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春,太原的各道城门洞口,每天都能看见零零星星,不成队伍,风尘仆仆地背着作战行装和个人财产,显得十分臃肿的日本军人进城。他们都是选择了残留山西的日军士兵,从部队的驻扎地前来太原,向山冈道武领导的战犯服务部报到,然后像听牧师布道一样,听城野宏给他们讲国际和日本国内的形势,以及每一个残留分子在太原的当务之急。等到做完这一切功课,他们才换上阎军服装,被分配到阎军中去担任下级军官。
与整日里舞枪弄炮的今村方策、岩田清一不同,城野宏无时不在残留日军日侨的精气神上下功夫。
当此时,由于同日本的正常交通难以开辟,残留山西的日本人集团,又确实在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与瞬息万变发展着的国际形势断绝了关系,大有孤立于世界进程之外而落伍的危险。那时通过“为祖国复兴”的政治信念,战败国的军队和侨民,虽然在战胜国中继续保持着优势,并且成功地迈出了“残留”的第一步,但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即便能够保持住刚刚留下时的那一股**,也不可能采取适应今后形势发展的行动,而使残留发挥出有利于祖国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深谋远虑”,城野宏将政治部更名为研究部,把国际形势的教育作为研究的中心。在研究部中,设立资料室,从各地日军中精挑细选出二十几名懂外国语的大学毕业生,收集各国的报纸、杂志,收听广播。每周还举办一次有河本、山冈、今村、岩田等参加的国际形势分析研究会,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由研究会创办的名为《周报》的日文周刊上。《周报》散发到名部队和日本人中间,并派研究部部员到各地,组织座谈会和演讲会。
城野宏通过《晋风》、《周报》以及频繁的讲演,对时局以及日本未来命运的根本看法,影响着所有在太原的日本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必然将划分为两个阵营。也就是说,眼前美、苏的对立,决不会仅仅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一方面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携手并进,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中心的从西欧到中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一起,与前者相对立。过去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经济、政治交流将会被割断,整个世界只好是各自处在其狭窄的生活圈子中过日子。与此同时,还将出现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归属于哪一个阵营的问题。特别是曾被日军占领过的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因为他们既亲眼看到了原来的统治者英、美、荷兰等国狼狈败退的情景,又一度体验其解放的现实生活,所以决不会愿意再恢复原来的殖民统治,在这里必将产生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虽然会竭力谋求自己民族的独立,但不可能就那样进入社会主义。日本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形势,迅速实现自身的独立,重新建设成为繁荣的国家呢?这就是城野宏和他的二十几名部员急需研究的课题。
残留日军到太原
同时,城野宏还呼吁残留山西的日本人,首先应不遗余力地增强阎锡山的力量,在中国国内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并进而策动中国政府,协助日本的复兴伟业,以便日中携起手来,联合亚洲的新兴势力,避免亚洲重新落入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是面对美、苏两大势力,作为第三股势力掌握国际舞台的决定权之举。
城野宏一次又一次地对他的同胞们说:“如果美苏开战,日本将肯定站在美国方面。但在双方精疲力竭之中,日本若能自己掌握武力,就会出现重新崛起的机会。而在山西的日军,就是祖国的先遣部队,同时也是亚洲人民的解放军!”
以上述理论为中心,城野宏接连撰写出《亚洲解放建设论》、《日本复兴的诸问题》等长文,发表在《晋风》上,后来又编印成小册子,散发到各部队,这也成为对日军将兵教育的中心思想。
所有在文艺上有特长的残留军民都汇聚到了城野宏身边,在日本也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与诗人平野零儿、剧作家长野贤,音乐家百百和,成为各艺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太原和各地的日本人集团中都有自己的剧团,即使是在部队中,也成立了演剧小组,而且演出都非常精彩。自创剧目中最多的,就是表现残留山西的日本人,如何派使者回到祖国,招募同志,然后又返回山西战斗。
音乐也搞得十分活跃,“松永演奏团”以它的歌曲和器乐演奏,博得了观众的好评。百百和创作的《残留之歌》,残留山西的日本人没有不会唱的。长野贤编写的剧本《楠木正成》,还专门由合谋社出面,租用太原市的正规剧院,公开上演。在该剧中,楠木正成被写成“毁家抒难,复兴祖国”,使业已灭亡的祖国重新崛起的英雄。城野宏提出的残留理论,便通过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艺术形象,深入到了日本人的心灵深处。
这年秋季,合谋社租用了太原市体育场,举行各部队之间的棒球对抗联赛。参加者有曾在全日本冠军队明治大学棒球队的著名球星小林仲,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名投手永贺平治等经过正规训练的专业运动员组成的棒球队,所以比赛的盛况是空前的。太原城里的日本人,几乎全都汇聚到了体育场上。
比赛中,啦啦队长身穿带黑色花纹的裙裤,骑在马背上,挥舞着画有太阳图案的旗帜领头,在她身后的啦啦队员全部穿着艳丽的紧身衫和短裤,抬着精心装饰过的草帘当队旗,随着整齐的节奏边舞边喊。那种狂热的场面,超过了日本国内大学棒球队的对抗联赛。
就在欢乐喜庆的气氛达到**时,突然,一位身穿国民党中央军中校服装的军官,愤怒地冲进场内,堵在马头前面,厉声喝令啦啦队长下来,一把夺走了她手中的太阳旗,并横眉怒对地对着数千名日本人喝斥道:“战败国的国民,竟敢在战胜国的土地上公然打出国旗,简直岂有此理!”
日本虽然战败了,可太原的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公然侮辱,看台上的日本人像汹涌的海潮吼叫起来,场上比赛的运动员也都一拥而上,怒气冲冲地将中国军官围在中间,攥紧拳头想打这军官一顿。
中国军官虽然只有一人,却毫不畏惧,大吼道:“全中国的日本战俘和侨民都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了,你们还待在太原干什么?全都给我滚回日本去!”
“离他远一点!都不要动手!”城野宏知道一旦把事情闹大,必然对日本人不利。所以,他不仅制止住了怒火冲天的运动员们,还亲自把怒气未熄的中校军官送出了体育场。当然,中校把他从啦啦队长手中缴获的太阳旗,也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比赛继续进行。
城野宏叫来永富博之和另一名部员,马上跟着这位中国军官,调查此人的情况。原来,这是一个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学习的太原籍学员,姓黄,这次是专门赶回来给父亲祝寿的,住在城北关帝庙旁边,家里开有一间规模颇大的米店。
城野宏上勤远楼叫上山冈,一起去找一墙之隔的阎锡山,将发生在体育场上的一幕向阎报告,还说,如果让这个军官在太原城里到处游逛,难免不被他发现太原日军与阎长官合作的情况。如果不加惩戒,完全可能给日阎合作带来麻烦。
阎锡山给特警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徐端打了个电话,很快,宪兵就上了黄中校的家门,不仅从他的皮箱里搜出来那面被他当作证据的太阳旗,还“搜”出了一块大约二两重的烟土。
黄中校的父母当即被吓得哭了起来。
黄中校则气得大吼:“这是栽赃!你们为了掩盖和日本人勾结的罪行,居然对自己同胞进行无耻陷害!”
宪兵们架着双臂,将大喊大叫的黄中校架上了囚车。
没过几天在绥靖公署开会,徐端对城野宏说:“本来想把这家伙关起来,考虑到中央的面子,故从宽处理,给他戴上手铐,派两名宪兵押往石家庄,予以释放。”
黄中校回到南京后,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把检举阎锡山在太原公然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报告送呈到了中央政府。于是中央向太原绥靖公署询问此事究竟是否属实。阎锡山答复说,山西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此黄姓中校大概是为了发泄太原警方以贩卖毒品罪把他抓起来的私愤,才做出这种假汇报的吧。这件事,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