢死队员和枪法精准的狙击手。在城市的某些重要地段，守军把野战炮拖到十字路口，向着汹涌冲来的解放军战士猛烈开火。梁化之命令：每个堡垒都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解放军的炮兵最初还遵照命令，尽量避免毁坏重要建筑物，但残酷的现实却使他们很快改变了初衷。守军的抵抗如此坚决，以至于解放军的步兵、坦克和机动火炮被迫对每一条街道逐一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拼命地冲过这个被战火弥漫、被灼烫的钢铁碎片砸得稀烂的城市，双方伤亡的人员急速上升。

当解放军突入城市的中心地带以后，守军的反击依然极其凶猛。四处烧毁倒塌的建筑物，和残忍血腥的小规模拼杀交织在一起，此时的太原城区，成了火光闪闪，枪炮声不停的大熔炉。

在一些争夺激烈的街区地段，守城部队还埋了很多地雷，解放军一冲来便被炸得尸骨横飞。战争演变成了双方士兵背水一战、绝处逢生的激烈厮杀。仗打到这样的阶段，交战双方对死亡的恐惧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没有人会选择示弱，双方官兵面对面地拿着机枪扫射，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戳断了就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敌我距离不再是用米来丈量，而是用尸体。在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之前，战斗只能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守军在号称“固若金汤”的太原废墟堆里如此顽强抵抗，而不是望风披靡，**，使解放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才将太原拿下。而已经彻底绝望的守军，竟然或服毒、或开枪互击，或以手榴弹同归于尽。可见阎锡山绝非庸才，的确是治军有“方”，驭人有“术”。

仗打到这个程度，解放军才知道阎锡山的军队，远比蒋介石的中央军顽强得多，武器虽多系山西自制，火力不及中央军的美式装备凶猛，但其官兵的强悍劲儿，绝非中央军可比。阎军核心将领官员，大都跟随阎锡山几十年，早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阎的生死沉浮系为一体，对阎，也有着儿子对父亲般的深厚感情，许多人在完全可以逃掉的情况下（为避免阎军困兽犹斗，解放军故意在西边敞开了一个口子），最后选择了留在城里和解放军拼命，实在不是为了忠于什么与他们八竿子挨不着的国民党、蒋介石，而是要对得起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阎长官。被中华民族视为忠义化身的关羽，由将而侯而王而帝而圣，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数千年来倍受海内外华人推崇敬仰——而这位早已被中国人神化的关公，正是引得祖祖辈辈的山西人足以牛逼哄哄的解县老乡。

解放军从被大炮轰塌的城墙上拥进太原城

把正义与非正义这个由历史学家们来确定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不说，身陷绝境的孤军究竟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保持军人的气节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应该以普通士兵与无辜百姓的宝贵生命为重而寻求和平，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从一名跟随阎锡山撤往台湾的年轻侍卫，从阎老死菁山后便为阎守墓，没有任何报酬，风雨无阻半个多世纪，一直坚守到现在便足以证明，阎锡山对他的部下，尤其是军队，从将军到士兵大脑的控制，还是相当成功的。在太原被围期间，即便赵承绶、杨诚等近二十名军事组成员使尽浑身解数，以上将、中将之尊亲往火线，趴在壕沿上不分昼夜地喊话劝降，最终被成功策反过来的，也就是赵瑞的一千五百余人算得最大的一支队伍，这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战场上降将如毛，降兵如潮，动辙以师、以军，乃至兵团规模，恰似竞赛般成建制倒戈的宏大场面相比，只能算得是小菜一碟。

并非解放军的策反工作不得力，而是阎笼络官兵有手段，使阎军太顽固，太忠于他们已经在城陷之前便已远离了太原这座危城的阎长官。

以前有关著作普遍认为，阎锡山的离开是蓄谋已久的临阵脱逃，他所有死守太原的誓言与决心，只不过是愚弄部属为他卖命的花言巧语，卑鄙手段。

而事实是，阎锡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飞往南京之前，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飞离太原。天津、北平相继易手后，当年同为阎锡山部下的陈长捷、傅作义在昔日晋绥军同僚的关注下，一个和平改编成为座上宾，一个困兽犹斗沦为阶下囚，这样的反差，引起阎军上层干部的巨大震动，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北平解放，也使阎锡山失去了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但这时的阎锡山，仍然当众表示要死守太原。他甚至拒绝了蒋介石要他放弃太原的建议，回信道：“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

对阎锡山是否贪生怕死，编造借口逃离太原，尚在人世的阎锡山的两位侍卫秘书有话说。

中国台北的原馥庭回忆说：“我迄今还记得很清楚，阎先生接到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电报的那天，是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二十九日。那时候国共双方决定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李宗仁特地召集阎先生与居正、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团启程前夕，商讨和谈问题。当时太原大战在即，阎先生在各种场合都高调宣示，决意与太原共存亡，他从内心是不愿意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离开的。但是李代总统专电邀请他前往南京商谈国是，他不去也不成。后来有的人写文章说他是说一套，做一套，让部下留在太原与共军拼命，自己找个借口溜掉了。有好几本书上都这样丑化阎锡山，说他装腔作势，要和大家共存亡，但事实上，就在三军将士受其蒙蔽，为其卖命的时候，阎锡山却偷偷搭乘专机逃出太原，一去不回头！为了掩人耳目，尽快脱身，他甚至连一向心爱的五姑娘也弃之不顾了。还有本书里说，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被解放军炮火所控制，只有西门外红沟小飞机场尚能使用，阎锡山便急电在南京的军事代表杨爱源，叫杨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调他为行政院长，但李不同意，未能实现。到三月下旬，阎锡山又打了一个电报给铨叙部部长贾景德说：‘为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贾向李代总统请求，先去一电，请其来京，俾脱险境，李许可了。”

原馥庭先生认为以上诸种说法毫无根据，纯属诬蔑丑化阎锡山的妄测之言。当时连他们几位跟随阎先生同赴南京的人员，也全都以为要不了三五天就会回来，出发前连家也没顾得上回一趟，亲人也没顾得上见一面，打个招呼就走了。“拿我本人来说，自那天匆匆一走，父母天各一方，阴阳永隔，连一对亲生儿女，也是几十年后才偷偷摸摸从台湾跑到香港见上一面。”

关于阎锡山离开太原的情形，在他的日记中，也有交代。我们还是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

四月十一日：“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

四月十二日：“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

四月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四月十九日：“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

四月二十一日：“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

四月二十二日：“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

四月二十三日：“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

四月二十四日：“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是。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太原的李蓼源在《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中写道：“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时年六十五岁的阎锡山于是提出用降落伞把他空降到太原。不久，太原拍来电报说机场已全部被毁，飞机无法着陆，阎锡山这才放弃了重回太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