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太原的炮声即将响起，城外饮马汾河的徐向前这年四十七岁，南征北战二十余载。城里枕戈待旦的阎锡山，时年六十五岁，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一条默默流淌的滹沱河，穿过了两人出生的村庄。阎锡山和徐向前有“十八缘”，两人相差十八岁，两家相距十八里，徐向前十八岁时第一次见到阎锡山，并最终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与阎锡山决战太原。
一九一一年，当二十八岁的阎锡山坐上山西省都督的宝座时，十岁的徐向前，还只是滹沱河边一个懵懂少年，偶而听说对岸河边村出了个大都督的故事，那时候的阎锡山，在他心目中就是个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阎锡山在他控制的山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倡导国民教育为民众之生命，强令各地砸了菩萨建学校。徐向前第一次来到省会太原，就是因为他考取了阎锡山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那时，阎锡山经常光顾校园，看望老师学生，并以师长的身份训话。在这里，十八岁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他久仰的阎锡山。毕业后，徐向前在阎锡山创办于老家河边村的川至小学当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传播进步思想被辞退，他或许会在这个山村小学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一九二四年，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入第一期，迅速成为一名独当一方的大将之才。尽管徐向前在考入黄埔军校的同时就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党员，但他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少言寡语，其貌不扬的山西人，并没有给蒋校长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二十四年后，蒋介石却不得不与阎锡山一起，面对他们曾经的学生，接受这个晚辈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也许是革命的艰难坎坷，使徐向前早早已习惯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革命军队：广州起义，他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只有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初到大别山，他指挥的队伍不过千把人，而后在川陕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四个正规军的红四方面军；初到川北，红军从一万两千人，一年多的光景就发展到近八万人。
徐向前第二次来到太原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他跟随周恩来到这里商讨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事宜。这也是他与阎锡山唯一的一次正式会面。时隔近二十年后的再次相见，徐向前已经不是讲台下默默无闻的一介学子，而是谈判桌前意气风发的中共代表。因为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使得阎锡山早已熟知徐向前的名字和履历。他对这个昔日的学生极为欣赏，曾当众说：“山西抗日，政治上靠薄一波，军事上靠徐向前。”
一九四八年，徐向前第三次来到太原，一水之隔的五台老乡，已被一道厚厚的城墙所隔，昔日的老师和长官近在咫尺，不仅无缘再次聚首，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生死对决。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千里之外的中央军委一天两次致电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我军有提早夺取太原之可能，你们应争取十天内外夺取太原。”
电报发出地西柏坡，距太原不过两百多公里，中共中央由陕北移驻西柏坡两个月来，太原的阎锡山与北平的傅作义，几次试图夹击石家庄，闪击西柏坡，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当时阎军精锐已被歼灭，退守太原的残兵败将，连据守城内外的碉堡也不敷分配，城防十分空虚。阎锡山统治集团和太原城在晋中失利的阴影中陷入一片惶恐与混乱，因而，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进军的确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
但是，兵临城下的徐向前兵团，在反复推演阵势，分析战情之后，却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缓攻太原的建议。在夺取晋南重镇运城与临汾的战役中，第一次面临城市攻坚战的徐向前兵团付出了两万余人的伤亡，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结束后，一年来连续作战始终未得到及时休整的徐向前兵团已是疲惫至极，部队严重减员，基层军官短缺，有三个连只剩下六名步枪兵，而且，这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的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所需的火力装备，在当时攻守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深谙敌情的徐向前断然不会轻易冒险。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了徐向前关于暂停攻打太原的请示，“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
徐向前为广大官兵争取到了一个月的休整补充时间。
为统一太原前线各部的指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与周士第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陈漫远担任参谋长，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太原前委首先补充兵员和健全基层指挥机构，新补充的大量“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新兵也就是“翻身农民”，大多觉悟较低，加之新提拔的基层军官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运动。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的？有！你们村斗争了地主没有？斗争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没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还乡团报复？害怕！咋样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阎锡山，解放太原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逃兵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徐向前的八万解放军把阎锡山的十余万军队包围在太原城里，却把阎锡山吓得不轻。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进抵汾河桥西畔大小王村一带，市民站在自家屋顶上，就可清楚地听到从汾河桥西传来的阵阵枪声。
一九四八年底，山西战局吃紧，北平一些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他严辞拒绝。为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他甚至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太原一副棺材。
山西宁舍命不舍财的土财主不乏其人，太原是阎锡山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与太原共存亡的誓言是他的真情表露，而绝非故意作秀。为了保卫太原，一向精打细算的阎锡山不惜血本，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阎锡山便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令出必行，他还真把郝志中、肖利锋、姜啸林等数十名或丢掉阵地，或作战不力的团营级军官就地枪决。阎锡山的一道道“手谕”和对他死心塌地的铁军基干，把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都绑上了战争列车。
阎锡山拉拢和控制部下的方式与其他的军阀也截然不同，他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尤其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可以放下架子，向在这方面比他做得好的共产党“虚心学习”。对“主义”、“信仰”的重要性，阎锡山看得十分清楚。面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坦承，“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当然，他向共产党学习如何抓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共产党。
他在这方面多年所下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尽管由于他的多疑和在用人上过于浓重的乡土意识，致使名将孔庚、商震、徐永昌、傅作义、陈长捷等人先后脱离了晋军，但他对部下控制之严密、部下对他之忠诚都是其他军阀所远不能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在太原城垣被解放军攻破时，出现了不少晋军官兵集体自杀的场面。这在国共战争的其他战场上，的确是十分罕见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太原后，阎锡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他召集高干开会，大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
但阎锡山的愤怒无法改变现实，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终归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大骂傅作义、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
一九四九年一月，阎锡山飞了一趟南京，回来以后，召集团以上军官，在绥署东花园内北厅开了一个会。绥署大门内有侍卫参谋等候，军官们报到时，手枪和子弹一律放在门房，空着手被领到内北厅。梁化之、李冠洋、吴绍之等文职人员也都参加了。
除了城野宏、岩田等在太原的团级以上残留日军军官，在阎军各支部队中担任团级以上顾问的日籍军官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保证阎锡山的安全，日籍军官和中国军官一样，也都必须把随身携带的武器解下来暂存在门房里。
大家在一排长条桌子两旁坐下，阎锡山身穿宽松的灰布军装，一个人坐在东头。不少日籍军官还是第一次和阎锡山近距离接触，出现在他们眼中的阎长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说话声音不高，还专门在他面前放了个麦克风。
阎锡山向部属们介绍了去南京的情况，他说他先飞到青岛，拜访了美军舰队司令白吉尔，要求美国人直接出兵帮助中国人对付共产党。白吉尔说，这事他不能做主，必须得美国总统杜鲁门下命令才行，所以会谈没有结果。
他又说：“不过，我在青岛替大家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现在士兵长时间吃不到菜，很多人患了夜盲症，我买了一大批干带鱼，运回来发给你们，解决缺乏营养的问题。”
这事兑现倒真是很快，没过两天带鱼便发到了各部队。士兵们不会吃，也不知道用这东西熬汤喝，只知道图方便，拿去在火上烤烤撕着吃，所以起不了蔬菜的作用，并没有解决夜盲症太多的问题。
阎接下去的谈话居然还带上了一定的文学色彩，他说：“我和白吉尔分手后飞到南京，北国已是冰天雪地，朔风怒号，江南却是一片郁郁葱葱，花团锦簇。我在南京，报上说我大闹总统府。事情是这样的：我对李宗仁说，山西牵制着几十万解放军，在军事上极端重要，但太原处境十分艰难。当前没有粮吃，枪弹不济，还谈什么打仗？若不解决武器粮食，我回去也没用，干脆就在你这总统府自杀算了，这才逼得李宗仁答应紧急支援。”
全场顿时泛起一片苦涩的笑声。
阎说：“从四川运大米，运费太大，差不多是全国军费的四分之一。李宗仁要求我苦撑大局。我们以城复省，以省复国，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担子就压在各位肩上。我办完事后，又悄悄飞到奉化去看了看蒋介石，他赋闲吃胖了，身体很好。”
最后他问下面的情况怎么样。大家纷纷叫苦，说湖南的红大米不行，要求李代总多空投面粉，部队的实际情况很多，很严重。
阎用手敲着桌子斥道：“我带兵几十年，从没听说能活活把当兵的饿死，你们也太无能了。”马上又把话题扯开了，说，“我们山西的工事又多又好，全国各地都比不上。我们有自己的炼钢厂，自己的水泥厂，我们的碉堡都是钢筋水泥碉，炮弹也打不穿，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傅作义守不住北京，就是因为没有碉堡。我们的碉堡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只要你们好好干，共产党哪里攻得下？”
他还威胁军官们，傅作义投降后，共产党把他放在绥远的一口枯井里坐井观天，解放军允诺的投降条件纯粹是骗人，放下武器下场就会和傅作义一样。
即便阎锡山态度如此强硬，徐向前为太原数十万百姓计，为城中众多古建筑计，仍准备派跟随阎锡山多年、阎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赵承绶，进太原劝说阎锡山。后考虑到赵的安全，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进城试探。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他的老师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将他的老师以“策动反叛”罪公开枪决。
为了稳定军心和民意，一九四九年二月，阎锡山在为北平赴太原采访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特意在屋外摆放了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面对济济一堂的中外记者，阎锡山宣称：“百川生不与赋共戴一日，死不让赋辱其躯体。鄙人决心与太原共存亡。”说到此，阎锡山将装在一个小匣子里的几百个小瓶子倾倒在桌上，豪气冲天地说：“这就是我准备的特种毒药，服后，死而无灰，我和共产党岂止不共戴天，就算我死后，连我的骨灰也不和共产党见面。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共产党？”把记者们的胃口吊起来后，他又说道：“自从中国有了共产党，我就睡不着觉，因为人都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有多大的财产，也难保后代能保住。共产党要使人对自己后代生活没有顾虑，这个煽动力太大。不过社会发展从来就是以私心发展公器，共产党要彻底取消私有，并不许旁人以另外的道路达到同一目的，最后不会成功，所以我一直反对。”
阎锡山：“这就是我准备的特种毒药！”
他还叫来几名士兵，对记者说：“我请你们看看，这是标准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把我打死。这个任务，我的中国侍卫完成不了，非日本人不行。”
阎锡山还竭力鼓吹所有官兵要向古代壮士田横学习，说什么“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咱今天有五百基干，要学五百壮士，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他把五百瓶毒药，发给每个基干一瓶，勉励这五百基干随他死战到底，杀身成仁。
阎锡山还称：“共产党攻太原的最大目的，是想夺我的兵工厂，我已下令在厂内埋了很多炸药，到时一炸，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一堆破铜烂铁。”
为鼓励部属士气，阎锡山还在他的办公室正墙上贴了一幅他手书的横批，上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而另一方面，他却害怕到了迷信的地步。七月二十五日清晨，解放军到了汾河桥西，太原城中空虚，解放军过河，就可由大南门直入城中，形势十分危急。阎锡山和副手杨爱源坐立不安。
这时阎突然以掌击额，嘀咕了一句：“大南门正名迎泽门，现在门匾还在城头上挂着。不要应了预兆啊。”
杨爱源一听，立即拿起电话，命管工事的十五兵团中将副司令刘奉滨立即派人把那块写着“迎泽门”的门匾取下来。并嘱咐，只说是修工事需要，千万不要把真情透露出去。
在晋中战役紧急之际，阎锡山便一反多年来的一贯害怕中央军入晋抢夺地盘扩张势力的态度，积极组织省、市参议会等御用民意机构，以及在京的立委、监委、国大代表等，分头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连连告急，紧急呼吁，请求蒋介石空运劲旅增援，并特派太原绥署副主任杨爱源飞赴南京，就地坐催。
蒋介石此时也自顾不暇，日子不比阎锡山好过，东北局势正急转直下，中原各省亦日趋紧张。但太原毕竟是华北重镇，军事工业基础雄厚，一旦为人民解放军攻克，无异为虎添翼，立即借以控制平津，威胁西北，影响全局，因此，蒋不能不从战略着眼，硬着头皮，冒险飞临太原，以观究竟，挽救全局。
蒋介石此行来去匆匆，只在太原待了四个小时，除了给阎打气鼓劲，答应立即将胡宗南部黄樵松整编第三十军和驻榆林的中央军谌湛第八十三师空运太原，并划拨粮价款和运费三十万亿元给太原绥靖公署。这笔费用，占到了国民政府当年七月份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阎锡山自知太原守军不少已成空架子，但当蒋介石问他还有多少兵力时，他为多领粮饷，硬着头皮说：“二十万。”蒋后来按十五万发给粮饷。
不久，整编三十军一万余人陆续运抵太原，被迅速部署在了东山、河西阵地，加上后来从榆林空运的中央军第八十三师四千五百余人和原有部队、抓丁补整以及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阎锡山守卫太原的总兵力，达到了十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