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的《私人生活》在很多方面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相似之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不与群体相容、落落寡合的女性，都从小缺乏父爱，都有过小时候对自己身体特别敏感和关心的早期经验，都有对自己和对同性肉体的欣赏、崇拜及类似同性恋的心理，也都有独自一人出走并把贞操献给自己所不爱的人的举动；最后，她们都由于自己所爱的人离自己而去而变成了行尸走肉：多米自称“被虚构的孩子”，倪拗拗则自称为“零女士”；前者“脱胎换骨”成了幽灵，后者进了精神病院。这两位很有个性的作家当然不是约好了才共同创作同一题材的作品，而是表现了中国女性作家某种文化心理上的雷同性和必然性。这正是我所关注的。

与林白相比，陈染似乎更加喜欢做哲学的沉思。她向往某种男性的方式，希望自己“具备理性的、逻辑的、贴近事物本质的能力”，不仅用皮肤、而且“用脑子”写作（《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第26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对于一个人与自己的“战争”，陈染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开悟，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发成一种疯狂”（第6页）。这几乎是对主人公命运的一种预言。倪拗拗的“私人生活”比起多米的“一个人的战争”来，更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她给自己的胳臂和腿分别取名为“不小姐”和“是小姐”。“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第55页），“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这样很热闹。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诉说着随时随地遇到的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第10页）。但奇怪的是，进入青春期，这种自我对象化活动便停止了。“由于我长大成人，我已经不愿意与它们更多地交谈了。我脑子里的话语，已经默默无声地长出了犄角，伸向了别处”（第104页）。早年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的任性和非理性的举动。她曾莫名其妙地剪破了父亲的一条新裤子。随着理性的逐渐建立，这种孩童时代的冲动便一去不返了。当然，尽管如此，倪拗拗天生的任性和偏执仍然是她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性格特点，她甚至有时会感到自己体内“有两个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时支配我”，使“我”丧失行为能力（第109页，又见第37页）。但要由此来建立一个成年人的坚强人格，仍然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点上，陈染和林白陷入了同样的误区。

不过，倪拗拗对自己的性格似乎没有多米那样抱有自信，毋宁说，她对自己主动地离群独处有种本真的焦虑，称这种状态为“心理方面的残疾”（第72页），“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是我永久的一种残缺”（第59页）。她看出，“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彻底敞开大门，这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敞开了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就等于为自己的死亡敞开了大门”（第73页）；她看出自己的这种“个人化”实际上是一种幽闭症，但她有时又对此感到自豪，因为她后来发现（大约从书上读到）“孤独其实是一种能力”（第48页）。因此从审美的意义上，她对自己的这种独自一人强撑着对抗世界有一种悲壮感。她以希腊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命：

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消耗殆尽。但是，西西弗斯却在这种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中发现了意义，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动下散发出庞大的动感的美妙，他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像舞蹈一样优美，他沉醉在这种幸福当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了苦难。（第108页）

这真是倪拗拗以中国人的眼光对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精神的绝妙的误读！她把西西弗斯承担自己苦难命运的崇高感，读成了从自己苦难命运中寻出美来自我陶醉的自欺妙法；把一种以清醒的意识来抗拒悲惨的命运并由此构成一种战胜命运的形式的生活态度，歪曲成了道、禅式地适应自己的枷锁、不敢直面苦难而是粉饰苦难的鸵鸟策略。在西西弗斯那里，“一切都很好”的快乐是由于他的自尊：“当荒谬的人体味了他的苦难时，他会使得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当荒谬的人肯定时，他的努力就永不停止了。如果有个人的命运，就没有更高一层的命运，或者只有一个他认作不可避免和应予轻蔑的命运。关于其余一切，他知道自己是他生命的主宰。”（《薛西弗斯的神话》，见考夫曼编：《存在主义》，陈鼓应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9页）而在倪拗拗（和陈染）这里，她的“幸福”却是由于沉浸于“白日梦”，一种保护性的嗜睡症：“我如同一个婴儿一样需要无尽无休的睡眠”，“这种嗜睡实际上是为了抑制、缓解诸如恐惧、绝望和痛苦等等因素而引起的”（第224页）。中国人只有在以某种方式使自己“感觉不到苦难”时，才能维持自己“健康人格”的完整，否则就会“和外部世界一同走向崩溃，她自己也会支离破碎”（第225页）。这的确是“人类所有的特性中的一种”特性，即缺乏人格的儿童、婴儿的特性，但并非倪拗拗“这个个体”特有的（同上），而是中国人普遍共有的。一个儿童或一个长不大的民族不具有承担苦难的人格，而只具有逃避苦难的“人格”。

这种逃避苦难的人格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把苦难化为“美”。这种美特别在女性身上体现为一种哀艳之美、凄绝之美。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的那种不寻常的（近乎同性恋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以此为纽带的。禾是清朝望族的后裔，祖上与曹雪芹有过交往，如今家道败落，“但是祖上的遗风依然使得她的骨血里透出一股没落的贵族与书香气息”（第47页）。“禾在我的心里，始终是一场气氛渲染得很浓的悲剧的女主角。这感觉一方面缘于她天生丽质的纤美妩媚，另一方面是在她的身体内部始终燃烧着一股强大的自我毁灭的力量，一股满皇遗风的没落、颓废之气。这气息传递给我，总使得比她年轻许多的我产生一种怜惜与依恋的感情”（第98页），这种氛围是《私人生活》全书的一个基调。用书中的话来说，“她是我身后的影子”，“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第41页）。禾寡妇就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梅琚和朱凉，也是一个林黛玉。她代表中国传统（男人眼中的）理想的女性：没有孩子，“孤零零地”与别人没有关系；同时又具有美丽的外表和娴静优雅的悲剧气质，柔弱、绝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女人对倪拗拗乖戾的性格有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实和宁静，使她的内心混乱和冲突得到中和。不过，这种哀婉的基调只是一个底色，在这底色上应该还有一些花纹，一些隐隐约约的故事。先要“传情入色”，才能“自色悟空”。这“色”，就是**。

倪拗拗对**的领悟较迟。由于父亲的暴戾，和后来父母的离异，她从小对男人就没有好感。学校班主任T先生的故意刁难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对男人的恐惧和厌恶。潜意识中，她常常把父亲和T先生搞混，并“怀着对T和我父亲所代表的男人的满腔仇恨”（第108页）伺机报复。可是，当她在T的狂热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于这个她一直仇恨的人时，她发现自己受两个互相矛盾的自我所支配。“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人，……她此时的渴望之情比她以往残存的厌恶更加强烈”，“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第133页）。至于对父亲的印象，她后来也在想象中进行了修饰和改观。她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想成自己的父亲兼情人，“我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第152页）。“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第154页）。而在她结识大学同学尹楠之后她又迷恋上了这个具有女性气质的漂亮青年（无独有偶，多米的爱恋对象也有“像女人一样白而细腻”的皮肤和“少女一样”的体香，见《一个人的战争》第179页）。由此可见，倪拗拗的“色谱”是多么的宽广，她其实爱恋着整个男性世界，只要能体现男性的优点的东西，她全想要。但她只是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作为男性主体的“延伸”（器官？），作为男性思考的补充，而“继续思考”。倪拗拗的“恋父情结”并未因早年对男人的恶劣印象而得到遏止，反而促成她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和“残缺”。

然而，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显示出，这种对男性世界的“恋父”式的爱背后的底色其实是“恋母”，因为对母亲的依恋，即对儿童时代的回归倾向是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层次的东西。当尹楠一旦永远离开了倪拗拗时，这一点就突然显露出来了。她看出：“那个人也并不是尹楠，那个大鸟一样翱翔的人，原来是我自己！”“地面上真实的我，手握牵线，系放着天空上一模一样的另一个我……”（第204页）这个我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纯情的关系，线的那一头可以是尹楠，但也可以是禾寡妇、母亲（禾寡妇也是倪拗拗精神上的母亲，见第136页）或任何一个可以补充自己的“残缺”的对象。“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爱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条狗。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接受残缺。因为，我知道，单纯的性，是多么的愚蠢！”“对于我，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一种奢侈”，“性，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别处——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第8页）。换言之，性，**只是空空底色上的一种花色。悟透了性本身的无谓，便可以在任何其他对象（如禾）那里使自己的残缺得到补偿；而当唯一能使她得到补偿的禾和母亲相继去世时，倪拗拗就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从此成了“零女士”。

“所有的熟人都是装扮而成的，并不是真的……”

“我没有了……我消失了……”

“我叫零女士。”（第220页）

正如多米在丧失了一切时便“脱胎换骨”了一样，倪拗拗在成为“零女士”时，在被当作精神病人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当我感到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末日的时候，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第231页）。这个新故事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第237页），也就是孤独的人，因为“孤独的人是无耻的”；要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耻感、与群体的轻松和群体的欢娱唱反调。为此陈染写下了一篇庄严的宣言：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第209页）

但庄严的宣言底下却没有相应的事实。唯一的事实是，有勇气说“不”的倪拗拗进了精神病院，因为她固执地认为她母亲没有死。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个比较。鲁迅的狂人在一切人脸上看出“吃人”，当他拒不服从公共舆论时他是看出了世俗的虚伪、堕落和自欺；倪拗拗则坚持自欺，不顾公共舆论而认为她母亲（象征传统文化的纯情）没有死，“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我的母亲其实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她还在和死去了的母亲每天交谈（第211页）。这与鲁迅的“狂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狂人”揭穿的正是“良心”（仁义道德）的虚假，倪拗拗坚持的却是“世上有真情”的“真实”；“狂人”反抗的是对现实真相的粉饰，倪拗拗反抗的则是现实真相本身；两人都是“孤独的人”，但层次却大不一样：前者抗拒世俗是为了澄清事实，后者也抗拒世俗，却是为了维护梦想，类似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挺住”。

但母亲毕竟已经去世了，正如禾寡妇也已经死去一样真实。这一真实使倪拗拗这个骨子里一直靠自己的纯情关系而寄生在母亲（和禾）的人格上的“风筝”怀疑起自我的真实性来，同时也怀疑起任何“我”和“你”的关系来：“‘我对你这样’是为了以后‘你对我这样’，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你我’关系。……我依然坚持‘我’和‘你’只有在排除一切目的的关系中，才是真正的关系，多元的世界已经抹杀了纯朴的‘你’和‘我’的定位，‘你’与‘我’已失去了生命的导向。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已不是我而‘你’已不是你，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被扮装了，‘我’是一个假装的我。人类花园里正在盛开着化装舞会……”（第221页）。“排除一切目的的关系”的“纯朴的”我你关系，如果有的话，绝不是两个独立主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直接等同关系，或“我（或你）是你（或我）的影子”的寄生关系。当人去掉自己的假面、敞开自己的内心时，就既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你”，只有“我们”；“我”和“你”都寄生在“我们”中，都借此感到满足、充实，感到互相坦诚无欺。而现在，“我”被“我们”所抛弃，从此“失去了生命的导向”；“我”在假面后面一无所有，既无道德，也无羞耻，更无所谓“良心”。这样，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庄严宣言一旦落实下来，便成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告白：“我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再次令人想起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的确是“世纪末的流行病”！

正如林白自认为“提前进入了老年期”，陈染笔下的倪拗拗也把自己所患的“流行病”称之为“早衰症”，即“已经失去了畅想未来的热情，除了观察，只剩下回忆占据着我的头脑”（第240页）。回忆，回归，回复到母亲的子宫；自恋和恋母，以自**和意**来解决性问题……这一切，是世纪末文学的通病。陈染从卡夫卡《变形记》里面读到的是对一般文化和文明的控诉，是“把一个人变成一本书”的悲哀，是对语言文字的疏离和对原始状态的留恋。“自从文化进入了人类历史之后，空气般的文字语码如同汪洋大海将我们吞噬”（第216页）。然而陈染似乎也意识到，卡夫卡的那个“陌生的宫殿”（即城堡）并不能通过返回到人类童年时代而捷足先登。“超近的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宫殿的，但是当你到达这个宫殿的时候，这个宫殿就不再是原来的这个宫殿了”（第231页）。我们这个时代受文明之苦与受不文明的苦同样深重，不能靠抛弃文明来解除文明的弊病。“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近道可走。”但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倪拗拗既不真正甘心做一个“无耻的人”，又不愿意和大家“搂搂抱抱”，于是，她从心底里升起了一种恶作剧的冲动，给她的精神病医生们写了一封调侃味十足的信（第241—244页），表明自己病已痊愈，恢复了常人，颇近鲁迅《狂人日记》中“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之口气。

但实际上，倪拗拗越发孤独了，她甚至感到自己的房间都太大，而宁可住在浴室里，睡在浴缸中。她布置这个浴缸，就像布置一口美丽的棺材，“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弄不清里边和外边哪一个才是梦”。（第245页）她到底要干什么呢？

她要写作。

但这种写作，由于只限于“回忆和记载个人的历史”，由于在她的历史中的“生气和鲜活的东西太少”（第231页），就成了一件使她“身心交瘁”的“没有尽头的枯燥的工作”（第232页）。她的“私人生活”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同她阳台上的植物盆栽一样：是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呢，还是留在花盆里？

如果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它们虽然能够汲取更宽更深的土壤里边的营养，但是，它们必须每时每刻与众多的花草植物进行残酷的你争我夺，而且必须承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而在我的阳台上，它们虽然可以摆脱炎凉冷暖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摧残，但它们又无法获得更深厚的土壤来喂养自己。

它们在想，我也在想。（第246页）

结论也许已经有了，因为陈染说：“生命像草，需要潮湿，使细胞充满水，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第233页）。“私人生活”固然纯净、高洁、深情、孤傲，但只会使人陷在自己干燥的回忆之中，失去生命的养料。尽管“再也没有比经常地回头看看往昔的生活，更能够体验人类生存的玄妙”，“如果你不经常变成小孩子，你就无法进入天堂”（第102页）；然而，“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第5页）。当一个“天使”“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时，只能说明她其实并不是什么“天使”，而是一个潜在的魔鬼；而只有当一个人承认并时时意识到这一点时，她（陈染喜欢用“她”来泛指一切男人和女人）才开始形成了自己一贯到底的、敢于自己承担责任的独立人格，她的根才真正扎入了“污泥”中，获得了强健的生命活力。因此，真正的私人生活不是孤芳自赏、逃避和害怕环境的生活，而是忏悔和行动的生活，是如同皮普准和A以及X女士那样的“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巴斯卡语）的生活，真正的天堂不是“回头看看往昔”和“变成小孩子”就能进入的，而必须努力去寻求和创造。要经历苦难和血污，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去冒险突围，才能逐渐接近。否则，私人生活要么是对生活的取消和放弃（有“私人”而无“生活”，即自杀），要么是将私人化解为“零”的生活（有“生活”而无“私人”，即梦幻）。

这就是陈染、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