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一九四七年,城野宏便明显地感觉到,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军事实力,逐渐趋于势均力敌。当然他还不可能想到国民党会失败,但是,过去那种依靠军队在数量上的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而使共产党一触即溃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了。
使城野宏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的,是汾孝会战。
这年二月,当山西人准备热热闹闹地迎接春节到来的时候,汾孝会战爆发了。
此时的八路军,已经在上一年秋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单单是这个名字,便让城野宏有了一种不祥之兆。
年初,解放军为扩大吕梁战役战果,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与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两路大军,北上夺取汾孝,寻机歼灭援敌。
战役于一月十七日发起,人民解放军当晚攻占孝义,全歼守军,同时包围汾阳。得知解放军攻克了孝义城,并正在组织大军围攻汾阳城的消息后,阎锡山大为光火。他亲自坐镇平遥,指挥九个师及保安部队第八、第九总队共三万多人,分三路由文水、平遥、介休来援。残留日军四个团也参加了汾阳之战。赤星少将的装甲车队则从祁县进攻汾阳,激烈的战斗中,赤星右手被弹片切断,包扎后被紧急送下战场,转往太原救治。
解放军以一部兵力阻击北、中两路援敌,集中主力于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对进至孝义以南地区之南路援军四个师发起反击,当夜歼灭南路指挥部及暂编第六十九师。二十四日,阎军全线撤退,解放军在追击中又歼灭其两个团,共歼敌一万一千人。
阎军并非全线皆墨,沈瑞师长就大出了风头。
与沈瑞同在战场上指挥的城野宏,在回忆录《日军残留山西始末》中写道:“此间,第七十一师师长沈瑞最为沉着,并且战术灵活。他亲自压阵,在中街村筑起坚固的堡垒,消灭了大量前来追击的解放军,并从进攻腰折之处,悠然自得地渡过汾河,撤退出来。当时,虽然炮弹在其周围落下爆炸,但沈瑞也不是拔腿就跑,而是不停地回顾后面的部队,就像是在春天里散步似的,镇静地策马前行。可见,沈瑞及其司令部的行动是非常出色的。”
沈瑞也因此役表现出色,受到阎锡山嘉奖,并提拔为阎之精锐第三十三军中将军长。
是役,解放军也的确如城野宏所言,伤亡惨重,仅是攻打城野宏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中街村,陈赓手下猛将、第十旅副旅长楚大明战死,副团长把路带错,导至全连战士牺牲,无一人生还。
汾孝之战硝烟刚刚散去,五月,阳泉又燃起战火。阳泉是著名的煤城,阎锡山在这里布下了重兵,包括保安第十总队麾下的残留日军第五团。
阳泉之战,不过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发起的正太战役的一个局部。为打赢这一仗,聂荣臻出动了三路大军,杨得志、李志民的第二纵队,向阳泉以西挺进;杨成武的第三纵队,向阳泉以东攻击前进;陈正湘、胡耀邦的第四纵队则作预备队。
四月十四日,解放军在连续攻克正定、栾城后,便拉开了解放阳泉的序幕。杨得志二纵经四昼夜急行军,于十七日到达阳泉北部地区。也就是说,当杨成武三纵于十七日攻克获鹿、井径阶段首战告捷的同时,杨得志二纵已经完成了在北部攻打阳泉的大兵团隐蔽集结。接着,三纵主力也沿正太线西进,从正面牵制阳泉守敌。二十八日,盂县解放,二杨联手,奋力扫清外围,仅用十天时间,便完成了对阳泉地区的紧缩包围。阳泉守敌,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解放军兵临城下,形成会攻阳泉之势。
当荆宜少将率领第三十总队由阳泉撤至测石铎地区,急欲与前来救援的沈瑞第三十三军会合时,准备就绪的解放军对阳泉地区发起了全线总攻击。
五月二日下午三时,平定县城解放,大军趁热打铁,随即挥师阳泉,又于两个小时后将阳泉城关攻克。当敌阳泉绥靖专员公署的警报器在好奇的解放军战士手中急剧摇响时,阎锡山在阳泉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这个激战中的小插曲,由参加此战的原晋察冀三纵八旅二十三团政委、原河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政委贺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如此回顾道:“到了市里以后,到处乱得很,因为先逃进去的那些个阎军拼命嚷嚷:‘共军打来啦!共军打来啦!’逃到阳泉的很多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啊,还有还乡团啦,全乱了套。也有枪声、炮声,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打得很少。不一会儿就占了很大一片地方。这个时候啊,部队就发现了什么呢?一个机关的大院里面啊,就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战士就抓住摇柄一摇,那玩意一下子就惊天动地地叫了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都围了过来看。也没人见过这东西啊,不知道是个啥。后来见它光是呜呜地响,不炸,就争着抓在手里摇。而且还发现,摇得劲越猛,速度越快,发出的声音就越大,越尖厉,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娃娃呀,就开心地玩了起来,一刻不停地摇,越摇越欢实,那声音就一刻不停地呜呜叫,结果呢?整个阳泉市都听见了。后来解放以后啊,很多市民都说,原来解放军是摇着警报器,把阎锡山的部队吓跑的。”
阳泉市宝光照相馆的老板关海昌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解放军进城时,虽然家家都是关门闭户,可门缝里都有眼睛悄悄往门外看着哩。门背后都摆着地桌、高边桌、桌上都放着茶水,点着香,搁着烟卷,也有搁着火柴的。也不是说要送给解放军,那意思是啥呢?你解放军要像过去的日本鬼子、军阀部队进屋骚扰老百姓,咱就拿烟茶哄着你,免得遭你的害。自古以来老百姓都这样的,也算是经验了。没想这回走在前面的是一群年纪轻轻的女兵,队伍过完后,有个梳辫子的女兵站到高一点儿的台阶上,说:‘老乡们,咱给大伙儿唱个歌。’说完就打着拍子,指挥女兵们唱了起来。头一个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第二个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三个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呀,这是什么歌呐,唱得真好听,解放军队伍里咋还养这么多大姑娘啊?大家也不再害怕了,都打开门,端着茶水给女兵们送去。这满街上唱得正欢实哩,突然,炮弹就飞过来了,第一发炮弹打坏了法国人盖的那个火车站的钟楼,解放军进城时那钟还好好走着哩,一炮就给打坏了,现在还指着那六十多年前的时间哩。”
炮轰阳泉市区的,是坚守在城郊狮垴山上,掩护荆宜的第十总队撤退的全部由残留日军组成的第五团。
狮垴山地处阳泉西南,与阳泉城关仅一河之隔,相距不过三四公里。山上峰峦峻峭,崖陡岭险,山下蜿蜒着正太铁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邓麾下的陈锡联指挥三八五旅第十四团,为争夺狮垴山,就和日本人血战过一场。
七年前,是八路军守,日本人攻。这一次倒过来了,日本人守,解放军攻。五月三日,三纵主力所向披靡,猛追望风西逃的万余之敌,将其赶入二、四纵队的重重包围圈中。同时三纵一部围攻狮垴山守敌第五团,敌据险固守,解放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遂切断敌之水源、电源,并以猛烈炮火轰击狮垴山工事。
站在狮垴山上,就可以俯视阳泉全城,还可远眺大大小小的矿区,炮弹可以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此刻已经是满城红旗飘扬的阳泉城关,也不能说解放了呀!
打了一天,解放军的伤亡远远超过了山上的日本人,这是因为,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虽然以中年人为主,体力稍逊,但枪法奇准,而且战斗经验丰富。进攻的解放军大都死于枪下,或为手榴弹所杀,山上的日本人则是被飞上山去的炮弹炸死炸伤的。
在武攻的同时,解放军也派出军使,上山向敌人劝降。
第五团团长薮田信夫表示,只要不侮辱家属,他们愿意接受解放军的任何处置。
晋察冀三纵八旅二十三团三营营长马兆民(离休前任解放军南京高级步校副校长)参与了与日军代表的谈判,他回忆说:“薮田信夫谈的是如何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尤其是对家属,解放军不能有任何侮辱。后来才知道,他们最怕解放军也像他们过去抓住中国军人的家属一样糟蹋。对这一点我们是最有把握的,解放军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
薮田信夫回去后,把他的部队带下山来。两百四十五名残留日军,还有一百五十几名由女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属队。穿行在夹道的枪刺丛中,孩子一哭,母亲吓坏了,溜一眼身边的解放军战士,赶紧撩起衣裳,用**将孩子的小嘴堵住。
其实解放军战士对他们已经够文明的了,不仅未给予丝毫侮辱,连身也没搜一下。
对四十六年前阳泉城南狮垴山下出现的那一幕情景,马兆民至今不能忘记。他说:“日本人把枪架好,所有的武器装备全都放得整整齐齐。一个军械官拿出一个册子,我有多少枪械武器,多少人,全都在这个册子上,一样一样地点交给解放军,咱们的战士这个时候啊,暗自称赞,到底是日本正规军,连缴枪投降都那么正规,那么认真。”
包括已经阵亡,被集中摆放在山上的第五团近百名士兵,也全都在册子上有名可查。
其实,这支队伍算不上正规的日本军队。第五团是城野宏当初亲自到阳泉组建起来的,薮田信夫倒是一名正规军官佐,曾经官至大队长(营长),退伍后来到阳泉煤矿任矿警队队长。手下矿警,也都和薮田一样,是在中国战场上退伍的日军老兵。他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携妻带子,而且平时早就没有进行制式训练了,和正规军队比起来,战斗力自然打了不小折扣。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依仗着狮垴山坚固的工事,仍然给缺乏攻坚经验的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薮田信夫作出的第一个明智的选择,救了近五百名日本人的命,可他紧接着做出的第二个选择,就愚不可及了。当所有的日本人踏上经行唐前往天津的旅途时,薮田掏出一支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终于以付出生命代价的方式,来解脱因同意向对手缴械投降而带给他的沉重心理负担。
十四日解放军接连攻克正定、栾城,阎锡山便调兵遣将,迎击解放军的进攻。赵承绶接到阎锡山命令后,率麾下经日本教官训练,并且由日本官佐充当连以上各级顾问的第四十六师、第七十一师和残留日军组成的第一、第三、第四三个团,加上赵瑞的第八总队乘坐火车,前往救援。
全军由赵承绶和元泉馨指挥。因为由日军组成的铁路护卫大队把铁路保护得很好,所以增援部队很快便陆续抵达了阳泉,并派出两个师赶赴最前线,向解放军展开进攻,并沿着东南方向推进。与此同时,炮兵的大炮排列在街口,向着已被解放军夺占的阳泉城里轰击,步兵则越过一块一块的坡地向着狮垴山上进攻。打了一天,解放军难以抵挡,赵承绶的援兵一直打到了娘子关上。
为了配合赵承绶夺回阳泉的战斗,傅作义麾下的一个军,也从北平出发,沿平汉线南下,预定两军在石家庄附近会合,然后一举夺回被解放军占领的石家庄,以便打通平汉、石太两大交通线。
然而,就在他们打算从娘子关进攻石家庄,却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傅作义军队的联系。正在焦急时,突接太原绥署参谋长郭宗汾发来的电报,称傅作义派出的一个军在河北省徐水遭到聂荣臻共军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考虑到孤军向石家庄挺进无异于把自己送入虎口,只得匆匆向阳泉方向撤退。
这时,城野宏接到从位于太原至阳泉铁道线上的寿阳发来急电,说寿阳遭到共军进攻,他最为器重的王俊明的一个营,全军覆没,阎日联军连遭打击,已是草木皆兵,再加上有情报说攻占阳泉的共军突然不见了踪影,有可能切断联军返回太原的退路,然后对各部分割包围,实施围歼。因此,城野宏立即率小田切正男的第一团和赵瑞的第八总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寿阳奔去。两个小时后,走在前面的第八总队在铁道线两侧的坡地上,同等得着急的解放军展开激战。在芹泉,由于铁路被破坏,火车无法通行。因此,当城野宏率部徒步翻山越岭赶到寿阳时,攻击寿阳的解放军突然全部退进山里,消失了踪影。
黄昏时,赵承绶和元泉馨也坐着装甲列车从芦家庄开过来了。当夜,城野宏、赵瑞和赵承绶、元泉馨都住在寿阳火车站旁边的日军兵营里,处在一种风声鹤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解放军袭击的极度惊恐和警惕之中。
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为阎军殿后的第七十一师在芹泉被围,和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在夜里的作战会议上,赵承绶认为,从目前各部遭攻击的情况来看,共军力量之强大,超出了事前想象,为保存实力,最好能尽快沿铁道线后撤。元泉馨极为不满,他反对撤退,提出天亮后即主动寻敌决战。他说阳泉、芹泉和寿阳之间的交通将被共军切断,并遭到各个击破。必须主动出击,并与在芹泉激战的七十一师相呼应,以便在必要时夺回阳泉。
平素刚愎自用的赵承绶,在日本人面前也没了脾气,同意照元泉馨的意见办。
于是,拂晓时分,首先是残留日军组成的第一团和第三团,向寿阳东北部解放军的一个旅发起进攻。第一团的迫击炮出色地摧毁了解放军的机关枪阵地,接着第三团向左翼发动猛攻。城野宏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用望远镜能清楚地看见敌人正在向阎军控制的一座山坡前面增兵。同时,赵瑞第八总队的山炮也向匍匐身子飞快运动的敌人援兵喷出了火焰。由于左翼的进攻异常迅速,不可阻挡,因此,敌人的骑兵和辎重部队首先溃退了下去。
城野宏非常清楚地看见几个解放军士兵像木偶似的突然飞上了天空,当掀起的烟柱散去,那山坡前面什么也不存在了。
城野宏大声喊叫着,命令炮兵向正在溃退的解放军队伍发射榴霰弹。于是,解放军被大炮轰击得四处奔逃,有的马匹被烧红了的弹片击倒在地上,四蹄朝天地胡乱蹬踢。打到第二天快天亮时,解放军全部退却了。
然而就在这时,噩耗不断传来,荆宜的第十总队首先在测石铎溃败了。
阳泉惨败对城野宏来说刻骨铭心,他痛苦地认识到,拖家带口的军队是多么的脆弱啊!当时薮田信夫是决定冒死突围的,而且第五团如果实行突围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但是,由于顾及到家属的安危,官兵们强烈要求,无论生死也要与亲人在一起,薮田被迫妥协。这也是他最终选择了让大家活,他一个人死的深刻原因!
城野宏回到太原后,很快写出《阳泉失陷的教训》,发到全军,让大家讨论。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通过这一血的教训,尽量在今后与解放军的战斗中,做到轻装上阵,以便行动自如。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解放军攻占运城。守卫运城的胡宗南部一二八团团长雷文清被炮弹炸破了肚子,肠子外溢而亡,雷被炸死的照片,还登上了解放军办的《晋察冀画报》。
谁知这却是一个人造的假相,雷文清曾是晋南罪大恶极的土匪,先后投靠日本人、阎锡山和胡宗南,在运城战役中,他自知覆灭在即,制造了假死丑闻,蒙住了解放军的随军记者。不过,雷逃出城外后,仍被群众抓获,解回运城关押,于次年被公审处决。
徐向前夺取运城,取得了河东地区的小麦产地,然后开始北上进攻临汾。守卫临汾的,是阎麾下的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晋南武装总司令梁培璜。
梁是死硬派,不仅死心塌地顽守临汾、与挟威而来的解放军决战,并于蒋政府的国大召开期间,给蒋和阎发通电,声言“誓死反共到底,誓与临汾孤城共存亡”。而且于解放军攻城期间,还制造和施放毒气。对梁培璜的倒行逆施和战争罪恶,攻城的解放军官兵恨入骨髓,战士们编的快板词中唱道:“战犯梁培璜,年纪五十五,又高又瘦黑皮肤,外强中干纸老虎,高鼻梁、日本胡,河南口音要记住……”
梁培璜把有限的主力配属在临汾外围,这样就使得徐向前部在争夺外围与东关的战斗中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伤亡。对梁培璜过人的军事才干,徐向前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做正面的肯定,但字里行间,那种内行对内行的欣赏、器重还是隐约可见的。
比如五七九页——五八八页里多处写道:
“梁培璜的用兵手段和反动本性,可见一斑;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个硬核桃;你决心不大,牙齿不坚硬,就甭想咬碎他;我们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绝不收兵!”
“我军每攻取一个阵地,均遭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疯狂反扑;要对付如此顽强的敌人,摧毁如此坚固的城堡,其困难程度,的确异乎寻常;”
“敌人硬,我们更硬;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史上,实属少见。”
这样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叙述,可见徐向前对临汾守敌印象之深刻,其中自然也有对梁培璜个人的军事才干的惋叹。
从双方伤亡比上看,临汾守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可观的。徐向前部伤亡高达一万五千余人,占到参战部队五万三千人的四分之一强,这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在山西地方军队里,能够以这样少的兵力,在一次战役里让徐向前部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除了梁培璜,再无第二人。
毛泽东在六月一日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单纯从军事上看,梁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比较出色的。战役期间,阎锡山曾电告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因此,他面对的实际是一个“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的必败之局,但其坚韧凶猛的程度,起码在阎锡山的部队里也还是很罕见的,比如他给属下下达的八杀令,什么迟延不进者杀,放弃阵地者杀等等死命令,在战斗中还是发挥了相当作用的,仅仅在临汾外围据点的攻守战中,徐向前部就付出了三千多人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使有些部队、包括徐身边的一些干部对能否攻克临汾产生了畏难情绪。幸亏徐的神经足够坚强,他严令部队咬紧牙关,坚持最后五分钟,于是才终不致功亏一篑。战斗结束后,徐向前对这个对手也还是比较客气的,在梁即将被解往战俘营前,徐向前还特意安排梁和其家人团聚了几日。除了攻心以外,这其中是不是也含有对梁培璜(1)的军事指挥才干的敬重呢?
(1) 笔者注:梁培璜,一九四八年五月在临汾河西被解放军俘虏。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获特赦。曾任河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一九六八年在郑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