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在很多方面都和卫慧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她和卫慧（《糖》和《上海宝贝》）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陈染和林白（《私人生活》和《一个人的战争》）的关系。《上海宝贝》中的“我”（倪可）和天天的爱情与《糖》中的“我”（红）和赛宁的爱情极为相近，两个“我”对自己的爱恋对象都使用了“天使般的”、“**的天真”、“让人心疼”、“纯洁的眼神”、“婴儿”、“男孩”一类的字眼；尽管如此，两个“我”都不得不在所爱的人以外的别的男人那里使自己的情欲得到满足。两个“男孩”都有一个从国外寄钱回来的父亲或母亲，最后都毁于吸毒，“我”则要么也吸毒（红），要么成为酒鬼（倪可）。两位作家都在小说中大谈其写作，卫慧称写作是对人生这场“慢性病”的一种“治疗的手段”（第206页），棉棉则说“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进入我的生活”（《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1月，第11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她们的写作都是身体化的和自传性的，都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和对未来的冲刺，但也都由于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渗透着的古典式爱情理想而体验到青春的残酷。作为女作家，她们都说过“下辈子还做女人”的豪言壮语。当然，相异之点也不少，对此做一点更为细致的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早在1997年第1期《小说界》上发表的《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中，棉棉就以主人公“我”的口吻说过“我是个自我有问题的人，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再次进入我的生活”的话。她还半是自我调侃半是认真地说：“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件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最近我又玩起了‘关于我的人生意义究竟何在’的忧伤游戏）。这样想好像有点傻，但我觉着还是可以这样去想（我竟然有点羞羞答答起来）”，因为写作在她看来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曾是个四处寻觅奇迹的人，而如今我莫名奇妙地预感到如果我的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的话，那一定是产生于我写作这个动作中”（“莫名奇妙”属成语套用）。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女孩”的。她在小说中自白说：“我是那种必须得守住一样什么东西才能活下去的女人。比如说一个男人，比如说一家小商店”，并且曾不顾一切地要和前一个情人“南南”成就一桩白头偕老的传统婚姻：“如果婚姻是地狱，我们也要让这地狱闪闪发光。我们不再感到受压迫，我们不再把自己当成反抗者我们要好好过日子了”。但南南把“我”给“废了”。具有“臭虫般活力的”“我”决心要活下去，“没想到让我要死要活的爱情最终就只是个决心”。所以，“我”的前卫写作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是时代的巨变中断了世世代代千篇一律的传统爱情，把她推到了非得创造一种新的活法不可的境地。“我其实不是个无聊的人可常干无聊的事比如我并不想和这个人结婚但我会向他求婚我想试试自己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我非常渴望看到将会发生些什么……”，“给我一双翅膀我想飞你没有理由不让我陶醉”。

在《香港情人》中，主人公同样有这样的自白：“我是个很不独立的女人，我通常需要新的男人来忘记旧的男人和我以前的身体”。然而，所有的男人都让她失望，因此“我的身体在呼吸中散去，我再也不能理解我自己，因为我感到如此的孤单，如此的无依无靠”，于是她试图学习**，想靠自己而“不靠男人到达**”。她的一个情人“奇异果”用老一套的陈词滥调来安慰她：“你太认真了，太认真了就会感到迷失，而你感到迷失的时候最好别做任何决定，有时我们必须沉沦下去”。（令人想起《马桥词典》中“栀子花茉莉花”式的生活态度，真是“难得糊涂”啊！）但“我”却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必须“决定”，“我决定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重新回到地下，我又开始写作……我坐在这个世界最阴暗的地方，努力地寻找一颗最亮的星星，尽管它的光亮一定会让我感到黑暗和恐惧”。在小说后面的附记（《礼物》）中棉棉说：“我残酷的青春使我热爱所有被**的灵魂，我为此而写作。我写作，直到有一天，没有任何一种感受可以再伤害我”，“我坚信由于我的写作，爱会成为一种可能”。这几句话使我顿时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

与卫慧一样，棉棉的写作也离不开自己的身体。但用自己柔弱的女性身体来写作是多么的残酷！在《糖》中，“我”试过了几乎所有的身体写作方式：**，性乱，吸毒，酗酒，同性恋，捅刀子，甚至割腕自杀……只要想得出来的疯狂举动，她都干。“让我们烂掉吧！这是句多么振奋人心的话！每次回到街上总感觉失去了一切。总感觉就要重新出生”（第249页）。但她最终发现：“现在，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崩溃”（第273页）。为什么会这样？

《糖》的主要线索是“我”（红）与赛宁（这个名字来源于俄罗斯感伤诗人叶赛宁）的长达10年的爱情关系。“我”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女孩”，害怕蒙娜丽莎，仇恨达?芬奇，与一切人类固定的文明体系格格不入，除了倾心于“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第3页）之外，“不相信一切”（第6页）。她16岁时就几乎杀了一个欺负她的大男孩，性格中充满了叛逆和反抗。但其实她内心深处隐含着少女的柔情，因此她与有着“一张天使般的脸”的赛宁一见钟情。“我爱着他的黑眼睛，那双天真的让人心疼的眼睛，大大的，满含水分”（第19页）。在与赛宁的热恋中她第一次抽上了大麻（“草”）。赛宁称她为“玻璃娃娃”，她虽然认为这“不公平”，“因为我是人”，但却不得不承认她向往的正是双方像玻璃一样地敞开内心，“让你的秘密变成我的秘密，我要知道你的全部”（第23页）。她感到自己在赛宁面前并不是一个成年人，而是个孩子：“仿佛又回到未成年期，只是给我零用钱的父母在此时换上了赛宁”（第26页）。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吃巧克力糖，他们的关系也像糖一样粘乎，“反正我就是要和他粘在一起，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愿意为他去死”（第47页）。在一段时间内，她和赛宁就像大观园中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一样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自娱自乐的，我们不愿走进社会，也不知道该怎样走进社会……我们一起躲在柔和的深夜里寂静得绝望，永远不愿醒来”（第43页）。“我”所熟悉的赛宁“是一个受尽恫吓之后对成人世界绝对不理解的永远无法长大的孩子”（第69页），她甚至在**时也在想：“他是我唯一的男人，现在，他是我的孩子，我要把他从里到外翻转过来……直到他清楚地对我低语‘我爱你到死！’”（第41页）她天真地把和赛宁**时的你我不分、水乳交融和“全部安全”感“命名为‘**’”（第30页）。

但不久她就发现，她的这个动不动就哭的长不大的孩子还有另外的情人（“旗”），就像贾宝玉一样用情不专。这一点大大地伤害了她与赛宁的感情。他们开始不停地吵架，不停地喝酒，今天我出走，明天你失踪，分分合合成了常事。“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自以为的“**”究竟是身体上确实感到的一种体验，还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精神幻觉（见第36页）。她不愿意按三毛劝她的去用手段控制自己的男人，认为“爱不是一种技术，那很不人性”（第38页），她试图离开一会儿，但接下来他们的分离越来越频繁，情感越来越冷淡。她不控制自己的男人，这个男人就被海洛因所控制，赛宁成了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他说其实他很需要这种被什么东西莫名其妙地控制住的生活……毒品让他找到了自己，这种感觉是他需要的”（第63页）。他们已经久不**，古典式爱情的感觉已消失殆尽。绝望中“我”开始大量酗酒，并在赛宁的一次戒毒失败而似乎永远出走后，自暴自弃地也吸上了海洛因，“我通过它和赛宁约会，我对自己说你去死吧你完了”（第76页）。“控制”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所有的问题在于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一种自我控制，而且都希望有一种外部的力量来控制自己。传统中国人靠的是礼教道德、皇权和领袖以及旧的爱情婚姻观来控制自己，而当这一切都崩溃之后，人们就只有受控于酒、海洛因、性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注定失去控制”（第77页）的唯一解答。“我们最大的弱点是不会控制”（第194页）。所以在那种毫无新意的“爱情”死去后，“我”成为了“白粉妹”，并且“开始和不同的男人睡觉”，“仿佛**让我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因此而认为过去的自己过于自恋。其实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是一个对一切都没法确定的可怜人”，“我甚至怀疑我并不爱赛宁，因为什么是爱我不知道”（第89页）。以往的爱是取消自我、走向失控的一种依赖感而已，在那种爱中，唯一能够自我控制的事就是自杀。于是她精心策划了一次煤气自杀。被救后，她开始明白了，“所谓生命力就是：死是那么不容易，而活着只是因为你想活着”（第113页）。但她还没有明白的是，自杀是一种自我控制，活着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控制，世界上唯有这两者是最根本的自我控制，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自杀）。相反，她却把活着看作自己的“命运”，自杀未遂“使我明白我是那种活在命运里的人”（同上）。仅仅是考虑到父母的爱心，她才没有再次自杀，“我开始懂得一点点什么是‘爱’了，‘爱’的代价之一是‘必须控制’”（第115页）。其实，自我控制不是爱的“代价”，而应该是爱的基础，它就是生命力本身。她说：“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第120页）她完全没有想到，真正的自由正好意味着自我控制。但她正确地觉察到了：“我天生敏感，但不智慧；我天生反叛，但不坚强。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我曾经对自己说什么叫飞？就是飞到最飞的时候继续飞，试过了才知道这些统统不能令我得以解放。”（同上）得解放就是得自由，而没有自我控制，靠天生的性格、才情是无济于事的。与倪可（卫慧）一样，红（棉棉）的“身体化思维”是没有能力引导她们走出这一迷宫的。这种无能，这种对智慧和坚强的缺乏，使这两位“新人类”徘徊在同一条陈旧的路上。于是，“我”在失去赛宁之后只得另外寻找一个男人。“我迁就奇异果是因为我想把所有的乱七八糟交给他，或者搞得更乱，我想藉此找出一个可以控制这一切的男人。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所以才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我不了解自己，所以甘心受控，甘心做他的影子。……我对自己说有些事不需要去搞清楚，因为我总是会搞错”（第128页）她甚至跟一个叫“谈谈”的人订了婚，可惜谈谈神秘地死了并把她牵扯了进去。“我的生活太乱了，我想把这**给一个人，我想也许我可以嫁给一个爱我的人，我错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所有的人都得为自己的愚蠢和不负责任付出代价”（第178—179页）。

一年多以后，正当“我”决定“男人把我当狗屎，我不能把自己当狗屎”时，赛宁居然又回来了。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已经了无情趣，没有性关系，只是两个朋友或熟人睡在一张**。从形式上看，他们这时与倪可与天天的关系有些类似，赛宁也的确还想维持一种没有性的“两小无猜”的“好孩子”爱情，并作了首《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的歌送给红。但红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她对赛宁说：“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长大过。所以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没完没了的伤心。我们不是好孩子。我们也没有糖吃”（第190页）。赛宁仍然说“我们是好孩子。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糖”，被红看作是“弱智的男人”（第191页）。如果说，倪可与天天的违背自然的“纯洁爱情”由于天天的死而成了一个未曾破灭的理想象征的话，那么赛宁与红则通过这种爱情的自然发展而展示了这种爱情走向破灭的必然性，的确只有弱智者才看不出想要恢复那种理想是多么的愚蠢。现在，只有当“我”抛开一切“爱情”的谎言，以**裸的“性”和一个别的陌生男人“很放松”地、“没有任何思维和灵魂的参与”地**时，才真正“第一次经历了‘**’”（第197页）。当然，这种“**”并不能使她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她终于可以肯定地对赛宁说：“你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你爱过我吗？你关心我吗？你从来都是想你自己……今天我告诉你，你从来就没有给过我**，给我**的是别人”，“我的世界，我的身体，从来都是赛宁的，我是一个多么傻的女孩子，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晚上你和我在一起寻找过我的性**？为什么你就没有在乎过？你自信到不把我当一个人，你自说自话地认为你肯定可以给我性**？”赛宁的回答却是：“我不觉得我不懂爱，我的爱从来就是不期待回报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爱很纯粹，我的爱很简单，所以我觉得我的爱真的是爱”（第265—266页）。以“不期待回报”作为真爱的标准，这就像守财奴以无息贷款证明自己的高尚一样，恰好说明他把“回报”看得很重。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废都》）也是每次都是真心诚意、不图回报地“爱”那些“尤物”的，史铁生的诗人L（《务虚笔记》）也曾设想他一个人真心地“爱”着一大群女人的一个爱的理想国，他们的悲剧都是大观园中贾宝玉的悲剧，而贾宝玉的真正悲剧并不是他的“爱”最终未得善果（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这种爱本质上的虚幻性，它是通向一个铁石心肠的“无爱的人间”（鲁迅语）的。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对方，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灵魂寄生生活而已。在这种关系中，任何一方若还保有生动的灵魂，都被看作是对爱的背叛；只有变回一块任人摆布而不动心的石头（“真宝玉”），只有个体灵魂的死亡（“过把瘾就死”），才使这种“爱”成为了对那些渴望寄生生活的灵魂的永恒的钓饵。所以这种爱就是希望对方死。“我”问赛宁：“你想我死吗？”赛宁流着眼泪回答：“我无数次地想你死，想你死时的样子，我非常愿意这样想”，“你死了我永远爱你”。“我”终于明白了，赛宁的爱不是为了两个灵魂的交流，而是为了扼杀对方的灵魂，“你们不爱这个世界，不爱任何人”（见第267—268页）。这一对爱人在对爱的理解上有了根本的差别，这正像他的音乐和她的写作的差别一样。他说：“我对我的音乐没有期待，我不期待观众，我不期待回报，我的音乐只是我心灵的形状”；她则说：“我期待观众，因为我比你热情，我比你更爱‘人’”，她也不期待回报，但她没有他那么独断，以为凭一腔真心就能确定自己“心灵的形状”；她必须在观众（读者）身上印证自己是谁。“我并不确定现在的‘这个’是不是我，我不确定，我总是不确定的，我和你不一样。好像你是把我生出来的那个人，我从你那里来，但我们如此不同”（第265页）。“我”已经远远超出了赛宁的境界，她完全理解赛宁，因为她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但赛宁却不理解她。

这种超越，这种永不确定（赫拉克利特说过，灵魂无非是那永不确定的东西）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自我的永远追寻，正是棉棉这本书中最精彩、最“前卫”、最具开拓性的东西。她的写作就是永不确定地追求着对自身的确定，这就是自我控制。自我控制不是一次性的、主观独断的，而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是对自我的痛苦的探寻，是对他人的爱和通过了解他人来了解自己。对他人的爱不是无保留地取消自我、寄生于他人的灵魂，了解他人也不是把他人当作物一样来盘弄、要求他人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秘密，而是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是两个独立灵魂的自由交流。没有这种爱，没有这种交流，人就没有活。所以“写作是我活下去的力量，是一个有感觉的动作，是一种爱”（第264页）。和卫慧一样，棉棉也向往“**写作”：“你可以做一名**的作家”（第120页）。但是她后来意识到要把生活“以百分之百的原来面貌推到公众视线面前”（卫慧语）是不可能的，作家并不是上帝。写作只不过是一种“现场”（第184页），一种当场表演，一种“练习”，“生命就是一个大实验场，我们必须不停地做各种练习”，“这不需要回忆，只需要寻找”（第198页）。所以当赛宁说“我”的写作“很失败”，说她“不说实话”时，她回答道：“写小说不是说不说实话的问题”，“如果我要记录，必须要先损害。我只是在表达……写作只是一件事情，这里没有绝对的真实和不真实，写作总是不能确保我的安全”，“我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再在写作中附加一些诚实”（第264页）。写作其实是把不真实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东西，因为写作是一种创造。写作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路的尽头谁在等我？这里永远没有尽头”（第202页）；但是，“如果与我有关的情节永不完整永不连贯，我将继续缔造下去；如果我所参与的故事永不完美永不动人，我将继续讲述下去；如果与我有关的人永不饱满永不理想，我将永无休止地寻找下去，哪怕永远只有类似或者接近”（第203页）。所以，尽管她常常惊恐地发现：“我们都找不到自己了……我们的身体成为被飞出去的那一部分，找不到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写作的动机是什么？我想我应该跳楼”，但她仍然“支撑着自己，努力地不让自己破碎”（第194页）。身体化写作是如此的残酷，这种写作“拯救不了我的灵魂，也拯救不了我的生活”（第128页），“但我有时必须要这样才能想清楚一些问题”，为的只是“看看我们能一起走多远，走多久”（第145页）。写作只是一种治疗。她坦白说：“本来我写作是为了搞清楚自己，写给自己看，给自己的好朋友看，或者给自己好过的男人看。写着写着就有了野心，想给很多人看，想给全世界的人看，想在写作之后尽量多捞好处，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想过。我把自己带到了写作的路上，接着才明白这并不能让我平静”。作家一生都不能平静，不能得救，得救只能在来世：“如果我死去了，我的灵魂的家在哪里？我死了，我的灵魂一定还在，灵魂顺着蜘蛛网走向天堂。写作，也许是我走向天堂的阶梯。”（第149页）当然，对天堂的这种向往也是假的，只是说说而已。“赛宁认为能够拯救灵魂的只有宗教，但他现在还没开悟”（第67页），其实“我”也没有“开悟”。卡夫卡在《猎人格拉库斯》中曾把作家、艺术家比喻为被天堂拒绝而永在漂泊的格拉库斯，残雪对此评论道：“猎人的生活历程就是一切追求最高精神，但又无法割断与尘世的姻缘的人的历程。这种人注定要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那苦难的小船注定只能永久漂泊在不知名的河流上”（残雪：《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棉棉的“我”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叛逆的灵魂何时才能安息？”（第148页）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除了已有过的东西之外，还会不会有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呢？“我很早熟，但我却长大得很慢，我的脑子动得很慢，有很多事我搞不懂，不过未来永远在搜索，结局总是新的，不是吗？”（第151页）但前提是，我必须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走出自己的单纯，像鲁迅所说的：“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伤逝》）。所以，当赛宁骂她说：“你是假的。我不会再爱你了。你是个骗子”时，“我”开始“后悔和害怕”，“也许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单纯，失去了那就失去了一切……今晚我把我们以前的好日子全给毁了”（第268页），这时她已经来到了艺术真实的临界点上，只要再作最后的一跃，她就自由了，如果她真有勇气对过去的一切好东西作彻底的否定的话。但她还是禁不住怀着无限伤感回想起了和赛宁初次相识相爱的情景，并相信“这个男人曾经是爱我的”（同上），而所谓的“爱”，无非是“溺水而死”，甚至“是一个笑话！”（第272页）所以归根结底，“我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崩溃”（第273页）。

棉棉的身体化写作同样限制了她向彼岸的超越。如果说，卫慧缺乏的是一个哲学的头脑的话，那么棉棉缺乏的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她在走出地狱大门前的一次回头，毁掉了她所精心策划的一切，只能使自己永陷沉沦。但毕竟，她发现了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永不安息的，永不安息是为了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即创造“奇迹”：“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奇迹”（第274页）。她的人物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些“从未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例如，可以读读从鲁迅的《伤逝》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但的确是一些力图做出从未在中国被人做过的事情的人物，她无疑是这类新型人物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困惑、矛盾、痛苦和徘徊的生存状态的生动描述者。

在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中，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像卫慧和棉棉这样对人性作一种总体思考的。也许我的阅读面太狭窄，但就我所读到的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些作家千差万别，很多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我所谈到的这两位之所以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我想除了她们共同的生活环境（大城市上海）之外，还因为她们都触及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即超越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向人性更高层次的自由解放作艰苦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