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的可能世界中，平民的孩子Z在九岁时走进了那座“童年之门”的房子，受到了九岁的女孩儿的热烈欢迎：“‘哈，你怎么给来了？’她快乐地说”，叽里嘎啦地又说又笑，蹦蹦跳跳地引着他经过各个门，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玩（第50页）。但给Z印象最深的还是插在瓷瓶里的那根白色的大鸟羽毛：

Z以一个画家命定的敏觉，发现了满屋冬日光芒中那根美丽孤傲的羽毛。它在窗旁的暗影里，洁白无比，又大又长……Z的小小身影在那一刻夕阳的光照之中一动不动，仿佛聆听神喻的信徒，仿佛一切都被那羽毛的存在湮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唯那羽毛的丝丝缕缕在优美而高贵地轻舒漫卷挥洒飘扬，并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喧嚣**。（第46页）

但这时，女孩儿的姐姐，一个冷美人，进来了，对女孩儿说：“怎么你把他带来了，嗯？你怎么带他们进来？”（第51页）他被送出门外，还听到一个声音说：“她怎么把那些野孩子……那个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告诉她，以后不准再带他们到家里来……”（第52页）这句话，这个印象，已经决定了Z的一生。如果说，诚实大胆是WR的天性的话，那么内心的执着就是Z的天性。WR直到被发配到大西北才感到了人与这个世界隔绝的痛苦，Z却早已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悟出了人与人本来就互相处在“世界的隔壁”。WR试图用政治的手腕来禁止人对人的放逐，Z则用艺术的追求来突破人与人的等级阶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即在政治的领域和艺术的领域，都在追求成为“人上人”，成为人类的救星或征服者。因此，他们对人类最神圣的爱情也只是视为他们进行征服的一个绊脚石（WR）或是手段（Z）。所以，毫不奇怪，当爱情（然而是儿童式的爱情）至上论者O问Z“爱情和事业，哪个更要紧”时，Z随口便答道：“当然是事业”，并解释道，事业上的成就是人们得到爱情的前提，“你以为有谁会去爱一个傻瓜吗？”（第504页）这就引出了Z终生所抱的信念，也是使O的终生信念即纯情之爱受到致命打击的观点：差异论。

换言之，Z从九岁那次印象已得出一个结论：高贵的是美的，但人是有差异的；如果你想变得高贵，获得美，你就必须在精神上成为“王者”，必须征服他人，蔑视他人，让他人崇拜你，嫉妒你，正如他自己那时崇拜和嫉妒那根大鸟的羽毛和那栋美丽的房子一样。Z的一生都在为自己摆脱卑微和贫穷而努力，他小小年纪在心中种下的怨恨和自惭形秽，激励他不断向高处攀登，力图像珠穆朗玛峰、像伊格尔王那样俯视芸芸众生。他以他的智力、能力、成就、事业，也就是他的艺术，自傲于这个等级的世界面前。他相信“真正的胜利者是一个精神高贵的人，一个通过自己的力量而使自己被承认为高贵的人，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高贵，连那些豪门富贾也会在他的高贵面前自惭形秽”（第516页）。他说最后这句话时，脑子里肯定想着那栋他曾被拒绝进入的美丽的房子。“画家念念不忘的只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被忽略的男孩儿，绝不能再被忽略”（第485页）。

“一个高贵的人就是一个孤独的攀登者”（第541页）。画家以他艺术上的成功证明，他正是WR曾如此鄙视地贬斥的精神上的富人。同样，Z也瞧不起WR的“忍辱负重，救世救民”，认为“那不是虚伪就肯定是幼稚”（第511页），并指出“虽然他并不能拯救什么，但是他也许可以成为万众拥戴的拯救者”（第512页）。实际上，如果有谁挡了WR的道，他的确会毫不犹豫地送他到“世界的隔壁”去（如果有此必要而他又有这个权力的话）。Z则否认一切救世主，“每个人都应该管他自己，他是奴隶还是英雄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没有谁能救得了谁”（第515页）。这的确比WR更高明。然而，如果说WR只不过是为了他的理想而牺牲了爱的话，那么Z的整个理想都只是建立在恨之上的，是以接受和承认人与人的等级差异和互相残杀为前提的。他以他的艺术“为心里的怨愤寻找着表达”，抒发着他的“雪耻的欲望”（第512页）。所以当O问他“恨谁”时，他感到被击中了要害。正是这种弱者对强者的仇恨，激发起他要“使自己成为英雄”的强烈欲望（第514页）。在社会的等级差异中，他要杀败一切人去占据最高等级。就连他对O的爱，也在潜意识中埋藏着某种报复心理和施虐倾向，因为他把O看作那个漂亮房子中的九岁的女孩，他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那根大鸟羽毛。在**中他能感到对方既是“多么高贵”，又是“多么下贱”（第494页），因为他能够肆意地践踏、呵斥和侮辱这种高贵。他以能征服高贵的东西，能污损、破坏、占有和随意处置高贵的东西为满足。这样，他对美和高贵的崇拜就成为了一种极其可怕的变态的怨毒。他向往的是一枪把那只白色大鸟打下来，用白色的羽毛来装点英雄的帽饰。他对O和所有的人说：“你们要学会仰望。”（第503页）

从根源上说，Z的艺术，或者爱情，都植根于儿童时代对高贵和美的向往。然而，社会给他上的第一课是：高贵和美是属于上层等级的，人和人的差异或者等级是他达到高贵和美的必经阶梯；他本人则属于下层等级。他用什么来爬升到上层等级呢？用他的天才和勤奋，用他的成就和事业。然而，正如WR一样，目的和手段在Z这里也发生了一种颠倒，或者说异化：本来爱情（或艺术）是追求的目标，现在成了征服人、“打败他们所有的人”（第503页）的手段。“你的崇拜要变成崇拜你，你要高贵地去征服你曾经崇拜的高贵。”（第501页）他在梦中都在呼唤：“杀了它，杀了它，杀了它们……”（第521页）。爱情也好，美也好，都不是他真正关注的，“他的全部愿望，就是要在这人间注定的差别中居于强端”（第520页）。他要求像伊格尔王、或者像顾城这位情场上的“可汗”那样，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宝贝”（女孩儿，或艺术）。但多么奇怪！这种狂妄，这种野心，这种怨毒，这种变态，怎么看也像是一种儿童心态。在他强大的一面背后，隐藏的是“那么令人心酸的软弱”，是对心目中的母亲的孩子式的依恋（第488页）。他的确与顾城十分相像，只不过他比顾城更隐秘、更小心地藏起了自己的软弱的一面，因为他从小所受到的那次挫折，使他幼小的心灵不像顾城那么张狂，但骨子里，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第521页）。他怀着童年的情愫千百次地画那根羽毛，他在构思时“心里需要童年，需要记住童年的很多种期盼和迷想，同时就会引向很多次失望、哀怨和屈辱”（第478页）。他记恨的是“人们把一颗清洁的孩子的心弄伤”了。他在某个夜晚在O面前“唯一一次忘记了他的尊严和征服，抽咽着说：‘你们不要再把他轰走，别再让他一个人走进那个又黑又冷的夜里去好吗？那天你们把他轰走了你们说他是野孩子，现在你去告诉他们我是什么人，去呀去呀去告诉他们你爱我！’”（第565页）

这种孩子式的软弱也正是女教师O之所以爱上Z的最内在的原因。当然，Z与WR一样，有才智，有毅力，有男性的气质，他“正是O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着的那种男人。家境贫寒、经历坎坷、勤奋俭朴、不入俗流、轻物利、重精神”（第479页）。但他还有比WR更令O动心的一点，这就是作为男人的弱点的孩子气。她渴望在他面前扮演母亲的角色，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的任性和施虐的倾向。“她相信她懂得这种倾向：这不是强暴，这恰恰是他的软弱，孤单，也许还是创伤……是他对她的渴望和需要。她愿意在自己的丢弃中使他得到。丢弃和得到什么呢？一切。对，一切……和永远……都给他……不再让他孤独和受伤害……”（第494页）这正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对爱情的理解。我们看到男孩和女孩在一起“过家家”时，最能使他们进入角色的就是扮演妈妈和孩子（如兔妈妈和小兔子，鸡妈妈和小鸡们），而少有扮演父亲和女儿的。在女孩子那里，伟大的母性和爱情是混为一谈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但真正成熟的爱情却是以人格独立为条件的。一个成年女人如果把母爱和爱情混为一谈，这就证明着她的爱情的幼稚性：

只要是他喜欢的，她都喜欢。只要是他需要的，她都心甘情愿。……“我不会再伤害他，我不会再让他受伤害，绝不会再让他高贵的心里积存痛苦和寒冷，绝不让这颗天才的心再增添……仇恨……”O心里一惊，最后这两个字始料未及。（第502页）

O未曾料到的是，同样从童年时代对爱的理解出发，一个女孩子可以引出纯情的奉献，一个男孩子却可能生出怨恨和报复心，如果他的爱（对一个九岁女孩子的爱）受到阻碍的话。她更未料到，这种仇恨和报复心竟是她所爱的这个男人对她的欲望的力量源泉！而且她实际上感到，她是那么喜欢甚至迷醉于这种在她身上施行的报复。在他的施虐面前，她的母性的爱变成了一种受虐狂：“他能够使她放浪起来，让她丢弃一切，丢弃她素有的矜持、淑雅、端庄……O甚至愿意为他丢弃得更多。”（第520页）她就像一片土地，渴望着他在上面胡作非为，只要他能发泄他的怨愤。她从这种仇恨的**中获得快感，正像张炜笔下的女人们盼望丈夫的拳头一样。这与她从小所守护的纯真的挚爱柔情是多么格格不入啊！这就是她无法反驳Z的“差异论”的根本原因，她凭借对爱情的幼稚的理解根本建立不了平等的爱情。Z的等级理论首先表现并实现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中。

所以，当Z宣扬“爱情必得包含崇拜”，也就是说只有强者才配得到爱情时，O用来反驳他的只是：“还有善良。善良也许是更重要的”（第505页）。但Z轻易地就向她证明，一个善良的白痴、精神残缺的人不会有人爱，爱处于等级之中。O仍然不能接受Z的差异论，“我不认为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第516页）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价值和平等的争论：

Z：“那么你认为，人，应该有其价值么？”

O：“当然。”

Z：“但是价值，这本来就是在论人的高低。……除非你取消价值不论价值，人才都是一样的，世界才是和平的……”

O：“但是在爱情中，人是不论价值的。爱是无价的。”

这时Z正确地指出，“你的逻辑已经乱了”（第516页），因为她承认人应该有价值，却又认为爱是无价的。但Z的理论是独夫的理论，一个人除非自己想当皇帝，是不会接受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当他问人是否“应该有其价值”时，就已经设了个圈套，似乎回答只能是两者：要么“有价值”，要么“没有价值”或一钱不值。一般人倾向于选择前者：人有价值。但一旦承认了这点，哪怕O把这种价值说成是最高价值、“终极价值”，她也已陷入了困境，因为她还得为这种“终极价值”寻求一个“价值尺度”。而离开人，这个价值尺度只能是外在的，即“世界”，或“现实”。从其中是绝不能找出“平等”的根据的。所以Z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见人什么时候平等过？人生来就不可能平等！因为人生来就有差别，比如身体，比如智力，比如机会，根本就不可能一样。你这念过大学的，总承认这个世界是矛盾的是运动的吧？可平等就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怎么能有矛盾，怎么能运动？”“至于爱嘛，就更不可能是平等的，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如果你能平等地爱每一个人，你为什么偏要离开你的前夫，而爱上我？”（第517—518页）O立刻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要她不主张共妻，她就不能不放弃“平等的爱”的大话而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

但Z和O一样，都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这就是对“平等”这个概念的理解。这个西方引进的概念绝不是从中国传统的“仁者爱人”或“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善的立场就可以理解得透的；只有从中国文化的特定角度才会说出“平等就是没有（现实的）差别”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蠢话。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总是用现实性来消灭可能性，用“世界”来消灭人、衡量人。世界、现实是人的尺度，人的价值由世界、现实来评定。然而，西方平等概念本身只是一个可能世界的概念，它是与人的自由、即人的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不可分的，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个体人格这些“抽象”概念上的。你当然可以批评说这些概念（自由、平等、人权等）是抽象的，现实中充满了相反的东西，但你不能否认，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抽象概念，现实生活本身才有了追求的目标、自我超越的冲动，才越来越比过去更为自由、更为平等、更尊重人权，才有了社会的和历史的“进步”，人也才一步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素质；反之，缺乏这些概念，现实生活就会一天天沉沦，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就会堕落为一个弱肉强食、人欲横流的“精神动物王国”。当人们批评这些概念的抽象性时，不应当抛弃这些概念而退回**裸的现实，而应当去寻求使它们由抽象上升为具体、使它们真正实现出来的途径。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把它们作为抽象的可能世界加以肯定和确立，即为它们做一本“务虚笔记”，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开步走的基点。

因此，O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一般说“人应该有其价值”，并不是说人应该由其他的东西来衡量其价值，精确的表述应是：人本身是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的价值尺度，是其他一切物的价值源泉；所以人本身是“无价的”，这不意味着人“一钱不值”，正相反，全世界的财富都不能用来换取一个人的生命。对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说明，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无非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

流动状态中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是形成价值的，但不是价值。它在凝结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态中，方才成为价值。（《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一卷，第27页）

就是说，人或人的劳动（劳动，按其本性来说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身不是价值，也不具有由他物来衡量的价值，而只能由自身来衡量一切他物的价值。因此人和人的劳动作为绝对的尺度是平等的。但以往的人，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可能看出这一点。也正如马克思说的：

亚里斯多德不能从价值形态，看出在商品价值的形态中，各种劳动是被表现为等一的人类劳动，为等一的，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从而，有人间的不平等和人类劳动力的不平等作为自然基础。价值表现的秘密——一切劳动的等一性与等值性，因为一切劳动都是人类劳动一般，并以此为限，——必须到人类平等的概念已经取得国民信仰的固定性时，方才能够解决。（同上第38页）

显然，Z不具有平等观念，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平等观念的基础，能够提供这种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还未能形成，在现有的人类生命表现即劳动中，是找不到互相通约从而达到等一的共同规律（价值规律）的。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诸多不平等的劳动中选择一种他认为最高的劳动——艺术，来实现自己的生命活动，并借此凌驾于他人之上；他完全无批判、无反思地认同于这个等级化了的社会现实。同样，O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平等观念（=人格独立观念），她把人类童年时代的美好幻想——人性本善、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她说到了人的“权利”、“爱”，她心里想的却是大家不分彼此、其乐融融的平均主义，甚至无意中放进了“共妻”的“权利”！难怪Z指出，这只是“一句哄小孩儿的空话”（第517页）。这是一种不可能性，与那种超前于现实、为人类自由留下空间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是纯粹的空想。它不能超越现实，而只能被现实击得粉碎。相反，人格平等（或人格独立）的观念却完全可以经受并反驳Z的诘难。由于这种平等的超验或抽象性质，它并不因现实生活中有差异、有矛盾而失效，恰好相反，它本身正体现在差异和矛盾中。例如，当O与她的前夫离婚而与Z结合时，如果她有充分的人格平等观念，她就应意识到她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她的前夫正是对他的人格，也是对自己的人格的尊重，而不是对他们的平等关系的破坏；而她嫁给Z也不是因为她把Z看得比前夫在等级上更高，而应是因为她和Z平等地相爱（当然事实上她并未达到这种觉悟）。这种平等是绝不能归结为现实的价值等级（包括智力、财富、事业成功等等，那都是相对的、变动的）的，而是完全“务虚”的；但它是我们这个发展着的社会必将日益逼近并“取得国民信仰的固定性”的可能世界原则。

“我”（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作者本人，即史铁生）说：“平等是一种理想，你不必要求那一定得是事实”（第524页），这是不错的，它表明了平等对现实（事实）的超越。但他似乎忘了补充一句：“但它必定要是一种可以自由地去争取的理想。”O的死并不是由于平等不是一种理想，也不是由于现实中还没有平等的事实，而主要是由于她的平等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因而根本失去了实现出来的可能性。她对平等的自由追求也就被先天注定了是无意义的。她终于发现，唯一能真正实现她所守护的那种“平等”、那种“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理想的，只有死，只能通过自己一死来消灭一切差异。她的理想的自身矛盾把她逼向了死路。这就象征性地说明，传统理想的爱如果不愿意虚伪，如果进入反思，如果揭示其矛盾的话，它就是指向死的。只有死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它才是没有差别的“另一种存在”，是“彻底的平等”（第539页）。既然O没有能力跳出这种传统理想的爱，又不愿违背自己的“善”和“平等”的信念，她就把她的爱留在此岸世界，自己穿过死亡之门去另一个世界寻求“平等”和“善”。这就是她临死前留给Z的遗言：“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要选择你”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是建立在不平等、即差异（恶）之上的，她爱Z，Z却并不真正爱她（爱对于Z来说太幼稚了！）。“他其实谁也不爱”，“他只爱他的高贵和征服”（第540页）。但她已发现这是“这个世界上”的爱的宿命，于是她拒绝了这个她活着就不能拒绝的世界。这样，她终于守护住了她“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童年理想和赤子纯情，但也证明了这种理想的无望、不可能和扼杀生命的本质。

小说最后专门写有一章（“猜测”）来猜测O的死因。大多数人都认为，O已经不爱Z了，但无法以此解释她为什么不离婚。现代女性T说，O一直认为自己的爱情是最完美的，“她说只要能每天看着Z画画，生命之于她也就足够了，只要一辈子都在Z身旁，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的举动，闻着他的气味，照顾他的生活，对命运就绝不敢再有什么奢望了”，“她说，她幸福得有时候竟害怕起来，凭什么命运会一味地这样厚待我呢？”T不屑地说：“其实他俩谁也不大懂爱情。”确实，这样的“幸福”，正如鲁迅笔下涓生和子君的幸福一样，只能是爱情的坟墓，是人格的消灭（参看拙文《中的文化冲突试析》，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但这还是不能解释O为什么自杀。

诗人L的判断是：“O的这一次爱情其实早已经完结了，但是她不愿承认，……那儿并没有心的贴近和心与心之间的自由。”（第549页）这看来更有见地。但是，并不只是这一次爱情完结了，事实是，O已见出，她所能理解的所有的爱情都已完结了（否则她为什么不去寻求另一次爱情呢？）。在她眼里，除了这种对君王、征服者的爱之外，再没有别样的爱；但这种爱使她感到寒冷和孤独。“她本能地渴望着温暖的依靠，她的心和肌肤都需要一个温暖而实在的怀抱。”（第550页）但她不知道，这种怀抱要靠自己独立地去争取，而不能靠上天赐予。然而她的人格已被Z摧毁了，在Z面前，她只是个玩物，而且绝无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为自己争人格、争独立而出走的勇气和力量。她发现除了自己幼稚的一厢情愿外，这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对爱本身、对所有的男人感到寒心。然而这又无法解释O所留下的充满**的遗言。

女导演N的猜测是，Z在爱情上的不专一使O失望。她并且评论道：“O错了，她大错了，她可以对一个男人失望，但不必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是你自己的心魂，是你自己的处境，与别人无关。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第561页）“爱情的根本愿望就是，在陌生的人山人海中寻找一种自由的盟约。”（第552页）的确是精彩的现代爱情观。O并没有达到这一层次，她完全是古典的。O并不会由于Z的不专一而自杀，她也没有对Z失望，甚至没有对爱情（古典式的爱情）失望。她只是承受不了这种爱情的自身矛盾，因为这种爱包含恨，而且是建立在恨之上的。正是这种恨，给她的爱带来力量，带来甜蜜，带来邪恶的**，与她的纯情的本性处于格格不入的冲突中。她爱着一个她不该爱的人，或者说，她没有爱那些她本该爱、也渴望她爱的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怨恨，但她为了一个人而伤害了其他人，而这个人也是不怕伤害任何人、包括伤害她自己的，她是他自愿的同谋。这就是她的古典式爱的实质！在O那里，爱就是与所爱的人一起恨所有的别人、恨世界！她不愿恨世界，但也不愿放弃爱，所以她只有离开这个世界。

WR则断言，O是由于爱上了别人，但又不敢承认。“她不敢承认旧的已经消失，正如她不敢承认新的已经到来”，“她找不到出路于是心被撕成两半，她不敢面对必须的选择。无力选择爱的人必定选择死。”（第568页）但WR的推断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敢承认新的爱，仍在自欺中，就不会感到“心被撕成两半”，而会一直自欺下去心安理得；如果她痛苦得要去死，这就说明她已不是自欺，而她的最后遗言就是骗人。但这并不符合O的性格。况且，为什么一定要死（由于道义？人言？旧情未了？），仍然未有解释。但WR有一点说对了：如果仍然爱着，O是不会去死的。

F医生和残疾人C的见解较为深刻：“对爱和对生命意义的彻底绝望，那才是O的根本死因。”“那样的绝望，绝不会是因为一次具体的失恋……能让O去死的，一定是对爱的形而上的绝望。如果爱的逻辑也不能战胜Z的理论，如果爱仍然是功利性的取舍，仍然是择优而取，仍然意味着某些心魂的被蔑视、被歧视、被抛弃，爱就在根本上陷入了绝望。”（第569页）所以，C认为，当O领悟到爱的意义已被Z的恨和差别论所玷污、所践踏、所取消时，当她在Z的教导下发现，“爱情原来也并不是什么圣洁的东西”时，她便暗暗滋生了一种恨，一种由恨激起的恨，即报复。“她下意识想让Z的高傲遭受打击，让他的理论遭到他的理论的打击。”（第571页）“潜意识指引她去毁掉一个神圣的仪式，O的心里有一种毁掉那仪式的冲动。毁掉那虚假的宣告，毁掉那并不为Z所看重的爱，毁掉那依然是‘优胜劣汰’的、虚假的‘圣洁’，毁掉那依然是有些心魂被供奉有些心魂被抛弃的爱情，毁掉一切，……毁掉这谎言是何等快慰！”（第570页）O的爱情依赖于恨，这种恨又激发起对这爱本身的恨。O已不再爱她的“爱”了。但她仍然期望有一种不是建立在恨上的爱，在她的视野中，这就是“死”：

在O的眼睛里，那也许是假期的到来，是平等的到来，是自由的到来。在那个世界里，不再有功利的纷争，不再有光荣和屈辱，不再有被轻视和被抛弃的心，不再有差别……那才是爱情，才称得上是爱情，才配有一种神圣的仪式。（第571页）

但在C和F的眼里，真正的爱并不是死，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F这样解释O的临终遗言：“O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力量爱了，但在另外的存在中她仍然在爱，仍然要爱。”但F本人认为：“可是，也许，并没有两个截然分离的世界，O，她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不能发现的地方，司空见惯的地方……”C也说：“爱，也是在这样的地方。”（第572页）O把爱这个可能的世界推到了死亡里，但其实，可能世界就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另一维”。在生活的现实维度中，爱永远是一个疑问、一种追寻的**和召唤；而在可能的维度中，“那永恒的爱的疑问即是爱的答案，那永恒的爱的追寻即是爱的归宿，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是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漫展，无处不在……”（同上）

换言之，爱的真正形而上的本质，就是对爱的追寻。人类几千年来都在追问：什么是爱？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但爱并不是这些回答，爱只是“给出”。没有爱，人们不会去追问爱，只有爱着的人才会去追问“什么是爱”。所以爱永远不是现成的、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是“尚未”成为现实的。所以爱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尚未”。可见，当O企图回到儿童时代已有的现成“本心”、“真心”去建立爱的牢固根基时，她多么严重地误解了爱的本性！爱的平等、自由绝对不能通过寻根或返本还原而获得天然的保证，而是需要人自己去建立、去追求。而当人的独立的心灵还沉睡在自然天性的怀抱中时，他（她）就不会有力量、也不会有意识去作这种追求，而只有期待上天的恩赐，要么就以死来表明心迹。

但毕竟，O以自己的自由筹划的死，表明了爱的这种形而上本质。O的死不仅仅表明O的古典式爱情的自我毁灭，绝无出路，同时还表明了O寻求真正的爱的决心。虽然她没有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虽然她在她自己的爱中看不出有真正的爱的可能，虽然她也不再爱她自己的爱，但她决不自欺，决不妥协。她感到应当有一种真正值得爱的爱，如果现实中没有她所理解的应当的爱，她便有勇气拒绝现实：没有爱，毋宁死！或者说，如果爱就是恨，毋宁死！所以诗人L说：“O真是一个勇者，为我不及。”（第150页）