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一个公园里，两人在一起闲坐，荷西对三毛说：「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要娶?你。」

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拼命学语言了。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著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化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懂得享受生命，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陈嗣庆《我家老二》

三毛就读文化学院哲学系三年级时，她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三毛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惟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地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

西班牙的秋天，树叶尽落，冬天将来临。到西班牙不久，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Echo用中文名字叫他荷西。

这个西班牙男孩很纯真，和三毛是很普通的朋友，她和他踢足球(三毛守球门)，骑摩托车，打棒球，到旧货摊购物，两个人过着很快乐的日子。每星期有三四次，荷西会在宿舍旁的大树下等三毛，修女们总是调侃三毛：“Echo!Echo!你的表弟来了！”

当时，三毛读大学二年级，荷西念高三。有一天，两人在公园闲坐，荷西对三毛说：“Echo，你等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念，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要娶你。”

三毛当时很感动，握住荷西的手。荷西说，他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他外出赚钱，三毛在家煮饭给他吃，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这种朴实的理想真的使三毛感动了，三毛想，荷西说的话，不就是自己初恋时对那位男孩子说的话吗？她知道，荷西对她是认真的，这已不是一份普通的感情了！不能伤害他。再说六年的时间太长了，他能没有变化吗？

三毛告诉荷西：“我们都还年轻，你也才高三，怎么就想结婚了呢？”他说：“我是碰到你之后才想结婚的。”

三毛不允许荷西再到学校找她，他们分手了。三毛还记得分手那夜的情景：荷西硬要她先走，三毛不愿意。他拗不过她，就倒着往后跑，手里拿着他从未戴过的法国帽，一面挥手，一面喊道：“Echo！再见！Echo！再见。”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还扮着鬼脸。“在马德里喊着我的名字倒着跑，除了大枯树和平原外，羽毛般的雪花隔着我俩在天空中漫天飞舞”，那种情景三毛永远也忘不了。

三毛强忍着眼泪看着荷西远去，她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很难得而且与我真诚、真心相爱的人。我几乎忍不住要狂喊他的名字，叫他回来。”为了怕荷西太过认真，三毛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同班的日本同学，家境实在好，还在读书，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三毛展开巧克力糖和鲜花的追求攻势，其实，他还出手送了其他昂贵的礼物，三毛觉得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该收贵重的礼物，日本同学就天天送鲜花，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同学送的，同寝室的女同学都很高兴。日本同学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宿舍的修女、舍监都对她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三毛没有收人家的车子，两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三毛平时收了人家的礼物，也常常一起出去玩，心里紧张又有一点心虚。她居然流下眼泪，她一哭，那好心的人也流泪，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吓到你了，对不起。”

他们两人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三毛会一点日文，因这个日本同学很有耐心地教她，交往半年，日文就更好些，这个日本人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都没有，三毛明知这个同学恋着她，却不愿意面对跟他结婚的事。

为了躲避这个日本同学，三毛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她跟德国同学约根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三毛把两人互相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并且将三毛拉近，亲吻她的脸颊，笑笑说再见。

那个日本同学伤了很久很久的心。别的日本同学来劝三毛，说可不可以去救人？失恋的要自杀。这人还不至于要去切腹，但三毛承认自己是十分对不起他的，可是又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又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站了好久，三毛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三毛离开了荷西，离开了西班牙。她去了德国，在那里她做导游、做德文教师，就那样匆匆的一年。她又离开了德国，漂泊至美国。

西班牙的课程结束后，三毛在肖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导游，赚了点旅费和一张机票，她到了德国，进入歌德学院，专攻语言。一天念16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但也是我留学生活中最贫乏的一段。”

“我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我认识的德国，就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三毛在马德里认识的德国朋友约根进入外交部做事，她还在读书。那时他们已经交往两年了。谁也没有向谁开口说：这段感情将要怎么样。有一天，约根拉了她去百货公司，他问三毛一床被单的颜色，三毛说：“好看！”他买下来了，这是一床双人床的床单。买下了被单后，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不说话，三毛突然想发一顿脾气，也没发，就死不讲话，他问三毛什么三毛都不理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掉床单，等到柜台小姐要把钞票还给他们时，约根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三毛肯开口说话了：“确定不要！”退掉床单。三毛被带去餐馆吃烤鸡，约根也拿起鸡来吃，要吃的时候，突然迸出了眼泪。

三毛对于德国留学的印象远不如西班牙，她曾说，情愿没有拿到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她学的德文，有“正统”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

在德国，三毛也打工。看见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为什么要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寄了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很顺利地应征到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抛头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做蔻蒂化妆品公司的模特儿，卖十天香水。“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在德国，除了看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她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劳苦的大众来说，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

过了一年，约根在西柏林机场送三毛上飞机，她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嫁给我好不好？我可以等。”这算是求婚了，三毛日后提到这个男友，说是他等了三毛22年，一直到做到大使，还在?等。

三毛在美国有两位堂兄，他们希望三毛留在德国，因为到了美国若无一技之长，并不好生活。三毛得到一个在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于是提着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一个月后，她谋得职位，开始上班，才跟堂兄通信。

三毛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上盖了两百枚错误的图章，日期是：10月36日！堂兄发现她所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时起，堂哥的好同学，每天中午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吃到有一天，这位化学博士候选人对三毛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天你肯开始下厨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追求准化学博士的女同学实在不少，三毛的堂哥在长途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跟她说：“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了，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三毛口中连称：“我知道，我知道。”看着窗外白雪茫茫，心里又觉得是要妥协一件事情那般地不痛快。哗啦啦眼泪流下来。

当三毛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时，那个好人送她上飞机到纽约再转机返回台湾，他说了：“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回台湾。”三毛没说什么，伸出手去理一理他的大衣领子。等三毛到了纽约，长途电话追上来：“我们现在结婚好吗？”三毛想他是好的，可以信赖、可以亲近的人，可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求婚方式，她不觉得欢喜。“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德国的苦学使她有所收获，凭着歌德学院的德文学业毕业证书所取得的德文教师资格，使她回到当初破例让她入学的中国文化学院（现升格为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德文与哲学。

这是1971年，三毛芳龄28，归国学人，在文化学院、政工干校、家专教德语。三毛英姿焕发，前程似锦，而四年前，她还是个在文化学院为情所苦的哲学系选读生。阳明山上天气湿冷，上课的时候，整个山顶云雾四起，学生和老师之间经常隔着一片大雾。

三毛在阳明山时，因为她不爱打伞，雨季一来，人一天都淋得湿蒙蒙的，那个时期三毛自比为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河童》中的河童。河童读做KAPA，她就要同学称她“卡帕”。舒凡说《雨季不再来》是20世纪60年代现代文艺少女上乘的选样，三毛的“卡帕”情结，那种心灵上无依的感伤，确实是相当文艺气质的。

上世纪70年代，明星咖啡屋风华正盛，是台北文人风流的重要地标。

这家咖啡屋的历史非凡。1917年俄国境内发生大革命，几个白俄人从俄国一路流亡来到上海，合资开过面包厂，国共战争后，他们又一路来到台北。明星西点面包厂的水果蛋糕很有名，二楼是咖啡店，如果你来到咖啡屋只点一杯咖啡，或者只点一杯柠檬水，一盘蛋炒饭，在这儿一坐一整天，店家、服务员也不会给你脸色看。明星咖啡屋慢慢有了名气，一些文学刊物开编辑会议就在这里；白先勇的《现代文学》，陈映真与七等生、黄春明、尉天聪的《文学季刊》都在这里，谈了又谈，谈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梦想。咖啡屋楼下有位瘦得仙风道骨的诗人周梦蝶，摆了一地摊的书，主要是卖诗集。

明星咖啡屋曾是三毛与初恋男友舒凡经常与文友聚会的地方。三毛重返台湾任教，仍习惯来此地小坐。一天中午，三毛光临明星咖啡馆，碰巧客人多，只好和一位陌生男子共分一桌，对方竟在咖啡馆中闭目养神。他留着长发，很瘦，胸前是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色彩，好像是装着各种颜色的涂料罐被打翻在地的情景，颇有印象派的风格。

三毛少年时，甚至因为喜欢毕加索的画，希望赶快长大，好来得及献身给那个远在西班牙的聪明画家。她也曾回忆说：“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打算做什么？我说就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

在这种情结之下，三毛去了画家的画室。他的画她没有一幅不喜欢，尽管那些画恐怕真的一点都够不上真正伟大的艺术品的级别，但她都认为那是极好的，极上乘的，甚至是附和着他的“世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论调。

三毛答应了画家的求婚，他们在明星咖啡屋公开订了婚。

家里没有人赞成他们的婚事，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人品端不端正的问题。但Echo很倔强，她说家人对他有偏见，而且她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就够了，生活中的一切难题都可以在爱情中迎刃而解。爱情不应该是盲目的。即将举行婚礼前，Echo发现了信誓旦旦说爱她的画家早有了妻子，是个有妇之夫。

三毛年轻时候谈了好几次的恋爱，有时即便两人分手，三毛虽有强烈的挫败感，日后她也会写出来。如初恋的那一次，她向对方求婚，求了又求，哭了又哭，最后她只好走了，出走到国外，她一点也不介意地在她的创作里写出来，让人知道初恋是很容易失败的，这一点，她是豁达大气的。

唯独在明星咖啡屋与画家订婚的事件，三毛几乎绝口不提。

1977年《哭泣的骆驼》出版时，巧逢于8月8日父亲节前夕上市，三毛写了一篇序文《尘缘─重新的父亲节》，当时三毛和荷西结婚三年，远在迦纳利群岛，恩爱有加，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稻草人手记》两本著作已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文世界里红遍半边天，书评有说好的，也有说“庸俗的三毛热”的。三毛显然很在意这种评价，难得她以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语气，娓娓道来：

文章千古事，不是我这芥草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来的，庸俗不庸俗，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而已。

她写到自己的成长历程，如何因为心灵受伤而拒绝上学，父母则全心接纳她的选择。好不容易长大了，一番风雨，她却远走高飞，小燕离巢，飘飘跌跌，各国乱飞，飘流几年后，又回到台湾：

飘流过的人，在行为上应该有些长进，没想到又遇感情重创，一次是阴沟里翻船，败得又要寻死。那几个月的日子，不是父母强拉着，总是不会回头了，现在回想起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遗恨，只幸当时还是父母张开手臂，替我挡住狂风暴雨。

—三毛《哭泣的骆驼》

三毛写道，父母亲一生吃尽她的苦头，她和荷西婚后安定下来，父亲母亲来信总是再三的开导，要知足，要平凡，要感恩，不可任性强求。因此三毛发表了沙漠婚姻生活的第一篇文章后，父母亲大乐，“发觉女儿女婿相处融洽，真比中了特奖还欢喜。”三毛看父母来信喜的那个样子，不忍不写，就是因为父母的鼓励，“一个灰姑娘，结了婚，仍有了后来的故事。”这是三毛针对负面的书评所做出的一次响应。

书评“庸俗的三毛热”勾惹三毛回首前尘往事，父亲节前，感恩父母亲为她挡过的风风雨雨，逼得三毛此生写出了一句“阴沟里翻船”，为爱情受创、识人不清之悔，留下注记。

一年之后，德国教师在台北的星空下，问三毛：“我们结婚好吗？”三毛说：“好的。”

喜欢运动的陈嗣庆鼓励女儿打网球，给她买了二手球拍，订做了球衣，还付了教练费，又买了一部自行车让她骑到球场，希望运动可以平息爱情的创痛。

在网球场上，三毛与父亲一起认识了一位德国教师。这位45岁的中年男人高高大大，不仅球艺不错，而且温文尔雅，对人关怀体贴。三毛的家人似乎也都认为这人不错。

三毛和德国教师聊了几回天，切磋过球艺。德国教师教三毛打了几场球，还帮她解决了一些在德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从那时候起，他便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只是欧洲的中年人处理感情的方式要温和一些，平稳一些，他希望三毛能在不用表白的情况下慢慢地体会到自己的一番情意，然后两人在相处中渐渐地生出默契来。这时候的三毛，已发现她谈恋爱时常有的语言交错的情境。在西班牙说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回到台湾讲德文！

一年之后，德国教师在台北的星空下，问三毛：“我们结婚好吗？”三毛说：“好的。”清清楚楚的。他们是很相配的一对恋人。三毛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她已在感情的路上走了好久。倒是45岁的德国教师红了眼睛。

一天早晨，这一对内心充满喜悦的恋人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的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他们。17年以后，三毛回忆此事，“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

挑好名片的那天晚上，德国教师忽然因心脏病发猝死。

三毛说“好”的话还在耳边，她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现在晓得了！

过了一年，再见所爱的人一锤一锤钉入棺木，当时神智不清，只记得钉棺的声音刺得心里血肉模糊，尖叫狂哭，不知身在何处，黑暗中，又是父亲紧紧抱着，哭是哭疯了，耳边却是父亲坚强的声音，一再地说：“不要怕，还有爹爹在，孩子，还有爹爹姆妈在啊！”

—三毛《哭泣的骆驼》序文

德国教师过世不久，三毛在朋友家中，吞了不该吞的药剂自杀，所幸为人发现，送医急救。这段以悲剧收场的婚恋，颇像上苍对三毛与其家人所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那么戏剧性的过程、那么不可抗拒的上天的旨意，身为故事的主角之一，三毛时不时是要想到这爱情与生死之间，神秘的交锋争夺，真实与幻灭的交替。

我不否认我爱过人，一个是我的初恋，他是一个影响我很重要的人。另一个是我死去的朋友……如果分析爱情的程度来说，初恋的爱情是很不踏实，很痛苦的，假使我在那个时候嫁给初恋的人，也许我的婚姻会不幸福。第二个因为他的死亡，他今天的价值就被我提升了。也许他并没有我认为的那么好，因为他死在我的怀里，使我有一种永远的印象。而他的死造成了永恒，所以这个是心理上的错觉。

—1976年6月皇冠杂志268期，心岱《访三毛，写三毛》

爱情的屡次受挫，使台湾成为三毛的伤心之地，她又动起了流浪的念头，告诉父母双亲之后，三毛不等他们的同意，即打理行装再次前往西班牙，这里有她的所爱与轻松。“二到马德里，心情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不仅没有离乡背井的伤感，想家的哀愁，反而有一份归乡的喜悦和辛酸。”

台北触景伤情，是不能再留的。三毛决心再度离家远走。说出来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吃饭。父亲听了一愣，双眼一红，默默放下筷子，快步走开。母亲，那个七年前三毛第一次远走异国他乡的时候，看着女儿不回头看一眼的背影，哭倒在栏杆上的人，这一次倒是愿意了，说：“出去走走也好，外面的天地，也许可以使你开朗起来。”三毛此生不知如何能与西班牙结了那样深的缘分。七年前，西班牙的留学生活治愈了她初恋的伤口；七年后，她的伤疤似乎又更深了。

飞往西班牙，途中谁想到由于在香港订票不慎，她中途到达伦敦机场后，需要到另一个机场去换机，然后才能飞往终点—西班牙。她去签证出境，却被英国移民局疑为非法移民，抓起来送进了拘留所。三毛竟然尝了今生惟—次坐班房当囚徒的滋味。英国伦敦的一个移民局拘留所里，平常声音并不高的三毛发出的叫嚷声引来许多人的注意。

三毛大喊冤枉，得理不饶人，她后来自己写道：一会儿冲进拘留所办公室里吵嚷着评理，一会儿要求找律师来，要控告移民局，一会儿又揪住门口警卫的衣领叫别人立即放她走，把整个拘留所折腾得人仰马翻，天翻地覆。

吵嚷的结果是她被无罪开释。移民局人员苦着脸用车把她送上飞机，她得意地笑着做淑女状，不吵也不闹，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模样，临走时还对着他们嫣然一笑，走出几步后，还回头说了声Bye-Bye!

此时的三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文艺少女，她游走过大半个西方，旅行的时候已能面对不同的国情与官僚制度的检验，她甚至辛辣幽默地嘲讽英国移民局官员。

也许人承受痛苦与自我疗伤的能力，远超过自我的想象。

轻轻结束了孤寂，

连串着一生传奇。

你就像蒲公英的哭泣。

眭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