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摄于1967年秋天，身上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装，腰间系一根皮带，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装束了。

其实，军装是向朋友要来的，军裤是买来的草绿布自己做的，红袖章是小店里买来的到1967年的秋天，这些东西已经不稀罕了。

照片上的我喜气洋洋地笑着，其实，拍照的时刻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而且一天中只吃了三分之一的面包，下一顿饭怎么解决还不得而知呢！然而，1967年的秋天我和几个女友从洛阳绕到北京去的目的，就是想站在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20岁。

我第一次串联去北京是在1966年9月，“文革”刚开始不久，我的父母暂时还未被“揪”出来，我暂时还算“红五类”。那时，我们学校的秩序还没有被彻底打乱，班级的形式还在。毛主席于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后，大家都蠢蠢欲动，都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记得当时区里分配下名额，每个班级可以选派4名同学到北京去，我侥幸被选中了。我们班上和我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张露著、史仁良、庄国盛，那时我们都是属于“红五类”之列的。

登上火车，我们就感觉出秩序有些混乱，大家都不用买票。我们这些推选出的代表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上车，可有许多并不是代表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拥挤着上了车，而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也有权利上北京见毛主席！”结果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连椅背上都坐满了人。

记得那次到了北京，国务院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登记以后，我们被分到北京钢铁学院居住。第二天即9月15日，毛主席要第三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这一夜我们真可以说是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啊！天刚蒙蒙亮，就整队出发了。住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各地红卫兵也有好几百人，一走出校门，就跟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队伍汇合了。只见满街都是红卫兵，大家都兴冲冲地急行军似的柱天安门广场赶去。上午8点多钟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移动，大约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的光景，只见广场上疲惫的人群突然沸腾起来，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说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人们跳啊！喊啊！往前拥啊！我也跟着人们跳啊！喊啊！朝前拥啊！……这样疯狂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毛主席连续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挥手致意。等到毛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时，暮色已经悄悄地降临了。人们激动的心情一时还难以平静，又聚集了一段时间，方才渐次散去。人群散去后，广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鞋子。

我们向明中学的同学碰在一起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但是心里却很懊恼，因为，我个子矮，根本就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影，再加上我近视眼，没有看清哪个是毛主席。但我不想讲明真相，就装出看见毛主席，而且看得很清楚、很激动的样子让别人来羡慕我。

激动过后，大家商议下一步行动。既然我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代表，就应该尽快把北京的“革命大好形势”带回去。次日，我们就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抄大字报，抄了整整一天，傍晚，就搭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这次去北京前后只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没有游览一处风景，只是抄了满满一笔记本大字报带回上海。可是，回到上海后，形势已急转直下，学校已经停课，学生们都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根本没有人来听我们的汇报。有人说：“要见毛主席我们自己抬脚去北京得了，还听你们讲干吗？”那时我们方才后悔起来，为什么不在北京多呆几天好好地游览一下？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一个影呢？

这个遗憾一直藏在心里。

转眼到了1967年的秋天，那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真可用“天翻地覆”这个词来形容。我的父母先后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我也由“红五类”的革命后代变成了“黑七类”的狗惠子，其间的风风雨雨且不必细说了。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这场所谓的“革命”，便离开学校，和几位女友一起参加了青年宫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似乎能让人忘记忧愁。

这年秋天，有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来上海联系，邀请青年宫小分队去洛阳、郑州演出。那时学校已经发出通知，要“复课闹革命”了，希望大家不要再外出串联。可是，我们舍不得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就瞒着学校去了河南。我们对家里人信誓旦旦，说完成宣传演出任务后就立即赶回来参加“复课闹革命”。然而，在洛阳、郑州演出结束后，我们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到北京走一遭呢？我们过去太规矩了，去北京玩儿也不玩儿，像也不照，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猜测，这次学校虽然通知“复课闹革命”，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哪会真的复课呀。于是，便心一横，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列车依旧拥挤不堪，记得我们想出了妙招，用旧报纸往人家座位底下一铺，整个人钻进去躺着，还挺舒服。半夜里厕所堵塞了，污水溢了出来，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浑身已经湿流流臭烘烘的了。

1967年秋天的北京，已经没有一年前那么热闹了，国务院的红卫兵接待站已经撤销，我们首先得解决住宿问题。当时一起去北京的是5个人：我和张露著、吕绳云、应小球4个女生，外加沈海明1个男生。吕绳云有个姐姐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她领着应小球到姐姐家去投宿了。我和张露著在北京没有亲戚，我父母亲的许多老战友，现在都成了“走资派”，怎么敢再去求助于他们，我们俩正面面相觑，沈海明说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他们家是工人，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若不嫌弃，跟我走吧！”当时，我们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什么也没考虑就跟着沈海明去了。

当晚，我们就借宿在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家。他们住着一个四合院中的两间北屋，本来就很拥挤。但他们非常热情，腾出一间屋来让我们住。我们也顾不上男生女生的界限了，就跟沈海明住在一间屋里。我和张露著睡一个大床，沈海明睡一张小床。我们累极了，头刚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开始尽情地游览北京。我们走到大街上才发现我们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钞票了，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二三十元钱在河南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们3个人凑了凑，一共还有一元九角三分钱，我们不好意思去向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张口借钱。怎么办？幸亏那时候“革命小将”参观访问什么地方都不用买门票，我们又不怕走路，惟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个影（我们3个人都没有照相机）。我们掐指算了算，拍一张像五角几分钱，3个人共需一块六角多，这样我们还剩下二角几分钱，正可以买一个长方形的枕头面包，那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了。以后的日子怎么挨，我们当时根本不去想它，我们只是贪婪地游玩儿。我们每个人吃了三分之一的面包当午饭，下午，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将仅有的一块六角多钱付了摄影费，终于在天安门前留了影，了却了一桩心愿。后来，我们在香山公园巧遇吕绳云和应小球，经济危机便迎刃而解。吕绳云的姐姐给了她们几十元钱，她们匀了一半给我们。那时有一二十元钱在口袋里已经是“大富翁”了。

这就是天安门前留影的前后经过。

还有几句题外话。那年秋天我们从北京回到上海，竟成了“千古罪人”。学校已几次三番地派人到家里催促我们返校“复课闹革命”，我和张露著的父母虽然都是“走资派”，但组织观念仍然非常强，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逼着我们给学校写检讨书，应小球的母亲原本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自然也主张我们写检讨书，吕绳云的父亲是资方代理人，她母亲胆子特别小，总是喜欢随大流。于是，我们4个人一起写了检讨书。只有沈海明家中无风无浪，他拒绝写检讨书，他是响当当的工人子弟，谁也奈何他不得。

日后，我们每每看着这张天安门前的留影，回忆着那次北京之行的种种欢乐，写检讨书的阴影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