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收编战败日军的做法不仅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美国人则视阎为公然践踏《波茨坦公告》之精神，对此态度鲜明，绝不能容忍。赫理上校亲自就此事询问了山西头号日本战犯，正待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里享清福的日军战俘负责人澄田睐四郎，后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是含糊其辞、自相矛盾的。当共方代表陈赓追问日军重新武装起来的武器装备是否来自山西政府时，澄田睐四郎开始的回答是肯定的，接着又马上翻供。而国方代表邹陆夫则把澄田的自相矛盾说成是翻译的错误。后来尽管阎锡山方面向执行小组作出了解释，但未被接纳，赫理上校向阎锡山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刻将日军遣送回国。

阎锡山呢？不敢公开和美国人作对，于是来了个阳奉阴违，表面答应，背地里又派人通知日军转入地下。

赫理上校并且当面敦促阎锡山：“全面投降的日军必须全体复员归国，一个人也不能残留在山西。”

陈赓也语气坚决地对阎锡山表明态度：“如果阎先生继续背着三人小组，收容投降日军残留山西，以此来对付我军，我们的态度是，不怕，上百万日本鬼子都被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真心抗日的国军官兵打垮了，打投降了，我们还在乎这几条躲在阴沟里的小鱼小虾？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挑起内战的责任重大，必将被写入历史，阎先生你恐怕也负之不起。”

“陈将军，请注意你的用词，甚阴沟不阴沟的。”阎锡山恼羞成怒，猛地沉下脸说道，“咱阎某人打日本鬼子，世人皆知，单单一个忻口太原保卫战，从十月一日打到十一月八日，足足打了三十多天，毙伤日军两万余，咱的部队伤亡了七万五千人。阎某抗战之决心，天日可昭，无须任何人证明。”

郭宗汾赶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往阎脸上打粉，说：“你们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搞得着实厉害，抗日这事儿好像除了八路军，就再无他人了。忻口之战太原保卫战不是我们的阎长官的大战略吗？”

在太原期间的陈赓，肯定屡次三番让山西王阎锡山不快。阎对陈赓耿耿于怀，总想找借机会报复报复，让陈赓也尝尝难堪的滋味。

一次，阎锡山以故作轻松的姿态对陈赓说：“听说你们八路军在控制的地盘上搞土地改革，我看你们的做法不合情理。”

陈赓顿时警觉起来，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事？”

阎锡山笑道：“听说有的农民和地主算账，说你拿了我的一个鸡蛋，这个蛋会变成鸡，鸡又下蛋，蛋又变鸡……这样就造成地主欠了农民很多钱，最后把地主杀掉了。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

陈赓回答说：“你说的这种事，我在此之前从没听说过，我能肯定又是造谣，最近造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阎长官肯定不了解几千年来地主是怎样压迫农民的，过去地主就是利用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来盘剥农民的。你知道有多少农民因此倾家**产、寻死上吊吗？要不要让我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材料啊？我想这样的材料我们一定有。”

陈赓一席话令阎锡山无话可说，急得他说：“你们共产党不过是搞土地改革罢了，我已经下决心在山西搞土地革命，比你们还进一步。”

陈赓明白阎的言下之意，是痛恨八路军管了他山西地盘上的事，于是大笑道：“我真心希望你能搞彻底的土地革命。只不过你们那一套都是假的。你自己就是山西地主的总头子，你会把自己当成个革命对象，鬼才相信。”

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连赫理明白意思后也都笑了起来了，弄得阎锡山灰头土脸，好不恼恨！

美国代表盛气凌人地逼着阎锡山马上遣返日俘日侨，这让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他被迫只好先将整天嚷嚷着要回日本的归国派陆续送走，而将残留派藏之四郊或外县，免被美国和中共代表发现，然后，阎锡山接见赫理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邹陆夫，宣称日俘已遣送完毕。

赫理上校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以后阎长官的辖区内就没有日本军人的踪迹了吗？”

阎答：“我的辖区内肯定是再无一个日本军人了。但据我所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还有相当数量的日俘日侨。其中也难免有逃到我的辖区来，要求我遣返的。所以，今后也很难保证我这里就再没一个日本人。”

阎锡山原本寄希望于在意识形态上和他保持同一价值观念的美国人，即便不会对他残留日军来对付中共的行为给予公开支持，至少也会予以谅解，没想这个在他这个上将面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赫理上校却是如此地“极其死板，表面地看问题”，在对待残留日军问题上是铁面无私，不通商量。面对赫理，他只能为维护美国人的面子而忍痛自断其臂，下令解散特务团，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名义，撤销了原先已经下达的所有关于组编残留日军的命令。

与此同时，第一军也根据阎锡山的命令，发出了取消令。

如此一来，人虽多却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归国派们士气高昂，认为随着阎锡山和第一军的命令一下达，狂热的残留思潮必将马上烟消云散，因此在残留派面前得意扬扬。而坚持残留的将兵则像被霜打了的菜秧，抬不起头来。

这两道命令对城野宏来说无啻是晴天霹雳，他最担心的是特务团的解散，因为残留日军一旦解散，必然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将兵必然会动摇，而且肯定会有相当多的人要提出回国。

可是岩田和小田、大庭却坚持认为，队伍一旦被强行解散，有人回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他们确信军官中的精英和士兵中的骨干分子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人不在多，而在精。为了复兴帝国的伟大事业，一定会有人坚定不移地跟着他们继续干下去。

山冈道武参谋长在特务团司令部，召集要员和原第一军的干部们，作了关于解散特务团的训话。

他说：“根据三人小组的要求，特务团必须解散。作为第一军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如果有人仍愿继续残留，可就地办理退伍手续，加入阎锡山的军队。是回国，还是残留，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之。”

就在残留日军人心惶惶，风雨飘摇，归国日军得意扬扬，扬眉吐气的关键时刻，阎锡山派梁延武给城野宏、岩田清一等残留派狂热分子送来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的支持。

梁延武在晋府东花园，与阎锡山近在咫尺并同处一花园中的自家公馆里，宴请城野宏、岩田清一和第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第三团团长大庭孝一，推心置腹言道：“阎长官托我给大家带一句话，他并没有希望大家回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三人执行小组不在，在我们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阎长官被迫采取的这种临时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对付执行小组，决不是真正对付大家的。而且，执行小组并不会一直留在太原，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撤走。在他们撤走之前，你们日本人可以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隐蔽起来。等他们走了以后，大家残留在太原，不仅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从内心表示欢迎，并且会继续保持大家在生活方面享受优越的待遇。”

就这样，残留日军便按照梁延武的意见重新部署，把第一团隐蔽到太原城东面的陈家峪，第二团隐蔽到汾河西面的彭村，第六团隐蔽到南门外的大营盘。忻县的第七团、阳泉的第五团和大同总队，因执行小组未去，故留驻原地不动。

同时，城野宏派出合谋社军事组的二十多名成员，分散深入到驻扎在各地的日军中去，说明当前形势，并鼓吹大家“排除万难，断然残留到底”。

在长达数月的隐蔽时期，城野宏为了提振残留将兵们的士气，也离开了自己舒适的家，带着绫子和女儿去了陈家峪，与残留将兵们同甘苦，共患难。

梁延武经常代表阎锡山到乡下看望被迫暂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人，每次去，都会用卡车队送去大批慰问品。尤其是副食方面，应有尽有，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陈家峪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看中了这个地方，便将老百姓强迫驱赶到其他地方，在山脚下修建了许多窑洞式的仓库，村里原本有两座占地很宽的古庙，除原来的民房保存下来外，日本人还新建了若干军用建筑。但因为一下子隐蔽进来一个团，房屋仍然远远不够，因此许多人只得住进窑洞里，在土炕上铺上席子睡觉。其他的困难都好克服，唯独跳蚤太多太厉害，咬得日本人叫苦连天。

城野宏一家，就住在一间这样的窑洞里。

从这以后，每遇执行小组出巡，步哨便鸣枪为号，示意日军队伍退入山中。当被询问“枪声何来”时，人们就告诉执行小组：是共军游击队。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和执行小组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一次，张纯清和执行小组的几名工作人员乘车途中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一队武装的日本兵刚刚走到大门口，看见执行小组汽车来了，停下不走了。阎方一个宪兵看见情况不对，赶紧跑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实际是提醒他们赶快藏匿起来，队伍马上就钻进一条小胡同，顺着山沟钻进了大山。

等执行小组的汽车进入兵营后，日本人和枪支弹药都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徒手队长。队长承认他们这个兵营里共有八十八人，武器装备早就上缴。如今的十支步枪，是山西当局发给他们自卫的。

就在残留派绞尽脑汁躲避执行小组的追踪而藏进山里的时候，归国派日军将兵和日侨，则开始了回国的旅程。他们在阎军的押送下，前往驻地附近的火车站收容所集中，然后陆续登上闷罐火车驰往天津大沽口，换乘轮船归国。铁路沿线的各个火车站，到处都能看到身穿阎军军装的日本军人，来到出发前的收容所，送别即将归国的妻子和儿女。他们一边让幼小的儿女吃着自己特意买来的中国式蛋糕，一边用自己的脸颊跟孩子的小脸蛋紧紧贴在一起，当然也得抓紧时间和妻子多说上几句话。也有不少残留下来的青年男女去送即将启程的父母，场面自是令人伤感。不过总的来说，通过城野宏、岩田清一等人的努力，山西毕竟还是有一万五千名将兵和数量更多的日侨残留了下来，由于有阎锡山对残留日本人实施的优待政策，所以在山西各地，并未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那种遣送战败国军民时，频繁发生的难堪的和悲惨得像亡灵队伍那样的场面。

这样一支山西残留日军与过去的日本军队截然不同，名义上是军队，但家属占了近三分之一，将兵和家属浑然一体。和丈夫一起残留下来的女人大都年轻，因此，她们也被组织起来，由军医官教授战地医护知识，充实部队的医护力量。而且经常到附近村庄巡回，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因为这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没有了作为占领军时的那股子傲劲，也想和附近的老百姓搞好关系。有时，医护队还全体出动，随同部队在山中进行战斗演习。

城野宏主持的对残留将兵的政治工作做得也卓有成效，大家又是唱歌，又是演戏，还经常举行舞会，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尽量让残留将兵精神充实愉快，不至感到百无聊赖和空虚。

城野宏还找阎锡山划拨了土地，批了专款，为孩子们兴建学校，士兵们开垦土地，创办农场，以求蔬菜自给。为了补充营养，还陆续建起了豆腐作坊，因买牛奶困难，而给部队配发豆浆。

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也是城野宏抓的重要工作。在残留日军中，“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念活动，被规定在必须的教育事项中。每逢规定的日子，要进行“敕谕奉读”“诏书奉读”和面向宫城“遥拜天皇”。

小池元吾和白岩定夫、柿副善治三名日军罪犯被枪决后，军国主义分子还专门为他们举行了仪式，通夜烧香超度。慰安所也重新张贴告示，公然开张。甚至，为了使残留人员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向日本军人、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

在山里隐蔽的时间一长，日本将兵就受不了了，阎锡山给他们的钱也多，强烈要求进城去享受享受，不允，便私自邀邀约约地开小差进城花天酒地地玩乐。违令进城的人一多，法不治众，军纪也就随之**然无存。后来当官的觉得堵不如疏，干脆安排将兵分期分批进城，为了不致走漏消息，要求所有进城的日军将兵都必须换上阎军军装，否则给予重重罚款。可是军装拉来后，许多日本兵宁愿被罚款，也拒绝换装。这也难怪日本人挑剔，阎军的军装不仅质量差得不好意思说，而且还难看得要命，皱巴巴的，就像是刚从坛子里抓出来的老咸菜。颜色呢？全部是用洋槐树花熬水土染而成，长相再英武的军人穿上这样的军装，也失了七分威风。

通过城野宏领导的残留日军政治部的努力，太原很快成了滞华日本人心向往之的中心，在他们的努力宣传下，各地的日本人也以山西的日本人为榜样，想尽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残留了下来。从一九四六年冬季起，从北部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天津、北平、张家口、青岛、济南、石家庄到南部的上海、杭州、汉口到海南岛，少则有一二名医生残留，多则有像上海那样的五百名左右的以技术人员为主的残留者。城野宏的政治部给这些残留同胞和团体，寄去《周报》和《晋风》，使其了解山西的情况，以鼓舞残留者的士气，同时也使山西的日本人了解在全中国各地的残留日本人的动向。

也有因从事残留运动被山西以外的中国当局枪杀的。

元泉馨的一位旧部属从长春托中国人给元泉馨捎来信件，于是，元泉派自己的副官小泽带着自己的信件，前往长春，向部属介绍山西残留运动的情况，并让他与山西方面遥相呼应，在长春建立日本人部队。并说如果在东北的活动不顺利，也可带上愿意残留者前来山西。小泽副官运气不好，火车到山东海关车站时，遇上国民党中央军搜查，元泉馨给部属的信件成为了罪证，当即被中央军以间谍罪枪毙。

或许是因为人们感到了不安全，才会轻易相信那些虚幻的东西吧。各种谣传和凭空捏造的故事，在混乱中常常被当作真实的事情而广为传播。例如，在东北的长白山中，隐藏着以加藤中将为司令官的十万关东军将士，既不投靠共产党，也不依靠国民党，而是保持中立，等待日本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件事是副官处处长长野贤去大同日军总队联络工作归来时，在北平听说的。他还说，原任日军军医的吉村花子认识了宋美龄的秘书、中华民国创立者之一黄兴的女儿黄桂英，并经黄的介绍，受到宋的召见，并接受了宋的密令，请她前往东北，请加藤司令官出山来协助在东北的中央军作战。

长野贤带着这样一个传闻回到太原，立郎被急需鼓舞的日本军官当作一件英勇的壮举，而大受褒扬。一个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传闻给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剧本《楠木正成》的回报。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岩田清一竟信以为真，打算和长野贤一同乘飞机经北平去东北，以便在加藤司令部出发之前，加以阻止。

城野宏找出几本杂志，扔在岩田面前，说：“你看看，这段时间，中国的杂志上也饶有兴味地刊登了在长白山里，残留着许多日军的故事。我看，这多半是由于通化事件(1)之类而引起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岩田翻了翻杂志，这才放弃了东北之行。

城野宏还说：“平部朝淳甚至还向我报告，说他听到太原师范的学生说，有不下三千人的日本人部队开进了五台山，我派了几个中国人去调查，结果是误把从五台山经过的八路军部队，当成了日军，因为战争结束后，他们穿着我们的装备服装，样子很像日军，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传闻。”

岩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石家庄的日本人带来了聂荣臻部队里出现了日本人的机械化兵团的消息，五城邦一团长还想同他们取得联系，并且认为他们一旦知道太原有这么多日本人残留下来，而且正在扩大势力，就一定会赶来投靠我们。五城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的答复是，虽然不知虚实，但不管怎样，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于是我派永富带几名部下一起去石家庄，化装深入到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像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崇尚武力的民族，他的军队从来就是靠灌输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严厉无情的军规来加以控制管理的，而今犹如神祇，战无不胜的天皇宣布投降了，日本人的精神偶像瞬间崩塌，信仰也不复存在。驻山西的第一军也和所有的日本军队一样，成了战败之师，如今只能寄人篱下，苟延残喘。亡国已经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的痛，还有不少来自被美国人从B-29轰炸机上扔下的凝固汽油弹夷为平地的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将兵，以及来自被美国人用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的广岛和长崎的将兵，更多了一层家破人亡之恨，故乡遭此大难，亲人是否还活着，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担心。军人们的精神状态早已如同嗜血的野兽，一有机会，便渴望发泄。尤其是残留太原的这样多血气方刚杀心犹重的青年人，已经生活在全国炮声隆隆的中国人的血腥内战环境之中。所以，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常常渴望着弄出一些血腥的事件来。

小田切正男的第一团躲藏在陈家峪时，队伍都是由具有各种各样经历的人聚集起来的，都很粗野，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吵闹打架的事情。而且，因为人人都带有武器，一旦发生摩擦冲突，就会马上拔刀相见，你死我活。

某日，上等兵龙弥泽英酒醉之后，由于要发泄平日的积愤，拿起两支手枪，冲进了田中分队长的房间，冲着田中连开数枪，将其打死，随后便向山谷的出口处逃去。

听到枪声赶来的左藤中队长等人，看到田中已经断了气，马上带着人去追，很快把龙弥追上了。

“站住！”左藤大喊。

龙弥站住了，举起右手的毛瑟枪对准了自己的中队长。

左藤刚想举枪，龙弥的枪声先响了，枪法极好，一发子弹从左藤的眉心穿过，左藤一声没吭地倒了下去。

一阵乱枪过后，龙弥也躺倒在了血泊中。

众人提着枪一拥上前，看见龙弥还在抽搐，失神的眼睛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喊是：“妈妈……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那一刻，打死龙弥的士兵们全都哭了。

在军纪弥废的一段时间里，类似这样的血腥事件，时有发生。但很快，这个集团中新的等级秩序，依仗一种原始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调整。这种原始的力量，就是实力，谁上谁下，谁尊谁卑，由谁强谁弱来区别，来决定。

比如小田切正男，使他威望大增的不是因为他是特务团第一团团长，而是因为他是“讲道馆”中有名的柔道五段高手，是一个体重一百公斤以上的彪形壮汉，其臂力之大，能够当着全团将兵的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惩罚两名违犯军令的士兵。

一次，两名士兵跑到附近的中国农民家中强奸妇女，被宪兵队当场抓捕。

小田切将全团士兵集中在操场上，叫士兵抬来两个洗澡用的大圆桶，装满水。他伸出两只巨手，各抓住一名士兵的腰间皮带，将其倒插在水中，只见四条腿蹬得来水花四溅，直至一动不动。

从此以后，小田切在第一团中令出即行，有禁即止。

奈波田是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因为选择了“残留壮举”，无比兴奋，好像马上就会叱咤风云，成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谁知到了陈家峪，整天躲在深山沟里喂虱子臭虫，倍感苦闷，所以进入陈家峪的第二个月，他便逃离部队，进入了太原，临走时还给城野宏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是贪生怕死开小差，而是想干一番大事业。我此番前往蒙古，决意献身蒙古独立运动，使蒙古成为我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复兴基地。大草原风云变幻，正等待着我辈大展鸿图。”

这好像一封明治年间流浪武士的诀别信。

没过几天，有去城里办事的士兵回来报告，奈波田还在太原城里，城野宏马上派永富博之带着人去把他抓了回来，并教训他说：“别说那些梦话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待在这里，学点过硬的军事技术吧。”

奈波田安静了一个月，又出走了。这一次，他动员了三名士兵，携带一挺轻机枪，和三支步枪。他们没有去太原，而是向东，顺着山路企图进入中共武装控制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通过东山口第八总队的防区时被抓住了。第八总队的司令是城野宏的老朋友赵瑞，赵瑞亲自把奈波田等送回了陈家峪，而且还替四名日本人说好话，说他们并不是打算去和八路军联系，而是在问路时上了老百姓的当，故意让他们朝八路军的地盘上走。而奈波田等当事人则说，他们是想把武器弄出去换点路费，到蒙古去搞独立运动。

大敌当前，对首谋者是不可能原谅的。城野宏下令将奈波田枪毙了。

太原执行小组撤走后，躲在山里的残留日军重新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太原街头，而且全都穿上了日军的呢子军装。军官们的呢子军装上戴的却是阎军的肩章和领章，看上去实在是不伦不类，日子一久，太原人也就见怪不怪。

这就是说，日军残留一事，在山西已经公然得到官方的许可了。

早已被解散掉的太原日军机构，又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这次取的名字叫做“战犯服务部”，这个名字不是由山西方面自取，而是根据南京总部的指示行事，而且得到了美军的批准。代表阎锡山出面领导这个服务部的是阎的外侄徐士珙，可代表日方出任服务部首脑的人却出了问题，因为继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之后、第一四四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高级副官长恩田忠录少将等四五十名将佐，也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依照相关规定，一旦被宣布为战犯，便要立即将其抓捕关押起来。从阎锡山内心而言，他是绝对不愿意把任何一名在太原的日本将佐视为战犯的，可是不但政府已经昭告世界，而且美军新闻处还要派一个摄影队和几名记者来太原拍摄抓捕日本战犯的电影和照片。

以前澄田司令官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后，因山西只有他一人，阎锡山依然让他住在工程司街七号官邸里，连关押的样子也没做一下。这次就不同了，人多了，好几十个哩，一个不抓肯定搪塞不过去，抓几个留几个也不妥，干脆就把四五十名战犯全部抓起来，集中关押在一起。

如此一来，阎锡山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委屈澄田“锒铛入狱”，与他的几十名部下同甘苦，共患难了。

在美国人的摄影机和照相机镜头下，太原抓捕日本战犯的过程做得来煞有介事。宪兵司令樊明渊亲自在精营西街宪兵队司令部坐镇指挥，戴着写有白色“宪兵”袖箍的宪兵们分成几十个小组，分头乘着大车小车前去抓捕日本战犯，然后马上将战犯送到宪兵司令部临狱，经樊明渊亲自逐一点验无误，再由看守分批送入大牢之中。宪兵们对日本战犯也毫不客气，不时声色俱厉地喝斥：

“不许说话！”

“埋着脑袋走路，不准左顾右盼！”

不仅出现在美国人镜头里的澄田睐四郎中将司令官、三浦三郎中将师团长、恩田忠录少将副官长，联队长阪井大佐等四五十名日本战犯威风扫地，这所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宪兵队监狱，也的确阴森恐怖得浑若人间地狱。

一个大房间里，排列着许多木制小格间，约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一小块地上，就要挤下十几个人，角落里还放着一个便桶，臭气熏天，红头绿苍蝇爬满了楹沿，有人一动，便嗡嗡乱飞。不仅睡不下，连坐下也要腿足交叉互垒。

给澄田、三浦等将级军官提供的监房，明显要好上许多。一个石坝子两侧，建有栉比的多排木质小监房，很宽敞，每个房间只关四人，无拥挤得不能入睡。

美国人还钻到大伙房里拍摄给犯人准备的午饭，询问樊明渊司令，日本战犯和中国犯人是否吃得一样？生活上是否会给予特殊待遇？

樊明渊说我抓大事，不管这些小事情，让看守长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

看守长信誓旦旦地说：“本所每日为犯人提供两餐，每餐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菜汤，勉强能饱，饿不死他们的。”

樊明渊也笑嘻嘻补充：“反正，中国犯人怎么吃，日本战犯就怎么吃，绝无二样。他们是打败了的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没有虐待这帮家伙，就算是以德报怨，对他们讲人道了。”

等到美国人把电影拍完，前脚离开监狱，后脚，樊明渊便用小车大车把日本战犯全部送到了杏花岭下的另一所绿树葱茏，杂花斑斓的大院。三天后，大院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上书：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

说是战犯拘留所，其实比住法国人开的复兴、日本人开的大和那样的大饭店还要舒适得多。这地儿原来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部长们的宿舍，太原高级别的洋式住宅，清一色的二层小洋楼，大大小小上下各七八间，四周还有带木栅栏的小花园。每幢楼关押两名战犯，上下各一，每名战犯配备有副官、厨师、日本女佣人，每人的生活费全部由阎锡山承担，不能说一日三餐山珍海味，至少鸡鸭兔鱼加猪肉加时鲜蔬菜是少不了的。像澄田和三浦等几名将军每人还有配备司机的家用小轿车，可见是相当的豪华。

在战犯拘留所的大门口设有值班宪兵的哨所，前来会见战犯的人必须在这里一一申报登记。而且令宪兵们深感窝囊的是，战犯们乘车进出时，值班宪兵还必须毕恭毕敬地向战犯们敬礼。

澄田常常坐自己的轿车到郊外去钓鱼，或是到河本大作家里打麻将、玩扑克。在春节宴会中，阎锡山在招待日本干部时，其座位排列的顺序照例是澄田为主宾，其次是河本大作，再次是三浦、山冈、元泉馨、城野宏、岩田清一。

今年已高寿九旬有三，身体健康，大脑灵光，每日在网上经营博客以自娱的岳翁老人，当时就在这个战犯拘留所里给日本战犯们当日文翻译(2)。

老先生在博文《我在阎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的所见所闻》中写道：“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两个特殊犯人。一个为山西派遣军司令，其实我始终未见过这个犯人，也不知道其贵姓大名。另一位为三浦三郎，此人曾任日寇北平宪兵司令，为中将，后任临汾地区师团长。我与三浦三郎曾多次接触。从外表看并不像咱们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凶眉恶眼。因为已成战犯，未穿军装，略显清瘦。既然当过北平宪兵司令，一定是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虽然已沦为囚犯，但军官的架子还在。阎锡山当时对他很优待。三浦住在一个小二楼中，有司机、翻译和勤务人员。每到星期日，宪兵司令樊明渊就带着司令部内中层以上的军官与三浦联欢。当时有三个翻译，一个是三浦的翻译，一个是司令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我的工作只有两项，一就是周日上午来参加这个聚会，再有就是战犯家属到所探望时，我坐在中间，一面是战犯、一面是家属，会有一名宪兵在门口站岗。日本人多年来称中国为‘支那’，中国人为‘支那人’，有些人已成习惯，我听到这种侮辱性的称呼时，便立刻予以训斥，对方当即承认错误。有天上班之后，从代县来了四五个人，说要识别一个战犯，名为‘白阎王’，所长程绍严让我领着这个日本人在院中来回转，随便找些话闲聊，几分钟之后，将这个白某送回监房，我一进屋，这几个人很兴奋，说一点不错，就是他。不久，这位‘白阎王（白岩定夫）’就被处以极刑。”

也不知中国政府咋搞的，偏偏让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成了漏网之鱼。如此一来，“太原战犯服务部”的部长——领导山西残留日军日侨的最高长官——就非他莫属了。

(1) 笔者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和日侨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在吉林省通化市进行武装暴动。结果被事先掌握情报的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粉碎。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满街都是日本人**的尸体。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剧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2) 笔者注：岳翁当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八路军太行二分区情报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