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开始，文学界的“阴盛阳衰”便成了一个经常被人谈论的话题。当政治经济的话题从文学主题的宝座上谦逊地退位以后，似乎男作家们也随之被挤到了文学园地的一隅，最精彩的戏都是由“感情化、神经质”（王蒙语）的女性作家们来上演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于它在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上提出了什么新的前景（在这方面，残雪是一个例外），而多半是由于对中国人已有的文化现状和心灵现实作了更深入的挖掘和发现，才在当代中国文学上占有了压倒许多男性作家的优势地位。当然，这些挖掘和发现，离开20世纪末主要从西方接受过来的一些新概念、新视角、新形式和新的语言构架，也是无法想象的。女作家们本身就是一种新型人格的探索者，她们大都置身于男作家的“寻根”的集体无意识之外，往往能更直接更细腻地表达极为新奇特异的感触和思想，而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保持着有意的拒斥关系。然而，由于她们自身固有的某些缺陷，她们虽能形成一股冲击传统审美趣味的情感和情绪力量，但最终往往很难定位于普遍人性的开拓，无法形成真正有力的个性人格。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所鼓吹的“个人写作”或“私人话语”，其落脚点仍然是“女人写作”和“女人话语”，所表达的主题往往从反传统滑向了反对男性，从树立个人变质为呵护女人。林白和陈染是这一倾向的较典型的代表。

当然，一般说来，90年代女性写作的确对传统男性文化是一种深刻的震动和挑战。残雪对当代新型人格的建设也几乎只有从女性的立场才有可能。但这只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由男性建立起来的政治道德文化传统在显性的男性话语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厚的女性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女性化”的，这从男性文化本身从来无法清除的恋母、寻根的倾向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男子汉（即没有被女性化的男人，如项羽、张飞、李逵等等）总是肤浅的、表面的、无根的。因此，女性写作揭示出中国文化这一阴盛阳衰的事实，这本身就足以摧毁由男性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的自信，成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动。这种举动有些类似于“痞子文学”对实情的揭露；但也正因此而成了一种变相的“寻根”；它不能解决在摧毁了旧东西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很可能如鲁迅说的，“醒来”之后发现“无路可走”。这种寻根如果不能像残雪那样作为一个临时的出发点，以便向更高的精神层次探寻，而是沉溺于其中流连忘返，以物质（男女两性的区别）来冒充精神，就会重新堕入传统文化（女性文化）的圈套，散发出陈腐的气息。这大概是某些最“先锋”的女性作家始料不及的。换言之，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让男性读者也从中读到自己的灵魂，而只是满足着男性的某种窥视欲和好奇心，这种作品就无法达到人道主义的层次，而将局限于女性所特有的狭隘、小气、自恋和报复心理。

林白和陈染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是个性化色彩较突出的，而且她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达到了故意标榜的程度。在这方面，她们和残雪非常接近。但残雪的感觉虽然是极端女性化的，却又有着罕见的男性洞察力和对形式的敏感，因而她的作品除了凭借感受力外，还要借助于理性和逻辑才能分析和评论。她不是有意地把个性化归结和还原为女性化，而是力图把女性化上升到真正独立的个性化。她的语言几乎是中性的，或不如说，是超性别的。反之，林白和陈染只要读上两三句，就知道出自女性（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之手。她们似乎以此而自豪，因为在男性占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大合唱”中，她们自认为是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的一声“强有力的独唱”（见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重印，第181页，及附录“另一扇开启的门”）。看她们的小说，我老想起有本杂志上一篇叫作《做女人真好》的文章，里面有句宣言式的话是：“下一辈子还做女人！”也许她们把一些人为自己“黄皮肤、黑头发”而自豪的那股劲用到性别上去了。但作为艺术，我看不出这种情绪能为作品增色多少。至少，女性化绝不等于个人化（因为人类有二分之一都是女性）。真正的艺术得从更高处用力。

下面我想根据90年代两部最有代表性的纯女性文学作品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来分析一下当代中国人对于个体人格建设所存在的理解上的误区，以及当代中国最有思想活力的人们（女作家们）在这一误区中的冲撞和摸索，评价一下这种摸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