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她的家族中惟一进了城的女子。在嗓县乡下我的那些众多的姨母们看来，她就是“皇亲国戚”了。这是家门的荣耀和福气。
于是，嫁女儿、娶媳妇、盖房子、添孙子，都要写信向母亲索钱，一家家轮流着来，多少年没间断。而我的那些众多的表兄弟姊妹们也轮流着来逛大上海，带来自家制作的榨面和山芋干片，带回去南京路淮海路上买的绒线、的确良和猪皮面的皮鞋。说老实话，我与他们非常隔阂，甚至搞不清楚他们的排行和名字，惟有二姨娘家的杏珍例外。
杏珍第一次来上海，我们都只有十几岁。
因为祖母生病，母亲写信到乡下讨救兵，众姨母商讨了多次才决定派杏珍出来在她们眼里，这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我看见母亲往杏珍口袋里塞钱，她不像其他表兄妹那般嘴甜手快，却吓着似的连退几步，红了脸不肯收。于是，我喜欢她了。
她长得比我漂亮，比我更像年轻时的母亲。人家这般夸她的时候，我便不准她动我的那套《红楼梦》连环画。她很勤快，成天手脚不停。
“杏珍，帮我钉钉纽扣。”“杏珍，帮我擦擦皮鞋。”对于我们的差使，她有求必应。饭桌上，她的筷子只朝蔬菜碗里戳，母亲夹给她一块肉，她就放在小碟子里，等饭后收拾碗筷时又悄悄夹回肉碗里去。
她不爱说话，什么都用笑表示。一笑嘴角就显出两只酒庸。我和妹妹偏偏爱逗她说话，听她吐出像绍兴戏里念白般的嗓县土语，哈哈哈地乐上好一阵。她很乖巧，一点不讨人嫌，所以在我家一住就住了大半年。
开春的时候，二姨母写信来催她回乡下，水田要下秧了。母亲替她买了火车票，她愣怔了一下，怯生生地说：“大娘，我不回去。”母亲没有答应，因为长期把杏珍留在上海，其他姨母要有意见，母亲对她的姊妹们总是不偏不倚，一碗水要端平。临走前，杏珍偷偷哀求我：“大表姐，过了夏天，你就提醒大娘写信来叫我呀。”
她走了，用一根竹扁担挑着母亲买给众姨母的大包小包礼物。我想，她这样走在大马路上，一定会招惹许多难堪的目光，所以我没有去送她。
夏天过去，我没有提醒母亲写信，又过了许多夏天，我渐渐把杏珍忘了。
十多年后，近春节的一个半夜，我们家的门被急促地敲响了。冷得要命，谁都躺着不动。握了半天，我只得披衣钻出暖被窝。门外，昏昏的路灯下，映出个寒索索的身影。女的，还挑了副担子。“喂，这儿不是旅店！”我恼恼地要关门。“大表姐……”她叫了声，头巾下的双眼朝我幽幽一瞥。“啊！你是……杏珍？”许多年不见，杏珍变了。高了、瘦了，愈发地不爱说话，也不笑了。早听说她已经订亲，对象还是个解放军班长，那么，她这次来上海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母亲塞给我一百元钱，要我抽空陪杏珍上百货公司买被面和绒线。“不，不不，我不要……”杏珍连连摆手，瓜子脸涨得通红。“你不是来办嫁妆的？”母亲奇怪地问她，她突然捂着脸缨哩地哭起来。追问了半天，她才抽抽泣泣地说了。原来，她的那位解放军班长复员返乡了，她是好不容易才从众多的提亲者中选中这位“公家人”的，如今他也要当农民，她的美梦成了泡影。
“大娘，你给想想办法，托托人，让他进工厂。或者，到县城里干武装部……”杏珍捉住母亲的手臂，充满希望地恳求。母亲长叹一声，她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还没安排工作呢。于是，她用了许多大道理来开导杏珍，诸如农民光荣、农村大有可为之类。杏珍一直低眉敛容地坐着，也不知她听进没有。这回，杏珍在上海没住满一星期就回去了。
过了一段日子，二姨母来信告状，说杏珍死丫头心野了，硬不肯与退伍的解放军班长结婚，又过了一段日子，二姨母来信诉苦，说杏珍贼丫头真正命苦，刚调到大队去开拖拉机就翻了车，撞开了头，还破了相。又过了一段时间，二姨母来信报喜了，说那位复员军人不嫌弃杏珍，不怨恨杏珍，他俩月内就要成亲啦！
母亲立即叫我去邮局汇钱，我想，一个乡下女子能有这样的结局，也许已是满不错的了。
前两天，母亲给我来电话，说是乡下来客，带来老母鸡，让我抽空回娘家吃饭。傍晚，我便兴冲冲地去了。进门，一眼看见沙发上坐着个陌生的乡下妇女，半边脸颊上有一道伤疤，怪吓人的。我尴尬地盯着她，她却叫我：“大表姐！”咧嘴一笑，嘴角显出一对腐！像有股电流急速地传遍我全身：“杏珍！”杏珍从沙发上跳起来，上前抓住我的手，咯咯地笑着说：“不认识了吧？难看死了，是吗？”我惊讶地发觉她又变了，黑了、老了、丑了，却快活了，多话了：“大表姐，你真看不出年纪，倒像我是你姐姐呢。没法子，我们天生劳碌命，小宋（她丈夫）进社办工厂了，家里责任田都我一个人种，还要带孩子，养鸡养鸭喂猪惠……”母亲插嘴道：“那你还要办什么缝纫厂呀？”她又咯咯地笑了：“大娘，你要支持改革嘛！”没想到她也会讲政治术语。她是来求母亲替她新筹办的缝纫厂联系成衣业务的。
“大表姐，你认识许多文艺界的人，听说有的演员年纪很大了，动手术还能把脸变得很年轻。求你帮我打听一下，叨肠儿有这么好的医生呢？”杏珍企望地问我。“你想整容，”我疑惑地反问，“那得花许多钱呢！”“只要把我这条疤弄平了，随便花多少钱都行，大表姐，我有钱！”杏珍回答。母亲不以为然地嗅道：“整什么容，丈夫有了，孩子也有了，农村里哪在乎这个！”于是，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两天后，母亲又打电话给我，说是杏珍要走了。我猜不透她为什么如此来去匆匆，赶去送行。杏珍哇哩哇啦地朝着我出气：“哼，上海人势利眼，就重相貌不重人心！”我倒被她骂糊涂了。还是母亲告诉我，原来杏珍去服装厂面洽，联系人见她长相丑，不信任她们的技术水平，把原先答应的一千套成衣裤业务减去一大半，只拨给三百套了。
杏珍走了，很气派地叫了部出租车。我暗暗地祝愿她顺利，并决定帮她去打听整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