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长征”(1 / 1)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算是个“红五类”,被推选为首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代表。虽然我个矮,陷在人群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是随着大家一起喊“万岁”,到接见结束,我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着,可还是满心激动,接见结束后就跟着同学们直奔火车站,连夜赶回上海,要将这个特大喜讯早一点告诉同学。

可是,回到上海,就这么几天的工夫,我便脱胎换骨地成了“黑七类”。当我看到家门口贴着揭发爸爸妈妈是“走资派”的大字报时,由毛主席接见带来的幸福感转眼便消逝了。当时,我们家与学校只一墙之隔,许多同学都看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大字报。那一段时间,我们家常常接到匿名电话的谩骂,甚至还有恐吓信。我不愿意再去学校,躲在家里当“逍遥派”。

不久,与我相知的女友织织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市青年宫学生课余文工团一部分人发起的“长征”?织织是我们学校有名的“金嗓子”,也是青年宫学生课余文工团的台柱子,而且一向与我很投缘。更重要的是那时我正心灰意懒,对父母亲被打倒心怀抵触情绪,又不敢流露,正想逃到一个什么地方躲避残酷的现实,便欣然允诺织织,与她一起参加了青年宫学生课余文工团赴井冈山“长征”宣传小分队。

我们这支小分队十多个人,女生只有5个,小金、小马原先是舞蹈队队员,小严是手风琴手,织织是独唱领唱,而我呢,主要是在一些集体舞蹈中凑个数。临出发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集中在青年宫里排练了一些节目,印象比较深的有长征组歌中的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还有《北京有个金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解放军来到咱家乡》等等,还有语录歌、对口词、快板,五花八门,倒也是满丰富的一台戏了。

临出发前,我们齐声念着毛主席语录:“……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念着念着,便十分激动起来,确实,从课本上、故事里、银幕上知道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那么悲壮、那么惊世骇俗,令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向往。

我们的队长姓成,是个全才,吹弹唱念什么都会,上路时,他手举着一面绣有“井冈山”字样的红旗。那时候,青年宫课余文工团也分化成了若干个战斗队,这支小分队便是由“井冈山”战斗队发起的。当时我根本不问“井冈山”战斗队的观点倾向主张什么的,我只想逃避现实,只想暂时离开学校。

“井冈山”“长征”宣传小分队的目的地是井冈山,记得我们是沿着铁路线往苏州无锡的方向走的。那是在冬季,都穿着棉衣棉裤,带着背包,还带着各种乐器,很累赘的样子,却也是人人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我与小分队的同学素昧平生,没有任何成见与芥蒂,故而心情特别轻松。开始走的时候,精力充沛且十分新鲜,一路走去还不时地唱歌,因此,我们这支队伍便十分地引人注目了。出发前我们曾统一过思想,我们的“长征”与其他的“长征”队伍不同,不求速度,必须要完成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所以,沿途走来,凡是遇到有村庄的地方,便弯道进去,锣鼓一敲,拉开场子就演,节目或多或少都由队长临时决定。

有时经过农田,看见有社员在田中劳作,就在田埂上为他们唱几首歌,来几段数来宝什么的。有的地方村民们反应热烈,我们便多演几个节目,也有的地方观众态度木然,我们便少演几段。演出的态度绝对认真,从不为对象的态度所左右。

那种时候的演出,不化妆、没服装,有旧军装的穿旧军装,没有旧军装的就是蓝灰布罩衫,伴奏的乐器也仅是一架手风琴外加二胡和笛子,又没有麦克风扩音器,演出的效果全凭大家的**。大家都是扯直了嗓子喊,拼足了力气跳的,体力消耗很大,演完了又得赶路,这样一天下来真有点筋疲力尽了。那时候,沿途有的小镇设有红卫兵“长征”串联接待站,都是打地铺的,我们往往是躺下就睡,也顾不上千净握凝了。

有一件事一直烙在我的记忆中,却记不得具体地点了,反正是在一个什么镇上的接待站。

当时那里人声鼎沸,许多人都拥在走廊上。原来是其他“长征”队的人抓住了一个小偷,愤怒的红卫兵将他押到院子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大批判会,他的罪名被定为“企图破坏革命大串联的反革命”。先有人质问了他的出身,似乎并不怎么好,于是,就好像是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阶级敌人蓄意破坏,口号声几乎将楼房掀翻。批斗到后来便有人动手打了,抽出腰间的皮带,抽他的脑袋,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一个人先动了手,便又有十七八双手挥上去,仿佛谁不动手谁就是不革命似的。那个小偷被打得蜷缩在地上抱着脑袋哭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很想说不要打了,毛主席不是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吗?可是,我没有勇气说,我害怕人家也问我的出身,如果知道我是“黑七类”的子女,恐怕就要批斗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只好钻进屋子。我们小分队的几个女生也都回屋了,都不忍看那悲惨的一幕。当时我们只好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太“小资情调”了呢?并且用《毛主席语录》来打消自己的疑惑。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绘画,不能温良恭俭让然而,无论怎样努力,心头滞留的阴影都是挥不去的了。

我们这支队伍走走停停,从上海到苏州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在苏州我们有几场真正舞台上的演出,又耽搁了一些时间。以我们这样的速度,要走到井冈山不知到猴年马月。于是,队长和几个强壮的男同学提出,要加快速度,今天晚上不睡觉,从苏州一气儿走到无锡。他们计算过,苏州到无锡的距离走一个晚上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女生当然不会反对,其实,我们都有点畏惧,至少我是很畏惧的,头两天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心中暗想:“这么走啊,走啊,于伟大的革命事业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然而,我们还是趁着夜色上路了。开始,在晚霞中沿着穿入天际的铁轨笔直地走去还有点诗意,待到天一擦黑,脚下的路就变得坑坑洼洼,疲倦也跟着向你进攻,那迷蒙夜色中的铁轨便无边无际地拉长了,真让人怀疑是不是能走到尽头!远远地看见沿途小站的灯光,就像苍茫的大海中的航标灯,有了希望,便加紧脚步朝它冲去。到了灯光前,看着那简陋的小站,得到的便是更大的失望。真想坐在那水泥站台上不走了,可队长却催促着,“不能停,一定要在天亮时赶到无锡”。于是,只好再走。“长征”这两个字已经不再浪漫得让我们神往了,它变得十分具体且枯燥,两条麻木的腿机械地迈着步子,上眼皮和下眼皮在打架。

半夜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意外。小马在黑暗中踩空了脚,把脚腕子扭了,痛得直呻吟,只好由两个男生架着走,好不容易挪到前方的小站。为了不拖整个队伍的后腿,也为了不妨碍天亮在无锡的演出(小马是小分队的台柱子),队长做出了决定,让小马搭车去无锡。当时织织正在生病,发着寒热,一路上她都硬挺着不吭声。于是,大家一致同意让织织陪小马搭车先去无锡。与站上的老大爷一说,老大爷马上同意了,支持革命小将嘛,说正好有一列货车要发车,你们这一队人通通上去都行。队长说:“就上去两个伤病员,我们是在‘长征’啊!”当时,我是多么希望队长的革命意志不要那么坚强,就顺水推舟一起上货车多好呀!眼巴巴地看着小马和织织上了火车,眼巴巴地看着火车轰隆隆地远去,将我们一群疲惫极了的宣传队员丢在黑乎乎的旷野之中,我真恼恨自己怎么就不受个伤或者发个烧呢?

我们终于在曙色微曦中走到了无锡。这一夜路程是我们这支“长征”宣传小分队出发以来走得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一段,因为是夜行军,不用半途停下来演出。可惜这也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程了。

在无锡我们又逗留了两天,无锡城中也到处可见大字报、大标语,不时还有挂牌子游街的人。他们使我休目惊心,离家这几天,我的忧虑越来越重,我不知道爸爸妈妈的情况怎么样了。于是,我终于忍不住,到邮局给家里挂了个长途电话。话筒里传出奶奶嘶哑的喊声:“小鹰,你快点回来吧,家里出事了!你妈妈被造反派抓走了!”只这一句话,便把我的全部意志击溃了。我当即回驻地向队长提出退出小分队,要立即返回上海。没想到竟有好几位队员跟我心情一样,都不想再走下去了,只是大家都不敢提出来。应该说,我是破坏这次“长征”计划的“罪魁祸首”,但我并没有感到内疚。

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返回上海的火车票,心急火燎又忐忑不安地回家了。与我同行的还有织织、小马、小金、小严等。余下的队员有的继续去井冈山,不过改步行为乘车,有的则到其他城市串联去了。

掐指算算,我们这次中途夭折的“长征”,前后一共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