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开头的题词颇富哲理：“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一个人的战争》，载《林白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单从这一题词来看，林白和史铁生、残雪似乎是站在同一基点上的。这是一连串的悖论，它表达了自我意识内在的自否定和经过自欺而自我深入的结构。应当说，这是一种成人的心态，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人的灵魂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内心焦虑和冲突，通过它一个人达到精神上的成熟。

然而，林白一开始就把这种心态理解成了一种性格上的孤僻。这是一种生就的自我敏感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多米从五六岁起就有一种自我抚摸的爱好。其实许多敏感的孩子都有这种经历，它属于儿童心理发展上的正常阶段；但是如果从小缺乏大人的关怀（如多米三岁失去了父亲，母亲经常不在家），这种自我关怀就会得到加倍的刺激，以至于发展为某种“受虐狂”。这也许是多米在进入青春期“常常幻想被强奸”（第19页）的心理原因。并且，由于没有亲人的抚摸，多米长期靠自己满足自己，她从小养成了“一种男性气质”，“从不撒娇”，她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受过锻炼的人，千锤百炼，麻木而坚强”（第24页）。“她没有领袖欲，不喜欢群体，对别人视而不见，永远沉浸在内心，独立而坚定，独立到别人无法孤立的程度”（第26页）。但是，一个性格上独特的女孩子是否能成长为一个人格上独立的女人呢？不一定。

多米虽然具有某种“男性气质”，但她内心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甚至“女性崇拜者”（第33页）。她说：“我30岁以前竟没有爱过一个男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女人”，“女人的美丽就像天上的气流，高高飘**，又像寂静的雪野上开放的玫瑰，洁净、高级、无可挽回；而男性的美是什么？我至今还是没发现。在我看来，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美的，我从来就不理解肌肉发达的审美观”（第27页）。她甚至因此而有一种类似于同性恋的倾向。显然，对女性的这种崇拜以及对一般男性的厌恶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文化。多米的审美观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众姐妹的审美观，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例如，多米也和贾宝玉、林黛玉一样，认为就连男人住过的房间都有“一股浊气”（第165页）。由此看来，她那“不喜欢群体”、“独立而坚定”的性格在文化的浸润中也成了一种林黛玉式的孤傲。其实，多米何尝不喜欢群体，她内心渴望群体的理解，这渴望阻止她真正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以免“将我与正常的人群永远分开”（第48页）。在大学里，她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来“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第55页）。

但这种需要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渴望而保存在灵魂深处。多米的心性很高，她深知周围人群中没有能使她投身于其中的对象，即使在大学，她也害怕人际的接触和坦露。她宁可自己拎水上山去宿舍洗澡而不愿去公共澡堂；她偷偷地写诗，“暗自希望所有的熟人都不看我的诗，而所有不认识的人都看我的诗。与肉体上的**欲相反，我在心理上有着强烈的隐蔽欲”，“只要离开人群，离开他人，我就有一种放假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感到安静和轻松”（第37页）。然而，这种孤傲是无根的，或者说，它的根恰好是相反的东西：她的坚强来自于她的软弱，她的隐蔽欲来自于她的敞开欲、**欲。正因为意识到一旦敞开，**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为这种敞开将会是那么彻底和不顾死活），她才那么小心地隐蔽自己。同样，她对同性的拒斥（如对同性恋者南丹的“天敌”式的拒斥）正是源于对同性的美丽的赞叹，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顾影自怜的赞叹。这种赞叹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欣赏，而不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占有和融合，否则就会变成同性相斥（正如南丹一语道破的：对南丹的害怕实际上是“害怕我自己”，第46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不恰好说明，多米对女人的美的欣赏以及她的自我欣赏并不真正具有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而恰好背后隐藏着一种异性的（男性的）眼光？的确，她正是用男人的眼光在欣赏自己。正是在男人的眼中，“美丽的女人总是没有孩子的，这是她们的缺陷，又是她们的完美。她们是一种孤零零的美，与别人没有关系”（第129页）。男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孩子、与别人“没有关系”的孤零零的美丽女人。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中国，极其“女性化”的写作从本质上看都是立足于男性的眼光和趣味来进行的。换言之，西方女权主义要摆脱由男性文化所塑造起来的女人身上的“第二性”特征，来强调女性自身的独立不倚；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却恰好是鼓吹和美化这种“第二性”的狂热分子。西方女人不要孩子是为了能像男子一样追求社会活动和精神的创造及享乐，中国女人不要孩子通常却是为了男人的趣味、男人的方便。因此，毫不奇怪，多米逃避了南丹的倾慕，却渴望哪怕有男人来强奸，来毫无顾忌地、粗暴地享用她的美（否则的话，她的“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女性的美不就是为了“一点也不美”的男性而存在的吗？），乃至她在轮船上轻易地委身于第一个来和她搭话的男子。她后来总结这件事的起因：“有两样东西更重要：一是我的英雄主义（想冒险，自以为是奇女子，敢于进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软弱无依。”（第129页）而后者是更根本的：“她还没有过服从别人的机会”，“她需要一种服从和压迫。这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一种抛掉意志、把自己变成物的愿望深深藏在这个女孩的体内，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女孩自己却以为是另一些东西：浪漫，了解生活，英雄主义”（第131页）。我不知道林白在写出这些真知灼见时是否已意识到她自己的矛盾：她渴望被纳入“男性叙事”的语境，而当她不自觉地努力吸引和**男性的眼光时，她自己却以为是在进行“个人化写作”和为女性争取自己的“主体”，在与男性叙事“竭力对抗”（附录一：“记忆与个人化写作”，第303页）。

林白的细腻、准确的感觉确实没有欺骗她，她分析多米的心理说：“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但她并不是“不明白”，而是“不由自主”。“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用男人的话来说：“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第135页）。在他们那里，这是一种赞扬；而在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更不用说女权主义者了）听来，则含有屈辱的成分。多米在理性上有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当有男人对她说“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时，她反驳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但私下里却又承认“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和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第140页）。这表明她从直觉上已承认了自己从骨子里本能地已屈从于男性眼光的事实。理论在没有事实支撑时必然是苍白的，只有新的事实才能支持新的理论。而新的事实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从现有事实中可以“开出”来的，而要靠无中生有的创造，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个千篇一律的陈旧故事，这就是小说后半部分有关一次“傻瓜爱情”的恋爱故事。

“傻瓜爱情”是一个中国文学史上谈腻了的题目，已经很难有什么思想上的开拓性。当然，林白的细腻真切的感觉仍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上给人一种“老生常谈”的印象。故事的古老模式是：一个与外界隔离、封闭、纯情的女子（“我也许天生就是为幽暗而封闭的房间而生的”，见第162页，令人想起白居易“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名句），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幻想中的如意郎君（“自25岁之后，我的焦虑逐年增加，生日使我绝望，使我黯然神伤。我想我都30岁了，我还没有疯狂地爱过一个男人，我真是白白地过了这30年啊！”“我一定要在30岁到来之前爱上一个人”。第175页）。于是，有一天，“那个人”来了。“我”一见钟情，为他奉献了一切，想用婚姻“把他捆在我身边”（第179页）。但男人负心，始乱终弃。“我对他充满了怨恨”（第184页）。这一场恋爱，终于轰轰烈烈地收了场，多米满足了自己受虐的欲望，她自愿地在男人面前把自己变成了“物”。“我无穷无尽地爱他……其实我跟他**从未达到过**，从未有过快感，有时甚至还会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但我想他是男的，男的是一定是要的，我应该做出贡献”（第178页）。这真是多米身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劣根性的一个总暴露！她即使在自暴自弃中，也仍然是那么贤淑，居然把毫无乐趣的**当作自己对爱情应尽的责任！难怪她后来发觉“我想我根本没有爱他，我爱的其实是自己的爱情”（第175页），“一切就像一场幻觉，连**都是，因为这是无法证明的，除非留下孩子”（第183页）。但她为了“男的”已把腹中的孩子做掉了，她一无所有，她的自尊，她的自傲，她的独立和决断，一切都在刹那间崩溃，一个被遗弃的怨女，什么都不是，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她随后就把这躯壳卖给了一个老头子，为自己在京城谋了一个位置。作者在这里声明：“多米她从此就脱胎换骨了”（第190页），就是说，她成了一个幽灵，“无论她是逆着人群还是擦肩而过，他人的行动总是妨碍不了她。她的身上散发着寂静的气息，她的长发飘扬，翻卷着另一个世界的图案，就像她是一个已经逝去的灵魂”（第190页）。这“另一个世界”，就是以朱凉、梅琚为代表的世世代代被社会遗弃了的女人的世界，即怨女幽魂的世界，也就是绛珠仙子“魂归离恨天”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另一个自我对她说：“你才是我虚构的”，“你的血也是虚构的”（第15页）。

这正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最后唯一可能的归宿，它证明，多米的所谓“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面“风月宝鉴”，是用来警醒多米，使她大彻大悟，懂得“做一个被虚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虚构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第106页）这一永恒的谶语的。当她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第125页）时，正应了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故事（见《红楼梦》第一回）。所谓“一个人的战争”到头来成了一个人消灭自我、将一个人融入太虚的战争。林白曾自豪地说：“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第303页）。其实，《一个人的战争》中所达到的只是一个被物化和虚化了的人对沉重人世的解脱（而不是解放），是一种麻木和无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愁伤感。一切“生命涌动”和“跳跃飞翔”在个人化写作中最终归于寂静。个体人格凭天生性灵和才情无法确立自身，只能是半途而废。建立在“记忆”上的想象力为记忆所累，完不成个人的创造性突围，只能回到更原始、更古老的内心记忆。林白说：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第77页）

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兼早衰的特点，即不看现实，一味怀旧，什么都归结到童年时代的本心、真心，哪怕这真心早已不存在，也要借助于“想象力”和白日梦将它唤回来，作为一种“境界”、一种解脱和“解放”，其目标是要否定一切“生命涌动”和“跳跃飞翔”。而个体人格的失落也就是女性的失落，女性成了“被虚构的孩子”，一个抽象概念；在现实中她什么也不是，只是男人的一个“物”（尤物）；就连她的自我欣赏，也是从男人那里借来的。她是“无”。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化写作”也就成了消解女性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