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作家总是一个一个的，而不是一批批的，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人们总是喜欢把他们按照某种标准来“扒堆”，或是这个那个流派、“主义”，或是性别，或是出道或出生的年代，这样人们就可以操作出一种壮观的场面，而不至于让我们这个“出不了大师”的时代过于难堪。世纪之交，国内文坛出现了一“批”以女性作家（又是女性作家！）为先锋的“另类文学”，又叫“另类情感”（或“另类情爱”）小说，这些作家和她们的人物又被称之为“新新人类”。文坛像炒作歌星影星那样来炒这些年轻的女作家，称她们为“美女作家”，她们的玉照个个都可以上月份牌，她们自己也往往以收到读者的“骚扰电话”和“色情照片”为自豪。这真是很败胃口的事。不过，当我细读了她们的一些作品之后，发现事情可能还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糟糕，只要我们把文坛的炒作（以及这些炒作对作家的误导）和作品本身严格区分开来。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包藏在那些语言生涩、结构混乱的作品中，是90年代、甚至80年代就已萌发的某种思想在逐渐成形和发展。这些作品显示了这种成长的艰难和痛苦，“新新人类”不断地退回到旧旧观念，但又不断地挣扎出来。很多时候，这与其说是一种成长，不如说是一场灾难和崩溃。人们说这是“残酷青春”。为什么“残酷”？这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求生存的残酷，而是“另类”的残酷，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更上一层楼的残酷，是超出动物性之上的人性的残酷，或者说，是动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间的殊死搏斗的残酷。它的焦点是情爱或性，因为正如先哲所言，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最直接地表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人。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19世纪末文学界声嘶力竭的“坚守”、“挺住”的呐喊陡然间变得遥远了，上海作家卫慧和棉棉各自出版了她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在此之前，她们的声音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8年《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收入了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香港情人》，她们的小说集都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然而，像卫慧和棉棉这样的作家，与那些纯情的、散文性的作家不同，是必须从她们的长篇小说来反观其短篇小说的；她们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们不是用现成的思想去诠解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去提取和发现某种普遍的思想，相反，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她们是“用身体思想”。这种复杂的思想用短篇小说是很难表达清楚的，而事实上，她们的思想也是从短篇小说的朦胧状态扩展到长篇小说中才变得比较清晰的（如《糖》几乎就是《香港情人》的扩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