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说到另一对苦难的恋人，F医生和女导演N了。F和N，正如WR和O一样，也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一对，并且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当N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大西北之后，F不敢违抗年老双亲的意志，而痛苦万分地与N断绝了关系。这是一个数十年来人人都很熟悉的故事，但在史铁生笔下，这个故事的内层展示得特别深。N正如O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童话中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是一个童话作家。但由于她家的遭遇，她“已经从童话中不小心走进了现实”，而她父亲后来致力于写一部“足以葬送全部童话的书”（第62页）。与O不同的是，现实并没有使N对爱情失望，而是把她的爱情观从童话般的梦幻中提升了出来。她看出，爱情这台戏“没有剧本，甚至连故事都还没有。现在除了这对恋人在互相寻找，什么都还来不及想”，“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丢失和我们真正要寻找的都是——爱情！”（第63页）20多年前的失恋并没有使她放弃爱的寻求，她是一个相信可能世界的人，这个可能世界的支架，在她看来就是语言。

20多年前N与F分手的那个夜晚，实际上是一场语言和失语的对质。在通常情况下，语言应当是男性的强项（例如，男性更善于使用大脑左半球）。但在那个晚上，关系是颠倒的。“F医生只是流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管N说什么，怎么说，求他无论如何开开口，都无济于事。”（第67页）相反，N却执着于语言：“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错，如果你曾经说过你爱我那是真的，如果现在这还是真的，N说我记得我们互相说过，只有爱，是从来不会错的”，“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遍，N说，你曾经告诉我的，是不是真的？……N说我不是指现实我是指逻辑，现实随它去吧我只是想求证”（第68页）；“我只想证实这个世界上除了现实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什么是真的，有还是没有，另外的，我不要求它是现实但我想知道它可不可以也是真的，我求你无论如何开开口好吗？”（第69页）N的追问是那么理性，强抑着悲痛的理性；F的回答却又是那么懦弱，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回答，只是像个孩子（或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因为他的行为（服从父母意志牺牲爱情）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规范的男子汉行为，而只是听话的乖孩子的行为。所以他从这时起“开始明白世间的话并不都是能够说的，或者并不都是为了说的”（第69页）。只有一个独立的男子汉才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他深感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他再也不能说什么，他说什么都不作数。所以N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的骨头没有一点儿男人！”这不是对F一个人的判决，这是对我们这个女性化的、儿童化的、失语了的传统文化的判决。

F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并从此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意象。他匆匆忙忙地结了婚，然后在生活的“正常”河道中平静地流淌。但他20多年里没有一天不想起N，只是他把白天留给工作、日常琐事和夫人，而仅将这种思念放进他的梦中。“在F看来，梦是自己做的，并且仅仅是做给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就像诗其实仅仅是写给自己的没有道理发表或朗诵一样。如果上帝并不允许一个人把他的梦统统忘得干净，那么最好让梦停留在最美丽的位置”，哪怕是“最痛苦的位置也行，最忧伤最熬煎的位置也可以”（第72—73页）。他甚至做到了在梦中也抑制了梦话。这种彻底的无言使他几乎达到了“成佛”的境界（第76—77页）。

但这一切都是假象，真相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它仍然矗立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维，存在于可能世界里，停留在“眺望”之中。“F抑或我，我们将静静地远远地久久地眺望。站在夕阳残照中，站在暮鸦归巢的聒噪声中，站在不明真相的漠漠人群中，站到星月高升站到夜风飒飒站到万籁俱寂，在天罗地网的那一个结上在怨海情天的一个点上，F，抑或我，我们眺望。”（第219页）眺望，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第五维。F在与N分手后，经常去N的住所前眺望。20多年后，他又去N曾经住过的地方眺望。眺望成为一个可能世界，是因为终于有一句话，一句可以牢牢抓住的语言，在20多年的苦难煎熬之后，成了这个男人自己的语言，这就是：“你的骨头，从来不是个男人！”

“也许从来就有这样一个秘诀：咒语由被施咒的人自己说出来，就是解除咒语的方法”，“F喃喃地重复着那句话，心中也如外面的夜空一样清明了……20多年的咒语与20多年‘平静的小河’便同归于尽”（第230页），“那道符咒顷刻冰释”，“男人的骨头回到了F身上”（第260页）。

男人不是天生的，真正的男人是用语言造就的。而造就男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出他还不是男人这个事实，从而建立起他成为男人的可能性。一切自认为生下来就具有阳刚之气，或认为自己祖祖辈辈从根子上都具有阳刚之气的想法，都是自欺欺人。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大碗喝酒，“排头儿砍去”，往往倒是人类童年时代恶作剧心态的表现。如果没有对可能世界的自由筹划，没有对超越现实之上的语言本身的信念，没有自觉地从语言悖论这个基础上去努力建立一种普遍性的逻辑语言，一切性格上的痞、无法无天都相当于顽童的胡闹，都只配成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过眼烟云。真正的男人是那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反省、自我拷问的男人，不是为了屈服于权势、认同于枷锁，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原则、实施自由的行动。F说出了自己骨子里“没有一点儿男人”，这不是一种自轻自贱，玩世不恭，轻松解脱，检讨过关，而是一种沉重的忏悔，同时更是一种决心：他，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要去保护一个他所爱恋的女人，并由此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男人。

于是，F去到女导演的拍摄现场，在那场街头动乱的爱情戏剧镜头中伴随在N左右，不声不响地守候着，必要时可以为她献出生命。他就这样微微低着头，顶着满头白发，被摄入了N的镜头，出现在那部爱情戏剧的胶片上。

不管N是在哪儿看那些胶片……如果时隔二十几年N终于认出了他，大家记起了二十几年前那个乌发迅速变白的年轻朋友，那么，F将恢复男人的名誉，将恢复一个恋人的清白，将为一些人记住。否则人们会以为他那平静的水面下也只有麻木，从而无人注意他那一条死水何时干涸，年长日久，在被白昼晒裂的土地上，没人再能找到哪儿曾经是F医生的河床。（第260—261页）

F经过20多年失恋的煎熬，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绝对的虚无根本不可能有”，“有，才是绝对的。依我想，没有绝对的虚无，只有绝对的存在”，“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第283页），“这欲望如果不愧是欲望，就难免会失恋，这失恋的痛苦就只有‘我’知道”（第284页）。这个“我”，不是指F医生，而是形而上的“我”，既是F，也是L、C、O、N等等，是一切人的“我”。“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人有欲望，所以人才可以凭空地梦想、创造”（第286页）。梦想与梦境不同，梦想要靠思和“想”，靠创造；梦境则是如同庄子那样对醒与梦的混淆。F曾一度陷入过庄之蝶那样的醉生梦死，诗人L提醒了他：“醒着的人才会有梦想，因而他能够创造；在梦里人反而会丧失梦想，因而他只可屈从于梦境……梦想意味着创造，是承认人的自由，而梦境意味着逃避，是承认自己的无能。”（第286页）梦境是无（无为），梦想是有（有为）；梦境是不可能，梦想是可能；梦境是自欺、瞒和骗，梦想是理想和追求；梦境是躲闪、逃避、灵魂解脱或安妥，梦想是对痛苦的先行承担和站出来生存（Extase）；梦境是孩童的静谧无忧，梦想是青春的**和激昂。梦想与梦境的这一区别，是将中国人的灵魂从传统以无为本的哲学提升到存在哲学、“有”的哲学的关键步骤。我在拙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l56页）中曾比较过中西这两种哲学的根本起点：

以有开端还是以无开端……是一个由整个文化心理传统所决定的问题；因为以有开端的无必然是能动的否定，必然是一个东西的自身异化、外化，这才能产生外向、进取、自由的冲力和打破自身限制的哲学，才有反思和向自身的复归；反之，以无开端的有则只是自然的生成（“忽而自有”），只是在一切外来影响面前保持内心的清静无为，只是万有的无区别、无所谓和个体的消融。前者反映出个人内心的痛苦、罪感和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新鲜刺激，后者则反映出个人一无所求的轻松、怡然自得，颜回式的蜗居陋巷，道家隐者式的退避山林。在对“无”的理解上则必然是：前者理解为运动发展的内在冲力，后者理解为寂寞无为的宁静状态；前者理解为分裂、矛盾，后者理解为和谐无争；前者理解为自由意志，后者理解为自然无欲或扭曲意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见，在有无（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最抽象的范畴上，一种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次序颠倒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差异！

借助于以有为开端的自否定哲学，F终于在临死前回答了N的逻辑追问。他以微弱的呼吸向L喃喃地说出了：“在现实之外，爱，仍然是真的。”（第585页）这句话，实际上相当于诗人L以前向他朗诵过的一首诗：

我等你，直到垂暮之年

野草有了

一百代子孙，那条长椅上仍然

空留着一个位置

但当时F脸色惨白地问诗人：“你认为像这样的话非要说出来不可吗？”（第67页）F比L现实得多，他深知这样的话难以坚守，因而很可能成了又一次的欺骗或自欺。他知道说出这种话一点也不潇洒，而是多么的沉重，残酷得可怕，痛苦得不能忍受，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而他知道自己不配。他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我们都是罪孽深重。”（第66页）他是经过了20多年地狱般的忏悔和赎罪生活，才感到自己有勇气说出真理和真相的。他以一生证实了一个空着的位置、一种真的可能性。

但诗人与医生不同，岂止不同，作者似乎有意要把他作为F的对比。F不相信语言，L作为一个诗人，则对语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F曾经有一次出卖了自己的语言，从此丧失了将它赎回的资格；L则是被语言本身出卖了：他中学时写的日记和情书被人贴在墙上公之于众，人们骂他“臭流氓”（第195页）。但这正是他最真诚的语言呀！他写它们的时候“总认为自己心还不够坦白，还不够率真，不够虔诚”（第194页）。而人们叫他改过，不可能是叫他改掉性欲和爱欲，只可能是叫他改掉真诚（第200页），或者不如说，改掉表达真诚的语言。然而，恰好在这一点上，L至死不悔。他把真诚的语言看作自己唯一的救星。“我甚至想把自己亮开了给全世界都看看。我怕的只是他们不信。”（第262页）这是由诗人的天性决定了的。

诗人L天生就是一个贾宝玉，一个情种，一个“好色之徒”或“天下第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生来就是个真诚的恋人”。他在三岁时就在寻找一个词向女孩子表达他的爱恋，他“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表达我的心意，但那心意已经存在，在那儿焦急地等待一个恰当的词。女孩儿们离开时我急得想哭，因为我还是没找到一个恰当的词，那句至关重要的话无依无靠无从显现”（第263页）。直到后来他听到了“爱情”这个词他才恍然大悟。他对爱情的理解和O的理解绝对相似。O希望她能将爱博施于一切人，L也情不自禁地爱恋一切漂亮女孩子。不同的是，O将这种博爱视为一种必须追求的道德、善，L则把这种冲动看作一种丑恶的真相。O由于她的爱情太具有差别性而离开了她所爱的人，L则由于他的爱情太不具有差别性而失去了他所爱的人。O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比别人强就爱上他，这与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就没有区别了；L的恋人及L本人则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值得对方专一的爱，那人们就保不准像动物一样可以和任何一个对象发生关系了。立足于同一个“纯情”基点上的O和L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类型，只不过反映了这种纯情之爱本身所固有的痞的一面及它的自相矛盾性。换言之，纯情所包含的差别性和无差别性这两个环节，每一个都有向它的对立面即“痞”转化的倾向，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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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中，O、Z的爱情是ab型的，L及其恋人则是cd型的。只是O立足于a而向往着c，L立足于c而强调着a；然而他们都埋下了转化为反题的伏线，要么屈从于征服，要么沉沦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责备L的恋人不近情理、走极端。“我只爱你一个人”本来就是“男人的谎言”（第269页），正如一切海誓山盟一样，不必那么较真。何况，L承认他骨子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这比绝大多数男人都更诚实；何况他还表示他绝不曾、也不想胡作非为，你还要怎样呢？然而，L的恋人也如同Z一样，力图把a变成b，把“只爱一个人”变成“只能爱一个人”，以便为自己这偶然的、一次性的、独一无二的爱情找到可靠的客观根据和保障。所以她反反复复追问的是：“你能告诉我吗，我与许许多多那些女人的区别是什么？”（第275页）她想通过找出、确定、固定下这些区别，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这太不可能了。女人与女人、人与人的区别是无限的，但任何一种区别都不足以作为爱的客观根据；何况这些区别（如美貌）还会变动、消失。相反，爱才是这一切区别的根据。爱是根本的区别。L是对的。

然而，L的恋人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纯属胡搅蛮缠吗？的确，按照她的标准，恐怕她一个真正的男人也得不到，只能得到一个白痴，一个绝对被她所征服和控制的性工具（命题b）。但要求对方对自己专一，以免沦为命题d，不也是任何爱情题中应有之义吗？L的恋人只不过是不愿意模糊而已，她正如N一样，也是一个忠于语言逻辑的人。不同的是，N是在失去爱情之后，仍执着地要求一个清晰的逻辑（讨一个“说法”）；L的恋人则是为了要讨一个顺理成章的说法而宁可放弃已到手的爱情，她对可能世界的这种不依不饶的追求，难道不也是可钦可佩的吗？

但L终于不能给她满意的回答，他眼睁睁地看着爱情从他手中流失了。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你同时又是一个诗人，爱情诗人，驾驭语言的能手，你为什么不能用你的语言使对方相信你的爱？语言在这里是多么无力啊！L只能反反复复地说：“爱，爱，爱，我爱。”然而，对待这个爱的悖论，他束手无策，给不出一个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回答。爱对于他是一个陷阱：如果你只爱一个人，你就得对他（或她）敞露全部心怀，告诉他（她），你其实也可能爱别人，告诉他（她），你是想要去爱很多人才去寻找一个人。“我从来就只有两个信条，爱和诚实。其实多么简单哪：爱，和诚实。可是怎么回事呢？我却走进了无尽无休的骗和瞒。”（第446页）作者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谜底：“这陷阱，是你生命固有的，它就是你的心魂，就是你的存在，原欲，和原罪。而且，掉进这陷阱的似乎也不仅仅是你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根本的东西掉了进去，好像世上所有纯洁的爱情都掉了进去。”（第436—437页）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L的爱情，正如O的爱情一样，作为古典式的、红楼梦式的爱情，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它承受不了语言和逻辑的诘难。正如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白，她若死了自己就当和尚去时，林黛玉反问他，那么多姐姐妹妹，你有几个身子做和尚？贾宝玉无言以对。诚实的L，当他沿着自己爱情的逻辑，想要由此出发把这种爱情贯彻到底时，他就必然从a经过c走向了d。他开始“写一部长诗”，“写他在那儿创造一块净土，诗人与不止一个也许不止十个女人，在那儿相爱无猜”（第437页）。这正是顾城已经付之于实践的理想。但这部长诗使他更加迷茫，“仿佛一个回家的孩子发现家园已经不见”（第440页），他从“只爱一个”走到了“爱所有的她们”，已经回不去了。但这不但没有摆脱矛盾，反而陷入了更尖锐的矛盾：“爱所有的她们”反过来要求所有的她们都“只爱一个”，即只爱他自己一个：

她们说：“为什么只是我们大家爱你一个？为什么不是很多男人都爱我们？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去爱很多男人？”L在梦中痛苦地喊：“但是你们仍旧要爱我！你们仍旧爱我，是吗？”她们漫不经心地说：“好吧，我们也爱你。”L大声喊：“不，不是也爱，是最爱！你们最爱我，至少你们中的一个要最爱我！”她们冷笑着问：“最爱？可你，最爱我们之中的谁呢？”L无言以对，心焦如焚。（第443页）

是呀，凭什么英儿不能爱别人呢？凭什么她只能是顾城的“宝贝”，顾城不能是她的一件“宝贝”呢？现在，反过来要由L问自己：在众多男人中“我与他们有什么区别”了。的确没有区别，如果不是因为爱。但古典的爱，如《红楼梦》中那“水做”的爱，能真正将人和人区别开来吗？能真正使人“孤独”、而不是“孤单”（第448页）吗？也就是说，能使人成为独立的、能够去爱和被爱的人格，而不是被爱抛弃的可怜虫吗？L看不出这种可能，他只有破罐子破摔，回到动物界。动物的**不是也很美吗？在公鹿和母鹿之间，“**的真情，**的欲望，**的孤独走近**的亲近，没有屈辱。”（第452页）“为什么人不能这样？从什么时候，和为了什么，人离开了这伊甸乐园？”（第453页）于是，纯情诗人L从意**一步跨到了“皮肤滥**”，他开始“同一个又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上床”（第458页），像动物一样，“什么也都别想”，“不要弄清我的名字”（第459页）。他试图“在**的迷狂和忘情中，把那果子还给上帝，回到荒莽的乐园去”（第461页）。顾城再跨一步就是庄之蝶。然而，史铁生既不是顾城，也不是贾平凹。他以其写作，证明所谓寻根只不过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种面对生活的怯懦和无能。

“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肩上和心里感到它们的重量，甚至压迫，甚至刺痛。现在才能存在。现在才能往来于过去和未来，成为梦想”，“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人？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展？什么才能使我们独特？使我们不是一批中的一个，而是独特的一个，不可顶替的一个，因而是不可抹煞的一个？唯有欲望和梦想！欲望和梦想，把我们引领进一片虚幻、空白，和不确定的真实，一片自由的无限可能之域”。（第462页）

这正是L和他的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古典式的爱情（即红楼梦式的所谓“如水柔情”，如L、O、顾城等）总是以各种方式轻轻抹去了生命的重量，把它变成小孩子的游戏，总是把一个人融化在他人之中，与他人相渗透，使他人为自己承担本该由自己承担的重量。因此它的模式总是个人向他人敞开，并以此作为他人也应向自己敞开的理由。在这种关系中，是没有成年人的人格这回事的，它要取消一切人格面具，达到两个人之间绝对的赤诚和“心心相印”、你我不分。但一个放弃了人格面具的人就是一个允许任何他人进入的人。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必定会扩展为“一切人”之间的关系。所以L在逻辑上无法否认他至少在可能性上正和贾宝玉一样用情不专，甚至水性杨花（d）。这时，任何爱的语言不论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都注定是“男人的谎言”，因为它表达的顶多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不是可能的、逻辑上必然的真实。一个如L这样真诚的人，必然会在逻辑的可能性的展开中导致爱情上的失语，正如贾宝玉找不到向林黛玉表达爱的语言，只有叹息“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一样。

这样，L的古典式爱情从自己内心的绝对真诚出发，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杯水主义的绝对不诚；相应的，爱的语言也从最初的“肺腑之言”变质为谎言和无言。作者设想，当L与他的恋人再次重逢时，“任何动作都已司空见惯，任何方式都似在往日的性乱中耗去精华，任何放浪都已平庸，再难找到一种销魂**魄、卓尔不群的语言能够单单给予她了。”“性命攸关的语言丢在了‘荒原’。”（第464页）“上帝留给爱情的语言，已被性乱埋没，都在性乱中耗散了。”（第465页）人与人既然都一样，都混同和融合，就没有命名的必要了，也没有言说的必要了。失去了语言，他和她“互相并不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L在恋人面前的不存在，表现为他的精神性的**。爱并没有死去，但它找不到一种语言，找不到它与性（性欲、**）之间的媒介。“那花朵必要找到一种语言才能开放。一种独特的语言，仅止属于爱情的语言，才能使逃离的心魂重归肉体。”（第466页）

但是，既然一切都说过了，如何还能再找到一种爱的语言呢？作者认为，正如医生F说出的第一句男人的语言是“你的骨头从来不是个男人”，从而解除了语言或失语的魔咒一样，L也只有说出“我是一个真诚的恋人又是一个好色之徒”，才说出了“招魂的唯一咒语”。换言之，真诚的恋人就是好色之徒，美丽的梦想就是罪恶的欲望，只有对自己的古典式的爱作最深刻的自我否定，不要辩解，而要忏悔，才能进入新的语境，创造出新的语言。你要告诉你的恋人，你爱上她，并不是出于善良的天性，而是出于自由意志；并不是由于她比别人更好、更优越，而是由于她就是她。你要摧毁你和她心中牢不可破、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的天真信念，拒绝那种无条件的互相敞开，维护各人的隐私和灵魂的相对封闭性，在此基础上去建立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吸引和爱慕的关系。绝对不要借助于忏悔去标榜自己的真诚（那不是真正的忏悔），相反，要对自己的真诚抱一种不信任的、忏悔的态度。当你不是把**当作一种光荣，而是当作一种欲望、原欲，当作两个人之间不可告人、不可与外人分享的幸福，当作你们的私事，你才能重新找到唯一属于你们两个的爱的语言。

这种语言，也许并不符合现实世界的真，但只要说者和听者（对话双方）都有自己封闭的人格，他（她）就会意识到现实的真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语言的真，是可能世界的真。爱情的确是偶然的，如果我进了另一个门，也许我就会爱上另一个人。但这只是现实世界的真实。而当一个恋人说“我这辈子只可能爱你一个”时，如果他（她）想到的不是现实的必然性（如O不可能不受Z的吸引），而是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他（她）就没有说假话。相反，这句话会对他（她）有真实的约束力，这种约束绝不会由于他（她）需要真诚地面对现实而解除，倒有可能迫使他（她）为了对语言（一句经过自由选择说出的语言）忠诚而牺牲其他世俗的忠诚（如违抗父母意志），以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我们在庄之蝶那里、在F医生和在诗人L这里都看不到这种对自由语言的忠诚，他们随时可以为了非语言的（失语的）内心真诚而破坏对语言的忠诚，或干脆不说话以避免不真诚。这说明他们的语言不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而只是“发自肺腑”的本性的记号，随着“本性”的辩证矛盾而随时可以被颠覆；更说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把爱情建立于人格的独立之上的必要性，因而他们只是把爱情看作一种命运的偶然赐予，而不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语言的创造。

当然，即使爱的语言，也不能保证一切爱情的永恒性，甚至真实性。然而，不去创造爱的语言，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真正的爱。史铁生这本书整个说明的就是这一点，即：由于中国传统对语言的压制和摧残，由于人们习惯于要求每个人把语言底下的“心”掏出来从而废止语言，中国人多少年来都处身于一个“无语的人间”，也就是“无爱的人间”。一切语言都被败坏了，一切好话都被颠覆了、虚伪化了，人们在沉默中所做的事又都不敢拿出来形成语言文字。F与L，以及史铁生本人，则已经开始着手来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即自我否定的语言，要把人们在沉默中所想所做的事说出来，把真相说出来。要说出人们的原罪，恢复人的自由，解除文化的魔咒。这就是《务虚笔记》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